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选在清代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清代词学史称“中兴”，兴盛的原因很多，词选的作用颇为值得重视。就编词选的目的而言，有为歌妓选编唱本者，如龙榆生所言：“宋人编纂词集或选集歌词，皆以便于歌唱为主，乐章流播歌者之口”[1]，有以存人或存词为目的的文献式词选，其特点为：“主调备者，则不计其工拙；取人多者，则不论其雅俗”[2]；亦有以体现某种思想主旨或审美倾向的词选，将词选作为“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主张的手段”[3]。后者对于词学理论、词学批评更有意义。选本与理论批评之间的关系，历来颇受重视。① 选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之一，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往往通过对前代或当代作品的选录，而提出见解，引领风气。尤其是清代词史，几乎每一个流派的出现，每一种思潮的兴盛，都与一定的词选有关。比如浙西词派之《词综》，常州词派之《词选》，更是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清代词坛选词之风甚盛，各类词选大量刊行。既有历代词选，又有当代词选；既有唐宋词选重刊，又有对唐宋词的新编；既有断代之选，又有历代总集。清人赋予词选以更多使命，词选也就成为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载体。清人将词选本作为体现自己词学思想的工具，对词坛风气走向产生了重要作用。
一
唐宋词是清人学习的典范，对唐宋词选本的批评是清代词学最热衷的话题之一。清代词学史上，不同的流派为了阐扬本派的理论主张，往往采用借古鉴今的方法，对唐宋词选本展开讨论，或贬抑抨击，或推举张扬，将本派理论主张托付于对某种唐宋词选的褒贬之中，于是该词选遂成为清代词学流派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宋词选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推《草堂诗余》。《草堂诗余》是一部南宋人编辑的词选。在明代，在适宜的时代条件下大为盛行。对明代《草堂》独盛的局面，连当时人都感到困惑不解。明末的毛晋说：“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惟《草堂诗余》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4]
《草堂诗余》不仅在明代繁盛，清初词坛亦深受其影响。张其锦曾指出：“(清初词人)不脱《草堂》前明习染。”[5] 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为革除词坛积弊，开创新的词风，就对《草堂诗余》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词综•发凡》云：“《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乐府雅词跋》云：“《草堂诗余》可废矣。”在黜斥《草堂诗余》的同时，还推举南宋词选《绝妙好词》，朱彝尊《书绝妙好词后》云：“词人之作，自《草堂诗余》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谨《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激楚》、《阳阿》和《巴人》的差异正是高雅和低俗的区别。《草堂诗余》是坊间商人为了迎合宴集征歌之需而编选的，欣赏者自然多为“巴人”，朱彝尊将《绝妙好词》作为《草堂诗余》的对立物，崇雅斥俗，褒贬分明。浙派中期领袖厉鹗步其后尘，对《绝妙好词》更是推崇有加。乾隆十三年(1748)，厉鹗赴京谒选县令，途经天津，寓查为仁水西庄，于查家见到《绝妙好词》，爱不释手，遂改变行程，留下与查氏合笺《绝妙好词》，刊行后传播更广。厉鹗指出：明代“徒奉沈氏《草堂》选为金科玉律，无怪乎雅道之不振也。”厉鹗力推《绝妙好词》亦着眼于以之取代《草堂诗余》，在词坛提倡“雅道”[6]。此后，经厉鹗笺注的《绝妙好词》取代《草堂诗余》而影响于词坛，正如陈匪石所云：“清中叶前，以南宋为依归。樊榭作笺，以后翻印者不止一家，几于家弦户诵，为治宋词者入手之书。风会所趋，直至清末而未已。”[7] 4958
朱、厉偏爱《绝妙好词》是因为该选本体现了浙西派所追求的词学理想。《绝妙好词》七卷，为南宋末周密所选，共选词人一百三十二家，收词三百八十五首。《绝妙好词》的编选内容和形式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绝妙好词》“纯乎南宋之总集”[7]，选词范围限于南宋，始自张孝祥，终于仇远，是一部断代词选，就周密的选编意图来说，是为了整理和保存一代故国文献，但对于以提倡南宋为旗帜的浙西派来说，《绝妙好词》则是一部现成的范本。第二，《绝妙好词》又是一部体现了流派意识的词选。陈匪石说“周氏在宋末，与梦窗、碧山、玉田诸人皆以凄婉绵丽为主，成一大派别。此书即宗风所在，不合者不录。”[7]《绝妙好词》汇集了风格相近、旨趣相类的词作，因而使此选具有流派之选的性质。而此一特点恰与朱彝尊、厉鹗树帜立派的意图相合，自然得到朱、厉的推崇。第三，《绝妙好词》还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审美主旨的词选，其审美主旨概括起来讲即求雅。箫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曾指出《绝妙好词》与张炎的《词源》的审美倾向有着一致性②，《词源》中提出的重要词学主张在《绝妙好词》中都得到了体现，如推尊姜夔，提倡格调雅正，强调协律合谱等，这些皆与朱彝尊、厉鹗的词学主张相一致。《绝妙好词》的审美特性乃浙派选中其为推崇对象的因素。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绝妙好词》方得到了浙西词派的大力提倡。
在清代词坛上产生深远影响的宋代词选还有《乐府补题》。康熙初年的浙西词派、阳羡词派均十分推崇，而嘉道时期的常州词派亦极为推重。当然各派对《乐府补题》欣赏的内涵侧重各有不同。同一部词选被具有不同词学倾向的词派所欣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乐府补题》是南宋末年王沂孙、周密等十四家遗民词人的唱和之作，共咏五题：龙涎香、白莲、莼、蝉、蟹，借咏物以抒写宋末遗民的身世之感。朱彝尊对《乐府补题》颇为称赏，《乐府补题序》云：“大率皆宋末隐君子也。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除了《乐府补题》亦是南宋选本的因素之外，此书的文人雅士气质、含蓄蕴藉的风格、咏物而不粘滞于物的手法皆是朱彝尊心仪的原因。阳羡词派的领袖陈维崧对《乐府补题》的感受与朱彝尊又有不同，在《乐府补题序》中陈维崧还强调了国破家亡的悲愤之情对词的影响：“嗟乎！此皆赵宋遗民作也。”[8] 陈维崧强调《乐府补题》乃“遗民”之作，认为故国之哀，身世之痛，不能自已之情“援微词而通志，倚小令而成声”，才使这部词集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历数百年而不泯。经过朱、陈二人的推扬，《乐府补题》迅速影响词坛，蒋景祁指出了当时词风的变化：“得《乐府补题》而辇下诸公之词体又一变，继此复拟作‘后补题’，益见洞筋擢髓之力。”[9]
清代中期之后，词学思想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常州词派突出了词体“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作用，对《乐府补题》的认识亦随之变化。张惠言《词选》指出《乐府补题》中“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周济对《乐府补题》的解读亦重在寄托寓意，王树荣《乐府补题跋》记：“周止庵《宋词选》于唐玉潜《赋白莲》曰：‘冰魂犹在，翠舆难驻。’曰：‘珠房泪湿，明铛恨远。’以为当为元僧杨琏真伽发宋诸陵而作。”③ 可知周济认为《乐府补题》中唐珏词〔水龙吟〕、〔齐天乐〕皆为宋陵被盗毁之事而作。可见周济对《乐府补题》的重视乃在于其中的比兴寄托之意。常州词派后期的代表人物谭献对《乐府补题》亦十分推重，他认为浙西词派虽然欣赏《乐府补题》但未能窥见其精髓所在：“《乐府补题》，别有怀抱。后来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辞其过。”[10] 4008以上种种评议皆可看出常州派词论家以比兴寄托认识《乐府补题》的特点。
《乐府补题》在清代一直受到重视，但认识的角度各有不同：浙西派欣赏其高雅的气质和咏物技巧；阳羡派从故国之痛中找到心灵、情绪的沟通；常州派推重其比兴寄托。《乐府补题》与其他几部唐宋词选一样，由清人不断阐发其意蕴，并对清代词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二
龙榆生先生曾指出：“浙常二派出，而词学遂号中兴。风气转移，乃在一二选本之力。”[1] 此言对词选在清代词学史上作用的概括十分精当。清代的词学流派还把编纂词选本作为重要的武器，用以表现本派的审美倾向和理论主张，这些词选也就成为流派的重要标志。
开风气之先的是康熙初年朱彝尊、汪森选编的《词综》。《词综》是针对明代以来词坛最为流行的词选本《草堂诗余》而编的。为了彻底改变明代以来的词坛风气，浙西词派朱彝尊不仅提出了鲜明的词学主张，而且还选编了《词综》，意欲清除《草堂诗余》的影响并取而代之。《词综》是以明确的词学思想为指导的词选本，朱彝尊提出学习姜、张，倡导南宋，崇尚雅正等一系列词学主张，《词综》即体现了这种思想。陈廷焯云：“竹垞所选《词综》，……一以雅正为宗。”[11] 陈匪石亦说：“(《词综》)所录之词，自唐迄元，一以雅正为鹄。”[7]《词综》以较大的篇幅收录南宋词人词作，如姜夔的词当时仅存二十余阕，《词综》全部收入。另如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的词收入数量也居于前列，此种特点与《草堂诗余》中南宋词较少、姜夔派词人词作遗缺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词综》以选本的形式表现了与《草堂诗余》截然相反的审美倾向。《词综》的编成刊行，给习词者重新提供了范本，《草堂诗余》失去了市场。词人们跳出北宋偏重婉丽之藩篱，尤为南宋姜、张一派所吸引，词坛风气开始发生变化。对此朱彝尊曾写下“从今不按、旧日《草堂》句”[12] 的词句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汪森《词综序》言及词坛所尚由《草堂诗余》到《词综》的变化说：“世之论词者，惟《草堂》是规，白石、梅溪诸家，或未窥其集，辄高自矜诩。予尝病焉，顾未有以夺之也。友人朱子锡鬯，辑有唐以来迄于元人所为词，凡一十八卷。目曰《词综》……庶几一洗《草堂》之陋，而倚声者知所宗矣。”《词综》刊行之后，赢得了学词者的广泛欢迎，正如丁绍仪所说：“自竹垞太史《词综》出而各选皆废，各家选词亦未有善于《词综》者。”[13] 2734丁绍仪还把《词综》比作词家的“金科玉律”[13] 2759。吴衡照也说：“词选本以竹垞《词综》为最善，……洵词坛广劫灯也。”[14]“金科玉律”、“广劫灯”之称足见《词综》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崇高。事实上，《词综》成为浙西词派理论的载体，对浙西派取得词坛盟主地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词综》之后，浙西派词学家继承朱彝尊的传统，亦十分注意用词选本来推扬词学主张。如王昶曾先后编成《明词综》、《国朝词综》和《国朝词综二集》等，其“选词大旨，一如竹垞太史所云。”[15] 王昶之后又有黄燮清的《国朝词综续编》，选词宗旨一如朱彝尊和王昶。潘曾莹为其作序云：“其规式悉依竹垞、兰泉两先生选本。”[16] 由此可见《词综》的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浙派的迅速崛起和持久兴盛由以上几种词选得力甚多。
另一部对清代词学产生重大影响的词选是张惠言的《词选》。《词选》是张氏兄弟嘉庆初年在歙县馆于金家授课时所编的词学教材。《词选》共选录了唐五代、宋词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张惠言《词选》之后，郑善长又编了《词选附录》，所选皆当代词人词作。道光十年(1830)，张惠言的外孙董毅又编《续词选》，形成了《词选》系列。为阐明自己的词学思想，张惠言写下了著名的《词选序》，《序》中论及许多词学理论的问题，被后世遵为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词选》的意义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词选》是第一部以思想内容为标准的词选，正如施蛰存先生所指出的：“自《花间集》以来，词之选本多矣，然未有以思想内容为选取标准，更未有以比兴之有无为取舍者，此张氏《词选》之所以为独异也。其书既出，词家耳目为之一新。”[17] 与以往的词选本相比，《词选》最大的特色是选词标准的思想性要求，即以“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为选词标准。在此之前朱彝尊的《词综》影响最大，但《词综》本身并未刻意突出某种风格特色，在词的选取上并没有明显的特定审美指向。张惠言的《词选》则词学思想明确、具有现实针对性。张惠言针对“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的词坛现实，改变人们对待词体“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的认识，提高了词体的地位。这种编选思想在其弟张琦的《重刻词选原序》亦有明示：“先兄以为词虽小道，失其传且数百年。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窔宦不辟，门户卒迷。”《词选》中选取的都是张氏认为有“比兴寄托”的词作，他对所选词作的评语亦皆从“比兴寄托”立论。谢章铤说：“(张惠言)用意可谓卓绝，故多录有寄托之作，而一切夸靡淫猥者不与，学者知此，自不敢轻言词矣。”[18] 潘曾玮也说：“读张氏词选，喜其于源流正变之故，多深造自得之言。……窃尝观其去取次第之所在，大要惩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遵之于风雅之归。”[19] 与以往以存人、存词，或以选家之偏好为标准的词选本不同，《词选》以“比兴寄托”为选编标准，给词坛带来强烈的震撼，追随影从者日众，对改变词风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词选》出，常州词格为之一变，故嘉庆以后，与雍乾间判若两途也。”[20] 3523
其次，常州词派的后继者出于宗派和现实的需要，对《词选》又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意义。如认为张惠言的《词选》出于创立常州派、取浙派而代之的明确意识，并认为张氏之论皆与浙西词派相对立。如认为张氏有意标举北宋乃是对浙派推崇南宋的反动：“翰风(张琦)与哲兄(张惠言)同撰《宛邻词选》(按：即《词选》)，虽町畦未辟，而奥窔始开。其所自为，大雅遒逸，振北宋名家之绪。”[10] 4009又如认为浙派尊崇南宋姜夔、张炎，张氏则反其道而行之：“《茗柯词选》，张皋文先生意在尊美成而薄姜、张。”[21] 金应珪《词选跋》把张惠言批评为“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进而发挥成为“三蔽”：“淫词”、“鄙词”、“游词”，谢章铤进一步分析“三蔽”所指：“一蔽是学周、柳之末派也，二蔽是学苏、辛之末派也，三蔽是学姜、史之末派也。皋文《词选》，诚足救此三蔽。其大旨在于有寄托，能蕴藉，是固倚声家金针也。”[20] 3485后来又有学者认定“‘跌荡靡丽’，谓竹垞；‘昌狂俳优’，谓其年。此常州派之所以别于朱、陈而起也。”[22] 由以上诸说可见，张氏《词选序》的论述被不断引申发挥，《词选》的作用也日益扩大。
继张惠言之后的常州派主将周济更将词选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他前后曾选编了二部词选：《词辨》和《宋四家词选》。通过词选系统地阐发了他的词学思想。《词辨》旨在分辨词的正变源流，继张惠言《词选》之后，选词标准亦以“意内言外，变风骚人”为准，正如谢章铤所评：“其选录大意则本于皋文。”[23] 潘曾玮《词辨序》亦说：“要其大旨，固深恶夫昌狂雕琢之习而不反，而亟思有以厘定之，是固张氏之意也。”
作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宋四家词选》④ 以及《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标志着周济词学思想的深化，建立起了包括入门、途径以及最高境界在内的完整的词学理论系统。这一时期周济对浙西词派末流的弊端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宋四家词筏序》指出：“近世之为词者，莫不低首姜、张，以温、韦为缁撮，巾帼秦、贺，筝琶柳、周，伧楚苏、辛。一若文人学士清雅闲放之制作，惟南宋为正宗，南宋诸公又惟姜、张为山斗。呜乎，何其陋也！词本近矣，又域其至近者可乎？宜其千躯同面，千面同声，若鸡之喌喌，雀之足足，一耳无余也。”[24] 这里周济对浙西词派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词坛之“陋”的原因在于独尊南宋姜、张，而造成“千躯同面，千面同声”。在此基础之上，周济提出了具有常州派特征的词统主张：“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主张学词由深寓寄托的王沂孙词入门，最后达到无寄托的周邦彦词的浑化。周济将唐宋词人分为四派，又将四派由入到出、由近至远、由浅而深结构为系统，示人以途径，建立了常州派入门和师法系统。《宋四家词选》表明周济具有更为明确的立派意识，以常州派与浙派相对立，周济说：“词之为技，小矣，然考之于昔，南北分宗；征之于今，江浙别派，是亦有故焉，吾郡自皋文、子居两先生开辟榛莽，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一时作者竟出。”[25] 周济这里明确提出以“江(江苏)浙(浙江)”分派，与浙派相对立的“江”(即常州的泛称)派的领袖为张惠言、恽敬，论词宗旨乃风骚之旨，由此树起常州派的旗帜。在常州词派崛起、壮大、嬗变的过程中，词选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三
清人重视唐宋词选的作用，目的是为了指导当代的创作，因而当代词人词选同样受到重视。以康熙初年为例，各种当代词选本纷纷问世，影响较大的有：王士禛、邹祗谟的《倚声初集》，顾贞观、纳兰性德的《今词初集》，陈维崧、吴本嵩的《今词苑》，蒋景祁的《瑶华集》等。选编者或为词坛繁荣所感奋，心存记录一代词史的宏愿；或为创作走向而忧心，针砭时弊。当代词选的编纂刊行对词坛风向的引导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倚声初集》在当时就起到了“转移风气”、“词格之变”[26] 的作用。清代的词学流派亦十分重视当代词选的作用，清代词派多以本邑本乡词人为基本阵容，各派都选编有体现本派成员的词选本，如云间派有《幽兰草词》(收陈子龙、李雯、宋徵舆三人词)，西泠词人有《西陵词选》，松陵词人有《松陵绝妙词选》，梁溪词人有《梁溪词选》，柳州词人有《柳州词选》，阳羡派有《荆溪词初集》，浙西派有《浙西六家词》，“后吴中七子”词派有《吴中七家词》，常州派有《词选附录》、《国朝常州词录》等等。收录同邑当代词人作品的流派词选编成刊行，既宣告本派的正式登场，也为本邑本乡词坛的成就、声势和特色起到了宣传造势的作用。
《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标志着浙西词派的兴起。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的好友龚翔麟将朱彝尊《江湖载酒集》三卷、李良年《秋锦山房词》一卷、沈皞日《柘西精舍词》一卷、李符《耒边词》二卷、沈岸登《黑蝶斋词》一卷、龚翔麟《红藕庄词》三卷合刻为《浙西六家词》，打出浙西派的旗帜。并将当时已失传数百年的张炎《山中白云词》八卷附刻于书后，以明浙派词学渊源。由此浙西词派广为世人所知，并逐渐居于词坛主流。陈对鸥指出：“自《浙西六家词》出，瓣香南宋，另开生面，于是四方承学之士，从风附响，知所指归。”[27] 再如张惠言《词选》面世之后，认同其词学主张，追随其后者日众，尤其以常州词人为多，常州词派由此形成并日益壮大。继《词选》之后，二张弟子歙县人郑善长又编了同邑当代词人词作选本的《词选附录》一卷，郑氏《叙》云：“《词选》刻既成，余谓张子：词学衰且数百年，今世作者，宁有其人耶？张子为言其友七人者，曰恽子居、丁若士、钱黄山、左仲甫、李申耆、陆祁生、黄仲则。各诵其词数章，曰此几于古矣。……益以张子之词为九家。金子彦郎甫者，学于张子，为词有师法，又次录焉。”以上十家加上郑善长本人之作，共得十一家，所谓“几于古”，即能得到古人之精神，实指认同张惠言词学宗旨者。《词选附录》所选皆当代词人词作，谢章铤云：“二张及七家，皆常州人。二金及郑，则歙产也。合十家。或一二阕，或十数阕，其题多咏物，其言率有寄托。相其微意，殆为朱、厉末派饾饤涂泽者别开真面，将欲为词中之铮铮佼佼者乎。”[20] 3483《附录》配合《词选》，形成了古代与当代的结合，构成了以“比兴寄托”为主线的词学传承，二张等十一人形成了常州词派初期的大体轮廓。《词选》的再三翻刻，董毅《续词选》的增补，扩大了《词选》的影响。张琦、金应珪、张百禥的序跋继张惠言《词选序》之后，不仅起到了推扬《词选》的作用，也使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理论更加丰富。
清代词学史上的论辩往往由词选引发，甚至直接将词选作为靶的。前文曾述及，朱彝尊的《词综》刊行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昶(述庵)追摹朱氏又选编有《明词综》、《国朝词综》和《国朝词综二集》，选择宗旨和标准亦规步朱氏。对此谢章铤论云：“述庵一生专师竹垞，其所著之书，皆若曹参之与萧何。然竹垞选《词综》，当时苏辛派未盛，故所登寥寥。至国朝，则‘铁板铜琶’与‘晓风残月’齐驱并驾，亦复异曲同工。划而一之，无怪有遗珠之叹。”[28] 对王昶以宗派宗旨为选词标准的做法予以批评。晚清的文廷式则将批评的矛头直指《词综》：“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二百年来，不为笼绊者，盖亦仅矣。”[29] 文氏之言不免过于激切，然而倒是深刻地指出了后期浙派颓靡衰微与其早期作为流派经典的《词综》之间的内在关系。
再如对张惠言《词选》的批评。随着《词选》传播愈广，影响愈大，开始有人对《词选》提出批评。或批评《词选》选词太少，标准太严，如陈廷焯云：“唐五代两宋词，仅取百十六首，未免太隘”[30] 3777；或批评其选目失当，如樊增祥云：“今张氏不薄苏、辛，而系梦窗于黄、柳之次，论其甄藻，岂可谓平。又醇雅如清真，清峭如白石，其所甄录，不过数阕，梅溪、玉田，仅尝一脔。顾于希真《樵歌》亟登五首，论其去取，岂可谓公。”[31] 在对《词选》的批评之中，潘德舆的《与叶生名沣书》名气最大。潘氏对《词选》的批评主要针对“宏音雅调多被排摒，纤猥之作时一采之”，即选词不当而发。潘氏认为当选而未选者，如李白的〔忆秦娥〕及其他五代、北宋佳词，“张氏亦多恝然置之”；不当选而选者，如苏轼的〔洞仙歌〕。潘氏尤其对被视为“雕琢曼词”的温庭筠词在《词选》中的显著地位表示不满。整体来看，潘德舆对张惠言《词选》的批评虽然严厉，但对《词选》的主旨并无异议，只是认为所选未合其旨而已。所以谭献《复堂词话》说潘德舆：“针砭张氏，亦是诤友。”凡此种种，并非根本意义上的否定，而是对《词选》未能尽善尽美以起到更重要作用的批评，因而这种批评反而使《词选》的名气更大，影响更为远播。
“作词难，选词尤难”[30] 3970是清人的共识。正因为词选的重要作用，清代词学家十分重视对词选本特性的分析。清初的《梅墩词话》将词选分为“文人选词”和“诗人选词”两种[32]，并指出二者的不同特点。金应珪《词选后序》指出对词学史上词选的优劣要有区别，如果“雅正无别，朱紫同贯”则会产生不良影响。陈廷焯指出选词要“以我之性情，通古人之性情”[30] 3970。清初王晫曾写有《与友论选词书》，对当时词选中存在的以偏好为取舍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反对“习周、柳者，尽黜苏、辛；好苏、辛者，尽黜周、柳。”[33] 诸迟菊《词综续编序》曾指出词选的“五弊”：一弊为淫艳，二弊为豪莽，三弊为寒乞，四弊为不守律，五弊为惑于虚名。清人对词选中的诸种弊端认识清晰，可以见出清人对词选要求之高。词选体现了清人的词学审美理想，成为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载体，对词风的嬗变和词学理论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注释：
①比如说起《文选》，自然联想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论及“江西诗派”的诗学观，总是绕不开方回的《瀛奎律髓》。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年版)“外篇”专辟一章《选本论》来讨论选本与批评的关系。专题论文则有张智华《宋人所编诗文选本与诗文理论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樊宝英《选本批评与古人的文学史观念》(《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等。专门就某种词选来探讨选本与清代词学理论关系的，则有张宏生《〈词选〉和〈蓼园词选〉的性质、显晦及其相关诸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巨传友《常州词派的内部嬗变与选本——从张惠言、周济对梦窗词的不同态度谈起》(《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2期)等。
②参阅箫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第五章(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
③《彊村丛书》。此跋文所引周济《宋词选》及对唐珏的词作的评论，不见今本《词辨》、《介存斋论词杂著》、《宋四家词选》，或为《词辨》原十卷本。
④其中包括《宋四家词筏序》。《蕙风词话》卷二：“《宋四家词筏》未见，疑即止庵手录之《宋四家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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