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是我十分敬重的人，虽然我同他毫无个人接触。到过他家里一次，那时他住在富强胡同。我是同新华社几个人一起去的，想必是为了谈工作。何以谈工作跑到他家里去？大概那是1978年他出任中宣部长以前，他还不直接领导新华社；而我们知道他很高明，为人又随和，想去听听他的高见吧。详情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刚坐下，他的秘书来说华主席请他去一趟，我们只好告辞。后来他当了中宣传部长，我去中宣部开过几次会，也从来没有单独交谈过。
但是我仰慕他的大名却已经很久很久了。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中宣部工作，耀邦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位编辑常来向我组稿，常常说起他们的耀邦怎样勤奋，怎样喜欢读书，读了多少多少书，等等。直到他去世前的10年及其以后至今的15年，我渐渐知道了他更多的事，自己的阅历和领悟也渐渐加深了，对他就越来越敬仰。
《我心中的胡耀邦》的编者王建勋要我写篇序言，我欣然应命。耀邦的一生多姿多彩，这个大伟人和有关他的事以及他所处的时代，都很值得我们思考，他的遗言便给我们出了很多值得深思的题目。这本书的四位作者都是思想界和舆论界的名家，著作等身。我引以为荣的是，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戴煌比我整整小10岁；我和其他三位按年序的排列，我觉得也相当有趣，各人紧挨着相差一岁：今年光远八十九，绩伟八十八，李锐八十七，我八十六。
一
不记得我国哪一位皇帝，好像是宋太祖赵匡胤说过这样一句话：治理天下还得靠读书人。这所谓的读书人，今天一般叫做知识分子。毛泽东似乎是认可了这一点的。他在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中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不过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又十分鄙视和肆意丑化知识分子，说狗屎还可以肥田，知识分子的知识连肥田的用处也没有。我那时在重庆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这些“整风文献”都认真学习过，幸亏重庆没有搞延安那样的运动。1949年建国以后，这些对伟大领袖的形象不很有利的语言删掉了或者改掉了，但是以“大老粗”为荣的风气却在很大的范围内继续存在，甚至成了时尚，后来更发展到“读书越多越蠢”的恶劣程度。而且，凡知识分子都必须改造，都必须到农村向农民学习。学者王学泰在他的著作《〈水浒〉与江湖》的书中评说了这种风气，他说：“表面上看它在推崇反权威、反传统和崇尚勇武、奋斗的价值观，实际上其本质是蔑视规范，提倡粗鄙的游民文化”。我认为这话十分精采，尤其是那个“粗鄙的游民文化”。到了文化大革命，那粗鄙的游民文化越发神气起来。那时还有一句最高指示：“知识越多越反动”！有些知识分子为了自保或向上爬，便故意自贱自轻，努力装得像个鄙陋的草莽人物。
胡耀邦是老红军中的红小鬼，走过雪山、草地到达延安的时候刚刚20岁，进入了青年团的领导层，成了大干部。老红军大多数是中青年，长征结束时毛泽东42岁、周恩来37岁，后来大名鼎鼎的王胡子王震将军仅仅比耀邦大7岁，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也还是个27岁的青年。可是这班中青年特别是青年中，勤奋读书的，耀邦是最突出的一个。我不知道王震将军读过多少书，他当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起劲儿反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校礼堂的大报告中声讨周扬、王若水，说他们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又说：“还有那个姓金的”。显然，他没有读过大作家巴金的作品，不过总算记住了“还有那个姓金的”。
在那个反智和炫耀粗鄙的时代，《列宁全集》出版了。耀邦对来访的朋友说：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读到列宁全集第几卷了。还有人回忆说，耀邦在中央工作期间，在一次会上要求那些高级干部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都是要读一点。他还要求大家熟悉全局，多想想全局的问题。耀邦自己果然读了，而且用得上。1984年李锐在中组部，讨论到广西“文革”中的遗留问题，耀邦主张宽一点儿好，他说：“柳宗元《驳复仇议》中有句：‘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我们要向古人学习。”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大家都要报杀父之仇，出了乱子谁来解救呢？李锐觉得这两句话不大适合广西的情况。不过我想，他把这件事记了下来，大概也是认为传闻不假。耀邦确实是读了书的，而且博闻强记。
平反冤假错案困难重重，是一场严重的短兵相接的博斗，戴煌写了这件事。耀邦鼓励大家要像苏东坡说的那样：“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后来耀邦又说：“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炉！”他确实博览群书，读的时候咀嚼过，所以到时候用得上。
二
最叫我佩服的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他就提出了掌握和推动全局的战略性建议。我写过一篇三百多字的短文，其中说：在天下纷纷扰扰之际，一个人以在野之身，却能高瞻远瞩，提出把握全局的方针，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有三位：一是东汉末年向三顾茅庐求贤问计的刘备提出史称“隆中对”的诸葛亮，一是明太祖朱元璋称王之前向朱献策的儒士朱升，另一位就是当代的胡耀邦。
毛泽东去世，“四人邦”刚刚揪出来之后，叶剑英元帅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眼邦，那时耀邦被“四人邦”打倒以后闲居在家。耀邦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了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知情人说，当时口头说的大意如此，后来形成文字，更明畅了。现在我国经济繁荣，外国人称赞不已。试问：如果没有这三条，我们能有今天吗？
所谓“批邓”，是指当时的主政者还在遵照毛泽东生前的旨意，继续在全国开展对邓小平的大批判。邓本来是毛的忠实信徒，又是毛的爱将，“文革”中毛把邓打倒了，后又把他拿出来收拾残局。邓出来以后，不能不整顿被“文革”搞乱了的局面，这是毛不能容忍的，所以第二次把邓打倒，发动在全国“批邓”。现在要“停止批邓”，就不能不违反毛泽东的旨意。可是，这时的主政者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们的思想僵化了，哪怕毛已经去世，他们还是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不用心想一想毛主席说的和做的到底对不对，是不是符合实际。
不久，胡耀邦复出，可以做事了。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前，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当中央党校排名最后一位副校长的时候，他策划和组织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二是他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平反冤假错案。这两件事都非常了不起，都同他那被戏称为“新时代隆中对”的三条建议密切相关。特别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党上上下下打破了“思想的牢笼”，这是从根上的改革开放。它的伟大意义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改革开放本身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成就都来源于它。如果人们的思想不解放，任何改革都谈不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将来，都决定于是否坚持这一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一般科学的原理而并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300年前，西欧就有思想家提出了这条原理，那时马克思还没有出生。马克思是坚持这一条的，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马克思主义。我们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自称辩证唯物主义者，就应当更加坚持这个原理。可是有些人却惧怕事实，惧怕历史！胡耀邦这个历史人物，一个所谓的党的“生活会”就把党的这个总书记搞下台，这不是历史事实吗？但是现在人们不能谈论这个人，不能谈论这段历史，因为有人惧怕事实，惧怕历史！除了讲讲空话，他们哪里有胆量敢坚持这条原理，实实在在按它去思考和做事呢？
改革开放，当时有赖邓小平的支持，这可以说是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同时，胡耀邦、赵紫阳也有首创之功，而且胡耀邦、赵紫阳两人具体主持了改革开放，邓、胡、赵这三个人同样功不可没。可是人们现在不提胡耀邦，更不许说赵紫阳。我担心由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太滞后，万一不幸而导致经济改革的成就无以为继，甚至发生大波折，大倒退，人们会不会重新捡起胡耀邦、赵紫阳来，把一切罪责推到他们两人头上？
为什么恰恰是耀邦而不是别人，能及时把握这个全局，作出这个新的“隆中对”、非常准确地提出这三条建议？我想乃是他的诸多特点之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博览群书和经常思考全局问题。光远有一篇《好学勤思》，说他注意到“耀邦读书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著作，各种他认为有意思的书也找来看看，难怪他有广阔的眼界。”那位交通大学出身的无锡人、懂英文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胡耀邦是大知识分子，想必也是这个意思。耀邦是个自学成材的典型，他参加红军的时候只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但是如果耀邦也只是读线装书，仅娴熟中国典籍，而排斥西方的学问，特别是排斥西方的宪政与法制的思想，他是不是也会在和平年代治死几千万人，把国民经济治到崩溃的边缘呢？
三
当然，耀邦也不是完人，也不是没有缺点。今年4月，他去世15周年的前两天，一家媒体打电话向我采访，要我谈谈胡耀邦。我说胡耀邦是一个伟大的人，我非常钦佩他。他主要的特点是有一颗赤子之心。问题是他把别人看得同他自己一样，也同样有一颗赤子之心，因此，要求他成为一个大政治家恐怕是很难的。对方的那位女记者问道：他的检讨是被迫的吗？我回答：我认为可以那么说。事后我想还应补充两句，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同她联系，只好算了。我想补充的，一句是，有他这样一颗赤子之心的人不能当政治家，尤其不能在中国成为大政治家，别的政治家绝对容不了他；另一句是，他对那个检讨很后悔。不过这一点我想我们也很难太责备他，除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如他自己所说不下“罪已诏”外，哪一个共产党员没做过检讨或自我批评呢？
通过一个所谓的党的“生活会”，就非要把党的这个总书记搞臭不可，然后把他搞下台，一点不讲规则，不讲程序，没有章法，太胡来了，太不成话了。这样草率胡来，绝不可能给这个党带来荣耀，只能叫人看不起。
我读了李锐的《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又一次深深地为耀邦不平；同时，我对他本人也有所不满。他说：“如果中央重新给我做个符合实际的结论就好了”，他委屈地提出这个愿望，我觉得他太想不开。当然，情有可原。他受的委屈太大，搁在谁身上谁也受不了。他为别人平反了几十年来历次政治运动中无数的冤假错案，抚慰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心，结果他自己的下台却成了另一个特大的冤假错案，他能不要求平反吗？平反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当然，这个大冤假错案总有一天是要平反的。李锐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极有价值的建议，他建议再做一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这一段历史；当然包括为耀邦平反，还有赵紫阳等等许多人也必须平反；除了平反，还要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教训。
暂时，这是不可能的。耀邦被搞下来17年了，两年以后去世，也已经15年了，他企求的新结论得到了吗？没有，连门儿也没有。
我想，对于他这样一个不凡的伟人，流俗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人，有什么必要一再企求做个什么结论呢？公道自在人心！李锐在中顾委的支部会上提出耀邦这个问题，请中顾委正式转告中共中央。这个建议得到了赞同，这正是人心不平、公道所在的表现。但是耀邦自己那么强调这件事，却实在没有必要。我想了又想，一而再，再而三地想，那必要性怎么也想不出来。我只能说，像他这样一位旷世伟人，光昭日月，根本不需要再企求做个什么新结论，根本不需要！
让我们看看陈独秀的遭遇，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特大的冤假错案。这位大思想家，中共的创始人之一，连续五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他抗拒不了斯大林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所做的瞎指挥，结果却拿他当替罪羊，要他承担失败的全部罪责。中共中央奉命把他开除出党，又污蔑他为叛徒，是汉奸。几十年来，民间有许多人钻研历史，根据事实写出了不少文章为他辩白，而中共中央一直没有给他平反。尽管如此，景仰他的人越来越多，好像并不在乎中共中央态度如何。历史是公正的，一座座伟大陈独秀的历史丰碑，矗立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心里。
然而，何以明智如胡耀邦者竟这么想不开，去世之前10天还念叨着这件事，还在希望中央给他做一个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究竟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我想了又想，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想，何以那么高明、那么明智、那么极具远见卓识的胡耀邦也这样想不开？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胡耀邦帮助许许多多的别人解放了思想，而他自己的思想却还有某个角落没有解放？我仿佛找不着答案，说不清；又仿佛找到了答案，却说不出来。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能说的是，他那不明不白的下台是一个悲剧。不只是耀邦个人的悲剧，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剧，中华民族的悲剧，我们大家的悲剧，因为中共是领导党、执政的党。
四
我那三位老大哥的文章里都提到两个人：一个胡乔木，一个邓力群。这两个人都野心不小，确实能量很大，在打倒胡耀邦事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草草收场，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也是胡乔木耍手段从中作梗之故。他们最大的本事是歪曲和编造事实，向老人们告胡耀邦的状。共产党内的这两个大人物，事实上只是打小报告的小人。
绩伟在他的文章里写道：“乔木在背后指责耀邦同志，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这些左倾势力早就对耀邦同志心怀不满，可惜我当时觉悟太低，没有看出其危险性。”
写到这里，我想说的是，这种品质的人，今后一万年也不会绝灭，但是决非无法可治。他们与耀邦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和政见。孟老夫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话很对。党内不同思想和政见的存在，或者在这方面存在着差距，是事实，是正常现象。既然如此，如果党内有民主，有一个正式的论坛，党员可以各抒己见，公开辩论，彼此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争取党内多数人赞同，胡乔木、邓力群之流何必在背后搞阴谋、打小报告呢？同时，如果每个党员都有平等的一票，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其他人也好，任何人都不可能个人说了算，生前不能搞“一言堂”，死后不能搞“两个凡是”，胡乔木、邓力群之流又向谁去打小报告呢？那么，那种宫廷政变式的“生活会”既不可能发生，也再没有必要。此外，党内有不断改善的规章制度，大家都得照办。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党内人人必须光明正大，并且只能光明正大。
但是，这一切都不符合中共依为榜样的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宗旨，现在不能那么办，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也做不到。
所以耀邦那颗赤子之心，既是耀邦的优点，同时又是耀邦的缺点。如此，他那悲剧恐怕就是不可能避免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