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吴小如先生，是萌生已久的念头。5月18日，北京大学召开《学者吴小如》出版座谈会，其实也是为纪念先生90岁诞辰，因他声明不组织生日宴会，不接受礼物，他的学生们就以这种朴素的形式祝贺他的生日。那天他又因病未能到场，这个寿星缺席的庆生会，开得真挚感人。
吴先生先后师从游国恩、俞平伯、周祖谟等先生，学养深厚，深为学界推崇。他对《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所作的贡献，深深为学生们感念，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他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纲要》重印多次，获“北大优秀教材”之誉。
近年来，他被称为“学林警察”，对学界不良现象的批评毫不留情；他研究京剧，并写了70万字的《吴小如戏曲文录》；担心父亲说自己“不务正业”，他以“少若”的笔名发表小说、诗歌；他擅长书法，却从不以“书法家”自居；他自言“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最大快乐，以讲课为主要‘嗜好’”，在北大中文系孜孜不倦执教28年，为何选择离开？90岁的吴小如，何以如此锲而不舍地做着像小学教师般的纠错指谬的工作？他的心里藏着怎样的忧虑？
6月18日，记者如约拜访吴小如先生。房间格局不大，家具也是80年代的立柜、平柜，床上整齐地放着书籍报刊。先生清瘦得很，但精神不错。他说，自己有些顾虑，因为一说就是些不合时宜、跟时代的潮流“不配合”的话。
真学术伪学术不分
我们总是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可是社会上对于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学术成果，从上到下重视不够，而且，伪学术跟真学术分不清楚，越是伪学术越容易名利双收，越容易讨好读者。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不能说误人子弟，至少也在误导观众。我只看了老朋友周汝昌的讲座，别的都只是扫一眼。一些主讲人连基本常识都不过关，原文都讲错了，但是名气很大、又出书，销路还挺广。
有人讲《红楼梦》，还得到了周汝昌的好评，可是他讲的东西，凡是研究《红楼梦》的没有同意的，他还续写了《红楼梦》，还卖得很热，要我说，这都是伪学术。
学术普及，你得传播正确的，不能传播错误的，不能曲解古人的话。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东西，通俗不了。只能是一部分学术变得相对通俗，不能要求所有的学术、所有研究学术的人都通俗化。对通俗可以提倡，也不能冷淡不通俗的东西。把高深的学问变得通俗化，确实有这么个需要，得往正路上引。通俗化不能庸俗化、媚俗化。
我的一个学生叫彭庆生，十年时间写了《初唐诗歌系年考》，收入《国学研究丛刊》，36万字，一分钱稿费没拿到，自己掏钱买书送人。现在学术界就是这么一个风气。越是学术文章，越是得自己掏腰包拿去发表。这样的话，学术能振兴吗？
为什么离开北大中文系
陆志韦先生和中文系高名凯先生跟我没有私交，1951年，他们把我从天津调到燕京大学，待了一年。1952年院系调整，我留在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好多事情，都是破例，讲师没有带研究生的，我就带过一个研究生。那时候我做讲师，我编的教材，印了几十万本，被美国好几个大学拿来做古汉语教材。夏志清在香港文学创刊号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凡是搞中文的，都应该读读吴小如的《读书丛札》。现在很多学者也在编文学史，编多少本也没用，课时太少。那时候我在中文系讲文学史，一个周六学时尚且讲不完，现在更是讲不完。学生一考研，忙死了，考研不注重专业课，注重外文、政治。书是书，课堂讲授是课堂讲授，没法代替。
我当了28年讲师，1980年中文系第一次恢复评职称时，我直接从讲师当了教授，工资加了23块钱。文革结束，中文系党委开会，我的学生里有好几个是党员，他们透露说：“内定了你是‘秋后算账派’，对你不利。”在中文系，主要是人事问题。从1952年到1980年我在中文系，我的课最受欢迎，结果，学生告诉我，提升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提吴小如。
不在中文系，是因为中文系的环境，对我来说很不好。我离开中文系，决定调到中华书局，档案都调出了。王学珍是老北大，他登门道歉，说你是北大老人，你别走。我说：“我给北大看门都干，死活不在中文系。”
北大历史系主任周一良先生和邓广铭先生三顾茅芦，他们劝我说：到历史系来吧！我不是搞历史的，到了历史系后，也没发挥我的长处，变成边缘人物。周一良先生的书里，就说我在历史系也没受到重用。他们当初调我，主要为培养青年教授，培养研究生，可是我只培养一个人：孔繁敏。1991年，我69周岁在历史系退休。《学者吴小如》里，有学生提到，我不应该离开中文系，可是，文革以后我是第一个离开的。有一次纪念吴组缃诞辰一百年周年，我有个发言，全场学生给我鼓掌，中文系系主任坐我旁边，坐不住了，他打了好多“补丁”，解释了半天。老实说，“我爱国，国不爱我”。
我不写传，不给自己树碑立传
学生们说预备给我过90岁生日，出一本《学者吴小如》，我很高兴，别人都是死了后出一本纪念文集，我活着时看看这些文章，看看大家对我评价怎么样，免得我死后看不见了，等于是追悼会的悼词我提前听见了。实际上，收进去的文章都是捧我的，但每篇文章都有实际内容。作者里有些是我学生，有些是学生的学生，好些我都不认识。看了以后，我想：这评价准确吗？好话说得太多了。我有一个学生已去世，叫沈玉成，写文章批评我对他不留情面。他说：“连我这老学生都受不了，所以吴先生到处受挤兑碰钉子，一生坎坷。”我几十年的处境就是如此。
但是我没后悔过。我这人，一向就是主张表里如一，而且我做的事情都是光明磊落的，我对名利看得很淡。名利对我来说根本是身外之物。当我年富力强，我想培养青年人，青年人不找我；现在有些人要来找我，可是我年纪老了，又有病，处境不好。
“言寡尤，行寡悔”，是说做人说话要问心无愧，做出来的事情不至于做完后悔。但是这话有意思，人不可能一辈子不说错话不做错事。不管别人满意不满意，而是自己不说违背良心的话，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不是说，说的话一点儿没错，不做别人不满意的事情，那就变成滑头了。
有人劝我写回忆录，我不写。写回忆录等于给自己树碑立传。邓广铭先生生前有一句话：活着时绝不给自己树碑立传。
学术警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古人说，吉人词寡。我还是说，有机会我还是说，我对于简化汉字有一个意见，让简化汉字能够永远生存下去，首先得把本身的缺点都克服了，才能在社会上站得住脚。简化汉字出来五六十年了，一点儿没改。武松的“松”和肉松的“松”变成一个字了，还有“种”，宋朝有姓这个姓的，念沖，现在变成种地的种，不在简化笔画，而在于把字合并了，可是在繁体字里，这个字还有它的生命还有它的用处，这样不就毁了吗？
好多广告也好，文章也好，只要有繁体字，就老出错。有一本杂志用繁体字，可是老出错。它的书在香港台湾北京同时出版，这不丢人吗？我要求学生懂繁体字，懂草书，懂古文字。有人问我，念中国古典的东西有什么必读书，我说就两本，或者说是三种，一个是《四书》，过去清朝有一个话：“诗四观”，诗是《唐诗三百首》，四是四书，观是《古文观止》，要我说，国学必读书要这三种就足够了。把这三种书从头到尾都念过，都背过，那你的国学基础比现在硕士、博士、博士后都要强。
有人称我是“学术警察”，我对这些也不在乎。要我说，现在不是学术警察太多，而是太少。我就觉得，电视、电台、报纸都是反映文化的窗口，人家看你国家的文化好坏都看这些个窗口，结果这窗口漏洞百出，好些是乱七八糟。我看不过去就写文章，别人认为我是多管闲事。
我二十几岁时写过大量书评，不是所有事情全锋芒毕露，我还有做人的原则，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还有一条，己之所欲，不强施于人。否则，必然很糟糕。
我不是书法家，我是教书匠
我是文革后加入作协的，1950年代初，北京第一次文代会我参加了。我年轻的时候的确是想当作家，后来发现不行，我兴趣不在文学创作，而在于研究古典。1940年代，我写过短篇小说、散文，写过古体诗，用的都是假名。我父亲认为在报纸上投稿是不务正业，所以我年轻的时候用“少若”的名字发表作品。我在作协登记时，笔名就这一个。
我教中学时，要教文言文和古诗。我不想做古文家，也不想做诗人，我为了深入作品，我就实践。所以我会写文言文，会写旧诗，那还是二十几岁，为了教书，才下那个功夫。
那时我替沈从文编副刊，邵燕祥来投稿，那时他才15岁，我比他大11岁，我们俩加起来不过40岁。可是邵燕祥大量的散文、小说、诗歌大概经我手发表的，很多很多。
书法最关键的是，功夫在书外，意思就是说，有两条，一是多念书，一是做人要好，这是最基本的。我父亲有一条，做学问首先是做人，首先人品要好。这是中国传统的美德。到书法本身，只有一条，就是路子正，别学邪门歪道，古人讲横平竖直，写字，字得规范，写出来的字得规矩。临帖，最好不临古里古怪的帖，也别临颜柳的帖，劲都在外头，搞得不好容易出毛病。最好还是先练“二王”的字，王羲之、王献之，我说过一句话：“学书必自二王始，譬犹筑屋奠基址。”
父亲认为我写楷书不够料，上中学后写草书还像样，父亲说就走这个路吧！到我教书了，我就不练字了，可是我有一个学生，是钮骠的哥哥，叫钮隽，他跟我学写字，他说，您有基本功，为什么20年不写字，假如不撂下，至少写得比现在好！这算是给我的警告，三年困难的时候，好的纸张没有了，我的钢笔都是名牌钢笔，怕在坏纸上写把笔磨坏了，太可惜，就用毛笔写讲稿。从那会儿，一直到2009年我生病，我一直在练字。我到现在感激他。
现在人人都是书法家，我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得在书法史上起一定作用的人，才可以叫书法家。我不是书法家，我是教书匠。
来源：中华读书报（舒晋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