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学理论代表了词论的最高成就。近年来清代词学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发表专著、论文数量激增，以此为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也有不少。研究的深入必然要求文献资料发掘整理的同步乃至先行。与清代词学理论所取得的成就相一致，清代的词论文献不仅数量浩繁，且形式多样。就词学理论批评的文献资料形式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类形式：词话、词集词选、序跋批注、书札专论文、论词诗词、词律词韵以及诗话曲话中涉及词学的内容等。
一
词话是词学理论最典型也是最集中的载体。词话借鉴诗话而来，滥觞于北宋，成熟于南宋,南宋末年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和张炎的《词源》代表了宋代词话的最高成就。明代与词的创作衰微相一致，词话存世亦较少。清代词学理论繁荣，其主要标志即词话著作数量较多。唐圭璋先生辑《词话丛编》共收历代词话85种，其中清代(含民国初年)词话有68种，占了大半，但这些远非清代词话的全部，唐圭璋先生当年编《词话丛编》时就遗憾有不少词话不得经见[1]。近年来通过不少学者的努力，已发现的《词话丛编》之外的清代词话有70余种，清代词话存目40余种。唐圭璋先生当年不得经见的部分词话也已觅得，如张星耀的《词论》、许田的《屏山词话》、王初桐的《小嫏嬛词话》等。新文献资料的发现有重要意义，必将推动研究的深入。然而关于现存清代词话有一些问题尚待辨析：
第一，词话的真伪问题。在流传至今的清代词话中，有四部词话——署名彭孙遹的《词统源流》、《词藻》和署名李良年的《词坛纪事》、《词家辨证》。此四部词话的真伪以及它们与徐钅九《词苑丛谈》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个悬案。词学大师唐圭璋教授曾指出四部词话乃书商由《词苑丛谈》中割裂而成的伪作，台湾学者王熙元教授则持相反的观点。笔者近日发表《〈词统源流〉等四部词话伪书考》[2]一文，通过考辨进一步证实了唐圭璋先生的论断。词话真伪的另一种情况是，一些词话是辑录他人之语而成，如果未加说明，则可能被后人误为辑者所作，这是需要加以辨析的。如《词话丛编》中收录的田同之的《西圃词说》，实为辑录徐喈凤、徐士俊、王士祯、曹禾、朱彝尊、邹祗谟、彭孙遹等人词话或序跋之语。近有李康化发表之《田同之〈西圃词说〉考信》[3]一文予以辨析。
第二，一些词论家的词话尚待进一步发掘和研究。清代部分词学家一生词学著述颇丰，词话并非一二种。如沈雄、谢章铤、陈廷焯、况周颐等等。如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通行本为八卷本，《词话丛编》收入的即为此本。其实，此八卷本乃陈廷焯之父陈铁峰在陈廷焯去世之后令陈氏门人许正时、王宗炎、包荣翰删节而成。20世纪80年代初，《白雨斋词话》十卷手稿足本由陈氏后人献出，屈兴国先生著成《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4]，使学界得以窥其全貌。再以晚清四大家之一的况周颐为例，《词话丛编》已收录《蕙风词话》五卷、唐圭璋先生辑录的《蕙风词话续编》二卷和况氏遗稿《玉栖述雅》。此外况氏已发表或见于著录的词话著作还有《玉梅词话》(《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词学讲义》、《蕙风簃词话》、《珠花簃词话》等，各种词话之间互见、改易的情况十分复杂，应予梳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林玫仪教授根据《历代词人考略》和《宋人词话》辑录出《珠花簃词话》，并放置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网上，惠利学界。况周颐还曾托夫人况卜娱(清姒)之名发表《织余琐述》，为刘承干撰《历代词人考略》[5]。由此例可见清代尚有不少词论家的词话应予认真发掘、整理、辨析，然后方可谈及研究。
第三，《词话丛编》中所收有些本非词话专著，而是从词选中录出的评语，如先著、程洪的《词洁辑评》、许昂霄《词综偶评》、张惠言的《张惠言论词》、黄苏的《蓼园词评》等。如按《词话丛编》此例，一些在清代词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词选评本亦应计算在内，这样一来清代词话的数量还要大得多。如朱彝尊的《词综》是其词学理论的主要载体，已有屈兴国、袁李来将《词综•凡例》和各卷的评语辑录出来，与朱氏的多篇序跋合编为《曝书亭词话》[6]，载《词学》第六辑的高亮功《芸香堂评山中白云词》，原为龚翔麟刊《山中白云词》批语，今人葛渭君辑为此书。晚清杨希闵的《词轨》，书前有总论，各卷首有题识,词下有批语，内涵相当丰富。陈廷焯的《词则》分为“大雅”、“放歌”、“闲情”、“别调”四编。有全书总序和各编之序，中有眉批，可与陈氏《白雨斋词话》相参证。
二
词选作为“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主张的手段”[7]，在词学史上起着重要作用，尤为值得重视。就编词选的目的而言，有以存人或存词为目的的文献式词选，其特点为：“主调备者，则不计其工拙；取人多者，则不论其雅俗。”[8]亦有以体现某种思想主旨或审美倾向为目的的词选。后者对于词学理论、词学批评更有意义。清代则赋予词选以更多使命，词选也就成为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载体。
清代词坛选词之风甚盛，各类词选大量刊行。仅以叶恭焯《全清词钞》所引用的词选就有221种之多。清人选编的词选大体可以分为二种：第一种是新编历代词选，尤其是唐宋词选，其中著名的有朱彝尊、汪森选编的《词综》、张惠言的《词选》、周济的《词辨》、《宋四家词选》、陈廷焯《词则》、朱祖谋《宋词三百首》等等；第二种是当代词选，以康熙初年为例，各种当代词选本纷纷问世，即以影响较大的就有：王士祯、邹祗谟的《倚声初集》，顾贞观、纳兰性德的《今词初集》，陈维崧、吴本嵩的《今词苑》，蒋景祁的《瑶华集》等。选编者或为词坛繁荣所感奋，心存记录一代词史的宏愿；或为创作走向而忧心，针砭时弊。当代词选的编纂刊行对词坛风向的引导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倚声初集》在当时就起到了“转移风气”、“词格之变”[9]的作用。清代词派多以本邑本乡词人为基本阵容，各派都选编有体现本派成员的词选本，如云间派有《幽兰草词》(收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三人词)，西泠词人有《西陵词选》，松陵词人有《松陵绝妙词选》，梁溪词人有《梁溪词选》，柳州词人有《柳州词选》，阳羡派有《荆溪词初集》，浙西派有《浙西六家词》，“后吴中七子”词派有《吴中七家词》，常州派有《词选附录》、《国朝常州词录》等等。收录当代词人作品的流派词选编成刊行，既宣告本派的正式登场，也为本邑本乡词坛的成就、声势和特色起到了宣传造势的作用。
龙榆生先生曾指出：“浙常二派出，而词学遂号中兴。风气转移，乃在一二选本之力。”[10]此言对词选在清代词学史上的作用的概括十分精当。在这方面以浙派朱彝尊选编的《词综》和常州派张惠言选编的《词选》最为突出。朱彝尊的《词综》是针对明代以来词坛最为流行的词选本《草堂诗余》而编的。《草堂诗余》是南宋“书坊编集”[11]的一部词选，其编选宗旨是为了迎合俗众的娱乐需要。《草堂诗余》所体现出的审美特性不仅影响着明代及清初词坛的风气，而且影响到词学思想和理论批评。《草堂诗余》在明代极为流行，其影响一直蔓延到清初。为了彻底改变词坛风气，朱彝尊不仅提出了鲜明的词学主张，而且还选编了《词综》以清除《草堂诗余》的影响。陈匪石谈及《词综》的意义说：“《词综》……一以雅正为鹄的。盖朱氏当有明之后，为词专宗玉田，一洗明代纤巧靡曼之习，遂开浙西一派，垂二百年。”[12]《词综》编成刊行后，即在词坛引起较大影响，丁绍仪说“自竹垞太史《词综》出而各选皆废”[13]，并非夸大之词。《词综》的流行起到了朱彝尊所设想的为浙西词派开宗立旨的作用。朱彝尊之后，王昶继续以词选来推扬浙西派的词学主张，曾先后编成《明词综》、《国朝词综》和《国朝词综二集》等，其“选词大指，一如竹垞太史所云”[14]。王昶之后又有黄燮清的《国朝词综续编》，选词宗旨一如朱彝尊和王昶，“其规式悉依竹垞(朱彝尊)、兰泉(王昶)两先生选本”[15]。可以说浙派的迅速崛起和持久兴盛由以上几种词选得力甚多。
浙西词派后期，词风流于饾饤浮滑，常州词派张惠言意欲振兴，以《词选》体现“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主旨，革词坛弊端，正如谢章铤所评：“张皋文《词选》……相其微意，殆为朱、厉末派饾饤涂泽者别开真面，将欲为词中之铮铮佼佼者乎。”[16]《词选》以“比兴寄托”为主旨的选词方式使人耳目一新，追随影从者日众，对改变词风产生了重要影响，“《词选》出，常州词格为之一变，故嘉庆以后，与雍乾间判若两途也”[17]。词选体现了清人的词学审美理想，成为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载体，对词风的嬗变和词学理论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三
用诗!词等韵文形式表达文学思想或进行文学批评是唐宋以来文学批评史上的常见样式。论诗绝句滥觞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金代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最为著名，开后世以组诗进行系列文学批评的先河。在清代词论中用诗或词的形式论词的现象更为普遍，论词诗和论词词乃成为清代词学理论和批评的重要形式。当然，许多人仅仅是偶有感兴，运用诗词这种文人习用的文体信笔为之，但也有一些词学批评家以诗或词的形式表达词学思想或进行词学批评，一些著名的论词诗和论词词还成为词论家的代表性的词论文献，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清初著名词人纳兰性德论词文字并不多，其《填词》一诗则从正面阐述了他对词体的看法：“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醉醒。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无限泪。芒鞋心事杜陵知，只今惟赏杜陵诗。古人且失风人旨，何怪俗眼轻填词。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不见参差三百篇，已是换头兼转韵。”此诗批评轻薄视词的态度，表达词出于忧患的认识和以“比兴寄托”推尊词体的思想。又如浙西词派中期的主将厉鹗的《论词绝句》十二首，厉氏未有词话专著行世，因而其《论词绝句》就显得更为重要。其《论词绝句》十二首分别论及词体源头和历代词人风格特点，是浙西词派中期的重要理论文献。饶宗颐先生曾指出：“以韵语论词者，厉太鸿而外，又有沈(初)、江(昱)、孙(尔准)、张(鸿卓)、周(之琦)、朱(依真)、陈(澧)、谭(莹)、王(僧保)、杨(思涛)、冯(煦)、潘(飞声)十数家。”[18]论词诗、论词组诗的出现构成了清代词学理论的特殊景观。
论词词在清代也十分常见，许多词人的词集中有以历代词人、词作为题的词作，表现对词人的风格特点、渊源、影响的认识。更有意义的是一些颇具理论色彩的篇什，表达了对词体特征、词史发展、词坛利弊的看法，与词论文章并无二致。例如刘榛的一首〔念奴娇〕《读宋名家词》：“诗亡骚变，下梢到、荡子尖新词曲。冶绿娇红争抹饰，那是男儿气骨？风月多情，柳郎第一，开卷羞人目。相思谱就，可怜痴恨千斛。儒雅本色风流，稼轩吾友，还后村吾族。太史文章工部诗，个里游行原足。下令词坛，为刘左袒，为柳长戈逐。管城先拜，义辞巾帼之辱。”[19]词中通过对宋代词人柳永、辛弃疾、刘克庄等人的臧否，表达了对绮靡词风的批评和对豪放气概的肯定。晚清词论家刘熙载〔虞美人〕《填词》二首，其一论及词的自然与人工的问题：“填词有意夸工巧，工处还非妙。要全本色发天机，试问桃花流水岂人为?湘渔拔棹歌清调，欸乃谁能肖！爱渠从不解填词，自后填词填字可休提。”此词可与刘熙载的《词概》相互发明。晚清四家之首的王鹏运曾作有二首〔沁园春〕词，以问答的形式表现他对词体的认识和词学见解。与组诗相媲美的还有组词，如朱祖谋《D村语业》卷三〔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十二首，历评清代各时期、各流派著名的词人，同时也表现了对词体的认识。王鹏运、朱祖谋二人存世的论词文献不多，以上的论词词乃其词论的重要补充，对我们认识其词学思想极有助益。
四
张尔田《D村遗书序》论清代词学“四盛”，其中万树订《词律》为一盛，戈载撰《词林正韵》为二盛。词谱、词韵皆属词体音律学的范畴。清代由于词人众多，创作繁荣，产生了对词体深入认识的需要。同时清代词学尊体呼声日益强烈，词学家将词体研究视为严肃的学问。加之清代音韵学十分发达，为词体音律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于是清代词律学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清人论词律并非仅仅着眼于四声、韵部等单纯音韵学的对象，而往往联系词体审美特性和词坛现实，因而清代词律学亦成为清代词学理论的代表性成就之一。
词本为音乐文学，声律对词体的审美特性起着重要作用。因而词学家对体现声律的词谱之学十分重视。宋代杨缵《作词五要》其三为“谱填词”。张炎《词源》卷下云：“词以协音为先，音者何，谱是也。”宋代曾有官修词曲谱《乐府混成集》，惜已失传。词谱传世者以明代张纟延《诗余图谱》产生最早、影响最大。清初人填词多依《诗余图谱》和明代程明善所撰的《啸余谱》。邹祗谟说：“今人作诗余，多据张南湖《诗余图谱》，及程明善《啸余谱》二书。”[20]然而二谱多有“舛误”，已不能适应清代词学中兴的需要，因而清人以严谨的态度探讨词律、编撰词谱。清代较为有影响的词谱有：赖以邠《填词图谱》、万树《词律》、王奕清《钦定词谱》、谢元淮《碎金词谱》、叶申芗《天籁轩词谱》、舒梦兰《白香词谱》、钱裕《有真意斋词谱》。
诗词皆有韵之文，对声韵的研究可推汉魏时期，六朝以来，诗国蔚为大观，诗韵书也非常齐备。宋代受词为“小道”的影响，词韵亦不为人重视。宋代无词韵专书。宋代词人朱敦儒曾作《应制词韵》十六条，元代的陶宗仪欲为更定，后其书佚失。南宋绍兴年间，有《菉斐轩词韵》，为最古的词韵书。清代的厉鹗后来曾见之，其《论词绝句》云：“欲呼南渡诸公起，韵本重雕菉斐轩。”明代胡文焕辑有《会文堂词韵》一种，后人评价不高。清代是词韵研究的发达时期，韵书刊行逐渐增多。举其著名者有：李渔《笠翁词韵》、吴烺等人《学宋斋词韵》、沈谦《词韵略》、仲恒《词韵》、吴绮《词韵简》、戈载《词林正韵》、叶申芗《天籁轩词韵》、谢元淮《碎金词韵》、许昂霄《词韵考略》。词谱、词韵书的发达，说明词的研究者对词体艺术研究的深入。
在对词律的研究上，清代涌现出许多名家。清初万树的《词律》对词体格律进行系统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充分肯定其价值：“唐宋以来倚声度曲之法久已失传，如树者，固已十得八九矣。”万树之后对词律的探讨一直是清代词学家关注的热点，清代中后期的著名词学家戈载著有《词林正韵》一书，后人评为：“书最晚出，而最精核，可谓前无古人矣。”[21]清代中期的江顺诒主张/当列五音，而不应列四声。当分宫商之正变，而不当列字句之平仄。当列散声增字之多寡，而不当列一调数体之参差”[22]，对万树的词律学说提出了批评。晚清四大家之一的郑文焯对词律特别强调，其词律论的核心是“词律之严密，不在韵而在声”[23]。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代的许多词学家对词律问题都十分关注，邹祗谟《远志斋词衷》、沈雄《古今词话》、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江顺诒《词学集成》、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张德瀛《词徵》、陈锐《袌碧斋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等对词律都有讨论。清代的词谱、词韵之学的成就不仅体现在音韵学的领域，而且体现在词体审美!创作规律、词人风格选择诸领域。如万树《词律》评周邦彦词云：“美成造腔，其拗处乃其顺处，所用平仄，岂慢然为之耶？是慢然为之者，何其第二首亦复如前，岂亦皆慢然为之再至三耶？”周邦彦词的四声搭配多用拗句，由此产生特殊的效果。万树这里指出周邦彦的拗句乃有意为之，匠心独运，揭示出周邦彦填词的审美追求。此后王国维进一步指出：“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24]乃是对万树之论的引深之论。可以说清代的词律学是体现清代词学理论成就的重要内容。
以上仅举清代词学理论的主要形式分别论析，其他的词学文献资料还有许多形式，如序跋即为主要形式之一。清代的词总集、别集、选本可谓汗牛充栋，词集序跋的材料也浩如烟海。清代许多重要的词学理论主张和批评争论是用序跋的形式发表的，因而词籍序跋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如朱彝尊的《词综•发凡》、张惠言的《词选序》，即为典型代表。对于清代词籍序跋资料的搜集整理近年来已有可喜的进展，如金启华等人辑的《唐宋词籍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施蛰存辑的《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以后者为例，共收入词籍序跋一千余篇，其中清人词籍序跋约有八百余篇。另据台湾学者林玫仪介绍，她已搜集清人词籍序跋三四千篇[25]，但据笔者考索这还远非清人词籍序跋的全部。通过对清人词籍序跋的搜集整理，可以进一步深化对清代词学的研究。
清代论词的形式也有发展，如论词文、论词书札也都是清代新出现的形式。论词之文，不仅有书札形式的如顾贞观的《论词书》，毛先舒的《与沈去矜论填词书》[26]，沈谦的《答毛稚黄论填词书》，吴锡麒的《与董琴南论词书》[27]、王的《与友论选词书》[28]，潘德舆的《与叶生名沣书》[29]。此外还有专论形式的如焦循《词说》二篇,论题专一，论点鲜明。论词书札尤以晚清为盛，成为晚清词学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亦可视为晚清词学的一大特色。晚清四大家及其周围的词学家如夏敬观、张尔田、夏承焘、龙榆生之间经常以书札的形式探讨词学，极具理论价值。例如郑文焯与友人的书札仅存于世的即多达125则，郑氏的词学理论主张主要体载于此。清人的论词书札兼有私家信函和公开发表的双重性质，因而虽然语气婉转客套，但主张鲜明，批评尖锐，辩论激烈,是词学理论的特殊形式。
清代词学文献资料丰富且又形式多样，且大多资料未经发掘整理，如此现状既为研究者提供了蕴含丰富的宝藏，也向研究者提出了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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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又称《答秋田求词序书》，《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又见《蕙风词话续编》卷二。
2有《寄张孟劬论词书》共七则，《与夏吷盦书》共三十七则，《与朱祖谋书》共七十九则，《与王半塘书》一则，《与吴伯宛书》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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