内容提要 北洋军阀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通行说法，虽有实事为本，主要还是由他指和后认层垒叠加而成的。从近年来学人研究的情况及梳理习见资料可知，“军阀”和“北洋军阀”的指称，出现的时间至少较专题研究所说各早两年，而北洋政府的指称，主要是北伐之后才逐渐流行的。尤为重要的是，在“北洋军阀”的集合概念形成之后，所指称之实事的谱系化一直持续发生，使得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随时有所变化。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概念指称整个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难免以偏概全，误读错解，甚至误导相关研究的取向。
关 键 词：北洋/北洋军阀/北洋政府/北京政府
1912年3月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北京建立中央政府，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北京政权被推翻，这十几年时间，史称北洋政府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样的指称，尤其是关于“军阀”一词的涵义及应用，海外及台湾学术界一直有所争议，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一般而言，并没有改变用北洋政府或北洋军阀统治来指称这一时期以北京为首都的全国正式政权。近年来，“军阀”的概念得到系统的专题探究，与之相应，北洋军阀、北洋政府等概念，也有顺时序重新梳理的必要。在此基础上，坊间和学界通用的北洋军阀统治或北洋政府等概念，尤其是一般通史和教科书用以指称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习以为常，应当重新检讨，看看是否存在削足适履的情况，并依据实情做出调整。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相对处于被轻视甚至被忽略的状态。在此之前的清季历史，先有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热络，近年来清政府的新政宪政乃至统治集团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研究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不受各式各样范式的局限束缚，深入到知识与制度的全方位变化，许多问题的认识较前人大进一步。尽管相对于辛亥革命研究而言，还有不少初创期难以避免的局限，如亲贵和枢臣人事的缺位，文物制度有待展开的方面尚多等，毕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将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准大幅度提升到新的高度。而在此之后，国民政府历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并且借着蒋介石日记等新出史料的问世，进一步推波助澜，成为举世关注的一大热点，大有成为民国史的代名词之势。
反观二者之间的民初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北洋军阀统治话语的笼罩之下。1957至1959年、1983年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过两版的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深入人心(其间1978年还再版过一次，2006年海南出版社又改成5卷本，以《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为题出版)，虽然受到时代环境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看似无声无息，没有得到任何评论，而且据作者后人披露，初版之际边写边出，出版社还一度打算单方面中止合同，因为陶菊隐是湖南当年驱张运动的新闻界代表，而毛泽东是学界代表，上书陈述，才得以善终，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该领域影响学生和学人最为深刻的论著。有专家坦承：其实学者们都在读这部书，都引用这部书的内容，但并不注明资料引自这部书而已。恢复高考后前几届上大学的历史学本科生，多将此书当成教科书或主要参考书来读，否则北洋政治舞台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码，真的会让人眼花缭乱，一头雾水。正因为此，不止一人坦言此书对自己研治军阀史有启蒙之功。
问题是，尽管作者作为过来人有亲临其境的现场感，毕竟是职业报人而非专门学者，“史话”的标题也表明作者旨在写成一部人人爱看、广泛传播的通俗读物，所说事实所引材料当然各有所本，却很难将大量活灵活现的细节反复比勘验证。更为重要的是，过来人回顾当年的亲历，难免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制约，其写作的具体时代，又使得这方面的压力大为增强。诸如此类的后来烙印，都会刻制在作品之中。而这样的烙印通过生花妙笔的描述，辗转传导给了广大的读者。一部《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三国历史，显然不如《三国志》准确，却牢固占据数百年来大众心中三国史的江湖地位，不可动摇。后来文史两界一些关于北洋军阀的研究，多少都难免史话的胎记痕迹，因而被视为掌故野史之类。
陶著史话的影响之广泛，甚至超越了政治的隔阂与地域的分割，达到内地书籍还处于禁忌状态的海峡对岸。张朋园发表于1977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集的书评《黎著〈北洋政治：派系政争与宪政不果〉》，借着对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的新书进行评介的机会，一开始就直言不讳道：
北洋历史，在中文的著作中，除了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更进一步学术性的研究还不多见。坊间有一二类似陶氏史话的史话，几属展转抄袭陶著，不脱杀杀打打的范围，没有说出一个道理来，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则可，作为学术著作则不可。何以北洋历史停留在史话的阶段？这与五十年来一个一脉相承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大家认为北洋人物都是老粗，一提起北洋人物，难免想到那一口山东腔的张大帅，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历史学家没有尽到责任的结果。[1]
张朋园的认识，其他学人感同身受，稍早王克文的描绘更加活灵活现：
今天国人对民初军阀的印象，恐怕是出于狂想的成分多，依据事实的成分少。拜电影和电视之赐，光头、山东腔、仁丹胡子的“大帅”早成了三岁小孩都熟悉的形象；然而大家的认识也就到此为止，军阀或多或少总像是三国演义里的人物。这种情况的造成，与国内在这方面学术性的研究太少，大有关系。多少年来，我们除了“轶闻”、“史话”和几种一味吹捧或者一味诟骂的传记以外，真正肯尝试分析并提出一种概括理论的著作，几乎没有。时到如今，这个工作只有留给外人来做了。[2]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海峡两岸因为政治对立，学术研究的领域常有冷热不均的现象，像北洋历史这样两边长期遇冷的情形，并不多见。陶菊隐的史话问世，距离书评不过十年，而且在内地出版，对岸一般人未必看得到，要说广泛影响，也是辗转发生。所以张朋园认为对北洋历史的认识停留在史话阶段，是由于50年来的错误观念。而这样的错误观念，其实来自扭曲的印象。在王克文的叙述中，变形的印象主要是由影视作品的造型加上狂想发生作用的结果。
同年初，张玉法也是借着评介派氏(Lucian W. Pye)的新书《军阀政治》，先行发表了对于军阀研究的看法，他不是曲折地批评坊间流行的掌故和影视作品，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政治，他说：“五十年来，中国知识界一直以民初军阀为嘻笑怒骂的对象，不以严肃的治学态度来研究，这也许是受正统观念的影响。正统观念的过度运用，往往忽视客观问题的存在。”[3]派氏的《军阀政治》是1950年左右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到1971年才出版。1960年代末，美国的近代中国学界实施军阀研究计划，形成了一批成果，派氏的博士论文尘封多年得以问世，与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台湾学术界的评论在此期间集中出现，也与美国的研究计划成果相继推出有关。
不过，正统观念的难言之隐仍然制约着研究的进展。5年后，张玉法主持编辑《中国现代史论集》，其中第5辑为《军阀政治》，因为台湾学者对此探讨尚少，不得已，该书的大部篇幅只好集中在外国研究成果的译介上。[4]张玉法没有说明正统观念是什么，如果真的存在正统观念，显然对于政治对立的海峡两岸同时发生作用，才能导致观念迥异的双方在军阀研究上的大同小异。张朋园认为军阀的史话类作品没有说出道理，王克文也指出军阀研究中没有概括理论的著作。其实，正统观念何尝不是一种道理或理论，问题在于这样的道理或理论是否合乎实事。学人心中各有一是，往往取为准绳，这样通行的做法即使未可厚非，也毕竟要以事实为依据加以检验。
1977年底再版陶菊隐的“史话”时，三联书店编辑部特意加了简短的“重印说明”，指该书较大的缺点，是作者基本上站在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立场上来评述和分析问题，因而缺乏科学的、阶级的分析，只是记述了表面历史现象，没有揭示问题的实质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5]这大概可以透露当年该书几乎被腰斩的原因，同时还显示了相互联系的两点意思，其一，作者的立场不正确；其二，作品只记表象，没有揭示实质和规律。跳出时代的氛围，这两点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后者说是没有理论，而前者又指有一定的立场(资产阶级)和观念(客观主义)，实在也是一种理论，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被认为是不正确的。
其实，陶著史话全书开宗明义的一段话，除了一些台湾方面不能接受的元素，就很能体现张玉法所说的正统观念：“北洋派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往开来、臭名昭彰的一个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它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卖国家和反人民的罪恶事业，又替蒋介石匪帮提供了军事独裁的可耻榜样。中国在它的黑暗统治下达十七年之久。它的长期统治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严重灾难，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化。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和革命斗争。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力量就是在这个时期生长和发展起来的。”[6]无论作者起笔时出于何种考虑，无论观念各异的今人如何评判，这样的立意无疑是那一时代政治正确的表达，也就是毋庸置疑的正统观念。其正确与否固然可以讨论，却不能说不是一种道理或理论。即使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今是而昨非的理论范式也比比皆是。而被称为杂学的掌故之学，力透纸背的上杂所具有的洞见，连一般专门家也望尘莫及，可见背后同样大有讲究。倒是政治对立的海峡两岸都不认为这样的认识具有或包含理论，值得玩味。
在上述观念的主导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分别由二次革命、袁氏篡国、护国运动、北洋军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国民革命的叙述脉络所联系概括。这样的线索架构实际上将相关历史分成两边，一边是延续辛亥革命未竟之业的革命势力，一边是承继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反动军阀，两条线索不断冲撞，便激发了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连串重大事件。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北京政府主政的时期，被概称为北洋军阀史。这一叙述架构为国民革命的正当性提供了有力支撑，国民革命的主要政治目标，就是打倒列强及其支持的军阀，后者虽然不限于北洋，但主要就是指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打破了军阀混战争权的循环，成为革命战胜反动的理想结局，据有政治和道义的制高点。
不过，作为历史研究，使用何种词语概念来指称相关人事，应当首先检讨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继而考察这样的指称与本相本意的吻合程度及契合方面。若是顺着一定的时势，简单地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那么随着天经地义的语境发生变化，势必引起怀疑和重估。
二、“军阀”词语产生的再检讨
集合概念往往后出，有的看似同时出现，实际上还是先有其事，再有指称。先出现概念再发生实事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也相当罕见。而集合概念的形成大概有三种情形，其一，自称；其二，他指；其三，后认。有时各种情形兼而有之，有时则是开始由一种发生，继而混合其他一种或两种。人们的身份态度立场不同，使用概念之时，各自的涵义往往有所分别，看似互相对话，其实是没有交集的各说各话。随着时空人等相关因素的改变，一种概念发生之时的意思，在不同语境之下会演化出复杂多变的语意，所指对象也有所分别。
仅举与军阀一词同时流行的土豪劣绅为例。今日研究乡绅，常常呈现异样的情形，治晚清史强调科举制停罢后乡绅的社会失势，治革命史者凸显土豪劣绅化为害地方，治社会史则发现绅权与官权的合流导致国家权力向下延伸。作为国民革命的动员口号和目标指向，打倒土豪劣绅与通缉学阀之事不无近似，而且二者之间不无联系，湖南的叶德辉被当做土豪劣绅镇压，在知识界就引起负面反应。只是学阀之说未免言之过当，而学阀们又拥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各种舆论工具，可以发声以正视听，所以很快被弃置。所谓土豪劣绅，很大程度是国共两党为了发动农民而指称掌握着乡村权力的士绅。在清季科举考试停罢后，这些人仍然借助各种形式继续维系乡村的社会秩序。相关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发动土地革命的档案文献资料，土豪劣绅正是革命正当性诉求的必要对立面形象建构。可以印证的情形是，抗日战争期间，土豪劣绅基本不见了，即使在未经土地革命冲击的偏远落后地区，也由开明士绅所取代。
一般而言，土豪劣绅当然不会自称，也不会彼此相称，而是先由他指，继而后认。相比之下，军阀的指称虽然不由被称为军阀的人自称发端，随着词语的流行，有的军阀也会用来指称对手甚至自我解嘲。因此，与土豪劣绅的泛化多少有违实情不同，用军阀来指称民初割据称雄、长期混战的军人集团，倒也颇为形象。
既然集合概念外来后出者居多，且以今语释古籍名故物，使得现在的人们彼此容易沟通，所以一般而言，不足为病，尤其是作为方便名词使用。不过，这样的方便大抵只能行于今人，至于今人与古人的沟通，多少难免受到影响，扭曲变形甚至截然相反，都有可能。通常情况下，即使有所误读错解也无碍大局，可是如果作为关键性的概念，随意使用就有可能产生诸多流弊。早在1923年，梁启超谈及国故学的复兴，就明确表示：“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而在政治思想一科，更直接有‘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之弊，吾侪所最宜深戒也。”并以自己“少作犯此屡矣”为鉴，“愿吾同学勿吾效也”。[7]
北洋军阀统治的概念之于相关历史的研究是否亦坐此弊？至少从两岸学术界的现状看，很难说完全没有关系。用军阀的概念来指称民初十余年执掌国家政权的统治势力，并且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来表述国民政府之前的民国历史，未必恰当。依据徐勇的研究，军阀的概念到1912年才由日本发明，1917年8月最早由李大钊引用来指称日本军阀，同年10月，李大钊又率先用于指称中国当时割据称雄的军事实力派。[8]按照这一说法，南京国民政府之前的中华民国史，至少有1/3的时间人们不用军阀的概念谈论国内政治，尽管所指的实事按照后来的观念已经存在。
研究近代中国史事，探源是一种说有易说无难的工作。徐勇的研究较前人进展显著，长期争论不休的“军阀”概念产生问题的讨论，的确得出了新的学术结论。只是中国人使用“军阀”概念向前推进到1917年李大钊的新说，并没有终结问题。1915年6月22日，《申报》刊登署名“岐逸”两天前发来的报道《江苏之政绩·官僚政治之实验》：“三四届之听鼓知事已二三百员，齐使之请保免考原为一百五十余员，核准者竟有一百三十二员之多，三分之一为军阀所要，四分之一为各道尹官厅之请求，余则官阀所踞。当四届核准知事案之发表，正查蝗委员仆仆道涂之时，知事之出产，其量与蝗可为比例，人才有满溢之患矣。”[9]6月29日，《申报》再刊发“岐逸”三天前的报道《淮盐纪闻》，谈及盐税的混乱与盐商负担过重的情形，具体原因而外，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办法不见发表，而政争冲突，私利是图。多数运盐公司非官吏所开，则军阀宦阀所盘踞，日言改革而续造纠葛，以迂回其间。此责任匪仅盐政当局者所负，而全国官僚军阀之好利心实造成之。”[10]这里“军阀”与宦阀、官僚并称，已成专有名词。这较李大钊初次使用“军阀”一词，至少提前了两年多。至于日本方面用“军阀”来指称中国的军事实力派，最早亦非中文《顺天时报》，而是东方通信社。据1916年9月20日该社东京电：“北京报道：军人阀之跋扈已甚，犹欲乘唐绍仪入京之机，呈一层之活动，致使一般人对新政府之将来，渐抱不安之念。而段祺瑞任命曹锟为直隶督军，亦起利用军阀之前提之批评云(二十日)。”[11]也就是说，在李大钊使用“军阀”的概念来指称日本和中国的时政之前，军阀一词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通用专有名词，只是出现的频率还不太高。
考虑到概念形成的自称、他指、后认的分别与联系的复杂纠葛，研究概念应以陈寅恪解一字即一部中国文化史的主旨办法，不宜先入为主地用既定名词勾连史事，而要通过梳理千差万别的史事来把握概念。在历史进程中，同一物事有不同指称，而同一名词所指各异的情形比比皆是，用名词勾连史事，即是预设未经验证的前提，假定那些形似而实不同的物事当然具有内在联系。具体而言，要注意所指实事的形成演变、话语的发生衍化以及概念形成之后不断谱系化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分别，尤其是中间一段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衍化进程。
就此而论，虽然学界早已注意到军阀词语的发生演化，并且不断有所深入拓展，解决了不少重要问题，可是距离事情本身的复杂，仍有不少的谜团有待破解。而症结所在，就是忽略中间顺流而下的一段，千辛万苦地寻找发源，一旦确认，即陷入概念衍化与定义谱系相互纠结的困扰，不能顺时序系统全面地梳理话语衍化的繁复进程，一视同仁地将千差万别的各说各话作为客观实在的历史事实，而是急于用快刀斩乱麻的定义，寻求所谓名实相符的幻象，使剪不断理还乱的史事观念迅速清晰化。这样看似清晰的定义和谱系，虽然有方便外行乃至一般学人理解的好处，却难免以心中之是为是的主观偏蔽，非但不能完全照顾不断变化的史事本相与词语本意，还使得后来的认识与当日的实情渐行渐远，并且因为各自定义和谱系的不同，不断重蹈各说各话的循环，使得厘清的努力徒劳无功。
在这方面，傅斯年所著《性命古训辩证》颇有启示作用，他借助德国“以语言学观念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方法，强调语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同样重要：
用语学的观点所以识性命诸字之原，用历史的观点所以疏性论历来之变。思想非静止之物，静止则无思想已耳。故虽后学之仪范典型，弟子之承奉师说，其无微变者鲜矣，况公然标异者乎？前如程、朱，后如戴、阮，皆以古儒家义为一固定不移之物，不知分解其变动，乃昌言曰“求其是”，庸讵知所谓是者，相对之词非绝对之词，一时之准非永久之准乎？在此事上，朱子犹胜于戴、阮，朱子论性颇能寻其演变，戴氏则但有一是非矣(朱子著书中，不足征其历史的观点，然据《语类》所记，知其差能用历史方法。清代朴学家中，惠栋、钱大昕诸氏较有历史观点，而钱氏尤长于此。若戴氏一派，最不知别时代之差，“求其是”三字误彼等不少。盖“求其古”尚可借以探流变，“求其是”则师心自用者多矣)。[12]
求其古与求其是，原为王鸣盛勾勒惠栋与戴震的治学特点：“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13]钱穆论道：“谓‘舍古亦无以为是’者，上之即亭林‘舍经学无理学’之说，后之即东原求义理不得凿空于古经外之论也。然则惠、戴论学，求其归极，均之于六经，要非异趋矣。其异者，则徽学原于述朱而为格物，其精在三礼，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韵、名物诸端，其用心常在会诸经而求其通；吴学则希心复古，以辨后起之伪说，其所治如《周易》，如《尚书》，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故吴学进于专家，而徽学达于征实。王氏所谓‘惠求其古，戴求其是’者，即指是等而言也。”[14]或以为求其是还有是正之意，固然，但前提仍是知古人本意。不知本意，则是正不过后人心中之念而已。
古人的本意千变万化，不止一端，作为历史实事，无论正误是非，只要属实，都是真有；词语的涵义，均由事实发生演化，不由定义产生主导。所以，舍古无以为是，正是解一字即一部中国文化史的要旨大义。或以为追究概念要名实相符，此说看似义正词严，实乃求其是的变种，其心中但凡先有一所谓实，便自然会以一定之是或一定之古为是。而但求一是，必然定于一尊，难免以偏概全，落入自以为是的窠臼，强古人以就我，将历史上绝无全同的各种本相本意削足适履。
具体而言，探究军阀词语的发源固然为求其古的应有之义，发端之后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应用以及与之相关搭配的组合词语的变化，如北洋军阀、北洋团体、北洋派、北洋系、北洋政府等，同样是求其古的重要内容。关于军阀和北洋军阀概念的先行研究，多注意探究发端，却未能以同样的态度寻绎衍化的复杂进程，反而再度陷入定义的泥潭。
三、“北洋军阀”词语产生的再检讨
军阀词语的使用逐渐占据垄断地位，表明政治分歧很大的国共两党以及海峡两岸在这一正统观念上的大同小异。而相关研究领域的严重滞后，与这样的观念过度运用显然存在关联性。如果不带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只要不是有违事实，所谓正统观念，未必一定造成历史认识的负面影响。所以，关键是看道理或理论能否将所有史事贯通无碍。概括后来的定义，北洋军阀概念最为重要的内涵有两点，一是地方，二是私兵。以此为据，用于考察军阀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用于概括国民政府之前的国家政权乃至整个民国的基本形态，则难免捉襟见肘，存在很大的检讨空间。
“军阀”一词进入中国之时，虽然指段祺瑞等为“军阀领袖”，但是并没有“北洋军阀”的名称。从军阀到北洋军阀，发展相当快速。有学人研究指出，1919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与留法学生的谈话”中就说：“袁世凯现在虽然死了，北方政府仍然在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的手里。”不过，此说出自他人的记录，而且看起来北洋军阀似乎并非专有名词，北洋只是军阀、官僚、政客共有的限定词。至于接下来的指证，为1923年李大钊的《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并且据以断言，北洋军阀的政治概念或政治名词，是在民国10年前后形成的，①则稍嫌太晚。
实际上，至迟到1917年，“北洋军阀”已经成为指向确定的专有名词。《申报》1917年7月15日的消息《鄂湘北伐军撤回之内幕》就明确写道：
因近日西南民党中激进派不认冯、段为总统、总理，拟在粤另组政府，遥戴黄陂，并欲乘讨伐张勋之便，进兵征讨前次独立诸督军，以冀推倒北洋军阀势力。[15]
由此开始，“北洋军阀”的指称就不断出现在《申报》的各个栏目中。到1919年11月，已是屡见不鲜。如《申报》1918年6月27日的《安福俱乐部之内幕》：
王揖唐氏等所办之安福俱乐部，为此次新选举之中心机关，俨然为一政府党之雏形，其性质若何，内容如何，极为一般所注意。按该俱乐部创设之初意，系以纯北洋军阀为中心，联络接近段内阁各派而创造一政党，交通系一部分自亦包括在内。故世间分交通系与安福俱部为二者，昧于其中之真相者也。[16]
该报1918年10月17日署名“静观”的《北京特别通信·北京党派之分合》称：
曩者段派挟金钱与武力，结合新旧交通系，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选政，徐东海之得为总统，彼党之力也。不意今日形势乃大变，而赫赫之安福俱乐部，将呈瓦解土崩之象矣。其所以致变之原因，一则以党员之集合，本非由于一定之党纲。当国会初开幕时，即有分裂之朕兆。嗣以议员每月各发津贴三百元，乃得维持于一时。则其纯为金钱而来，已可想见，乌合之众，在理定难持久。二则因交通系之独立。交通系在安部本占有势力，其根据全在经济方面，虽武人之拔剑击柱，势亦无可如何。前者梁士诒氏颇主张废弃武力政策之说，冀以和平之局由彼手所造成，因此大悖段派之意，暗潮之生，已非一日。至近日选举副总统，而交通系独立之态度始明。三因徐东海之意向。东海元首之资格，产自安部，饮水思源，固不能忘情于旧雨。然为巩固一己地位起见，既不能开罪于北洋军阀，亦不肯见外于交通团体。若二者相比较，则借重据有金钱势力之交通系，尤亟于借重据有武力之北洋派也。何以故，交通系有梁氏为之魁，梁前此回粤，且曾与南方为一度之接洽。在徐氏眼光中，将来收拾时局，必须借重长才。北洋系虽喑唔咤叱，然主战一派究竟只占半数，如冯氏一系，固与主战派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17]
同年11月14日，《申报》刊出10日署名“飘萍”的《北京特别通信(二一七)》，其中提到：
前内阁历来之谬策，在欲以无能力无信用之虚名政府，降服昌言护法远在南服之五省一方，西南之军政府亦有不从事实着想，纯以理论希望对于北方之犁庭扫穴，根本上灭绝北洋军阀之地盘者，是皆不以对等看待反对派，足为时局前途之绝大障碍者也。[18]
12月13日，署名“默”的杂评《北方之总代表》则称：
所谓总代表者，总各派之势力而代表之是也。北京某党论总代表之资格，谓须可以代表东海，代表合肥，代表北洋军阀，代表国会本党，而后合总代表之资格。然此犹就一方面言也，其他尚须代表河间，代表黄陂，代表文治派，代表反对党，以一人之身代表一切，混杂相反之势力而督以成功，难矣。况乎所谓真正民意尚不在代表之内。[19]
上引各条，“北洋军阀”都是作为专有名词，使用者不仅指向明确，而且与南方民党、交通系等其他政治势力相区别。
时代的因素和作品的影响交相作用，国共双方异口同声加以痛斥的北洋军阀的名头，通过北洋军阀史的书写永远钉在历史的十字架上。不过，无论是否军阀，抑或是否北洋，通行的用法都有些随意。由中国新史学会组织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系列中，《北洋军阀》是唯一由两班人马分别编辑出版了两套的史料。尽管大的框架与整个资料丛刊系列相一致，观念也是大体相同，但具体取材和编排结构还是存在不少差别。而天津历史博物馆编辑的《北洋军阀史料》，将徐世昌、黎元洪、吴景濂与袁世凯列在一起，不仅算作军阀十分勉强，连北洋也不无可议。
北洋军阀的概念，或隐或显地散发出蛮横、愚昧、霸道等信息，在这些不言而喻的潜台词的作用下，张宗昌其人其事屡屡被拿出来作为形象代表。其实，清季以来的新式军人系列中，北洋军人非但不是文化素质最低，反而可能是较高的。尤其是军官，出身军校者甚多，特别是高级将领当中，像徐树铮那样令不少学者也激赏不已的儒将固然只是出类拔萃的少数精英，②却也并非例外，而如张作霖那样胡子出身的大老粗则未必很多。因为有文化，在与秀才正面遭遇之时，相对而言不算太不讲理。此外，割据政权虽然必须凭借武力，可是彼此相对平衡，反而不能全凭武力，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只能维持在藩镇一级，国家政权层面很难单靠武力长期支撑，所以中央政府更迭的频率极快。在势均力敌之中，政客纵横捭阖的作用受到重视，北方的徐世昌和南方的岑春煊，手中都没有兵，却分别在南北政局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要角。
将领好文，幕僚自然不能弄粗。清季幕府能人辈出，北洋集团的幕府更是藏龙卧虎。其他不论，清代桐城派为影响最大的文宗，“五四”前后一度遭到章门弟子和新文化派的猛烈抨击，一时间大有被妖魔化之势。不过，后来章太炎还是承认，天下文章十之八九出自桐城，世人能文，桐城义法居功至伟。咸同之际，理学复兴，桐城派随着曾国藩东山再起。虽然因为风格有异而被称为湘乡派，以示区别，毕竟存在渊源脉络。曾国藩移驾直隶，张裕钊主讲莲池书院，北洋成为晚清桐城派的东主，曾国藩之后，桐城名士及其弟子传人转而跟随李鸿章、袁世凯。严复、辜鸿铭等成名的西学之士，也相继投到桐城门下，才能进入文苑。严修出任学部侍郎，部分桐城派人士随之入京，进入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民初袁世凯死后，幕下的桐城文士出关到东北襄助举办文化事业。
研究北洋军阀的缘起，往往指责该集团具有私人性。其实北洋新军是清政府的制军，也就是军制改革后的常备军，属于国防军性质，与湘淮军起于乡勇截然不同。北洋集团的兴起虽然因缘于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其将领彼此之间私谊不错，利害相关，却不能简单地说是私人化的群体。清制，职官内外、文武重重分权制衡，以确保皇权至高无上，历代的诸侯、藩镇、宦官、外戚以及相权威胁皇权之事，基本不再为患。即使起于地方的湘淮军，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下也不可能问鼎大位。清季封疆大吏中间未必没有怀抱帝王之志之人，却苦于没有可行之势与可趁之机，无法轻举妄动。如果北洋军真的具有私人性质，摄政王绝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悍然将北洋首领革职罢官。况且，就算载沣不知天高地厚，胡作非为，即使袁世凯能够隐忍一时，北洋官兵也绝不肯善罢甘休。以北洋军的实力，若是发动兵变兵谏，清廷很难有招架还手之力。
袁世凯政坛发迹，绝不仅仅缘于练兵，更重要的还是兴政。直隶办新政与湖北南北相望，取径不同，做法有异，均为各省仿效的楷模典范。北洋一脉哄抬起来的吕碧城，在兴女权方面也别树一帜，竟能与鼎鼎大名的秋瑾分庭抗礼，相得益彰，以致让秋瑾本人自觉略逊一筹，将碧城的名号拱手相让。民国后北洋集团虽然越来越倚仗军事武力，却不以军人为范围，民国首任国务院总理唐绍仪即为北洋要员，与“北洋军阀”词语的形成关系密切的安福俱乐部，其成员多为议员政客。
袁世凯在宪政方面本来很想有所建树，不料政坛失足，被迫退隐江湖，其抱负通过与之交好的立宪官员继续影响甚至左右清廷的宪政进程，以致引起言官的强烈不满，指为丙午遗孽。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一书认为：“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作者主要是想强调清季十年间受到明治日本的影响，中国的知识与制度整体上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变化，“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20]
由清廷主导的新政与宪政进程，被突如其来的革命所打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选择。是更加激进以躐等，还是回归守成以复辟，仍然充满变数。袁世凯当权时期，民国政府的制度设置延续清季新政宪政的变革路线，确保各种体制脱离皇权旧轨，走向近代科层制。所以有前贤说，如果袁世凯不称帝，或为近代中国一大伟人。剔除后来倒述的成分，此言不无道理。
四、“北洋军阀”的谱系
由于北洋军阀的他指与后认，北洋军阀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军阀概念，长时期处于不断被谱系化的过程。1919年以后，“北洋军阀”的指称更加普遍，而其内涵外延却有所变化。虽然“北洋军阀”的名词已成专有，可是究竟指谁，或谁被认作北洋军阀，却言人人殊，大体上经历了由略到详的演进过程。在此进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阀和北洋军阀的派系呈现不断增多之势，最近集大成的是归纳出中华民国历史上的20大派系军阀。诸如此类时间越晚越详尽清晰的谱系化，看似各有实事为据为本，实际上与历史的进程状态并不一致。一方面，派分的界限过于绝对，另一方面，不少谱系化发生于军阀的历史结束之后，而构成了人们心中的历史，形成另一条历史演化的轨迹。
浏览相关资料，可见“北洋军阀”词语在各种报刊书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有两个时期，一是袁世凯死后直皖冲突之际，一是国民革命北伐期间。两个时期相较，虽然同样使用“北洋军阀”，所指却有所分别。
在“北洋军阀”一词出现之前，虽然北洋、北洋派、北洋系、军阀等说法已经通行，可是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将北方的军阀一律统称为北洋军阀，至多只是从南北对立的角度，泛称北方军阀。与近代中国许多专有名词的出现受日本的影响制约，所指往往形似而实不同相仿佛，习惯于派阀政治的日本，好以派分的观念看待评论中国的政局。熟知内情的当事人，对此还具有相当的自觉，虽然沿用，却有所保留。《申报》1917年6月3日署名“心危”的《东京通信(十)(五)·东报评论中国政变与党派》，在介绍日本关于中国内阁变动的形形色色之评论，尤其是好用派分观念的同时，特意声明：“但记者先有一言，顾为读者告，即外人言论之含讽劝者，可作为他山之石，其叙述政界内容者，亦得一部分真象，然不免有过度之观察，尤以对于派别相互之关系为甚。如东报所称民党与官僚，南派与北派，军阀与非军阀，直隶派与安徽派等名词，吾人不认之为确当。因国内之有派别，不必讳言，但非画若鸿沟，其间尽有连带之关系。若谓此系某某二派之冲突，某派胜某派败，皆无当于事实也。而东报每有此等见解，兹姑亦仍之，以存其真，非确认其言之当也。惟恐误解，故先释之。”[21]三年后，军阀的谱系逐渐清晰化，可是派系的分别与联系各说不一且与今有别的情形依然延续。1920年初，北京大学学生谭平山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六号发表《军阀亡国论》，虽然声称军人在社会上已经组织了特别的系统“军阀”，具体的谱系与今日仍有很大分别，他说：“故近日所谓北洋系，西南系，和东三省系，直隶系，安徽系，云贵系，广西系等，就是南北军阀所专有的名词。”[22]在此，北洋系的称谓虽已成为专有名词，与其他各派的关系以及内部的派分所属仍然没有固定，有时甚至未必是专指军阀而言。
已经征引了上述两条资料的徐勇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直皖战争期间的电报战揭示，军界较早使用‘军阀’的是直系军人。但是，在段皖一派的电报中，尚未发现使用‘军阀’加以回击的情况。这一现象并不能说明段皖不愿意使用军阀概念，但是足以表现军人运用军阀概念的较迟与渐进的特性。”[23]此言前半所指出的情形，的确至关重要。可惜后半的解释未能抓住关键，轻描淡写，反而显不出应有的重要性。实际上，“军阀”乃至“北洋军阀”的政治概念，正是所谓直系用来口诛笔伐大权在握的段祺瑞、徐树铮以及安福俱乐部的利器。在此过程中，“北洋军阀”的概念集中呈现第一波谱系化的演进，而最早进入北洋军阀系统的派系，正是冲突的双方即皖系和直系。
1919年9月10日，《申报》刊出一则新书广告：“《北洋派之怪物徐树铮》先行发售预约”，据称，全书十五万言，采辑者十余人，调查经七八年，由玉田老人马二先生主撰，定价一元二角，预约六角，外埠加寄费一角二分，上海新闸新康里一一七四洪社出版，代售处上海四马路泰东图书局。该书的章节内容为：一、徐树铮之少年时代；二、徐树铮之入军界；三、徐树铮与段合肥之际遇；四、徐树铮经济上发展之由来；五、徐树铮之任陆军次长；六、徐树铮之被查办；七、徐树铮之任国务院秘书；八、徐树铮与新交通系；九、徐树铮与张作霖之结果；十、徐树铮之任奉军副司令；十一、徐树铮枪毙陆建章；十二、徐树铮与张作霖之嫌隙；十三、徐树铮与安福部；十四、徐树铮赴日观操之大活动；十五、徐树铮之任西北筹边使；十六、徐树铮与北京学潮之关系；十七、徐树铮之希望与将来。
这一新书看似徐树铮的个人传记，但是，由于徐树铮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国内政局的时势节点，实际上成为“北洋军阀”成形的重要载体。新书广告的宣传词正是以此为要点，刻意将徐树铮与“北洋”、“军阀”联系在一起：“欲知北洋派之内容者不可不读，欲知中国军阀过去之秘密者不可不读，欲知中国军阀将来之结果者不可不读，欲知中国最近种种关系者不可不读。”其内容简介进一步鼓吹道：“谈近时中国之政潮，莫不注意于北洋派，而北洋派中有一怪杰曰徐树铮其人者，彼实为段系之灵魂，亦近时北洋军阀之主动的人物也。凡中日军阀之携手，中日借欵购械等密约，北洋派之携贰，新国会之安福部，北京学潮之起伏，皆直接间接有多少关系，简直中国事无巨细，几全经彼人之手，一若中国之生之死，惟视彼一人之播弄者。如此重要的人物，安可不有记载，以促国人之注意乎。兹由玉田老人马二先生辑其生平事迹，编纂成书，以精密之观察，作正确以记述，不拘成见，不涉偏袒，诚吾国最近之重要视线，国人幸勿漠视之也。”[24]
如前所述，“北洋军阀”一词，至迟出现于1917年，较原来确定的1919年早两年，而且一开始矛头所向，直指执掌全国政权的段祺瑞及安福俱乐部，而徐树铮正是安福俱乐部的要角。虽然尚未找到该书已经正式出版的记录，可是仅仅从广告词所示，不仅具有北洋军阀的一切要素，而且明确使用了“北洋军阀”的词语。加上借由《申报》这样覆盖广泛的媒介传播，其影响不言而喻。
此时媒体使用“北洋军阀”的概念，既有相对于南方或西南而言，也有特指段祺瑞一派之意。如《申报》1920年6月11日的消息《祸机四伏之中州·吴佩孚军已抵郑》称：
我国内争将近十载，而军事集中点常在南部，如辛亥之武汉，癸丑之金陵，洪宪时代与近数年之蜀、湘、闽、粤等省，皆疮痍满目，烽烟遍地。河南独得邀天之福，偷安数年。自北洋军阀内讧，直皖两系，明争暗斗，河南一片干净土，遂大为两系所注目。赵倜初本无党，督豫以来，仍持其不党主义，与直皖两系均极力联络。及易督风潮起，直系与赵携手，而为之声援者，惧皖系抚有兹土，横断南北，拊其背而扼其吭也。故赵倜之去留，实与直皖两系势力消长关系极大。数月以来，易督之说虽中止，然皖系要人，处心积虑，仍未尝一日忘情于河南。顷者吴佩孚撤防北归，皖系有派兵赴陕说，有督办剿匪说，又有曹锟阻拦于黄河桥头说。因而豫当局亦借四省联防名义，调有重兵在归德方面，恭候大驾。[25]
此处“北洋军阀”便包括直皖两系。而《申报》1920年8月10日《外人对于吴佩孚之论调》引北京《益世报》的评论云：
此次铲除安福，捣破北洋军阀之老巢，凡我国人，莫不推吴子玉将军为首功。日昨本社记者会访在京之英美记者，谈及我国时局，历至数处，咸不约而同，对于吴将军为极端之称扬。英国记者某君云：据余所观察，吴佩孚将军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又一记者云：吴佩孚之主张大公无私，曹、张两使，若能尊重吴将军之意见，惟吴之言是听，则时局必能彻底解决，中国之兴，亦可立而待云云。记者因以外人如此推尊吴氏，殊出意料所及，深愿吴将军有以自勉焉。[26]
按照今日的认识，段祺瑞和安福系固然难逃北洋军阀的指责，可是相比之下，吴、曹、张等人更加具有军阀的性质，同时也不少北洋的关联。
关于北洋军阀的谱系化著作，最初一轮集中问世于1919、1920年，除了《北洋派之怪物徐树铮》外，如温世霖的《段氏卖国记》、张一麐的《直皖秘史》、南海胤子的《安福祸国记》、鸿隐生的《安福秘史》、信史编辑社编辑出版的《段祺瑞秘史》等。由于举国反段(包括与北方对立的南方各省也拥冯反段)以及皖系战败的时局背景的关系，这些书籍的作者编者主要是与直系或南方关系密切的人士，因而主导的倾向就是揭露批判抨击段祺瑞、安福部首领徐树铮及皖系。
袁世凯在位之时，政界便有派分，北洋派为其中之一，其范围主要不在军界。如《申报》1914年6月1日的北京专电称：
交通部内外营私，政务紊乱，梁敦彦就任后，部事渐定。据华报载称，梁入政界，粤派乃得转弱为强。按粤派近与皖派抗衡，北洋派今大占势力，与两党与有不利云。[27]
同日，该报还刊载了署名“默”的杂评《今日之所谓派》，对北京政界派系林立的状况予以讽刺：
今日之言派者，谓总统府有北洋派，有淮派，有粤派，此就政事堂中人物言之也；参政有大官僚派，有法律派，有军人派，此就参政院中人物言之也；陆部为皖派，海部为闽派，交通为粤派，司法为浙派，教育将为鄂派，此就各部中人物言之也。此外有所谓新式派与旧式派，又有所谓东洋派与西洋派。自政府改组以来，他无所表见，所表见者，惟此派而已矣。派之义，即私之代名词也。各尊其派，即各顾其私，派愈多，即争私之见愈甚，宁有良果哉。[28]
两天后，《申报》又转载了《西报之各派势力消长谭》：
字林报五月二十七日北京访函云：自总统制实行后，京中各界皆盛谈各派势力消长一事，皖粤两派，均未得利。皖派之领袖，武员为段祺瑞，文员为杨士琦。然杨仅得一政事堂之左参丞而已。粤派之领袖为梁士诒，则已退出总统府，而居税务监督之闲曹。至最占胜利者，则不问可知其为徐世昌领袖之北洋派矣。三派之中，北洋与皖派尚有融合之望，而粤派则与以上两派大相反对。粤派中人，多主张进步主义之南人，而在交通部及其他一二部占有位置者，南北派之畛域不能消除，亦即为此。故袁总统虽屡言彼固北人，然用人无分南北，此徒空言而已。今政府之大权全握于北人之手，此可谓实予南方党人于南部及中央各省煽乱之机。加以目下新旧两党争存颇力，政事堂公所设置参事八员，即为位置新党，俾与乱党断绝起见。此参事八人之责任为审查法令之草稿，一伍朝枢曾留学海外，为国民党员翘楚之一也，一为林长民，曾留学日本，为进步党员矣。[29]
由上述报道可知，北洋派本来并不专指军人，亦不如所谓文武北洋，而且段祺瑞的皖派，有时还自成系统，不在以徐世昌为领袖的北洋派范围。
袁世凯死后，其北洋旧部军人跻身政坛，相互争权。经过一番混战，段祺瑞占据上风，掌控实权。此时的段祺瑞，由徐树铮组织的安福俱乐部网罗了许多政客和军事将领，以北洋正统自居，势力膨胀，以至于很快出现一种说法：“所谓淮派，乃自前清李文忠以来一种无形之结合，北洋派之神髓也。”[30]本来与北洋派分庭抗礼的淮派，也就是皖派，变成北洋派的核心主轴。直到1917年4月，邵飘萍等人还在谈论淮派与北洋派结合的问题，而以李经羲为淮派的中坚人物。[31]
令皖系始料未及的是，苦心经营令声势达到巅峰之际，也就是成为众矢之的之时。而有实力与之抗衡并构成冲击之势的，正是原来同伙的直系。《安福祸国记》于此颇有见地：
袁项城殁，北洋军阀始有皖、直之分，奉阀则后来居上也。安福部组织之初，谓其蓄意与直、奉为难，决无此情理。即拥戴东海为总统，亦是一番好意。如此结果，亦安福部所不及料耳。[32]
当时媒体的报道颇能与此说相印证，《申报》1916年10月2日的“北京特别通信”称：
近日最流行之传说，甲方则言某派相合，将以勾结外人，断送主权，打破北洋派军人之势力，以起北洋派军人之疑。而与之为对垒之乙则言，某派与帝制祸首及无识之武人相结以求，摇动国本，破坏国会，干涉宪法。如此两方，可云旗鼓相当，应有尽有。故如青木之拟聘为顾问，一方主张之，一方竭力攻击之，所谓勾结外人之一端也。然合同之中，究竟如反对者所言与否，殊难武断。吾人方望其宣布，以辨是非，明曲直。至于打破北洋派之说，则理由有未尽合。盖段祺瑞固可视为北洋派，然各派固一致为通过于国会，即如冯国璋，亦可视为北洋派。然冯之态度虽未可以十分表明，而其臭味，则对于张勋之流，尚不及对于人所称为欲打破北洋势力者之为融洽。盖所谓北洋派中，分歧亦夥，今混而言之，可见其说不足信也。……吾欲有为两方告者，恐帝制祸首从中播弄，使两方如鹬蚌之相持，而彼乃来收渔人之利耳。甲派也，乙派也，武人也，政客也，其殆尚皆梦梦而有觉耶。[33]
同年12月20日，《字林报》就北京政府的内阁弹劾案专门采访了中国的知情者，尤其关注幕后的派系分合，大体可以解释上引消息中的甲乙各方究竟所指为何：
北方以北洋派为最有力，其组织分子悉为军界要人及守旧之政治家，如徐世昌即其一也。从前徐之资格在段、冯之上，今段长陆军，掌供给军队升降军官之权，故北洋派领袖一席遂为段所得。袁氏之所以能居高位握大权者，以北洋派听其指挥故，而袁氏之所以帝制不成者，亦以北洋派要人如徐、段等不尽赞成之故。至于袁氏旧人，多隶属北洋派，此固事实，然北洋派今已不复为坚固莫破之党派，各领袖意见不同。闻段总理曾与直督曹锟龃龉，曹当云南起义时，统带北军入川，为赞助袁氏最力者之一，其与段龃龉，则以段未共助袁氏以成帝业为原因。段虽为陆军总长，然其势力仅及于全国北军四分之三。盖北洋派已分为直隶与安徽两系矣。曹锟为直隶系领袖之一，参谋长王士珍亦属此系，党势日盛。国民党之一部，刻方与此系接洽，以期互相联合，反对段氏。而有特殊理由以谋推翻段氏之孙洪伊，亦与直隶系共策进行，极力诱引冯国璋，使之归附直隶系。冯素主张维持现内阁，对于段之行动亦有不表同情之处，故冯之转其方针移其势力以助改换政府人物之举动，或亦意中事也。总之，段之为人，其伟大尚不足以胜其任，段于国事不甚留心，且闻段于国务会议时，辄昏昏欲睡云。
其次与时局有关系者，厥为张勋。皖省税项他人不得过问，惟张可以征收，以供养其部下军队。张之行为，人不敢訾议，张之势力为且为北京所敬畏。与张为伍者，有皖省长倪嗣冲，倪亦袁氏忠仆也。段总理前运动张勋发起徐州会议，张因此为总统所呵斥，遂大怨段氏。倪与段在帝制问题中处于对峙之地位，故倪亦不助段。张、倪皆有兵力，目下虽似无独立行动之形势，然其举足轻重，亦正未可忽视之也。
再次者为冯国璋。冯本军人，与政党无深切之关系，颇能表示其政治上之能力。赣、鄂两省，惟其马首是瞻，虽部下兵力无多，要其势力，足以左右两邻省之军人，且曾为北洋军官，全国陆军中不乏知交。再冯从容坐镇南京，秩序无扰，威望卓著，尤关重要，将来总统一席，冯颇有望。以其政绩言，冯确有总统之资格，守旧派对冯固无间言，而国民党亦信任之，故举之为副总统。若冯氏者，诚可谓今日最有势力之人物矣。
上述诸人，统而言之，吾人可谓之为军人派，与革命份子适相反。若军人派果能团结一气，则不难如袁氏之所为，一举而扫除国民党，解散国会。但军人派殊不团结也，彼此仇忌，互相离异，故就目下情势而论，国民党似为国内最有势力之一党，凡政府所提出之事件，彼党在国会中足以打消之。段氏依赖北洋派之皖系而成内阁，惟皖系之力量不能与国会抗衡，苟不与直隶系提携，则皖系不足以有为，是以国会目下似无虑军人之干涉，而国民党之地位，亦较前为强。各方面因宪法之观念，未敢轻举妄动，国会苟无重大愚妄之行为，当不致被人解散。但国会若干预行政，逾越分际，反足促成军人派之和好，而使民国二年之政变复见于今日。国会其以常识行事而防此变欤。[34]
这样清晰的条理系统，已经朝着1920年前后的谱系化迈进，而与其他亲历者当时的认识多少有些出入。次年5月，《文汇报》报道总统黎元洪罢免段祺瑞之事，就不无感慨道：
盖近来北京政治复杂纠纷，虽消息灵通之华人，苟非身临其境，亦未能尽窥其内容也。就广义言之，南北之歧异为世人所略知，北洋派与皖派之存在，亦为吾辈所久悉，至于两院政团与军党种种派别，则难尽晓。所可知者，北京近为各种阴谋之集中点，较之前清时代为尤甚耳。[35]
当然，即使按照《字林西报》的说法，不仅派分的情况错综复杂，而且与后来的谱系仍然不尽相同。
用派分的眼光观察民初政局，显然受到异域观念的影响。时任云南都督府参谋处长的李宗黄，就反对用南北等派分观念言说时政，认为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一致，不像欧美各国，内部常有人种派别之争。即使暂时割据纷争，终将归于统一。至于当下的乱局，主要是袁世凯施政和日本人的阴谋所导致：“自项城以北洋武力秉政，其根据全在北方。二次革命之后，有客卿有贺长雄者献议，略谓中国南部人民，偏于进取，故其思想浮动，北部人民，偏于保守，故其思想沉滞，宜以北方之武力与南方之文化相为抑制，以期调节云云(见有贺氏所著《观奕闲评》)。其表面以抑制调节为词，实即以北制南，渔翁得利之策。袁氏民国三四年之设施，即阴行其策而扩大之者。及段祺瑞起，遂有以北洋派统治全国之宣言，而各军政要人，亦公然以巩固北洋团体相责劝，于是北派、北系、南派、西南派之名词杂出，南北之论大起，至以护法战争为南北战争。呜呼，因袁、段个人权位之私，设为南北畛域。”[36]为此，他呼吁打破南北畛域之谬说，以防落入日本人设下的陷阱。按照近代以来的民族分别之说，多族杂处的云南人氏，反而最不情愿他人指其为少数族，以为带有歧视性，这也是该省各族相安无事的重要原因。李宗黄的主张，旨在破除北洋专权和派系之争，化解日本的阴谋。
五、奉系的加入与北洋正统
《安福祸国记》指奉系为后来居上，其实所谓奉系的指称及其与北洋派的关系，也经历了逐渐谱系化的过程。至少到1917年5月以前，一般而言，北洋派或北洋军系统中没有奉系的名目位置。其时各方就内阁组建和总理的人选纷争竞逐，邵飘萍对此分析道：
盖所谓北洋系中，约分三派：(一)安徽派；(二)直隶派；(三)湖南派，而冯、段、王实分领之。三人之意见，言其内容，并不十分一致，因之各派亦各稍异其目标，分合无常，向背靡定，大约以地位权势为转移，真能共患难同生死者，吾敢言其无几人也。此次来京之督军，以直隶派势力为最盛(如曹琨、孟恩远、田中玉、李纯等皆属之)，安徽派次之(如倪嗣冲、李厚基、张怀芝)，湖南派势力较微(以傅良佐为主干)。故如倪、张、李之流，则于派别及个人关系，皆以维持段总理为最有利。倪、张、李之运动最为剧烈，盖以此也。至直隶一派，则大致固在维持北洋系而内容，万一段总理不能维持时，即主张扶掖王聘卿以继其任，公私两益。[37]
也有报纸根据各方的具体政治主张和拥戴的人选进行划分，认为：
要之，以现在政象观，北洋系之内幕，可略别为五派，一为推徐东海为总统，段芝泉为总理者；二为推张勋为总统，李仲轩为总理者；三为维持黎总统之地位，令段芝泉复任者；四为中立派；五为复辟派是也。惟时至今日，各派均知动摇元首之位置极不利益，故稍变方针，仅从事于总理阁员之竞争。而五派中最有势力者，只段、李两派而已。盖段派有徐东海领袖群豪，李派有张定武统率诸雄，各据其特有之地盘，固势均力敌也。[38]
无论依据如何，分别怎样，北洋系中均无奉系。奉系名目的出现并成为北洋后来居上的一支，形成于1918年以后段祺瑞的左膀右臂徐树铮、靳云鹏相继引奉军入关，干预政局。段祺瑞交出兵权出任文职之后，因为没有私兵，虽然掌控国家大政，却处处受到拥兵自重的各派势力的掣肘乃至挤压。为了摆脱困境，徐、靳二人彼此争功，迭出险招，几度利用张作霖的奉军对抗直系，逼后者就范。而直系方面，为了打破平衡，也极力拉拢奉系。双方都试图给予奉军以北洋正统的地位，以争取后者的支持。
1918年10月，曹锟派其弟曹钧到奉天，与张作霖疏通南下问题，“现下时局之待解决者，南北和战问题尚在第二步，统一北洋团体实为第一步。数月以来，北洋团体或主和或主战，已呈分裂景象。中央为统一计，决定将副座选举曹锟，俾将来无论和战，北洋团体不至瓦解。”[39]“自奉军夺械入关以后，奉省举动极为中外视线所集，盖直接的已成为北洋团体之关系，间接的实成为全政局之关系矣。”[40]正是由于关内各派军阀势均力敌，关外的奉系才成为决定天平倾斜的砝码。据说直到1926年，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等人还试图劝张作霖领袖北洋派，实行讨赤。[41]
奉军入关，不仅成为影响政局走向的重要势力，而且与北洋的关系由历史渊源变成实际联系。然而，受到冲击的一方对于奉系的介入不以为然，竭力维系所谓老北洋的利益共同体，否定非小站系统的外人，以免在与南方的对峙中失势。《申报》1920年3月25日署名“般若”的《北京通信·段徐与曹张》，详尽分析了八省同盟反段的来龙去脉：
此次内阁风潮，靳之所以不倒，安系所以不胜，与夫赵倜之不能换，吴佩孚之撤回防军，在在与督军团有关。所谓八省同盟者，质言之，即奉天张与直隶曹之联合，而其最大目的，则在反对段氏。然曹、张二人之中，曹较糊涂，其主动者实惟张氏。且曹氏为旧北洋派，张独不然。此次阁潮、豫潮，最后出大力者又为张氏。各报所传张致段之函，实共十八张。先言豫督之不应换，继言段派之张敬尧、陈树藩在湘、陕两省民怨沸腾，不此之换，而欲更豫督，令人不平，后言靳为公之私人，尚不为左右所容，则将来必致亲离众叛，心所谓危，不得不作最后之忠告。段氏阅之色变。故最近冲突之最大者，实惟张作霖，而视为比较的易与者，则为曹锟，加以吴佩孚决意撤兵，而退驻地点则为洛阳、石家庄、马厂等处，有须边防军腾让者，其中大有势力消长之意味。故自安系一度失败以后，即腐心于八省同盟之打破，而认定从联络曹锟下手，或使与张作霖实行分离，或引起各省对曹之猜疑，而使之无形涣散，为最紧要之计划，日来即着手于此。以记者所闻，计有二事：
第一，前年曹锟在汉，已相传有反对段氏之动机，经段赴汉一行，又允以四省经略，许以副总统，曹复为用。故徐树铮即促段氏再袭陈文一次。十八日，段氏亲赴保定与曹锟面谈，其谈话之大要，即谓吾辈小站老弟兄团体不可涣散，尤不可为非小站旧派中人所利用。以声泪俱下之词，为置腹推心之语。且(一)陈说与张作霖联合之不利。(二)痛言自己破裂即增长西南气焰，和议上北方必大吃亏，为北洋系切肤之痛。曹氏对段已有面允之词，故段氏归后，即纷传此行效果殊佳。而段氏亦致电话于东海，谓已晤仲珊，此心无他云云。然而段氏赴保之晚，奉督署驻京之某氏即赶赴保定，其为对于段氏此行之反动，不问可知。故曹之入彀与否，当是疑问也。不过外间传闻段允以副座予曹，曹或因此心动耳。
第二，八省以外尚有未入同盟之督军，且与段系较为切近者，即由徐树铮交出一稿，嘱其驻京代表致电本省督军，略谓靳某奉张作霖为盟主，以破坏北洋系旧团体，以与合肥相抗衡，且将牺牲新国会，牺牲湘闽陕各省，以联络南方，期得为统一后之第一次内阁。北洋系为自救计，不可不谋新团结，以抵抗此种暗流。[42]
显然，段祺瑞就是竭力要将奉军与北洋系加以切割，以便打破八省同盟，拉近直皖等老北洋的距离。奉系战败失势后，有人指出：
按北洋派别，自北洋军队之历史观之，有皖、直两系之分。自段祺瑞主张武力平南，招致奉军入关，而奉系之名称由此创始。自奉直战后，直系握北方政治中心，始有直派反直派之别，奉、皖则均归纳于反直派旗帜之下。而直系之内部，又以地理历史上之关系，有津，保，洛三系之分。惟保，洛为直系中之军派，而津则为直系中之政派。[43]
1922年，《申报》刊登了国闻通信社翻译的《字林西报》北京通信《外人论中国之政局》，论述中国政坛派系林立的状况及其成因趋向、各派错杂复杂的关联和根本解决之道，颇具洞见：
中国之政局，全为一人的问题，其安静变化，悉视人为转移。民国十年以来，既无有组织之政府，所谓以人作政事标准之征象，日益增多，而争攘政府大权之入，亦日益众。当袁世凯秉政之日，各种政治，咸集于袁之一身，凡拥政府者，亦即拥袁，反对政府者，亦即反对袁。其后冯、段两人渐现身于政治舞台，利用自身握有军权，各自养其势力，于是政局中乃有北洋两派之出现。然其时政局之形势尚不复杂。其时南方则坚持反对北方之态度，皖、直两系乃各拟联南以倾袁氏。袁氏既死，冯国璋与南方较为密切，遂得被举为副总统，皖、直之争于是日烈。黎元洪失败，冯氏继任之后，两系益成水火。此时北洋旧系除皖、直两系外，尚发生奉系、鲁系、河南系等等，各系人物，又各自成派，而派数已日多。北洋系分裂之后，其影响大不利于南方。缘苏、粤、滇、黔、川等省不复合力以御该系，每一省分反各与北方某一军人表示同情，各省关系遂错杂难解。至于今日，分裂之趋势愈显，国家大受其损失，各派各自为政，以快私欲，于是既无所谓国税，亦无所谓国军，更无所谓国家政府。
皖系失败而后，张作霖乃竭力联络皖、奉、鲁、豫军队及南方各将领以为抗直之计。在表面上看来，张似已告成功，其实则并不然。所谓奉、皖、鲁、豫及南方之联络，仅系表面的而非实质的，主义既不相同，则连络亦仅暂时的局面。而直系之中，则亦有种种党派，有冯国璋之党，有李纯之党，有曹锟之党，有吴佩孚之党。此四党之联络，亦为表面的而非实质的。譬如陈光远，今日当然利于联奉联南，苟奉天与南方形势一变，则为自身利害所迫，又当趋向直系矣。
总之，中国今日并无大军阀党，而为多数之小党，急时则联络，平时则相妒，欲共组成一大军阀党，固所不能。即组成比较稍大之军阀党，亦所无望。一旦某某结合，战胜反对党而后，则其分子又行分裂，彼此复为夺赃而争。张作霖近曾声言赞成统一，借以联南，现已与孙中山与南方各领袖结合。张为此结合之主要目的，无非为倾覆直系，实并不在统一。假使吴佩孚因此结合而失败，则此结合终久必仍破裂，吴之余部行将附和张氏，以共抗南方。至吴部虽亦可附和南方，惟两者性质似相去太远。若张为吴败，则直军中争端又起。是故在今日，无论何派结合之下，决无统一之希望，个人之妒心固无从销除也。惟各派今有一目的相同，即逐徐是也。凡曾拥护徐之人物或党派，今日无一不为徐氏所卖，人民对于徐氏亦生厌恶之心，故无论党争如何剧烈，徐盖决无希望。处此种情形下之，中国前途惟有一希望，即冀各党数目愈变愈多，其军力财力愈裂愈细，人民之压迫愈觉接近，痛苦既深，势必反动，则此后或可一变军人干政之局面云云。[44]
北洋旧系的直皖相争及其力量的轻重，决定了双方与所谓北洋新派以及南方军人的关系。到1923年，主张打倒北洋军阀的社会团体所指认的北洋军阀集团，大都还不包括张作霖和奉系，如3月全国学生联合会指“现北洋军阀之著名者为曹吴”，[45]7月的工界救亡会则称“北洋军阀中以曹锟、吴佩孚、冯玉祥等为最凶最恶”。[46]而1925年湖南双十节纪念游行大会，呼喊的口号除了“打倒军阀”之外，还特意要“打倒奉系军阀”，[47]以示区别。
北洋军阀的谱系日渐纷繁，除了各方的指称之外，与军阀自己的态度不无关联。开始北洋一词多少还有些正面，加以还有各种名实之利，其他军阀非但不忌讳，反而愿意成为其中一员。虽然南方民党根本予以否定，指北洋系之特殊势力为袁世凯称帝、段祺瑞专制的根本依托，“故不打破此特殊势力，民国六年大乱可四起也”，[48]必须极端排除，但也有人主张巩固维持，至少在北洋派自己看来，可以公开坦然坚持北洋的正当性，甚至指与之对立的派系为伪托，将其排斥于正宗的北洋之外。如1917年6月孙洪伊致近畿各军事将领电称：
顷者倪嗣冲借口维持北洋派之势力，而发破坏法纪之首难，张勋亦伪托北洋系之名义，而肆收揽权势之阴谋……张等斯时趾高气扬，自以为执北洋军系之牛耳，睥睨元首，土苴约法，蹴踏国会，而大权在握，大功告成也。呜呼，天下罪恶，自此假北洋系之名以行矣。夫北洋军系为吾国中心势力，此世界所公认，当此外患孔亟，内难频仍之日，具有折冲捍卫、奠定维持之力者，其责任尤为特重。故谓今日北洋军系关系于中国前途甚大，当世识者当亦许为知言。况我北洋军人，秉强毅武勇之精神，抱磊落纯洁之志节，而又皆受有高尚精良之教育，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但能率循法律以内之轨道，无所用其维持，则亦绝无能推倒。乃以五光十色、千奇百怪、儿戏乌合之十九世纪旧式的营伍，竟装缀于庄严灿烂一军系之上而为之代表，并企托疵偷息于其调停支配之下，其盗窃以得志者，又隐然以首领自居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不亦轻中国而重北洋系之羞耶。夫名誉信用，为人类第二生命，而军人尤甚，人心公论，又为世界最大势力，而武力次之。今也倪、张高视阔步，居之不疑，以玩弄一切，而真正之北洋军旅，皆俛首帖耳，默认而听命焉。中外之以无法纪无教育视张勋兵者，将一例以视北洋军，至是天下之人心，尚能谅公等否，天下之公论，其又谓公等何也。则名誉信用扫地以尽，失生存之要素，又果何所恃以自立耶。王聘卿有言：毋使北洋系三字为世界一种厌恶名词。诚哉老成之特识也。吾民输膏血，国家发帑藏，岁费万万以养成此熊罴虓虎之国军，乃为一二好宄窃用之而败坏之，使陷于自杀之域，岂不惜哉，岂不悲哉。狐也恶其假威，马也去其害群，援非种必锄之义，张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之师，泯棼之会元黄戈马之秋，天其佑中国乎，吾北洋军人中，必有硕德高望、卓绝多英之伦出而领袖之者，是在诸公之爱国自珍也。[49]
这样义正词严地维护北洋，与后来纷纷将敌对方归于北洋以便打倒的做法截然相反。照此看来，张作霖同样是19世纪旧式营伍伪托北洋的翻版。可是，短短五年过去，北洋就开始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1922年5月29日，《申报》发表杨荫杭(署名老圃)的时评《北洋正统》，表达了时人对于北洋的普遍唾弃：
北洋正统云云，乃丑语也。清朝有北洋正统，未救于清之亡，北洋正统之首领，且以帝制失败。曰直皖战争，曰直奉战争，皆北洋正统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之历史，今日果能觉悟，自当绝口不谈北洋二字，一洗北洋之余臭，乃可与民更始。乃组内阁，犹推重北洋老前辈为总理，一若非北洋正统不能控制全局者。谈国是犹曰恢复旧会，北洋正统可以巩固，一若以后选举，北洋正统必可操胜算者。不知北洋团体当听其星散，既无巩固之必要，亦无人可以控制。藉曰可以控制也，即直皖、直奉之战，亦可以免，而终不能免者，知其团体早已涣散，固不必燃已死之灰而为之谋中兴也。故今日北方果有人焉，能力矫北洋之旧非，固国人所愿闻。若犹以北洋二字为号召，国人将掩耳而走矣。[50]
时隔两年，《申报》又刊登了陆鼎揆的来稿《武力统一与统一武力》，断言内部纷争不已的北洋势力无法统一中国，且反对一切武力统一的妄想，其间亦谈及北洋派的演化：
频年以还，内乱迭起，始而南与北争，继而南与南争，北亦与北争，干戈相寻，如环无端。揆其由来，皆武力统一为之厉阶也。以前段、张、曹、吴等皆欲以武力求统一者，终乃以用武力而更肇分裂。七八年来，如此类者，书不胜书，今且方兴而未艾也。
刘湘、杨森之徒今已下蜀矣，北方当局且谋大举以图粤，以为羊城既下，然后返斾北向，启关而败奉军，则天下可以大定，而统一于是成功。姑勿论南方军队之果否可以倾覆，关内之力果否可胜关外，以及其他势力果否皆可屈服，即使尽如所愿，举二十二行省之版图，皆入于北洋派势力之下，遂可谓之统一乎？我知其仍不能也。何则，北洋派之中心，表面上似若在曹、吴，而曹、吴以外，其据大郡拥强兵者，不知凡几焉。凡此者，曹、吴之威力，果能使之奉令惟谨而供其驱策耶？今之大患，在封疆则攫中央之饷赋，悍将皆拥庞大之军队。若是者，曹、吴又得而夺其饷赋，去其军队，而使之束手以从命耶？二者既皆有所不能，则粤、奉、滇、浙之属，不属于直隶系，又果何所分别于其间哉。不属于直隶系，固不能使奉曹氏之正朔。及其既属，则除其奉正朔之外，又将奚异乎前。饷税之不入于中央如故，拥兵跋扈者亦如故，中央而忍受之，则藩镇与藩镇以互相扩张势力而致相争，其不忍受之，则中央又将与藩镇争。是则其异乎前者，昔为北洋派与粤、奉之争，今则北洋派之一部份与他部份之争而已。故北洋派举一国而置之于其势力之下，即或有之，谓既入于北洋派以后，而统一可以成功，则实万万无此情理者也。
以武力统一国家，其在前史，屡见不一。然其所以成功，则皆有一前提焉，则此武力者必先自统一而后可。彼其首领必能指挥其部属，是以战则有功，成则懋赏，羁之以爵禄，绳之以法令，而莫敢不从也。若今之北洋派，其地位势力与曹、吴相颉颃者，盖以十数，割据之势既成，又孰得而凌其余以为之长耶。以是而言统一，其亦南辕北辙而已矣。
北洋派之不足言统一，固如是矣。若其余诸派武力之不一统，盖亦与北洋派相伯仲。盖其地盘愈大者，其同系下之势力散漫愈甚。此则十余年来内争之所逐渐养成之一种趋势，而无论何种军队莫能逃于例外者也。然则今之欲以武力统一中国者，乌能有所成就哉。[51]
在这样的叙述中，奉系最初仍然和广东一样，并不属于北洋派的系统。后来随着北洋的泛化，才和其他十几派一起统归北洋。
六、北洋与北洋政府
有学者意识到北洋军阀统治的说法存在争议，而且与事实不相吻合，尤其是袁世凯统治时期，与军阀的概念出入过大，因而将这一时期称为北京政府，而将袁世凯之后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过，段祺瑞的军阀身份认定同样分歧很大，因为他早已交出兵权，成为文官，手下并无私兵。虽然掌控大权，自诩北洋正统，主张维系北洋团体，却很难说是军阀。其北洋军阀的帽子，严格说来还是由北洋系内部的对头直系加诸头上的。
据当事人回忆，早在袁世凯时期，北洋一脉的人物相互之间以及对外就喜欢自称“北洋团体”，偶尔也称北洋派。[52]一般而言，派分起于势均力敌，各方均不能独大。尽管辛亥之际南北争胜，用尽心机终于登上大位的袁世凯，自然不会畛域自囿，自认为一派的领袖。所以有学人认为其执政期间还有去北洋化的倾向。袁世凯之后，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一般也不用北洋的名号，在公开文电中，多以北方军人、北军将士自称。倒是下面的文官武将，毫不掩饰地以北洋派自诩。尤其是面临外部挑战时，更加激发内部的北洋共识或是以北洋为号召。1917年11月22日陈兴亚致函徐树铮，就声称：“北洋派为中国中心，中外共认。”希望团结一致，防止北洋派破裂。[53]
国民政府之前的民国史，除了被称为北洋军阀统治外，建都北京的正式政府，还被称为北洋政府。在国民革命的正统性主导之下，延续清季误解北洋为地方性的观念，也有政治上矮化敌方的作用，旨在剥夺北京政权统治的合法性。
在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虽然与北洋的渊源极深，府院会里面又存在北洋系或北洋派的主导势力，却从来没有自称为北洋政府。一般媒体也极少使用这样的称谓。以《申报》为例，南京国民政府之前，仅在1924年8月9日的《日将在豫经营水力发电》中刊载国闻通信社的开封通信时，用过“北洋政府”一词。[54]“北洋政府”的指称，到了北伐成功之后的国民政府时期才逐渐增多。尤其是后来的相关研究著述，在不用北洋军阀时期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情况下，指称1928年以前的民初一段，大都采用北洋政府的说法，如《北洋政府职官年表》、《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北洋政府时期经济》、《北洋政府外债与封建复辟》等，甚至影印出版这一时期的《政府公报》，也要改名为《北洋公报》。时至今日，有的民间公司编制近代报刊的检索系统，还要将原文的北京政府改为北洋政府，造成诸多误解。
有学人注意到北洋政府的称谓名不副实。2000年，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完全出版，尹亚伟撰文予以介绍，其中提到第三辑《北洋政府》时，特意说明，“在第三辑编辑出版时，学术界尚称北洋政府，现在学术界已不称北洋政府，而称北京政府。”不过，这一说明显然不能反映全部实情。尽管的确已有学人用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来指称1928年之前的民国政府，却并未形成共识，实际上仍居少数，大都仍然使用北洋政府甚至北洋军阀统治的指称。2010年由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北洋政府档案》，就继续沿用北洋政府的概念，并未改称北京政府。
即使对于北洋军阀之说有所检讨，甚至弃用北洋时期或北洋政府的概念，改用北京政府，观念上往往仍延续原有的认识。尹亚伟的文章就将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认作“在北京建立了由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华民国中央政权，继袁世凯之后，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等北洋军阀相继控制北京政府”。因此也可以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政府”。[55]其意主要是为了与南京临时政府以及广州、武汉、南京国民政府相区别，而采用了北京民国政府的说法，并不否认民国政府是北洋军阀的统治。
北洋政府的说法有着不同的解释，其一，由北洋集团控制或主导的政府。从这一角度考察，则所谓北洋集团，一般还是或主要是军阀。其二，如张玉法所说：“因北京在清代属于北洋(与属于南洋的南京对称)，北京政府又称北洋政府。在北洋政府执政的，多出身北洋军人，这些军人在民国初年往往拥兵自重、据地称雄，被反对派的人称为军阀，因此北京政府时期又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56]其说试图说明北洋政府、北京政府、北洋军阀统治的关联性，主要依据涉及北洋概念的发生及其所指。对此学界和坊间说法各异，尚无一定。可以肯定的是，北洋的概念及所指经历了发生演化的历史过程，不同时空状态下不同的人物所说并非全同，不止小异。在此过程中，后来的沿用也有与原先的本意渐行渐远的情形，而坊间的俗称与事实的本相更存在大相径庭的状况。
北洋原为地理海域概念，与东西南洋相对。关于近代中国的东西南北洋，王尔敏曾经专文论述。概言之，最初东西南北洋均指中国以外的地区，东西洋发端最早，其次南洋，北洋最后。南北洋均有内外两说。南洋原指现在东南亚的诸岛及滨海诸国，北洋则大体为俄罗斯及北欧，后来这些含义的南洋大体沿用，北洋则基本弃用。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被迫开放口岸，最初开放的五口均在长江以南，继而北方各口陆续开放，分派大臣主持监督管理事宜，长江以南称南洋各口，以北称北洋各口。分管南北各口的大臣原称五口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最后定名为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大臣。③
通商大臣一度是临时派差，逐渐变成专职。南北通商大臣先是特派专任，继而由两江(开始由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领。作为清廷办理通商等一应夷务的代表，设置的初衷除了分管通商各口事务外，主要是为了避免外夷动辄试图入京直接与朝廷皇帝交涉。清制，封疆的督抚作为内外相维一极的外官，本来就不是后人按照日本行政观念误读错解的地方官，北洋大臣开始不过是清廷与外夷之间的缓冲，而非今人所以为地方办理外交的职官。外交乃军国大事，岂容他人插手？
南北洋通商大臣之所以由专派改为由总督兼领，原因之一是总督手中握有实权，便于办事。尤其是兴办富国强兵的自强事务，没有权力，无法成事。而兼领南北洋大臣的直隶、两江总督，往往以南北洋大臣的名目出现，以彰显其名衔和实际地位的特殊。久而久之，相沿成习，坊间、词典乃至学界，都依据南北洋大臣的管辖范围，划分南北洋的海域和地域。如将长江南北的沿海海域分别称为南洋、北洋，将南北洋大臣管辖的省份也称为南洋、北洋。这样约定俗成的划分，当然没有正式的规制，只要不会引起误解混乱，作为方便名词使用也并无不可。例如，海域的方面南北洋之分大体无碍，只要不与所谓广义的南洋混淆即可。但是，地域的南北洋之分则问题不小。如《辞海》解释“南洋”的词义之一：“地区名。清末至民国时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为南洋，称江苏以北沿海各省为北洋。”[57]此说显然不确。严格说来，南洋所指地区应是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可是，最初筹办闽浙海防并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是闽浙总督，后来左宗棠又以钦差大臣督办闽海军务，与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创建南洋水师前后交织。北洋水师成军之时，将闽、台、粤及上海等地的军舰划归南洋大臣统辖，统称南洋水师，所以习惯上各地也被称为南洋，与相关水域一致。只是广东很少被称为南洋。至于北洋，清季只有直隶一省，虽然北洋新军兼顾吉林、奉天边防，但东北不能称为北洋，只有渤海湾是北洋的海域。同样，山东的沿海水域属于北洋，作为直省，则不在北洋的辖区。与北洋扯上关系，一是袁世凯曾任山东巡抚，二是北洋新军第五镇驻扎济南。民国时北洋的泛用，便是北洋系军人控制各省的结果以及坊间的俗称。[58]
直隶为畿辅要地，所谓首辅之区，不过作为京师的北京并不在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清代北京不属于北洋。北京城所在的顺天府地位特殊，府尹由尚侍兼管，虽然所辖各县位于直隶总督的辖区之内，按照今日的说法，由没有隶属关系的顺天府尹和直隶总督实行双重领导，重要举措须会衙办理，即便如此，城垣之内直隶总督也无权过问。也就是说，北京城从来不在直隶的管辖范围。甚至倚郭的大兴、宛平两县，也称为京县，其官员的考绩为京察而不是一般州县的大计。由于顺天府与直隶的紧密关系，时有合称顺直之事。后来直隶被冠以北洋，坊间间有将顺直与北洋相连接之说，不过是商业运作技巧或民间俗称而已。清季以省为单位设立谘议局，后清廷将原拟单设的顺天府谘议局和京旗谘议局并入直隶谘议局，改为顺直谘议局，以合规制。顺天正式与北洋搭上关系。[59]民国初期的北京政府被称为北洋政府，主要也是因为袁世凯及北洋系掌控了定都北京的中华民国国家政权。
将两江、直隶总督所辖地方称为南洋北洋，是因为南北洋的名分较为尊显，可是这样的俗称却存在对于清代体制的观念误差。清季以来，受到明治日本人士尤其是织田万《清国行政法》的影响，用中央地方的架构来解读清朝固有的政体设制，将直省视为地方的最高行政区划层级，将督抚视为地方官。加上清季内外官改制，试图将内外相维变成上下有序，以中央地方架构作为基本取向，更加导致观念的混淆，连主持或参与改制的枢臣疆吏们也常常为此大受困扰。王尔敏注意到历史上概念与体制的变动，并且专文深入论述，还是认为南北洋大臣“形成晚清地方上两大柱石，内承中央依寄，外受督抚瞻望，支撑晚清大局”，并以南北洋大臣为“地方上办理外交的最高代表”。[60]这样的说法，容易使人误会南北洋为地方势力，而将南北洋地位的凸显，当成中央权力式微，地方权力上升的表征。
清制，督抚虽辖制各地军政，不过是皇权的分身，一般设制并不以行省为单位，如与科举制关系密切的学校和学额，国子监以下，只有府州县学，分省既不设学校，亦无学额。因此，当时坊间很少分省意识。清中叶后，行省亦称直省，行走各地的商帮分省意识逐渐萌生，以省份为名目的会馆日益增多。咸同以降，督抚权力坐大，练兵自强，开始以省为单位进行各种新兴事业。清季实行新政，仿行宪政，有意将各省变成一级行政，各项新政宪政事务多由各省负责办理，如整军练兵、兴办实业、派遣留学、设立学堂等，分省意识进一步增强，以至于省界之争成为各地纷争的一大要因。直隶为清廷推行新政的重要试行地，兼领北洋大臣的直隶总督，遂将所办各项新政事业贴上北洋的封号。坊间效仿，一些实际上没有多少官方色彩的趋新事业，也纷纷加上北洋的名头。
在国民革命的语境之下，北洋政府的概念至少具有下列指向性含义：其一，这是由地方性私人集团窃夺的国家政权；其二，是与南方国民政府的革命政权为敌的军阀政权。北伐就是要推翻对于这样的非法反动政权，建立真正代表国民意志的国家政权。这样的指向作为革命的政治诉求固然合理，但与民初政治的实情却不大吻合。
七、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
革命语境下特定概念的合理性，往往随着时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辛亥革命推翻皇权帝制后，中国很快陷入分裂状态，尤其是袁世凯死后，武力成为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生存发展的强有力支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即出自北洋武人之口。各地军人当政，相互混战，被指为军阀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如果将国民政府统一前的民国政府统称为北洋军阀政府，将这一时段统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或北洋政府时期，则有以偏概全之嫌，不利于全面研究和认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如此认识，并非为袁世凯翻案，也不想替北洋申冤。今日坊间为北洋评功摆好之人，未必真的了解多少北洋的实情。有不少只是抒发自己的愤懑而已。正如民初如今日愤青的失意青年，耳闻目睹兵燹政争的乱相，反而怀念前清的承平。可是与遗老们的留恋前清不同，若是真的回到清朝，大抵还是会忍不住起而革命的。陈寅恪将袁世凯的北洋练兵与派送留美官费生并列为祸中国最大的两件事，也是针对时势有感而发。作为当时的感受则可，等同于历史的实际，难免引起诸多分歧。
本文并非系统梳理军阀、北洋军阀、北洋政府词语的所有相关资料，并据以完整重现这些词语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一方面，所要证明的主要有两点：其一，此前所有的努力，无论是逾万字的单篇论文还是数十万字的专门著作，虽然已经层垒叠加地取得了显著进展，还是留下有待拓展的不小空间余地，让来者可以继续大步前行。其二，要想解决余下的问题，应当改变以往那种探源之后即行定义的做法，作为历史概念，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含义无论怎样千差万别，都是历史上的实有之事，无所谓正误对错。作为历史的组成部分，应当探究各自如何应用的本意，而非强古人以就我地求其一是。只有梳理清楚所有的发生演化，才有可能把握其内涵外延，并理解沉淀于概念之中的复杂歧义。但凡定义，实际上都是用后认来裁剪自称和他指的削足适履，旨在求其是以定一尊，结果导致阉割历史。
正如全文和本节标题所示，本文旨在通过梳理相关概念词语发生演化的历史事实，说明北洋军阀统治或北洋政府的指称，与1928年以前民国政权的政治进程既不同步，也未必吻合。尽管南方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后来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及正统性，指为北洋政府，以便使国民革命与辛亥革命相连接，而将北洋与前清相联系，发动国民革命，以北伐战争的形式将其推翻，从国际视角和历史观念考察，还是应该肯定北京政府据有中华民国的正式政权的地位。只是随着政治上的日趋颓败，其法统的国民认同度日益降低，从而逐渐失去施政的正当性。认定袁世凯一登上大位就是北洋军阀集团窃取革命胜利果实，其死后全国陷入军阀混战局面，北京政府的实权始终由北洋军阀的直、皖、奉系所控制，从而构成1912年至1928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样的指认继续了国民革命的立场，作为一成不变的历史观念却不易贯通所有史事。
治史首先要尽可能完整准确地呈现史事，而史事本身极为复杂，所谓重新呈现，不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善于治史者，既能使千姿百态的人事得其所哉，又可条分缕析千头万绪的纷繁现象，显示背后的错综联系。所以，呈现原貌实情乃是永无止境的难事。后来各式各样的观点议论，大都怀着评说的目的，试图以己意干预历史，而历史其实是无须增减也无从增减的。用了北洋军阀或北洋政府的概念，不仅与当时的实情有所出入，而且导致种种偏蔽，使得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研究严重短缺失调。
北京政府时期，各种政党派系错综复杂，不断进行分化组合，北洋既不能覆盖，也无力驾驭。其自身还要随波逐流，才能避免舟覆人亡。这些政党派系源自清季，又受到外部列强势力的牵连，向下延伸到国民政府时期，是认识近代中国政治势力渊源流变的重要环节。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茶座，流淌过多少相关的掌故轶事。虽然学界早已注意及此并且有所研究，可是远不能呈现事情本来的繁复及其背后的联系。
北京政府时期的制度建设承前启后，虽然未必有太多的建树，毕竟使得清季改制以来的取向不可逆转。况且诸多设制开天辟地，尽管大都是仿效移植域外，可是不仅亘古所无，而且与各国有别，必须依据国情加以调适。后人的评论往往难免自以为是，缺少筚路蓝缕的体察。例如并非建立在政党政治基础上的责任内阁，究竟如何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发挥制约作用，就显然与众不同，无本可依。即便对当局并无太多好感的胡适，谈及曹锟贿选之事，还是认为之所以要花钱买，至少表明国会还起作用，并非全然花瓶和橡皮图章。而国会里面党派纷争不已，背后实为各省实力派所操纵，使得朝野各方认为议会制已经变质，转而有意用代表大会(会议)予以取代(另文详述)。
国民政府时期的制度建设看似新意不少，基本格局还是承继北京政府时期。可以说，清季取自域外、酌情调适的各项制度，经过北京政府时期大体定型。这倒未必是当局者如何高明，而是人力不可逆天，只能顺势，许多不如人意不合西理(或者称为公理)的建置安排，都是经过反复折腾绕不过去的现实所决定的。后来的革命者不断用行动质疑，最终仍然难逃一是。
20世纪中国是革命的时代，而北京政府时期正是革命不断掀起高潮的密集期，以致于国民政府统一后，试图让革命刹车，巨大的惯性却使得历史的车轮难以放缓，更无法停止。正因为政治统治不够强有力，各方相互制衡的结果，留下的运作空间较多，激进革命才能找到反复上演的舞台，并对青年和民众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正因为国民政府的革命重新接续辛亥革命的正统，夹在中间的北京政府才会贴着北洋军阀的标签落在革命对象的历史定位上。依据前引陆鼎揆反对武力统一的时论，直到1924年，人们对于南北武人均以军阀视之，不相信军阀用武力可以实现统一，摆脱纷争。各自宣称的武力统一，不过是新一轮割据战乱的开端。如果没有注入新的生机活力，北伐也难免陷入这样的循环往复。
即使研究北洋的历史，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军阀，北洋系为数众多的政客、官员、僚属、幕府、客卿、文胆，都是当年政治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研究北洋集团，这些熟知内情背景的亲历者的身手口眼杳无踪影，所论难免隔靴搔痒。目前这一部分的相关史料缺失太多，零散的遗留也未经系统梳理，遑论深入的研究。如果北洋的这张大网仅仅凸显一些军阀的身影，整个北洋枝蔓繁多的人事联系几乎失位，甚至许多大事要人也没有像样的研究，当然只能停留在笔记小说和掌故谈资的层面，北洋的群像实情固然不易展现，刻意突出的军阀也难免面目全非，要想认识北洋到位，谈何容易。
北洋军阀史的说法虽然是他指后认，仍然有其渊源流变的实事，只不过与所有史事的名实一样，其内涵外延会发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衍化。这两方面均为研究北洋军阀史的应有之义，前提是不能将二者混淆，应注意其分别和联系。但是，若将北洋军阀的观念用于指称整个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则会以偏概全，误读错解，误导研究的取向。不仅仅从北洋军阀的视角看待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从资料的收集整理编辑开始，就要将北京政府时期的所有史料史事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尽可能完整系统地呈现这一时期历史的全过程和各层面，并且上溯前清，下探国民政府乃至新中国的历史，由事实联系延伸域外，纵横贯通，以求更加近真并得其头绪，北洋的历史才不至于成为言人人殊、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
或者担心北京政府时期的概念会抹杀南京临时政府，类似的情况还有国民党在南方建立的政权。其实，这些如果本来就没有纳入北洋军阀史的范畴的话，根本不存在是否取代的问题。如果原来已经笼统涵盖，则用北京政府时期来指称，显然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周全。用后出的集合概念指称前事，多少都会有所约化，关键是看哪一种说法害意较少，涵盖较宽。改称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细节上仍有可以讨论之处，但是相比于北洋军阀史，无疑要贴切得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则要小得多。
注释：
①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5页。详见张华腾：《北洋军阀词语探源——简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概念的使用》，《史林》2008年第3期。
②或者以徐树铮亲手枪杀陆建章，证明其凶残。此事显然误解过甚。其一，儒将还是军人，军人杀人为常态，只不过有滥杀与否以及为何而杀的分别。称徐树铮为儒将的当时人，绝无许其立地成佛之意。其二，徐树铮并非亲手开枪，而是指示卫士下手。二者虽然结果相同，感觉上还是有不小的分别。张学良杀父执辈的张作相，较之为过，但仍然可以理解。
③王尔敏：《近代史上的东西南北洋》，《五口通商变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29页。参见吴宏岐、周玉红：《李长傅先生对南洋历史地理研究的贡献》，郭声波、吴宏岐主编：《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第362-389页。古人所谓东西南北洋，往往只有大概的方位，而且不同时空条件下不同人所说的具体区域有所差异。今人追究概念，好定于绝对的是非正误，其实应当顺时序梳理不同说法，进而大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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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5-136、208-209、275、266-267页。
[9]岐逸：《江苏之政绩·官僚政治之实验》，《申报》1915年6月22日第6版，要闻二。
[10]岐逸：《淮盐纪闻》，《申报》1915年6月29日第6版，要闻二。
[11]《申报》1916年9月21日第2版，东方通信社电(日本人组织)·东京电。
[12]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08页。
[13]洪榜：《戴先生行状》，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5页。
[1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57页。
[15]《鄂湘北伐军撤回之内幕》，《申报》1917年7月15日第6版，要闻二。
[16]《安福俱乐部之内幕》，《申报》1918年6月27日第3版，要闻一。
[17]静观：《北京特别通信·北京党派之分合》，《申报》1918年10月17日第3版，要闻一。
[18]飘萍：《北京特别通信(二一七)》，《申报》1918年11月14日第6版，要闻。
[19]默：《北方之总代表》，《申报》1918年12月13日第7版，杂评一。
[20][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
[21]心危：《东京通信(十)(五)·东报评论中国政变与党派》，《申报》1917年6月3日第6版，要闻二。
[22]鸣谦：《军阀亡国论》，《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6号，1920年2月8日。
[24]《〈北洋派之怪物徐树铮〉先行发售预约》，《申报》1919年9月10日第14版。
[25]芳草：《祸机四伏之中州·吴佩孚军已抵郑》，《申报》1920年6月11日第7版，国内要闻。
[26]《外人对于吴佩孚之论调》，《申报》1920年8月10日第6版，国内要闻。
[27]《申报》1914年6月1日第2版，专电·北京电。
[28]默：《今日之所谓派》，《申报》1914年6月1日第7版，杂评二。
[29]《西报之各派势力消长谭》，《申报》1914年6月3日第3版，要闻一。
[30]飘萍：《北京特别通信(五十五)》，《申报》1916年12月28日第3版，要闻一。
[31]飘萍：《北京特别通信(六十六)》，《申报》1917年4月30日第3版，要闻一。
[32]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4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6页。
[33]《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6年10月2日第3版，要闻一。
[34]《字林报之北京政局观》，《申报》1916年12月28日第3版，要闻一。
[35]《段祺瑞去职因果之别报》，《申报》1917年5月27日第3版，要闻一。
[36]《李宗黄对于吴佩孚主和之谈话(续)》，《申报》1918年9月8日第6版，要闻二。
[37]飘萍：《北京特别通信(七十七)》，《申报》1917年5月30日第3版，要闻一。
[38]《张李入京与今后政争》，《申报》1917年6月16日第3版，要闻一。
[39]《奉天近事纪要》，《申报》1918年10月8日第6版，要闻二。
[40]《奉天政局之内幕》，《申报》1918年5月12日第6版，要闻二。
[41]《各社要电·东方社十七日奉天电》，《申报》1926年11月19日第5版。
[42]般若：《北京通信·段徐与曹张》，《申报》1920年3月25日第6版，国内要闻。
[43]浴：《北京通信》，《申报》1924年1月28日第7版，国内要闻。
[44]《外人论中国之政局》，《申报》1922年4月4日第6版，国内要闻。
[45]《全国学生会昨纪》，《申报》1923年3月23日第13版，本埠新闻。
[46]《工界救亡会三次委员会纪》，《申报》1923年7月10日第13版，本埠新闻。
[47]《双十节之湖南》，《申报》1925年10月16日第5版，国内要闻二。
[48]《粤闽情势之京讯》，《申报》1917年12月26日第6版，要闻二。
[49]《公电·孙洪伊致近畿各军电》，《申报》1917年6月28日第3版。
[50]老圃：《北洋正统》，《申报》1922年5月29日第3版，时评。
[51]陆鼎揆：《武力统一与统一武力》，《申报》1924年2月27日第6版，时论(来稿)。
[52]张华腾：《北洋军阀词语探源——简论北洋军阎、北洋集团概念的使用》，《史林》2008年第3期。
[53]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3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477页。
[54]《日将在豫经营水力发电》，《申报》1924年8月9日第9版，国内要闻。
[55]尹亚伟：《百卷巨秩 弥足珍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介绍》，《民国春秋》2000年第3期。
[56]张玉法：《民初军系史研究(1916-192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875页。
[57]《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36页。
[58][60]王尔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权力之扩张》，《弱国的外交：面对外强环伺的晚清世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9-176、165、175页。
[59]徐建平：《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94-299页。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14年9期第99～1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