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曲靖素有“云南咽喉”之称。明代徐霞客曾写下了《盘江考》一文，探明珠江源就在曲靖市沾益县的马雄山，并盛赞了马雄山“一水滴三江”的地理奇观。曲靖有座寥廓山，原名妙高山，因其主峰高于周围其他山峰，史谓“群山之长”。相传很久以前，曲靖还是一片汪洋大海。有一次东海龙王敖广巡视江河湖海，被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如春的气候环境迷住了，决定在这里建一座乐园安度晚年。于是，龙王用爪抓了三下，就抓出了南盘江、白石江、潇湘江，随着三江的诞生，顷刻间出现了沃土万顷的曲靖坝子，龙王又令虾兵蟹将把东海龙宫的金砖银砖搬来，堆成了寥廓山。
曲靖火车站是贵昆铁路的一个大站，文革年代是我在昆明铁路局工作时每月都要去几次的地方。1983年结婚不久，我妻子曾对我说：“去看看曲靖寥廓山吧，山上有我外公胡瑛题字的石碑。”妻子也说不清那石碑刻的什么。我感到奇怪：“昆明这么多公园街道，胡瑛为何不题字，却跑到曲靖一块荒石留笔?凭胡瑛当年的上将军长和云南代主席身份，昆明哪个公园哪条街道敢不欢迎他的墨宝?”但是，在那个刚走出阶级斗争的年代，我连近在咫尺的安宁温泉胡瑛的“枕流别墅”都不敢关注，又怎会有兴趣去看一块高山上的国民党将军题字的石碑?
2012年11月一天清晨，我沿着崎岖的山路，去寥廓山寻找久闻的胡瑛墨宝。晨雾笼罩的寥廓山，花木若隐若现。几声庄重肃穆的寺钟传来，犹如凤凰涅后的鸣叫。我找到圆通寺天王殿右边10多米处小路旁边的北面。用石块砌成的墙基之中，相距数米的三块石碑呈现在我面前。最北面的两块石碑上镌刻着从右往左读的“胜峰”二字。笔力雄厚遒劲。朝南的一块石碑上铭刻着64字碑文：
“民国十六年丁卯冬，黔周西成倾师寇滇，踞迤东数十县，势猖獗。余统六师大破其众于此，滇赖以安，山故名胜峰，与事巧符，岂古人亦先见及此耶?蕴山胡瑛题并书。
前敌总司令部军需处主任署，曲靖县长段克昌监立。
民国十七年秋七月上澣。”
“胜峰”二字和64个字的碑文记载着两场战事，一场远古“江战”：公元1381年12月白石江之战----明朝统一全国的最后一次大战。一场近代“山战”：公元1927年12月寥廓山之战---龙云统一云南的最后一次大战。后者的指挥者正是胡瑛。
二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很威风地坐上了龙椅。然而让洪武皇帝大伤脑筋的事是，那个名叫“把匝刺瓦尔密”的云南梁王凭借着边疆山高皇帝远，一直没把这大明王朝放在眼里，仍然与北部边塞的史称“北元”的元朝残余势力遥相呼应，说梁王臣属于“北元”。西南蛮夷地区，从秦汉以来就一直令朝廷非常头疼，一个小小的南诏王国曾让大唐的军队屡次败北。遍布全滇的土酋部落都有自己的武装，他们经常内斗，但面对外部势力威胁，又毫不犹豫地联合起来抵御。朱元璋先后数次派出使臣去召谕梁王。然而，梁王不但不归顺，反而将明使臣杀害。朱元璋大怒，决定动用武力。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九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大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30万大军浩浩荡荡从南京出发，先从水路循江而上，穿过八百里洞庭湖，从武陵踏上陆路，沿着东行古道过湘西，进贵州，越过雄峙滇黔交界处的胜境关。克普定，下普安，当年十二月兵临曲靖。梁王急忙派遣司徒平章达里麻率元军精兵十万屯于曲靖北郊的白石江拒敌。
白石江是南盘江的支流，全长31里，离曲靖城一公里，由东向西穿回曲靖坝子南北两翼。它是古代北行古弹道和东行古驿道的交汇口，三国时期的重要战场，那里民间广为流传诸葛亮与孟获的历史故事。现在的白石江空留了一个虚名，狭窄的河沟里只有几汪黑色的臭水浮着。六百年前的白石江却不是这样。它宽阔，浩荡，水流荡荡，舟揖拨浪。是曲靖北部的一道天然屏障。明军距离白石江还有十余里的时候，宽阔的江面上突然起了大雾，浓雾像棉团似的先在江面上滚动，然后上江岸,越过树丛，在广大的田野上泛滥开，一个世界就让雾笼罩着，充填着。几米之外什么也看不清楚。明军大喜，这是天助我矣。就这样，趁着大雾的掩护，明军悄悄进入了白石江的北岸。沐英一边虚张声势，令全军鸣金鼓，作欲渡状;一边暗遣数百名游泳高手，携旗帜征鼓，从上游先渡江，沿寥廓山一带，绕到元军阵后，吹角擂鼓，于深林中树旗为疑兵。达里麻果然中计，急调前线主力到阵后御敌。明军乘势挥师渡江，抢登南岸。顿时，矢石炮铳齐发，呼声震天动地。沐英身先士卒，冲人敌阵。生擒元军统帅达里麻，俘获元军甲士两万，马万匹，横尸数千米，元军全部覆没，曲靖为明军所占领。明军据此一鼓作气，继续进军昆明，直捣把匝刺瓦尔密的老巢。梁王深知昆明难保，自己命在旦夕，率领其左右百余亲信逃往滇池岛中，后来自杀在小岛上。明军夺取昆明之后，接着又平了乌撒、大理和云南全境，明军副统帅沐英当上了“云南王”。
战争结束后，由于寥廓山下也是战场，明朝将领把寥廓山改名“胜峰”，与翠峰、真峰合称“三峰耸翠”。可当时并没有立碑记之。为了祭奠和超度在白石江战役中阵亡的明军将士，又在寥廓山半山腰建圆通寺。
三
1927年6月14日，云南军阀胡若愚、张汝骥发动昆明“六.一四政变”，囚禁了龙云。胡瑛重组38军打败胡若愚，解救了龙云。胡若愚东撤昭通，张汝骥退到曲靖。国民政府即任命胡瑛为38军军长，云南推选胡瑛为省代主席。但胡瑛把云南军政双权让还给龙云。
“六.一四政变”平息，云南并未和平。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的矛盾仍未化解。1927年10月，驻兵昭通的胡若愚，联合贵州的周西成，拟解围被困在曲靖的张汝骥，并准备在曲靖会师共同反攻昆明。在昆明推翻唐继尧的“二.六政变”中被迫出滇的唐继尧弟唐继虞此时已潜回大理，以“北伐后援军总司令”名义，组织唐旧部5个师，以“阻止黔军入滇”为名向昆明进攻，前锋已占领昆明北郊和西部一些地区。面对38军主力被胶在曲靖、昆明兵力单薄两面受击的危险局势，龙云恭请已经让权给他的胡瑛复出，由省务委员会任命胡瑛为“三十八军前敌总司令”和“省务委员会全权代表”，挥兵东进，迎击胡、张及周西成的联军，并伺机“议和”。胡瑛赶到曲靖，召集将领开会，当机立断，派张凤春师长率精兵驰援昆明，迎击唐继虞。趁胡、张、周的联军还未连成一片，又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派孟坤、张冲率部猛攻曲靖。趁胡若愚和周西成尚未到达曲靖时，派卢汉、朱旭率部主动出击，在沾益天生坡、九龙山、松林一带击败胡若愚的部队。被困曲靖的张汝骥在外援无望的情势下与胡瑛和谈，于10月4日签署了“曲靖两军双方商定息争御侮条件”：
『一、曲城内派陈植三及其他将领一二员同我军人员及人民代表到炎方、板桥一带制止胡子嘉、田冠五及黔军停止前进，以免又生指节，妨碍和平。
二、子嘉及黔军不受制止时，城内各将领应根据通电与子嘉脱离关系，与我一致同御外侮。
三、星夜派员执信制止子嘉及黔军停止前进，退驻宣威。只要得有子嘉认退黔军切实证据，回的沾益，我军有电话到此，即行撤至马龙以上，伯群即率城内之兵撤至平彝，整顿北伐。
四、撤兵时双方各派重要军官一员，互相为质，俟双方部队各退至指定地点时，各将为质军官放回。
胡瑛、张汝骥、孟友闻、卢汉、孙渡、朱旭、张冲、张凤春、欧永昌、杨瑞昌、林丽山、杨有堂、田钟毅。
民国十六年十月四日』
胡瑛按约定于10月9日撤兵，回援昆明。并在杨林布署部队攻击唐继虞西军，令朱旭绕道碧鸡关，切断西军退路。令孟坤清剿晋宁一带土匪吴学显的招安军，清除侧面威胁。令卢汉配合前行的张凤春师为主攻部队。唐继虞西军猝不及防，全线溃退，胡瑛部队追至安宁即停止追击，昆明转危为安。回昆明后，胡瑛以滇东已息兵议和，滇西已击溃西军为由，又请辞“省务委员会全权代表”和“三十八军前敌总司令”职务。在1927年10月24日发出《胡瑛以和约既成要求辞去议和全权代表职的通电》：
『云南省务委员会暨各界，各法团，联合会，各厅长，各师长，旅长、团、营长，各机关，各报馆，各级党部，各滇局送各道尹、各级党部，各县长、各机关、各报馆均鉴：
吾滇自“六?一四”事变而还，战祸蔓延，外侮乘隙而入，百业废弛，军民交惫。瑛猥以辁材，谬乘省务委员会暨志舟兄委托，畀以全权代表及前敌总司令之任，各法团、民众酷盼和平，盛加属望于瑛，时值三十八军优胜之势，不难逐渐解除反对部队。惟胡子嘉不惜阋墙之争，勾结外兵，危害桑梓，诚恐战区扩大，战事延长。重累吾民，兼以三十八军自迤西反省，均系作正当之防御，以保民为职志，并无丝毫为权利矜意气之心。苟可息事宁人，自甘让步言好。瑛受任之后，即赴前敌，勒兵调和，几经周折，唇焦舌敝，伯群尚有诚意。旋因胡子嘉率带田、曹各部及黔军三团，由宣威向沾益前进，希图夹击三十八军，敌焰复张，和平几于无望，迨其全部行抵九龙山，即被三十八军击溃，俘获千余。胡子嘉仍退驻宣威。瑛以同是三迤健儿，均系云南器械，严令各师不许追击。至黔军虽自取辱，但恐受创太重，致结大仇，故匪特不为已甚，且将俘获之人枪一并交其蔡代表率回，以示宽大而全邻好。然后复亲至城下，与张伯群晤面，并以电话与张、欧、杨、王各将领详谈，痛陈利害，宣布诸公调和苦衷与民意之所趋。并迭派高旅长荫槐往返续商张军，知外援不足恃，民意不可违，觉悟清和，愈觉固定。瑛即率同各将领与彼同订条约大要，张认制止胡军前进及负责会同子嘉退出客黔军，以达和平之旨。并由张伯群派陈茂槐、孟保初到胡子嘉处，制止胡军及客军前进，并要胡子嘉认退黔军之证据回交，三十八军即行撤围，各派重要军官一员互相为质，至指定地点放回。等语。又一面派员与陈、孟同往子嘉处征其意见，子嘉复函，完全容纳履行，并有一笔亲函，称：只要三十八军九号能解曲靖之围，不惟遣退客军，且立即下野，以谢滇人，以通电条约为证据，以人格为保障，云云。三十八军以子嘉觉悟至此，认为圆满，遂于九日撤围回省。此皆政府诸公至诚感格之力。三十八军将领尊重民意，开诚相见之效，抑亦胡张两军觉悟，而民众想望和平之所致。此后协议之实现，和平之回复，应由胡、张各军当局负责履行，关于吾滇善后大计，更应请政府诸公大力主持。瑛因应时局，聊共驱策。今已事竣，幸不辱命。所有全权代表及前敌总司令应即呈请取消，以正名实。除将曲靖息事御侮原约及胡子嘉要函三件呈送委员会备查外，谨此奉闻。无任惶恐待命之至。胡瑛叩。敬。印。』
电文中，志舟兄即龙云(龙云字志舟)，胡子嘉即胡若愚，张伯群即张汝骥。“瑛猥以辁材，谬乘省务委员会暨志舟兄委托，畀以全权代表及前敌总司令之任，各法团、民众酷盼和平，盛加属望于瑛”，说明胡瑛受任复出是顺乎民意。“均系作正当之防御，以保民为职志，并无丝毫为权利矜意气之心。苟可息事宁人，自甘让步言好。”说明胡瑛受任复出是为了保民安，并非争权夺利。“瑛以同是三迤健儿，均系云南器械，严令各师不许追击。”表达了胡瑛出兵仅是自卫，不许追击，反对三迤健儿自相残杀。三迤是云南省的代称。清朝雍正年间先后在云南设置迤东道、迤西道和迤南道，即三迤。“瑛因应时局，聊共驱策。今已事竣，幸不辱命。所有全权代表及前敌总司令应即呈请取消，以正名实。”胡瑛复出任军职是了保民安，并非争权夺利。“以正名实”四个字说明胡瑛言行一致，履行诺言，战争结束后即辞去“全权代表及前敌总司令”军职。
树欲静而风不止。张汝骥并没用按“息争御侮条件”约定撤军，而是与胡若愚合兵一处，1927年11月间，邀四川刘文辉，以及贵州周西成，组成滇黔川联军50个团，占领迤东和滇东南数十县，离昆明只有百公里。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据后来缴获的材料，胡若愚、张汝骥与川黔军已签订占领云南后划分防区，各自收捐收税的协议。周西城欲扶植毛光翔任云南省主席，任命毛光翔为“援滇军”总司令，扬言“驻足西山，饮马滇池”。同时，迤西的唐继虞西军威胁仍在。龙云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在政治解决的希望彻底破灭后，决心凭38军之力与联军决一死战。龙云亲自登门，再次敦请胡瑛以苍生为念，任38军前敌总司令，统兵迎战。其原因除胡瑛能指挥作战外，又因38军系胡瑛亲手重建，诸将敬服。更重要的是，胡瑛是贵州新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此次侵滇的黔军将领毛光翔、犹国才、王家烈等人，均系胡瑛担任黔军模范营营长时，所亲手培养出来的学员和旧部。这样，胡瑛不但对黔军有威慑力，还有师生情义。虽然胡瑛早已厌倦内战。但经过省议会、省教育会、省总商会、省农会、律师公会等再三敦请，以及龙云苦苦恳求，只好应允。
胡瑛召集滇军各师旅长开会，分析军事形势是：“我军如四面设防，必致兵力分散，被动挨打。一旦薄弱环节被突破，将被对方分割包围。对方采取分进合击，包围歼灭的战略，但联军各有所图，三军指挥无法统一，也不可能密切配合，且易暴露弱点。”为此，作出先集中优势兵力，以胡若愚、张汝骥的东路敌军为打击重点，攻破东路，然后再分别各个击破。
1927年12月9日，胡瑛带领38军将进入易隆、杨林一带的联军先头部队击败，乘胜追击胡若愚、张汝骥部，于12月15日到达寥廓山下。在山腰的圆通寺设立指挥部。寥廓山虽不高，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联军在山上构筑三道防线，拟待38军在攻击前沿阵地时受挫，然后以两翼包抄而围歼之。胡瑛根据侦察谍报信息，并根据地形分析，认为：山之右侧为陡峭石壁，易守难攻;山之左侧为缓坡地带，虽易攻击，但不利大部队展开，且易受抄袭。觉得实施“中央突破，两翼席卷”战术最佳。命令卢汉、朱旭、张冲3个师为主攻部队，俟攻歼主阵地之联军后，即向两翼席卷分割包围，歼灭两翼联军。命令孟坤、张凤春两师，分别提前攻击两翼联军，以打乱其部署。胡瑛自己控制孙渡师为预备队，以策应各方。又命令于总攻前，不断派出小部队作佯攻扰袭，并进行火力侦察。
联军将领素稔胡瑛当年率领黔军在参加护国、护法诸战役时，向以夜袭或拂晓攻击取胜闻名。因此，在击退38军的多次佯攻后，便命大部分部队彻夜严守各阵地。但到天明至中午，仍不见38军进攻，便认为：胡瑛必于当晚夜间或次日拂晓才会发动总攻。谁知，正当他们等待夜战或次日晨战，戒备松弛，正疲乏午休时，一声号炮，胡瑛突然令卢汉、朱旭、张冲3个师在炮火掩护下，呈波浪式冲向阵地，1小时后，第一道防线即被攻破。联军拼死防守第二道防线，并进行反冲锋，致使战斗甚为激烈。卢汉、朱旭两师长，亲临最前线指挥，士气大振，第二道防线旋即被摧毁。第三道防线为联军重兵驻扎防守，但见到前两道防线均已溃破，士气先夺，一攻即溃。胡瑛命孟坤、张凤春两师迅速向两翼席卷攻击。整个寥廓山战役，仅3个多小时即胜利结束。联军一部分向曲靖县城溃退，一部分缴械投降。
寥廓山被攻克后，联军退守曲靖县城。胡瑛于当晚召开军事会议，分析认为，应继续再接再厉，将联军赶出云南。胡瑛命令工兵进行坑道作业，拟用炸药轰毁城防工事。同时，命令云南航空队轰炸城防。据当时参与该战役的云南航空队队员晏玉琮(后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多年后回忆：“当时云南仅有几架从法国购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小型双翼战斗机，炸弹仅重50磅。悬挂在两翼下，投弹目标靠目测，续航力短，航空队在一无导航，二无气象资料的情况下，不敢贸然出战，但是，胡瑛军长严令：‘若在规定时刻未进行曲靖空袭，则航空队长及拒飞的飞行员，一律按违抗军令，以军法严惩’，无奈之下，冒险出航轰炸。轰炸对城防工事的破坏，及对联军的杀伤力均不大。但联军从未经过空袭，既不知如何隐蔽，又不懂得对空射击，心理上造成极大威胁，故四处盲目逃串。”同时，工兵爆破成功，北门城墙被爆炸开一大缺口。曲靖县城内联军在空军炮兵的双重威胁下，在外援无望，防守技穷的情况下，只能冒险突围。联军从南门欲突出，却被卢汉师的刘正富旅堵击住，只得仍退回城中。胡若愚、张汝骥则率残部突出包围，胡若愚部退向昭通，张汝骥部退向贵州毕节。城中未突围的胡若愚、张汝骥两个团和黔军4个团，向朱旭缴械投降。对不愿归附的官兵，胡瑛命令发给旅费，遣送回家。黔军旅长顾万年投降后不敢回黔，后由龙云委为县长。胡瑛又命孟坤、张冲师前往陆良，攻击黔军犹国才部，命卢汉、张凤春师攻击沾益黔军毛光翔部。至1928年元月5日，将联军全线驱逐出滇。
四
战争结束后，胡瑛登上寥廓山巅，极目远眺，只见寥廓江天，万里晴空，人烟楼阁尽在目中。白石江静静地淌流，广袤的曲靖坝子尽收眼底，在冬天也是郁郁葱葱。他联想浮翩。既为云南获得平静安宁而高兴，又感叹古人先见之英明，546年前就命名“寥廓山”为“胜峰山”，预测到他在此大胜联军，一股豪放的诗情油然而生。胡瑛即要卫士拿笔取砚，书写一尺余高的“胜峰”两个大字。写后兴致未息，又拟碑文。曲靖县长段克昌在1928年7月将题字和碑文勒石，镶嵌在圆通寺北面山墙之中。20世纪90年代开发区建成后，寥廓山脚由市郊变为市区，形成街巷、道路、住宅小区等，并冠以“胜峰路”、“胜峰小区”等地名。
胡瑛班师回昆明，龙云组织十余万人在东郊归化寺欢迎，并在五华山设宴犒劳三军。事后，和沐英不同的是，胡瑛又再次辞去三十八军前敌总司令职务。他拒绝像沐英那样“居功封公”，却多年珍藏着沐英的一把宝刀。
这已是1927年以来胡瑛第三次主动交出兵权，每次都在打赢战争之后。这样的将军，中外古今有吗?辛亥革命，胡瑛打仗是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护国护法，胡瑛打仗是反对复辟，再造民国。诗言志，他的爱国之情、报国壮志溢满他的《璞翁戎草》。可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胡瑛就基本不写诗了。最后一首诗就是上世纪30年代初期在安宁温泉“枕流别墅”隐居时的自遣诗：“温泉挹水洗尘氛，一任笙歌比户闻。几部残书饶岁月，半园花树接流云。”因为此时胡瑛已无志可言，他对时局太失望了!当时号称民国，标榜共和，实际大小皇帝比比皆是，彼此争夺地盘，混战不休：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粤桂战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1927年胡瑛参与云南内战，实在是逼不得已，禁不住龙云的苦苦恳求，以及民意所盼，也是为尽早平息内战，减少民众苦难。“六.一四政变”发生时，他在应鲁道源之请赴禄丰重组38军进攻胡若愚、张汝骥时，就曾叹息：“戎马生涯误儒冠，入山容易出山难。”流露被迫参与内战的无可奈何心情。仗打完了，他感到解脱了。所以立即主动交出兵权。不为己利，不恋权位，是胡瑛人生的一大亮点。
可是，对胡瑛的历史功勋，现有史料都只涉及他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战争中的贡献，几乎无人谈及他指挥38军平复“六.一四兵变”和打赢寥廓山之战。在正统主流史学家看来，那是“军阀内战”。很少有人思考：如果不是胡瑛指挥38军平复“六.一四兵变”和打赢寥廓山之战，使云南在短短两年(1927-1928)内获得统一，云南的内战要往后延续多少年?百姓还要承受多少战争灾难?能有后来的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新云南”建设吗?没有“新云南”建设壮大了云南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云南能成为抗战大后方，并派出20多万滇军参加抗战吗?
近年史学界重新开始讨论对民国军阀的认识。李敖在北大对学子们说过：“你们不要再骂北洋军阀了，为什么呢?你们想，他们让你们这个追求进步的反对独裁的北大出现在他们的心脏地区这是需要度量的。”其实何止是一个北大，中国近代史中绝大多数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哪个不是在这个时期崛起。北洋军阀们并没有干涉他们的成长。北洋军阀中同样有狰狰男儿，忧国汉子，高尚长者……。吴佩孚以统一国家结束纷争为念，发誓一生不踏进租界，反对签署任何卖国条约，反对将故宫拆除改议会。他的逝世使北平悲愤，出殡那天，北平万人空巷，从东口大街一直到神路街口，密密层层，排满了人群，都是自愿为吴佩孚送行的老百姓，脸上净是悲愤的表情。历史本来就不是一幕幕黑白影片，相反，它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彩色胶卷。过去我们习惯于以拥护还是反对某个领袖作为是非标准来编撰历史、臧否人物。执掌史笔的书生，或趋炎附势为政治效劳，或为稻粱谋失去良知。结果，历史就成了政治风云中的“万花筒”。
(本文摘自作者所著的《民国上将胡瑛》，史料来源：云南档案史料第十八期，胡以宽与蒋吉成有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