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努尔•康德作为十八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在哲学和科学领域有诸多建树，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在历史哲学领域那有如同在科学和形而上学领域那样的建树。⑴令人欣慰的是，他在建立三大批判的同时，还是对历史哲学作了简单的勾勒和阐述。尽管并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将它称之为第四批判，但他的简单的勾勒和描述，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都留给我们诸多启示。
（一）
康德有幸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即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代，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给予他很多的启示，也留给他许多的课题。法国大革命又向他展现了一幅现实生动的历史画面。时代在他的意识和思想领域刻下了深刻的烙印。在历史哲学领域，这一点非常明显。
在康德看来，人类历史具有两重性，即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他相信历史是按照大自然一定的计划而演绎的，这种演绎的过程本身合乎规律。人作为自然的最终目的，必然在历史的发展和演绎中体现出来。通过历史的发展和演绎，自然实现它的目的，即是使人类原始的禀赋不断得到发展。
康德认为，在对动物的观察中可以证明，一种不能加以应用的器官。一种不能完成其目的的配备，这在目的论的自然论上是一种矛盾。人类作为被创造物，同样不可能被茫无目的地创造出来，大自然创造地一切都符合它自己的目的，大自然决不会做徒劳的事，决不会浪费自己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人类之被创造，人类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即是一个“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其间蕴藏这自然的计划和目的。自然界的最终目的是“道德——文化的人”，人类社会从原始混沌状态、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体现着自然的目的。在康德看来，“一个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禀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⑵这样，他就肯定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合目的性，历史发展本身的合目的性，而没有像卢梭那样，在寻求自由与平等之时，却否定了文明社会。
由于康德认为历史是按照大自然的隐蔽计划而演绎的，人类历史是大自然隐蔽计划的实现，所以，他确信，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合乎规律的。他说：“人类的行为，却正如任何别的自然事件一样，总是为普遍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他相信，历史学能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并且就以这种方式而把个别主体上看来显得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却能够认为是人类原始的禀赋之不断前进的，虽则是漫长的发展”。⑶康德透过人类个体行为与结果杂乱无章的表象，通过对历史整体的宏观把握，揭示了隐藏在个体行为与结果杂乱无章表象背后的历史的规律。同时他还认为，这种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自由意志为转移的。人们的自由意志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总是不知不觉地被历史规律所左右而引向一个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并且往往是彼此互相冲突地在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时，他们却不知不觉地朝着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作为一个引导而在前进着，是为了推进它而在努力着”。他认为，在公民社会实现以前，人类根本就没有任何有理性的自己的目标，但是，人类是根据自然的目标创造出来的，因而就有可能有一部“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⑷
康德的历史合目的论和历史合规律论，体现着启蒙思想家的一种信念，自然的目标是使人的理性得以实现，禀赋得以充分发展，从而必然地走向一个理性的公民社会，一个理性王国，一个启蒙思想家所企望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那里，人的自由、平等与天赋人权得以实现。所以，对历史合目的论和合规律的信念，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来临的一种信念。
（二）
与启蒙时代其他思想家的乐观信念一样，康德相信人类历史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正是通过这种历史进步，人的理性在人身上充分地发展出来，而理性，在康德看来，是创造幸福或美满的惟一手段。康德说：“大自然要使人类完完全全由其自己本身就创造出来超乎其动物生存的机械安排之上的一切东西，而且除了其自己本身不假手于本身并且仅凭自己的理性所获得的幸福或美满而外，就不会分享任何其它的幸福或美满。”⑸因而，理性使人类走向进步，使人类走向幸福和美满。
在康德看来，人类历史是一个从恶到善、从原始野蛮状态最终走向一个理性的公民社会，最终实现永久和平的过程，人类不会满足也不会愿意回到自己的原始状态中去，人类由自己本身创造一切，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从最低的野蛮状态上升到最高成熟状态。大自然没有赋予人类以公牛的角、狮子的爪、恶狗的牙，而只有一双手，大自然不给予人类一丝的安宁，用艰辛困苦驱使人类利用自己的双手而不是凭借外力创造自己的产品，从而使社会走向进步。通过无数代人的艰辛劳作，到了最后一代必然能够享受幸福，并达到他们的禀赋的充分发展。
他认为历史的进步不仅体现在文化方面，而且也体现在道德方面，人类历史必将由恶走向善。他说：“既然人类在文化方面，作为其本身的自然目的而言，是在不断前进的，所以也就可以想象他们在自身存在的道德目的方面也在朝着改善前进，而且这一点尽管时而被打断，但却决不会中断”。⑹他坚信这是不证自明的。康德深信，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敌对活动经过许多代人必将导致合法的社会生活之确立，同样，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和对抗，也应该在遥远的将来，被永久和平及和谐地规范世界上一切国家间的关系的合法秩序所代替。正如瓦•费•阿斯穆斯所分析的那样，“在康德看来，永久和平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事情不在于人们的道德完善，而仅仅在于如何能专注于那些从非和平的动机中产生出来的矛盾，以使人们彼此间被迫实现和平状态”。他认为，理性可以像使用工具一样使用人们最自私的倾向，以实现本身的目的——规定法律，缔定国际和平和国内和平。⑺
康德认为，人类一旦走出伊甸园，迈出文明的第一步，就不可能再倒退回去，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逆转的：“在他和那座想象的福地之间，却横踞着永不安息的而又不可抗拒地在驱使他身上的能量获得发展的理性；它不允许人再返回到把他已经从其中吸引了出来的那种野蛮和单纯的状态里面去。”⑻这与卢梭，或与中国的庄子的观点就有很大的不同，而是肯定了走向文明这一历史进步对于人类的意义和价值。
总之，康德坚信，“人类的天职在整体上就是永不终止的进步”。⑼这种历史的进步不是实现于彼岸世界，而是实现于此岸世界，即在现实历史中，在现实的人间实现“永久和平”，步入理性的公民社会。
（三）
如果说，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的话，那么，大自然通过什么杠杆和手段在人类历史中实现自己的意图、实现历史进步呢？
康德在此提出了他的“对抗性”概念。所谓对抗性，即是非社会的社会性，即是指人类进入社会的倾向与一种它自己存在的、不可摆脱的、经常威胁着要分裂社会的贯穿始终的阻力的对抗与矛盾。康德认为，人具有一种要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只有在社会中，人才真正成为人，而不是那种自然人，他的自然禀赋才会得到发展，因而人必然依赖和渴望社会化。但人性还有另一种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倾向，要求自己单独化，他有着非社会的本性，想要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摆布一切，脱离社会的制约。正是人性固有的这对矛盾的对抗与冲撞，推动着人类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以克服自己实现其非社会性意愿所必然遇到的阻力，从而出现了由野蛮进入文化的第一步。文化正因此而体现着人类的社会价值。
在康德看来，大自然为着实现自己的意图，不让人生活在一种美满的和睦、安逸与互亲互爱的阿伽狄亚式的牧歌生活之中，从而埋没了人类的全部才智。大自然利用人的非社会性，利用人的竞相猜忌的虚荣心，利用人的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驱使人类发展自己的自然禀赋。他说：“人类要求生活的舒适而满意；但是大自然却要求人类能够摆脱这种怠惰和无所作为的心满意足而投身到劳动和艰辛困苦之中去，以便找到相反的手段好把自己非常明智地再从那里面牵引出来。这种趋向的自然推动力、这种非社会性的及其贯彻始终的阻力的根源——从这里面产生出来了那么多的灾难，然而它同时却又推动人们重新鼓起力量，从而也就推动了自然禀赋更进一步的发展”。⑽
这样，在康德那里，恶成了历史进步的手段和杠杆，恶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和不幸，但以恶为动力的人类历史却是向善的进步。他说：“大自然的历史是从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⑾前者表明大自然有计划有目的地安排人类走向进步；后者表明人在自由意志支配下，犯下原罪，走出伊甸园，追逐私利和虚荣，从而演出一幕幕的愚蠢、幼稚、空虚的世界历史戏目，但从此“开启了人类的眼界”，使“他发现自己有一种为自己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而不使像别的动物那样要被束缚于惟一的一种生活方式”⑿恶由此使人类超越原始的自我，走向进步。
战争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便是恶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具体的例证。康德认为，文明民族所承担的最大的灾难就是被卷入战争，但战年在现阶段却成为促进文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大自然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而使用的一种手段，凭借这种手段，迫使人类放弃他们野性的自由而到一部合法的宪法里面去寻求平静与安全。他说：“大自然是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远不松弛的备战活动，通过每个国家因此之故哪怕是在和平时期也终于必定会在其内部深刻感受到的那种缺匮而在进行着起初并不会是完美的种种尝试，然而在经历了许多次的破坏、倾覆甚至于是其内部彻底的精疲力竭之后，却终将达到即使是没有如此之多的惨痛经验；理性也会告诉他们的那种东西，那就是：脱离野蛮人的没有法律的状态而走向各民族的联盟”。⒀康德认为，“在人类目前所处的文化阶段里，战争乃是劳动文化继续前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唯有达到一个完美化了的文化之后——上帝知道在什么时候——永恒的和平才对我们是有益的，并且也唯有通过它永恒的和平才是可能的”。⒁
这样，恶通过历史进步最终消除了恶，战争最终消灭了自身，走向了永久和平，人类的“全部原始禀赋都将在它那里面得到发展的一种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终将有朝一日会成为现实”。⒂
正因为他对历史的进步和永久和平之实现的信念，他告诉人们：“应该满足于天意，应该满足于人类事务全体的总进程，这个进程并不是由善开始而走向恶，而是从坏逐步地发展到好；对于这一进步，每一个人都受到大自然本身的召唤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⒃在此，我们不仅可看到他对历史进步的信念，还能体会到这位哲学家身上所充溢着的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感。
（四）
从上述对康德历史哲学的叙述中可是看出，他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充满智慧的闪光。康德认识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自由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不仅为黑格尔所继承，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恩格斯的确认。恩格斯说：“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⒄同样，关于恶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的论述也为历史唯物主义所承认。在上述方面，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地继承了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其次，康德对历史进步有着坚定的信念。对历史进步的信念及对未来永久和平的信念、对公民状态的信念，体现了启蒙时代资产阶级的乐观和自信，体现了他们对理性社会的追求和向往。这个理性王国即是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在康德那个时代，更多地体现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康德对文明的充分肯定，也比卢梭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总之，康德的历史观与他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活动有着较为密切的一致，正因为，人们认为他向人们提供了一部法国革命的德国版。
但康德作为启蒙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历史的局限。
正如《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译者所指出的，康德历史哲学存在两个根本性的缺陷：“第一是，他不能正确历史的物质基础，从而也就不可能揭示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及其与物质生产发展的联系。第二是，他不能正确认识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是历史的创造力；于是他把历史的发展单纯归结为理性原则自我实现的过程”。⒅上述第一条缺陷决定了康德脱离社会物质基础，不从社会生产方式中寻求对历史的认识与解释，从而陷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泥潭。第二条缺陷使康德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没有很好解决历史规律及其与在历史规律面前创造历史活动的主体的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不能正确认识其间的辩证关系，自身存在矛盾说法。他曾强调人自由运用自己的力量而尽最大可能地达到自己的最终天职，但他又说：“如果我们要问：用什么办法才能保持乃至加速这种朝着改善的永远前进，那么我们马上就看到，这以通向无可估计之远的成就倒并不那么有赖于我们做出了什么事情，（例如，有赖于我们给予青年一代的教育）以及我们采取什么办法来推动它，反而有赖于人性在我们身上并通过我们将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把我们强行纳入一种仅凭自己是不大容易适应的轨道。我们唯有从它那里，或者不如说（因为完成这一目的就需要更高的智慧）从天意那里，才能期待这一成就”。⒆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历史的进步，道德的上升，不赖于自己，而依赖于天意，实质上依赖于一种宿命。这不仅令人悲观、消极，同时，它实质上取消了历史主体在创造历史活动中应承担的工作和对历史发展中的曲折所应承担的责任。这样一种观念未能使规律面前的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及主体的意识能动性得到高扬。在这方面，黑格尔（逆水康德，而且走得更远。必须承认，历史规律不以人的自由意志为转移，但主体决不是历史规律任意玩弄、摆布的奴隶。
康德在历史哲学中抱着乐观的信念，但在论述每一代人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与他们所得到的幸福之间的关系方面又提出了令人沮丧的看法。他说：“以往的世代仿佛只是为了后来世代的缘故而在进行着他们那艰辛的事业，以便为后者准备好这样一个阶段，使之能够借以把大自然所作为目标的那座建筑物造得更高；并且唯有到了最后的一代才能享有住进这所建筑里面去的幸福，虽则他们一系列悠久的祖先们都曾经（确实是无意地）为它辛勤劳动过，但他们的祖先们却没有可能分享自己所早已经准备过了的这种幸福”。⒇这里很明显，康德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构想完整严密而忽视了历史的真实。事实上，尽管每一代人为自己为未来付出大量代价和牺牲，但每一代人都不只是为了一个自己无可企及的理想和幸福境界而付出代价、作出牺牲，他们在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的同时，既为未来社会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性，也为自己创造了一定幸福。他们经过自己的历史创造活动，改进生活方式，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使自己在征服自然、实现人类的自由方面得到了收获，获得了在历史许可的范围内他们所能得到的幸福。康德的上述论断虽然表示了人类可以乐观，但它对某一代人来说，却隐含着悲观，即似乎那种日子永远是未来的、遥遥无期的，这一代人除了为将来的一代而付出牺牲外，自身不可能得到幸福。同时，也隐含着这样一种危险倾向：即似乎人们为了那个遥远的未来而应牺牲自己一代的幸福，这种思想很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要求人们服从他们现实的统治秩序，作出无谓的牺牲，不去追求直接的幸福。应该说，因“圈地运动”所迫而无家可归的农民有理由要求得到自己的幸福，而不能为了资产阶级那个理想王国的实现而忍受此刻的牺牲与代价。
此外，康德在阐述他的公民状态时，实质上确认了一个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一个终极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这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性和无终极性，而他所称的那个理性王国即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更先进的社会所取代。他不可能是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也不可能是一种终极状态。由此可见，“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21)
⑴ 关于原因，参阅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第九章。
⑵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第1版，第3页。
⑶ 同上书，第1页。
⑷ 同上书，第2页。
⑸ 同上书，第4页。
⑹ 同上书，第204页。
⑺ [苏]瓦•费•阿斯穆斯：《康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76页。
⑻ 同⑶，第67页。
⑼ 同上，第58页。
⑽ 同上，第8页。
⑾ 同上，第68页。
⑿ 同上，第63页。
⒀ 同上，第11－12页。
⒁ 同上，第75－76页。
⒂ 同上，第18页。
⒃ 同上，第78页。
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年版，第243页。
⒅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译序。
⒆ 同上书，第206页。
⒇ 同上书，第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页。
原刊《历史教学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