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尽管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大众总以为自己对外交和国际政治有更深刻的认知、更明智的判断和更正确的决策，乔治.凯南却一直坚信："在外交政策行为中，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专业主义的原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能够组建一支专业人员的队伍，这些人员胜过这一领域现在和过去的人"。

凯南的自信有足够的历史支撑，只要我们耐心等待几十年的时间验证他的判断和战略设计。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他指出："苏联政权的安全建立在党的铁的纪律、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的残暴和毫无妥协余地的国家对经济的垄断上"，"不管是维持国内政治安全还是建立重工业，其实现均以人民生命的牺牲、愿望的破灭和体能的惊人消耗为代价"，加上战争，"使得今天的俄国人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极为疲惫"，"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肉体和精神力量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就是最残酷的独裁政府也不能驱使他们"。他说："如果意识形态使俄国统治者认为历史在他们一边，他们可以承受得起等待的代价，那么我们则不受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可以自由地客观考察这一假设的正确性。苏联的这一理论不仅意味着西方完全不能控制其经济命运，还设想俄国的稳定性、控制力和耐心将永远不变。让我们将这种漫无边际的想象带回现实，如果假定西方找到了遏制苏联的力量源泉和应对苏联的丰富手段，将苏联遏制超过十年到十五年的话，这对俄国将意味着什么呢？"凯南预言，"假如出现了一些情况破坏了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工具的团结和功能，则苏联就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沦为最虚弱和最值得同情的国家之一"；"谁敢断言，克里姆林宫投向西方世界失望不满的民众之上的耀眼光辉不是一个正在衰退的星座的余晖？"。他断言，"苏联政权，正像他们所设想的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包含了衰败的种子，这颗种子已经很快生根发芽。"（149-176页）。

基于上述判断和预测，凯南认为"美国对苏联的任何政策的主要方面必须是长期的，耐心、坚定和警惕地对俄国人的扩张倾向进行遏制"；"要求美国对坚定的遏制政策充满信心，在俄国人露出侵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迹象的每一个点上，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击"。他希望美国在世人面前树立如下的印象："这个国家目标明确，能够成功解决自身国内问题，可以承担世界大国责任，在目前世界的几个主要思想潮流面前能保持自己的精神活力。如果这种印象得以建立和成功保持，俄国共产主义必将沦为堂吉诃德式的幻想，无果而终，莫斯科的追随者们的希望和热情必然衰落，将给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增加新的困难。"

凯南的战略设计几乎得到历届美国政府的执行，美国保持了持久的战略耐心，愿意等待到杜勒斯所谓的第五代，他们等到了。期间，由于美国国内对于越战的情绪化的政策分歧，对战略的实施在局部领域受到一定影响外，遏制战略得到几乎完美的实施，也达到了凯南预期的战略结果。

纵观世界历史，这种国际战略的视野、耐心、决断和牺牲精神，前无先例，也是绝唱。

凯南是专业主义的，他对大众政治对外交的影响保持警惕，持保守态度。他说："以这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为基础，我们不得不谈谈几个令人悲伤的关于人性的评价。其中一个是：苦难并不总是使人变得更好。另一个是：人民并不总是比政府更有理性"（87页）。他指出："我们的很多麻烦似乎都来自行政部门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公众舆论的短期趋势负有义务的程度，来自我们所谓的对外交政策问题公众反应的古怪和主观的特性。。。。。。我认为记录表明，在短期内，我们的公众舆论，或是被华盛顿官方误认为的我们的公众舆论，很容易被引入情绪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歧途，这使其成为国家行动蹩脚的和不够格的向导"133页）。凯南更是现实主义的，他反对对待国际问题的理想主义或者法律-道德主义的方法："我们过去的政策制定中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我所谓的对待国际问题的法律-道德主义的方法。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这一方法就像一束红线贯穿于我们的外交政策中"（136页）。他批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美国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他说："在威尔逊的领导下，一种思路开始形成。对我们来说，这一思路为我们奋战到底提供了全部理由和目标。德国是军国主义的和反民主的。协约国为保卫世界民主的安全而战。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应当被摧毁，以便给我们想要的那种和平让路。这种和平不应该建立在旧的权力均势的基础之上"（95页），但是，凯南说凡尔赛条约下的和平，"是一个以魔鬼之手将未来的悲剧写入其中的和平"（98页）。毫无疑问，坚守现实主义的凯南对既没有援助魏玛共和国又不对希特勒采取坚决的遏制政策这样的外交战略非常的不认同，在他看来，这种政策的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也是这种对历史的认知，使他对于二战后的对苏政策与战略有着敏锐而坚定的思考。

抛开意识形态与利益立场，单就战略本身而言，遏制战略是国际战略之经典，也是国际战略之绝唱，凯南是真正的大师。当然，在今日时代，单纯的现实主义和均势思维已经不能驾驭全球化、相互依赖以及人权与主权问题得到新的诠释的时代，其实，即使是现实主义的凯南自身，其政策还是建立在一定的理想主义的基础上的，没有理想与道义的支撑，遏制战略同样不会持久、不会成功，即如中国古代所谓之王道与霸道。

如果说今后的世界中现实主义、均势之类思想已经难以驾驭新的国际政治，专业主义的外交也不得不受制于大众的舆论与政策偏好，这虽然也会出现一些决策与战略的错误，付出一些不必要的代价，但是已经不可避免，而且，从更乐观的角度看，今日时代的大众也是知识、视野和思想得到全面提升的大众，而公开的交流与争辩也会为正确的战略选择提供更广泛的空间，因此，尊敬作为现实主义大师的凯南，但也必须超越凯南，这不是我们有比凯南更多的智慧，而是这个时代已经超越了让凯南的战略纵横捭阖、大放异彩的时代。

但是，凯南的智慧依然是外交战略智慧的源泉。就中国而言，新兴大国崛起的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凯南这里得到的启示是：自信和耐心。如果从5000年或者2000年的长历史看，中国的衰落也只有仅仅几百年的时间，中华民族强健的基因在新的时代只要沿着正确的道路，就必然会激发自身的活力，对崛起的自信将指引明智的外交战略。战略的坚定和耐心更需要伴随整个崛起的过程，要有美国等待数十年、五代人那样的战略坚定和战略耐心，坚守自己确定的外交战略与目标，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不被战术性的干扰转移轨道，那样，会有那么一天，那些阻止或者干扰中国崛起的力量会在不经意间烟消云散。

（【美】乔治.F.凯南著，雷建峰译：《美国大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