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缺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族群构成又异常多元复杂的国家，美国的国家认同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需要不断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当北美英属十三个殖民地人民谋求独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从族群和文化特性中寻找独立的理由，而是把目光转向启蒙思想，把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这些远比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和文化特性更具普遍意义的价值作为独立的依据与新国家追求的目标，新独立的美国被界定为一个致力于自由、平等和自治原则的国家。美国的建国者们实际上是用意识形态、而非族群特性来论证新国家存在的理由。正如著名学者西蒙·利普塞特所言，“在革命中诞生的美国是围绕一种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国家”。这一意识形态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自由、平等、立宪主义、有限政府、私人企业制度、自治和法治。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称之为“美国信念”（AmericanCreed）。

建国者留下的这一重要遗产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而有意得到了强化，以“美国信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成为把来自不同地区、缺乏共享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的多元族群联系在一起的基础。在当代诸大国中，美国的国家认同无疑是相当独特的，与主要基于族群和文化共同性的国家不同，美国更加强调制度和意识形态认同。

早期美国革命所揭示的那些原则，是根植于殖民地长期以来依据英国的自治原则与习惯法而建立在制度和规范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美国信念”是依附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之上的。把十三州凝聚在一起的不仅是美国革命的原则，更是共享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大多数美国人的潜意识中，美国的国家特性被等同于盎格鲁－撒克逊特性，是否认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被视为是否认同于美国的标志以及移民能否被归化为美国人的前提。

在建国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赴美的移民主要来自北欧和西欧。这些移民在种族特性和宗教信仰方面与原来的英裔美国人类似，并很快成功地同化于美国社会，美国人并没有担心美国的国家特性——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会遭遇挑战。这一时期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来自南方的地方主义。南方蓄奴州虽然也分享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和“美国信念”，但是南部在自由、平等、自治的含义和范围等方面与北方存在巨大的分歧。南北双方围绕奴隶制问题的纷争实际上牵涉对美国国家特性的争论：美国到底是一个献身于普遍自由的国家还是一个只有白人才享有自由的国家。这场争论引发了美国国家认同的第一次危机，南方各州对本州的忠诚超过了对联邦的忠诚，对州的认同实际上超过了对联邦的认同，这导致了众所周知的内战。美国实际上是用流血的方式解决威胁国家认同的州认同问题，代价不可谓不大。

内战和重建结束后，大批“新移民”开始涌入美国。“新移民”主要来自东欧和南欧，在宗教、文化与族群特性等方面与英裔居民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且聚居在相对独立的区域，不认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当时美国社会普遍认为新移民“没有民族的法律、秩序和政府观念”，因而对盎格鲁－撒克逊特性（当时被等同于美国特性）构成严峻挑战。当时美国社会采取的办法是强制同化，即通过美国化运动引导移民放弃原来的语言、习俗和生活方式，转而采用美国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这一时期，美国实际上是通过迫使移民遵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标准（Anglo-conformity）来瓦解新移民的族群忠诚，解决新移民带来的国家认同的混乱。

主张对移民进行同化和推行美国化的人实际上把美国视为是一个遵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人组成的共同体。这些人被称为本土主义者（nativist）。本土主义者并不否认美国是建立在普遍的自由理想基础上的，但同时坚持认为，只有遵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人才拥有实践这一理想所要求的道德和心智的特质。也就是说，普遍的自由理想如果脱离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不存在的。本土主义国家认同观的本质是把美国的国家身份视为一种族群和文化身份，以族裔身份和文化特征来区别国民与非国民，相信移民除忠诚于“美国信念”外，还必须遵从盎格鲁-萨克逊的文化和习俗，否则美国和谐的政治共同体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本土主义实际上为美利坚民族共同体设定了种族和宗教的标准，即美国人应该是白人和（或）基督徒。大体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尽管建国者的理想是把美国建立在普遍的自由主义原则而非共同的族群—文化传统之上，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美国把国家特性等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接受这一传统是成为美国人的前提。

但是，1965年新移民法的通过、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对本土主义者的国家认同观构成巨大的冲击。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影响下，对移民进行强制同化的美国化运动被视为种族主义行为，移民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不仅不会受到歧视，反而被认为是多元美国社会活力的体现。美国的国家特性不再被等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特性，成为美国人也不再需要遵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而只要宣誓效忠于美国宪法。美国的国家认同越来越依赖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共识，而不再是共同的文化。

近年来，随着拉美移民的大量涌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美国社会再次出现了关于国家认同的争论。一些保守人士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出现了第三次国家认同危机：一是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和对族群特征的强调使美国逐渐巴尔干化，“美国信念”逐渐失去其历史文化内核；二是拉美移民的急剧增加和拒绝同化使美国面临拉美化的危险，美国日益分裂成操两种语言（英语和西班牙语）和流行两种文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拉美文化）的国家；三是精英人士越来越强调其世界主义的和跨国的身份，而淡化其国家身份。尽管保守人士对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警告不无危言耸听的成分，但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浪潮对美国国家认同构成巨大的冲击却也是不争的事实。200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6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国家认同越来越弱，而2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实际上已经出现巨大的分裂，共同的国家认同已经消失。如何重塑和加强国家认同是美国社会当前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塞缪尔·亨廷顿为解决国家认同危机开出的药方是重新发扬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这种本土主义的方法因为不和时宜而遭到猛烈的批评。其他一些精英人士提出的方案包括：开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全国对话，巩固英语作为美国官方语言的地位，加强美国历史的教学，对移民进行以美国民主原则为内容的公民教育，平衡个人权利和族群利益之间的紧张以及把种族和族群身份的表达限制在私人领域，等等。

有理由相信，美国社会能够成功地应对这场挑战，从而度过这场国家认同危机。归根结底，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个人权利原则基础上的国家，族群认同固然会构成对国家认同的挑战，但不会从根本上瓦解建立在“美国信念”之上的国家共识。正如美国移民改革委员会报告中所言，“只要美国继续强调个人权利而不是群体的权利，我们就不必担心移民带来的多样性会导致族群不合和国家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