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半期词话类著作是近年学术界、读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已有多种丛书或整理之作推出，至于就某一部或几部词话以及相关的文学与学术史现象进行的研究，目前的成果更是丰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近现代报刊词话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是朱崇才先生继承其师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所做词话文献整理之作的“第三编”。早在二0一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曾推出过朱崇才编纂的《词话丛编续编》，该书收集词话的时间范围上自宋代下至民国。而现在，以“近现代报刊词话”为名出版的“第三编”， 不仅时间集中在二十世纪的前半叶，而且词话的文本载体也限定于报纸刊物。我们首先要感谢编纂者辛勤的劳作。尽管借助网络数字资源，这些晚清民国的旧报刊，今天已经不难获睹，但涉及面如此之广（包括地方上的中学生刊物以及海外的华文报刊），处理文献的数量又是如此之巨大（据编纂者说还有两百万字尚未收入），仅收集分类、文字校正、添加标点等，就是一项需要长期不懈耗费巨大精力的繁重工作。
这本书以“近现代”“报刊”与“词话”这几个关键词替代“词话丛编三编”，很自然地会引出一个问题：报刊上的“词话”是传统文学的“继续形式”，还是现代文学的“形式构成”？
这部五册本的《汇编》共收录一百二十部报刊上发表的词话，它们对应的时间范围，除首篇《词学刍言》发表于一八八六年外，从第二部况周颐的《香海棠馆词话》（发表于一九0四年）算起，至最后一部词话陈蒙庵《纫芳簃词话》（ 发表于一九四九年）， 前后共计四十五年。这四十五年，以一九二九年十月《清华周刊》上所发表的萧涤非《读词星语》为标志，实可分为前后两期，在此之前的词话尚延续着旧传统，此后的词话则大抵在新学术的范围。
新旧是相对而言的，旧式的词话大多撰写较为随意，甚且不免英雄欺人。比如旧传统当中喜谈词律，而所谈则不无疏漏，似是而非；如说宋人三家和清真词，“一字不违，四声尽合”（《词学刍言》第一册，6 页）；又，“以四声辨五音，以五音配管色，以管色求律吕”（天虚我生：《古今词品》卷一，第一册， 74 页）；“不审音律，终不足以订字句”（王蕴章：《梅魂菊影室词话》卷一，第一册， 349 页）等，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当然，谈言微中、卓识妙悟者，亦所在多有，已经有定评的如况周颐、陈匪石等人。这里我想提出一位“新青年”的词话来，即一九一四年六月至八月上海《夏星杂志》发表的周焯《倚琴楼词话》十八则。发表这部词话的时候，周焯还只是一个刚满十九岁的少年，由于他后来成为卓有成就的生物学家，因此一般文学界并未太关注他。然而，就是这十八则词话，却提出了迥别于当时常州词学的一个重要命题：空灵缥缈。可以说，这是晚清遗老词学的逆向，又是现代词学的方向。他说：“作词，密丽非病，涩滞实病。疏阔非佳，空灵乃佳。可解而不可解，谓之涩滞；不可解而可解，谓之空灵。”（第一册，396 页）写下这些话的少年周焯，怕是没有料到，他可谓是在目送手挥之间，打翻了代表清词中兴的两大宗派的成见，即“浙西词派”之病于疏阔、“常州词派”之失于涩滞。他所首肯并在词话中引录的同乡李劼人之作《浣溪沙》等词，如“晓院落花红似泪，夜窗人影澹于烟”“一水惹清牵远浦，万山将意渡平芜”（389—390 页），虽不如遗老词人下笔圆熟、深刻，但其空灵之笔、缥缈之意，实能为旧文学开出向上的一条路来。
“新青年”—除了以白话填词的胡适之外—在词话的旧传统时代是没有多少位置的，那时词学界最明显的对峙发生在逊清遗老与南社词人之间。不过南社词人的词学主张仍是承袭常州派的；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一七年发表“舍我”撰《天问庐词话》，即标举晚清常州词学的殿军谭献说：“仲修论词主涩，足为特识。”（第二册， 636 页；又，见该册所收《艺文屑谈词》， 586 页）而南社词学的论述也有模糊而精妙的特点，如谓“词人尽在青山外，不知青山，乌知其在青山之外”（上海《中法储蓄日报》一九一九年发表“碧痕”撰《竹雨绿窗词话》第二册， 491 页）。南社词人在创作上艳丽怪奇，无所不有， 经验学问， 头头是道，这在《汇编》第二册所收姚鹓、陈去病等人的词话中引述的社友柳亚子、黄季刚、刘师培等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旧传统的词学，重在创作，至如学术研究者，主要体现为编纂一代或一地的词集文献，如第二册所收《双凤阁词话》（卷二）即谓“余有宏愿，纂《松江词征》”（565 页）云云；若说词话中见出词学的系统批评建设与严谨的考证之学，则必待进入三十年代后以新式大学教育为学术背景的学者们的加入，才逐渐建立起来。
萧涤非在一九二九年《清华周刊》发表的《读词星语》，形式上是词话，关注的范围也主要集中在唐宋词“用前人语意”的具体问题上，与传统词话不同的是，他是以一个学者而不是以一个词人或者文士的姿态来写，是以讨论文学的姿态、方式及意图来撰写“词话”的。比如对晏几道词“花落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二句的出处，他不仅指出它是五代翁宏的诗句—这应该是现代词学研究中最早指出其出处者，其后唐圭璋、吴世昌、沈祖棻等也提出过—而且进一步地查考文本的来源，即《五代诗话》引《雅言系述》，萧先生说：“《雅言系述》一书，余曾询朱希祖、朱自清二先生，皆云未见。”（第二册，1133 页）这里提到的朱希祖是现代的史学家，朱自清是著名的文学家且开创了古典文学在现代研究的范式。作为学生，萧涤非前去请教，这看似只是研讨一部书的存佚问题，但其中包涵的严谨的学术探究精神，实际上体现了学术风气的转移，因此，萧先生的撰述也理当被视为词话的现代形式。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友会集刊》上发表的毕寿颐的《词话考索》 （第三册，1217 页），是一部未完成的“词话学”著作，作者试图通过文献考索的方式梳理从《碧鸡漫志》到《人间词话》的词话之作，尽管内容的深度尚较有限，但研究范式的意义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同样也是巨大的。另外，《词学季刊》上所发表的易大厂的《韦斋杂说》，这位在旧式文人中以词名家的老辈学者，明确提出采用西洋音乐与乐器来实践“唱词之法”，他说：“今日有五线谱以记欲唱之词音，有钢琴、风琴，一打便成欲唱之词调，有长笛一吹便出欲唱之调声。”（ 第三册，1175 页） 他的主张与以学堂乐歌改革词乐的龙榆生桴鼓相应，他以一词坛耆宿而有如此通达明断之持论，与二十年前那些将声律之学神秘化的旧式词学， 是彻底地分道扬镳了。一九三四年，在辅仁大学讲授词学的孙蜀丞发表了《词瀋》，他以传统考据学的功力与形式讨论《霓裳羽衣曲》的宫调问题（第三册，1377—1380 页），其结论虽有可商，但举证之详密扎实，迥非旧式词话可以比肩。同样是现代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词学家唐圭璋，其在抗战前后（时间跨度自一九三四至一九四八年）分批撰写、发表的《梦桐室词话》（第四册，1245 页），贯连起來看，可以称之为一部涉及宋词所有文献类型中的文献问题的“全宋词考证举隅”。詹安泰在一九四七年发表在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文学》刊物上的《无庵说词》（第五册，2228 页），则抵得上一部立论独特、识见不俗的“简明词史”。现代学术表达方式丰富而多元，有传统的词话，还有如郑振铎、盐谷温以及陆侃如、冯沅君等撰写的流行一时的文学史，以及王国维、赵万里、俞平伯等人撰著的颇具影响之著作，甚至连同《词学季刊》这本刊物本身，也都会成为构成新的学术形式的一种元素。在这种语境中，传统词话也是或有意或无意、不可避免地回应当时的学术问题（见鲍传名：《读词杂志》第三册，1286 页；《邹啸词论》第三册，1307 页；王桐龄：《碧梧词话》第三册，1335 页；金受申：《仄韵楼词话》第四册，1667 页；厉鼎煃：《星槎词话》第四册，1745—1748 页、1756 页；郝少洲：《今古一炉室谈词》第五册，2129 页）。
旧传统必将走向新形式，新学术也终究不会以词话旧有的形式为限。我们今天阅读况周颐的词话，一般会直接取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署名“王幼安”即王仲闻先生校订的《蕙风词话》。当我们阅读《蕙风词话》的时候，或许会认为这是一部旧式的文学批评著作，但现在我们把《蕙风词话》与《汇编》从《大陆报》《国粹学报》《小说月报》等报刊收罗到的《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等做一比较，便见出零篇发表的词话，漫无统系，而汇集成册之后，则隐隐然贯穿着本体、阐释与创作的理论以及文学史的观念。至如《邹啸词论》（原刊上海《青年界》，一九三四年六月至九月）、《憾庐谈词》（原刊上海《人间世》，一九三四年九月至十一月）、《顾名词说》（原刊上海大夏大学《大夏》，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缪钺论词》（原刊遵义《思想与时代月刊》，一九四一年一月）、《词之话》（原刊上海《叔蘋月刊》，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杨仲谋《说词韵语》（原刊遵义《钟声月刊》，一九四七年七月）等，从语言、叙述方式到文本要素（如白话的使用、表格的添入以及韵散文体的结合等），都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新元素”。他们熟练地运用有别于旧式词学的方式、观念与术语，处理的对象也更多地从词的本体与创作转移到了作为抒情载体、文学类型、历史现象的词，并高调地宣称“打破一切旧词话的妄谈和无价值的批评”（第三册，1368 页），从词学史上看也是水到渠成、自然结果。
以上两点之外，我还想补充谈一点，即新学术对旧传统的回应。这个问题放在这里谈不免有点脚大鞋小，难以深入，但《汇编》却包含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巧合，即目前呈现出来四十五年“词话史”， 从况周颐到陈蒙庵，他们二人正有着师弟之谊。我们以前似乎忽略了《蕙风词话》的影响，将它全然地当作了一个古董，而过多地注意的只是《人间词话》对现当代词学的形塑。但如果我们细读陈蒙庵《双白龛词话》以及况氏另外两位弟子赵尊岳《珍重阁词话》与刘永济《诵帚词筏》，就会容易发现旧传统在新学术时代中其实仍有种种回应，如论“词境”，赵尊岳的生动逼真的形象化说明，简直可以视作对况氏当年所描绘与形容的“词境”的一种独特形式的“笺说”（第四册，1833 页）；而且，这样的回应并不是张大“旧门脸儿”开分店，而是为“拙重大”在现代学术语境中注入新的生命力。刘永济晚年执教武汉大学，一九四二年发表的《诵帚词筏》（ 第五册，1961 页），实际上也延续况周颐词学，并且赋予了新的形式，影响至今。
无可否认，阅读这类词话的一个不可免除的观感，即贩卖抄袭、陈陈相因，致有令今天学者不辨者。明里暗里地抄清人词话的不必说了，即如近年受到关注的发表于长沙《励进》一九三二年九月的《觉园词话》，其关于词曲分类的列表（第三册，1260 页），与前一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任二北《词曲通义》中的列表之一部分，竟然是分毫不差。
二十世纪末，严迪昌先生曾经编纂过一部《近现代词话纪事汇评》，由于编纂体例以及史料获取途径等限制，严先生当时能够取用的“本事”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紀末的词人，他所引用的词话也是夏敬观、冒鹤亭、黄浚等几人的笔乘。如今《汇编》等书的整理出版，为编纂一部更为全面详细的现代“本事词”创造了条件，也提供了可能。它们对我们理解过去那个世纪的文学生态（如文学革命中的旧体文学、现代文体关系中的词、现代的女性文学、现代作家的旧体文学批评，等等）以及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侧影，都是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