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每年产出的学术作品，估计是全世界最多的，但是未必是最好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一个社会事实，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以号称学术大国自居的中国，此种向往和努力，便是最好的学术不自信之证明，比如用数量压倒对方的方法，虽不可取，但依然蔓延在各大研究机构里面。促使这种不好的现象之背后原因，制度原因，就是学术评价机制，如同校之间，便会以每年发了多少CSSCI，SSCI，SCI，中文核心期刊等作为谁更厉害的标准，甚至学术期刊也会在每年的比较当中，以发了多少国家社科基金、教授的文章等作为基础。而就文化系统中的不利之处来说，“攀比”，“不务实”是最致命的一种大众心理导向。竞争固然是好，但是作为导向于坏的方面的竞争，那就是作恶。

就研究生培养而言，有的甚至将硕士研究生都卷入其中，作为一个学院和学校的论文数量生产工具，甚至要求他们，毕业时必须发表一篇C刊才能开题，这固然对学生于学术的追求有一定的帮助，从制度上去促进以防止对学术的懒惰，但是也有些过分的拔苗助长。一个硕士都能够如此，那还当什么硕士？

此外，博士研究生毕业，也以2篇C刊作为要求，如果没有，则延迟毕业。就人文社科而言，这类的做法，最大的弊端在于，在鸡蛋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就从母鸡的屁股里掏出来，最终这样的蛋是一个成熟的蛋吗？肯定不是。

记得有学人曾经说过，学问还得是“休闲”的产品，是“慢工出细活”等等，这都意在强调，不能逼良为娼。所谓逼良为娼，以硕士、博士研究生为例，有的的确是没法用短短3年或4年时间去发表2篇C刊，这种量化的机制，就导致人文社科类的研究生，不得不去寻求类如抱大腿、买论文等，搞关系，甚至剽窃的方法，有的也用上，将原文三分之二不动，换个署名即可，这种新闻报道已经很多了。最终的处理，最多就是撤销学位，但是对他者起不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因为，制度引导没有改变，一切都会是“历史的重演”。

这种作假，就好比我们从小写作文一样，要学会撒谎才能得高分，明明我今天没有给妈妈洗脚，但是我却编造一个幌子，然后用生动的语言，构建一个场景，最终获得一个“优秀”，背后不是文字多美，而是感动了评卷老师的“爱心”，觉得你孝顺，故而以优秀作为提倡。树立典型，固然有效，但是背后却伤害了无数个没有造假学生的公平。且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加上学术惩罚的不严厉，故而就养成投机取巧的懒惰心理，对待学术的神圣，也就降低到了冰点。如果学术没有被神圣的看待，那么肯定会发生践踏学术尊严的集体行动。

我们的指导老师们也应该自觉地注意这类的问题，要培育学生，而不是助纣为虐。于学生而言，他的主要精力，应该是学习，不然怎么会被叫做是学生呢？既然是来学习，就不该是以论文数量的高要求把学生逼迫去与一些教授们、副教授们同台竞技，这不公平。特别是有的比较势利的刊物，学生发表文章，往往看都不看，但是教授职称带着，即便是很烂的一句话，都发表出来。这也是制度导向的原因，所谓的权威也好，同行之间的评价也罢，都没有给学生更多的机会，而不是有的学生不行。

就博士生而言，如今的大学的招聘，特别是对于博士毕业生的要求，也应该避免落入论文的评价机制当中，而当取一个综合的素质来评判，比如教学、为人与学问并重。招聘的人，不是去为这个学校的排名努力，而是学校该服务于这位老师的学问，特别是如何把这样的学问转为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力量，且传授给学生，让他的学生能够吸取人类宝贵的知识创新。如果最终的目的是排名，那就丧失了大学基本意义，它可以不存在了，可理解为“大学已死”。

学问，特别是人文社科，应该是“慢工”的，而不是仓促的，应该是有充分的准备与修改再修改，而不是像生产产品一样去发表论文，应该是以论文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去衡量一个学生的学术水准。

可是，如今种种弊大于利的做法，一直在发酵，甚至在张狂的袭击着中国有追求的学人，为了生存，他们更多的精力用来生产学术作品，以获得职称上的提高，获得更多的课题，捞钱甚至成为一些教师们的主要教学目的，而不是一心一意的去专研如何化解一些社会难题，或者是提高人类的认知水准。所谓学术作品，就在各种逼迫当中，转眼即逝，成为快餐式的，无人问津类的垃圾，而经典作品更是可遇而不可求。

再次强调的是，这本就不是什么情怀、道德的原因，而是制度导向出了大问题。在制度还未优化之前，请不要再逼迫硕士、博士生们，他们可能就是下一辈学术脊柱，而他们又会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去伤害他们的学生呢？就好比，老子如此，儿子也不会好到那里去，孙子也就跟着受害。这种恶性循环，何时休？

2015年7月6日

（作者系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