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文客观地评介了英国历史学家伯里写于一个世纪前的名著《思想自由史》。思想自由应是包含言论自由在内的，它在西方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古希腊罗马的自发阶段；西欧中世纪基督教教会专制统治下思想受奴役、理性被禁锢、知识无进步的阶段；17—19世纪西欧各国通过理性与权威的反复较量，思想自由重建起来并进入自觉阶段。《思想自由史》史料充足，论证严谨，哲理性强，直至今日仍不失其学术价值。因为思想自由是人类进步的公理。
《自由思想史》（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J．B．伯里（Bury．John Bognell 1861--1927）1919年于伦敦出版的经典名著。伯里是修养深厚的希腊学学者。他的主要著作是关于后期罗马帝国的。国际学术界公认，伯里对后期罗马帝国和拜占庭时代的知识，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伯里又是目光尖锐的哲学研究者，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他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和一元论者。他抨击基督教和其他多种形式的有神论。他的名言是：“除去依赖我们的理智的启发外，没有其他的信仰。理智的烛光或许是微弱的，但这是我们拥有的唯一亮光”[2] 他经常为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的《年鉴》写稿。正是由于这种哲学的兴趣他写了《思想自由史》这部名著。
伯里自己的信仰是“进步”。这种信仰的基础在于：“把历史的基础解释为人类朝一定的和想望的方向稳步前进，并推断这种进步将无止境地继续下去”，“最后大家都将享受幸福，这种情况将证明文明的全部过程是合理的。”[3] 这个进步的理念在《思想自由史》中有明确的论述。
《思想自由史》共分八章，第一章是全书的导论，主要说明什么是思想自由及其与言论自由的关系。第八章是全书的结论，主要说明主张思想自由的理由。中间几章论述了思想自由的曲折发展的进程：首先，思想自由的自发阶段；其次，理性被禁锢、思想被奴役的阶段；进而，理性主义的前进、思想自由的自觉阶段。在这整个发展过程里，历史、哲学、宗教、政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交错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复杂网络，贯穿整个网络的则是理性与权威反复斗争的这条纲。
伯里的这部著作问世将近一个世纪（96年）了，是一部蕴含着经久不衰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的名著，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叙述简明，是研究西方文明世界思想自由史的经典之作，值得我们重视和研读。
一、什么是“思想自由”？
首先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是“思想自由” ？伯里认为，思想自由不是指一个人独自和私下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的那种自由，这样的自由是毫无意义的。真正的思想自由不是这种秘而不宣、不与人交流或不公开发表出来的思想自由。伯里认为：“思想自由如有什么有价值的意义，应是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4]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本书凡论及思想自由的，也即是关于言论自由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二而一的，思想自由史也就是言论自由史。
西方文明世界的人可能认为言论自由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天赋权利，并且以为这样一来就找到了足以反驳一切反对言论自由的论据。伯里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就连维持生命或生殖后代这样的‘天赋权利’都要受到社会的限制，何况言论自由。更为根本的是，“这种权利是晚近才获得的” ，而且“为争取这一权利的道路血流成河。”[5] 过去人类社会，除了古希腊罗马时期以外，都是反对思想自由、压制言论自由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是因为思想自由必然带来与现存观念不同的新观念，可人的头脑天生懒于转动，并且倾向于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因而对这些新观念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倾向。人的这种保守情绪由于社会中那些其利益与维持现存制度和秩序的阶级、阶层或集团对新观念、新思想的激烈反对而增强了。这种敌视新观念的情况，甚至在现今最先进的西方社会中仍然可以察看到。
因此，即使在西方也是“经历多少世纪才使那些最开通的人们相信，发表个人意见和讨论各种问题的自由是一种好事而不是坏事。”[6] 或者可以更强调地说：“要得出对对言论的压制是错误的这一结论需要很长的时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只有一部分人确信这一点……这个结论是人类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7]
这个结论是怎样得来的？伯里认为，“这是权威与理性持续不断斗争的结果。” [8] 因此《思想自由史》这本书的主题也就是要论述它们两者持续不断的斗争历程。
一般人的思想中包含有可能核实了的或论证过的许多事实，也有许多信仰和意见是得自权威，并且是不能核实和证明的，而人们之所以接受它们是由于“绝对信任” 权威。权威一般指诸如公共舆论、教会、圣经，而教会的教义又受到一定社会势力的保护。在本书中，“权威”主要是指基督教会及其教义。“权威”宣称这些教义是真实的，并通过对这些教义的反复宣讲，凭借这种反复宣讲的强大暗示力量，将它们强加于人，而有些人也就会从思想上接受它们；与此同时“权威”则告诫理性不得插足。而理性不能不忠于自己，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权利去服从未经理性审查和认可的权威。伯里指出：“按照定义，‘理性主义’（rationalism）是指理性毫不妥协地维护它在整个思想领域的绝对权利。”[9]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权威”和理性的对立和斗争。在它们两者的整个冲突过程中，“权威”一向占优势，而无论何时真正关注理性的总是少数。理性，或者说 “拒绝思想受任何权威支配而只受自身支配的自由思想”[10] 的唯一武器是“争论” ，而“权威”则使用了物质与精神上的暴力、法律上的高压和煽动社会不满等武器。当然，“权威”也使用理性的方法，但这样就会造成它内部的分歧，从而有利于理性。
从16世纪到法国大革命，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与争取思想自由的斗争有关系”，也可以说都与理性争取自身的解放，即争取自身的权利有关系。
二、思想自由的自发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
伯里认为，西方文明受惠于古希腊人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思想自由和辩论自由的创始者”。他强调指出。即使古希腊人在人类活动的大多数领域没有做出他们已做出的那些了不起的贡献，“他们坚持自由原则的主张就足以把他们置于最崇高的造福人类者的行列了：因为这是人类进步中最伟大的步骤之一。”[11]伯里独具慧眼的这一看法，为思考古希腊人对人类的贡献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是很有意义的。
伯里把爱奥尼亚确定为自由思考的发祥地。但是这种思想自由的精神，或者说理性的精神在雅典才得到高度的发展，其集中体现的人物就是苏格拉底。在雅典民主政体发展到成熟阶段，政治辩论十分自由。苏格拉底一年四季天天都在街头巷尾或公共场所同各式各样的人谈话，讨论各种问题，他以这种方式教导他们对于民间信仰或任何其他意见都要通过理性去裁判，而不要根据大多数人的看法或权威的意旨去进行判断。他的这种教导活动贯穿他一生。苏格拉底的重要性在于提倡辩论和批评，他临终前强调地阐明了两点。（1）应不惜任何代价，那怕是死，也要拒不服从任何权威或法庭强迫自己走自己认为错误的路，而应誓死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个人职责或使命。他断言个人的良心是至高无上的，是超越人类法律的，良心的权利是不能放弃的。（2）他坚持自由讨论的公共价值。他四处找人谈话和讨论，就是用这种批评的方式来使人明白自己的无知。他认为人们如能把谈到的各种问题天天进行辩论，那是对他最有益的事，因为“生命如经不起这样的的辩论的检验，是不值得存在下去的。”[12]
雅典允许有广泛自由的结果，是出现了以苏格拉底的谈话为共同根源的、对人类进步产生了极其深刻影响的多种哲学体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怀疑论学派等等的哲学。所有这些哲学的体系都是理性主义的。
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初期，官方对言论没有施加任何限制。罗马的政策一般说来是对整个罗马境内的各种宗教和各种言论采取宽容的态度，渎神并没有受到任何惩处。提比略皇帝的箴言说明了这点：“诸神如受到侮辱，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
宽容的例外是对基督教派，这可视为欧洲宗教迫害的开端。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敌视构成罗马社会的传统基础的对各种神的信仰和崇拜，罗马当局发现，基督教派一旦占上风，拥有权力，就绝对不会宽容罗马的异教崇拜，就会镇压其他各种宗教。所以这个问题可以这么看：罗马当局对基督教问题实行不宽容政策，其目的在于保障宽容政策。不过罗马当局实际上对基督教是宽宏容忍的，迫害只是吓唬，绝无基督教后来所采取的“宗教法庭”那类严厉的措施，基督教文献也从未遭到禁止。基督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基督徒越来越多，表明基督教是扑灭不了的。罗马当局不得不于公元 311年颁布了“宽容敕令”。
古希腊罗马的历史表明：自由思想是自发的，像人们呼吸一样理所当然，而不是一项有意识的政策或经过深思熟虑取得的坚定信念的结果，因此它就不是很牢固的。伯里认为理性对思想自由的理论研究必须以迫害的理论和实践的漫长历史为牢靠的基础。正是基督教会的高压政策及其严重后果为理性的这种研究奠定了这样的基础。我禁不住要赞叹他的这个看法是完全符合历史辩证法的。
三、理性被禁锢，思想被奴役的阶段——西欧中世纪时期
“宽容敕令”后十年，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为国教，开始了西欧理性被禁铟、思想被奴役、知识没有任何进步的一千年。
基督教上升为国教所从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使人类对宇宙奥秘的看法与基督教义一致，即用基督教教义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与此相应则采取了一项压制思想的政策，其基本原则就是教义所说的：只有在基督教会中才能得到拯救，不信仰教义的人将永堕地狱。第二件大事就是向神学异端宣战。无论何人只要信奉异端邪说就被宣布为上帝的敌人，这就导致对他们的迫害。到公元4世纪末，罗马境内对异教诸神的崇拜终于被打的落花流水而逐渐消亡了。从此，反对基督教内部的异端的斗争就开始火热起来，对异端甚至处以死刑。这一镇压异端派的斗争一直延续到12 世纪末。这时西欧教会的权势达到顶峰，教皇们发起了把异端从基督教世界扫除的有组织的运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组织了对阿尔比异端派的十字军讨伐，胜利后确立了一个君王为了保住王位，必须以清除异端为条件。这样教皇就建立起了一套神权政治制度。
1233年教皇设立了宗教法庭这一有组织的搜索异端派的体系，这是历史上最强有力的禁止人们信仰自由的手段。同时又组织僧侣专门查找异端份子，后来教皇又发布“信仰敕令”，要求“人人做告密者”，从而使人人都受到邻居、甚至家人的怀疑。仇恨异端是从唯有基督教才能拯救人类的教义中产生出来的一种传染病。基督教的这一原则连同其他教条和暗示一起，形成了一座反对知识进步、堵塞科学道路的堤坝。凡是无视《圣经》上的谬说、持科学见解或从事科学实验活动的人，不是被烧死就是被长期监禁。
尽管形势如此严峻，理性实际上并非静止不动，不过采取了异端的形式而已。12世纪末，西方基督教有识之士通过伊斯兰自由思想家阿威罗依开始熟知亚里士多德哲学，并深受阿威罗依的“双重真理”说的影响。这一学说认为存在两个独立而又相矛盾的真理：哲学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在他的影响下，一批巴黎的自由思想家进而提出，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世界” 、“复活” 等教条，从宗教观点来说可能是真实的，但从理性的观点来看则是错误的。这当然受到教皇的谴责，但在这种种影响下却引出了意大利僧侣托马斯的神学。伯里以其慧眼看出和强调了埋藏在托马斯神学中的“宗教怀疑论”的种子。托马斯力图把不信神的、理性主义的亚里士多德归到正教一边，他的这一做法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托马斯就以一种巧妙构造的神学理论来陈述对此感到怀疑的那些怀疑之点，这样一来却实际上起了一种可称之为“宗教怀疑论”的影响，从而动摇了一颗信仰的心。
到13世纪，这种宗教怀疑论的思想流行起来，产生了一种说世界受了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三个骗子的骗的说法，另外还有一些怀疑宗教真理的故事在社会上长期流传。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基督教对理性的禁锢或思想的奴役已经快要过去了的一种先兆。
四、思想自由自觉阶段中的几个重要环节——西欧近现代时期
1、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13世纪在意大利出现了个人和人与世界关系的觉醒的文艺复兴运动。到14世纪，在这个运动中产生了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者并不敌视神学权威或宗教的教条，但流露出对世界的纯人类的好奇心，醉心于异教徒的文学及教育的非宗教方面。他们把神学和宗教分开，保持二者的区别，表面上遵从宗教的教旨，实际上不是这样。人文主义思潮迅速传播到西欧其他国家，产生了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法国的蒙田，他虽然保持着对天主教的信仰，却认为这些教条都是理性所无法证明的，但也无法绝对地否定，因而只有存疑，不下判断。他的思想因而被称为怀疑论。他由此出发，对企图以理性方法论证宗教教条的经院哲学进行了批判。蒙田的例子说明，怀疑论是对宗教信仰、教会权威进行批判、否定的一种最初的形式。
人文主义当时所起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创造一种思维的氛围，使理性解放得以开始，知识得以进步，从而为思想重获自由开辟闻道路。
关于宗教改革。伯里认为，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并不是像很多人误解的那样是理性反抗教条，而是用一种权威代替另一种权威——用《圣经》的权威代替教会的权威。就仇视、迫害异端的不宽容精神、不关心自由和敌视科学进步而言新老教会基本上没有有差别。不过宗教改革却无意间帮助了自由事业。首先它促进了西欧教会的分裂，使教会权威普遍削弱。其次在新教诸国中，教会最高权力归君主，政治的需要使君主们迟早要修改教会的不宽容的原则。再次新教徒在反叛正教会时曾主张过、而在他们得势后就否定了的坚持己见的权利，即宗教自由的原则是不能永远被压制下去的。最后新教徒使《圣经》成为自由阅读的书，引起对它的评论、考证、使之受到无情的剖析。伯里根据这些理由，认为新教成了通向理性主义的垫脚石，从而对思想自由起了推动的作用。
宗教改革的另一后果是对罗马天主教会革新的影响。但其革新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更有效地压制思想自由：对有异端思想的人处以死刑，如布鲁诺；有的甚至先撕掉舌头，然后烧死，如意大利学者鲁齐里奥．瓦尼尼。
2．从宗教宽容到宗教自由再到思想自由
反对、阻碍知识和科学进步是基督教会为坚持和捍卫《圣经》的崇高地位必然要采取的态度和措施。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就遭到新老教会的声讨和谴责，而伽里略则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其著作被列入“禁书目录” 。
但是，不管怎样，理性和知识的进步削弱了神学权威的基础，理性与信仰的对立加深了。另外，得之于人文主义的怀疑心理，以对人现世命运的关注取代了对未来世界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宽容思想获得了进展。宽容思想引导到宗教自由，而宗教自由是西方世界取得思想、言论完全自由的重要一步。
宽容意指不完全的宗教自由，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宽容政策，西方各国现今享受的宗教自由是经过许多不同阶段的宽容政策达到的。这首先要归功于意大利的宗教改造者、“上帝一位论”的创立者索齐尼。他谴责迫害政策，批判为宗教利益而使用暴力。在其影响下，萨尼的卡斯特利翁认为，如果迫害是宗教的必要部分，那宗教就是一种祸害，从而吹响了宽容的号角。
在此以后，在西欧各国先后逐步实行了不废除国教下的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这其间出现了许多提倡宗教自由、主张政教分离的思想家，如英国诗人弥尔顿不仅主张政教分离，甚至还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反对书刊检查制度，把思想自由置于公民自由之上：“给我凭良心去了解、表达和自由辩论的自由，这是在其他一切自由之上的自由。”英国哲学家洛克的名著《论宽容的信札》，主张政教分离，认为由国家强制推行一种宗教是荒谬的，宽容是一个使真正宗教具有传播的机会的原则。此外在法国，培尔、伏尔泰、卢梭都有为宽容辩护的论著，甚至有反对不宽容的行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经过反复曲折的道路，在法国建立了宗教自由制度。与此同时，西欧的其他国家德、奥、意、英等在这一时期经过不同的道路和形式，也都实现了宗教宽容和建立起了宗教自由的制度。
伯里总结说，宽容思想是新的政治环境和出于新的政治需要的结果。这表明统治阶级中有影响的集团已成熟到希望变革。在随后到来的三个（17--19）世纪里理性就将牺牲信仰而大步向前迈进，思想自由即将进入全面自觉的阶段。
3．理性主义的成长，思想为拒绝受任何权威支配、而只受自身支配、即为思想自由而斗争
在17、18世纪中，否定基督教神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家们的一个特点，就是口头上声明信仰正教，假装承认他们攻击的思想是真理，使他们否定基督教教义的结论蒙上一层忠于信仰的薄薄面纱。另一个特点就是主要不是根据科学事实的论据，而是根据基督教神学及其书籍中的种种证据中的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荒唐无嵇及教义的道德难解之点。在这一时期里出现了培根、笛卡儿、霍布斯、斯宾诺莎等思想家，其中洛克的著作对同时代人最有吸引力，影响最大。洛克表明自己或多或少属于正统的圣公会教派。他的伟大贡献在于论证了知识得自经验，使信仰完全从属于理性。他承认天启，但认为如果天启与理性的更高裁判相抵触，就必须予以否定。在洛克的直接影响下。托兰德更进一步地认为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其中不应有神秘不可解之点，否则理性就不会接受。
法国当时的思想家培尔虽是位自由思想家，但从未拉下正统派的伪装。他在其《哲学辞典》中整理出异教徒攻击基督教基本教条的所有理由。他伪称开列一张理性反对基本教义的理由的无情清单是为了提高信仰价值，实际上他是要表明基督教教义是根本不合理的。
伯里以很大篇幅论述了英国自然神论者反对天启宗教论战中的观点和功绩。自然神论者有克拉克、柯林斯、伍尔斯顿等人。自然神论者把理性置于最高的位置，认为天启的性质是与理性矛盾的，理性可以证明其存在的上帝（自然宗教）与创造基督教启示的上帝不可能视为同一个人。我们知道，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神论……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13] 当然，为了逃避迫害，他们也总是做出模棱两可的伪装，但并不总是成功。如伍尔斯顿因其攻击救世主的奇迹的论文而被判监禁竟死于狱中。
英国自然神论者在英国理性主义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对法国思想界起了很大的影响。伏尔泰是坚信自然神论的，在18世纪中叶以后投入了反基督教的战役。他把基督教说成是荒谬而残暴的宗教教派：“这个教派受到刽子手的支持，……是一种只有那些从它得到权力和财富的人才认可它的教派”[14] 。另一位对思想自由做出重大贡献的是卢梭，他有力的肯定了对自然神论的信仰并还否定了天启和神学。但伏尔泰的反基督教式的和卢梭的半基督教式的自然神论，都只是通向无神论的半途旅店，其基础很快就被法国唯物主义者们所破坏。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和狄德罗主编的大《百科全书》是整个反宗教信仰运动的代表。他们引导人们从基督教及其原罪论转向一种新的世界观，把人的兴趣从宗教的教义转向社会的改善上来，使全世界的人相信幸福不靠《启示录》，而是依靠社会改革。
英国本土在自然神论者之后，出现了两位重要的思想家：休谟和吉本。
作为哲学家的休谟，首先对基督教神学关于奇迹的论证进行了检讨和驳斥。其次他驳斥了自然神论者和基督教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证明。然而休谟在这方面的影响不及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罗马衰亡史》。吉本在其著作中，首先，把基督教的兴起与成功的原因第一次当作简单的历史予以批判的研究。其次，从纯历史的观点来批判基督教人士对《圣经》中所述奇迹的论证。吉本的著作对随后几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更大。
托马斯．潘恩是18世纪英国最后的、比前辈们更有名的一位自然神论者。他的著作《理性时代》，可以说是第一部以不加掩饰和无保留的语言攻击基督教的拯救说和《圣经》的重要著作。潘恩因此书下狱，出版商也因此被监禁、判刑和处以罚金。
18世纪的德国虽然也感受到了英国的自然神论者、法国的自由思想家和斯宾诺莎的影响，但在理性主义的传播中没有什么有独创性的观点。
可是，到了18世纪末，德国出现了一位震撼世界的哲学家，这就是康德。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表明，企图以理性证明上帝存在必然陷于自相矛盾之中。他的哲学通向一种新的思辨哲学，是把理性从权威中解放出来的重要一步。
4．理性主义的前进，思想自由进入全面自觉状态
在伯里看来，19世纪是理性主义向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各个领域胜利推进、思想自由达到完全的世纪。
1）自然科学方面
19世纪初，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提出了宇宙按力学规律由原始星云演化而成的学说。拿破仑问他为什么其学说中没有上帝，他回答说他的研究结果不需要上帝这个假设。
对神学而言更可怕的是地质学。特别是赖尔1863年在其《古人类》著作中说明人类在地球上栖息时期远较《圣经》记载的久远的多。
动物学对神学就更要命了。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科学与神学斗争的划时代事件。“自然选择”的的学说推翻了上帝创造物种的神学理论，被认为是要推翻上帝的威胁。1871年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对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以及亚当堕落的《圣经》神学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但是，我以为有一个哲学家比达尔文更早就以哲学的形式提出了进化的思想，并且认为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界，而且也适用于人的思想和整个文明史。这个哲学家就是黑格尔。伯里认为，在黑格尔那里，无论自然界还是精神界都是“从低级到高级的一种必然发展进程” ，他的局限性仅在于将这个过程看作仿佛实际上完成了的。他的这一体系同任何唯物主义体系一样在推翻正统信仰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并非真理的特殊启示，而只是哲学才能达到的真理的一定程度的近似。黑格尔的宇宙观摆脱了对任何天启宗教的期望和需要。我认为还应强调指出，黑格尔全部体系的中心理念是“自由” ，这个体系在将思想自由提高到自觉程度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孔德也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明确地否定神学，认为社会未来的进步将由科学的世界观来指导。他的“实证主义”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的赫伯特 ．斯宾塞继他之后也创立了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哲学体系。他的书使进化论变得人人皆知。德国的进化论提倡者动物学家海克尔的的著作《人类的创造》涉及面与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相同，译成了14种文字。海克尔接受了斯宾诺莎的实体-上帝-自然一体观。他称自己的哲学为“一元论”。
2）人文科学方面
英人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认为历史是一个打不断的因果链条，偶然性和神秘的天意都被排除，上帝依然存在，但被逐出了历史。
基督教的种种观念还受到人类学、比较宗教学和历史主义考证学的攻击。特别是历史主义考证者们对《圣经》卫道士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的工作是把《圣经》当作纯粹人类文献来研究，对其中的记载进行有条不紊的审察。他们考证的结果是：《旧约》中的一些篇章并非如传说所说是摩西写的；犹太人的传说的神圣起源是基督徒生造出来的等等。
对《新约》的考证始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斯特劳斯和鲍威尔。前者的《耶稣传》和后者的《新约福音批判》都表明，《新约》有关耶稣生平的记载并没有如它所说的有亲眼目睹者为证；耶稣并不想建立一个新宗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诞生于神话传说之中。
教会对付科学和历史考证破坏正统信仰不止是“争论”，而且使用了剥夺教授职位，有的被革出教门，有的甚至入狱。
3）理性主义进入教会内部
理性主义进入教会的先声是天主教会内的“现代主义”运动，现代主义者们一心想根据现代科学和考证来重新解释教条。他们遭受到了教皇的压制、谴责和扑灭这一运动的种种措施。
19世纪初在英国教会内部产生了一种新的理性主义运动，其代表人物柯尔律治创立了“开明神学”学派，提倡宗教思想的自由。到1850年在英国教会内甚至出现了宣扬放弃信仰、否定教条和天启的自由思考的潮流。
19世纪末，在英国出现了倾向于持开明观点的“广教会派” ，其主要人物周伊特1860年和其他6位教士共同出版了《论文与评论集》，主张《圣经》可以像其他书一样予以解释，并根据达尔文主义认为奇迹是不可能的。文集的作者被教会谴责为“七个反基督者” ，其中有两位受到宗教法庭的起诉和审判。但大法官韦斯特伯里却推翻了宗教法庭的判决，认为一个教士是否相信永恒的惩罚无关紧要，从而给予了教会以内部言论自由。到1865年议会就通过法令正式建立了这种思想自由制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所有英国伟大的诗人（华兹华斯、雪莱、斯温伯恩等）都无畏地反对基督教的上帝（无上的魔鬼上帝），嘲笑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偏见。这一反正统的激动人心的斗争持续了12年之久。教会正统派没有退让，但并没有能够阻挡理性主义的进攻。斯温伯恩在1871年出版的《黎明前夜之歌》唱出：“你被打倒了，你上帝，你被打倒了；你死亡临头，啊主啊”，“光荣归于最崇高的人类，因为人类是万物之主”。这样的诗歌可以正式出版而不受惩罚，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此外，一些不可知论者、英国复活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以及提倡“现世主义”的思想家们，通过讲演、办报、出版期刊和书籍等等形式，批判宗教神学、指责教会压制进步的行径、提倡理性思考，使自由思想在19世纪末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由于理性主义在19 世纪的胜利前进，在欧洲一些进步国家中，公共舆论的宽容精神有了显著的提高。过去人们常说，一个自由思想家肯定是不道德的，这种陈腔滥调现在再也听不到了。可以说现在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人人都承认，天上地下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合法地讨论的。
伯里在总结理性主义和自由思想的这种来之不易的胜利时说，科学和考证使得旧的正统观念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了。然而自由思想的前进，对终极极问题的看法产生普遍改变的原因不是由于逻辑论证，而是由于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概念，即由于“人类在向着想望的方向进步”这样的观念引起的。狄德罗等人提出应以现世的愉悦的新理想取代神学提出的死后升天堂的旧理想。正是这种新理想激励英国的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等人提倡，把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行为的最高目的和道德的基础。法国的杜哥尔提出的历史进步学说更加有力地说明了进步是历史的根本原则。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等人正是采纳了这一思想提出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德国激起人们很大兴趣的、由化学家奥斯瓦德领导的一元论运动（1910--1912）宣告：发展与进步是人类行为的实际准则。与此相反，教会，特别是天主教会则一直坚守保守的原则，竭力压制一切进步的先兆。但是，我们只消看看西欧三个大多数基督教徒为天主教徒的大国，那就会看到进步的理想、思想自由和教会权力衰弱是如何相随发生的了。
五、主张思想自由的理由
伯里认为，理性与权威的斗争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战争”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是一场文明与蒙昧、自由与压制的战争。
过去的统治者们总是以对社会造成伤害或危害来压制言论自由，为此他们设置宗教法庭、建立出版物检查制度和颁布亵渎神圣法……诸如此类的镇压措施。我们完全赞同伯里的下述宣告：“现在我们谴责所有这些手段，并且不容许政府有干涉人们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自由的学说是如此深入人心，使我们觉得很难原谅我们受错误思想指导的祖先的镇压措施。”[15]
伯里认为，推论出主张思想自由是正当的应归功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穆勒推论的根据是最广义的功利，这种功利建立在作为不断进步的生物的人类的永恒利益的基础上。而制止人们发表意见和讨论总是违背这些永恒利益的。在论证言论自由的必要性时，穆勒提出，“认为某一意见是正确的，因为在每个争论的场合都没有被驳倒，和认为旨在不允许驳斥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二者有极大的区别”。[16] 这话说的多么好啊！
伯里与穆勒一样，认为主张思想自由或言论自由的唯一理由不是别的，只能是“社会功利”。他强调“社会功利是唯一的试金石”，言论自由是一种压倒一切的社会功利原则。他说的“社会功利”也就是穆勒说的那种“最广泛的功利”或“永恒的功利”。
伯里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论证了主张思想自由的理由：文明的进步更多的是依靠知识的进步和慎重地使习惯和制度适应各种新的情况，而为了这两者，都需要不受限制的讨论自由或无限的详细的讨论和批评的自由。建立这种自由制度，可以认为是现代文明最有价值的成就，并且应看成是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
思想自由所依据的永恒功利的考虑必须胜过对眼前利益的任何计较。伯里完全同意穆勒针对英国政府1858年企图以所谓是“不道德的”为由，要对主张诛戮暴君的主义进行彻底查处时说的一段话：“就伦理信念的问题来说，任何学说，不论它会被认为是如何不道德的，都应有表明信仰和讨论的最充分的自由。”[17]当然，伯里也并不否认言论自由有时也会有损害社会的情况发生。但他认为不能以此为由就否定言论自由本身，正如政府有时会犯致命的错误而不能以此为由就否定政府本身，法律对一些个别案件往往很苛刻且不公正，而不能以此为由就否定法律本身一样。
伯里最后总结说：“理性反对权威的斗争结局，现在显出是一个争取自由的决定性的和持久的胜利”[18] 在一些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里，讨论自由是公认的基本原则，事实上也被认为是开明情况的试金石。乐观的人们会自信这种胜利是永恒的，现在可确保人类永远拥有思想自由，而自由在世界上比较落后的那些地区必将逐渐普及。当然，情况是很不平衡的，现在已经实行言论自由的国家也可能出现暂倒退。但是，现在自由处于远比罗马帝国时期更有利的地位，那时思想自由是自发的，人们还不理解言论自由的社会重要性，而今由于为重建这种自由制度所必须进行的长期斗争，人们自觉地认识到言论自由的价值，思想自由已进入了自觉的阶段。这种信念或许会很强烈，足以抵抗一切反对自由的阴谋。
伯里最后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忠告：“我们就尽一切力量使年轻人铭记，思想自由是人类进步的公理。”[19]
我反复读伯里的这本书所得到的教益是：思想自由是人类社会最广泛的、永恒的文明进步的标志，思想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理性反对权威”的持久斗争中获得的。
（2015-03-06初稿，03-14修订）
附注：1）本文已纳入即将出版的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哲学评论》第16辑（武汉大学出版社）。
2）译者周颖如女士为我的挚友、同窗、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的夫人，商务印书馆资深编辑。2014年我收到她寄赠的译本，说是好些年前译的，并说当时商务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有多项选题，她看到伯里的书篇幅不大就要来译了。她的翻译工作只在编辑之余进行。译著有《彼得大帝》 、《通向珍珠港之路——美日战争的来临》 ；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托马斯《林肯传》（与周川合译）等。著作有《为他人作嫁衣——对编辑工作的回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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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英]J．B．伯里著，周颖如根据牛津大学1948版翻译，商务印书馆 2012年版。
[2] 参见《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第376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3] 参见《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第376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4] 《思想自由史》第1页。
[5] 《思想自由史》第1页。
[6] 《思想自由史》第1—2页。
[7] 《思想自由史》第5页。
[8] 《思想自由史》第5页。
[9] 《思想自由史》第6页。
[10] 《思想自由史》第9页。
[11] 《思想自由史》第10页。
[12] 《思想自由史》第1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第168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4] 《思想自由史》第96页。
[15] 《思想自由史》第146页。
[16] 《思想自由史》第149页。
[17] 《自由思想史》第150页。
[18] 《思想自由史》第153页。
[19] 《思想自由史》第1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