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默是清初词坛上的一个特殊人物。他以一介布衣周旋于诸大家之间，刊刻词集，品藻作品，深得时人推重，在词学复兴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孙默与《国朝名家诗馀》的刊刻
孙默（1613~1678），字无言，一字桴庵，号黄岳山人，匾其居所为“半瓢居”，徽州歙县人。
孙默长期居于扬州，喜交游，好吟咏，重文辞，每为同时作家刊刻作品。他在清初词坛上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刊刻《国朝名家诗馀》。《四库全书总目》卷199《十五家词提要》纪此事云：“初刻在康熙甲辰，为邹祗谟、彭孙遹、王士祯三家，即《居易录》所云，杜濬为之序。至丁未，续以曹尔堪、王士禄、尤侗三家，是为六家，孙金砺为之序。戊申又续以陈世祥、陈维崧、董以宁、董俞四家，汪懋麟为之序。十五家之本定于丁巳，邓汉仪为之序。凡阅十四年始汇成之。虽标榜声气，尚沿明末积习，而一时倚声佳制，实略备于此，存之可以见国初诸人文采风流之盛。”所说大致清楚，但只言及十家，而且其中某些具体情形也还略而不详，因而有必要说得更具体一些。
孙默先刻的是邹祗谟、彭孙遹、王士祯三家词。《提要》云邹、彭、王三家词刻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据《渔洋诗话》：“康熙癸卯岁将除，孙无言（默）欲渡江往海盐访彭十羡门。人问有何急事，答曰：将索其《延露词》与阮亭《衍波》、程村《丽农词》合刻之。”（1）（P176）此事亦见于王士祯《居易录》卷6。孙默于康熙二年癸卯（1663）岁末往寻彭孙遹，欲刻《三家词》，则刻成应该在次年。至其赴海盐之事，陈维崧记载更为详细，其《湖海楼诗集》卷1《送孙无言由吴阊之海盐访彭十骏孙》一诗自注云：“时无言刻程村、骏孙、阮亭三家词，特过海盐索骏孙小令。”
继三家词后，孙默续刻了曹尔堪、王士禄[1]、尤侗三家词，合前三家，共为六家。其中曹、尤二人交好，其稿似亦一同征之。六家词的刊刻在康熙六年丁未（1667），曹尔堪序尤侗《百末词》有云：“余以放废余生，停骖吴市，悔庵握手劳苦如平生。各有近词一帙，拟授无言较梓者……。”[2]曹尔堪以事牵连获罪，其放归在康熙四年。证以下文康熙五年孙默欲刊陈维崧等人之词，则征稿及定稿应在康熙四年。
继六家词后，孙默又刻了陈世祥、陈维崧、董以宁、董俞四家词。宗元鼎序陈维崧《乌丝词》云：“丙午之秋，余与陈子其年俱落第后，会黄山孙子无言意欲以吾两人诗馀梓以行世。”丙午是康熙五年（1666），此或为孙默起意继六家词后续刻当代名家词之始。据汪懋麟序十家词云：“白岳孙子无言，家贫好学，凡海内能文者莫不与孙子游。偶以馀闲为诗馀之选，初集三家，继广六家，四方传之矣。今复汇二陈、二董之词为四家，合前集以行，属余为序。因取四家之词而读之，又取前六家之词而共读之，反复歌吟，凡五六日，大抵皆工于言情者也，抑善于写怨者也。”末署康熙戊辰中秋，是则二陈和二董的词实刻于康熙七年（1668）。但这次所刻没有宗元鼎的词，和宗氏自述不符，或者原来仅仅是一种想法，未及实现。
十家词之后，孙默又继续刻了六家词，分别是吴伟业《梅村词》2卷、梁清标《棠村词》3卷、宋琬《二乡亭词》2卷、黄永《溪南词》2卷、陆求可《月湄词》4卷，还有龚鼎孳《香严斋词》1卷。汪懋麟序梁清标《棠村词》云：“本朝词学，近复益胜，实始于武进邹进士程村《倚声集》一选。同时休宁孙子无言复有《三家诗馀》之选，由是广为六家，又十家，今且十六家，势不百家不已，岂不与毛氏争雄长乎。十六家最后出者为吴祭酒之《梅村词》，龚尚书之《香严斋词》，与梁大司农之《棠村词》。”他的《孙处士墓志铭》也说：“（孙）尝集诸名家词，期足百人为一选，俱未果。其属余序而先版行于世者止十六家词。”（2）（P765，上）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予以说明。一是孙默留松阁原刊《国朝名家诗馀》诸序虽然都说是《十六家词》，但实际上是17家，尚多程康庄1家。二是《四库全书》将《国朝名家诗馀》即《十六家词》收入其中，本来不知何故已经删掉了程康庄，却题为《十五家诗馀》。所谓十五家者，即又删掉了龚鼎孳的《香严词》。究其原因，应是乾隆时以龚氏为贰臣，故开四库馆删去龚词。但这里可以看出四库馆臣的工作时有不够细致之处，即如删掉龚鼎孳词之后，全书从16家变成了15家，可是原书诸序有的改过来了，如邓汉仪康熙丁巳年所撰之总序；有的却忘记改过来，如前引汪懋麟序梁清标词。汪序不仅没改过来，反而明言其中有龚鼎孳词，难免造成误解。因此，相对于留松阁原刊，《四库全书》虽然收入了《国朝名家诗馀》，却并非足本。至于《国朝名家诗馀》最后完成的时间，据汪懋麟序，署为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而尤侗序《梅村词》，则谓“休宁孙无言遍征当代名家词，将以梅村编首，亡何而梅村殁矣。孙子手卷不释，仍寓予评次刻之，可谓笃好深思”。吴伟业卒于康熙十一年（1672），或则《十五家词》最后诸家之刻竟达5年之久。
孙默刊刻《国朝名家诗馀》有一个长远的计划，最终的目标或许将达百人之多。邓汉仪在为其书作序时就引孙默之言：“无言曰：吾方以鸣，始也十六家倡之于前，自此而数十家而百家，兹不其先声也与。”据现在可以了解的资料，他的刊刻计划还包括以下词家：严沆（灏亭）、冒襄（辟疆）、吴绮（园次）、杜世农（辍耕）、杜世捷（武功）、李以笃（云田）、孙默（无言）、朱一是（近修）、宋实颖（既庭）、王追骐（景之）、吴嘉纪（野人）、汪楫（舟次）、叶藩（桐初）、张俨（若思）、张度（仲方）、姚景明（仲潜）、方云拖（彦博）、季公琦（方石）、吴昆（晖吉）、邓汉仪（孝威）、孙金砺（介夫）、范国禄（汝受）、孙枝蔚（豹人）、姜鹤侪（子翥）、姜稼（遵养）、沈泌（方邺）、季公琦（希韩）[3]、灵干（中发）、弘修（梵林）、谈允谦（长益）、程邃（穆倩）、顾苓（云美）、王盖（安节）、宗元鼎（梅岑）、陈玉璂（椒峰）、纪映钟（憨叟）、杜浚（茶村）、张潮（山来）、冒丹书（青若），合前17家，共56家，几乎将并世知名词人，尤其是东南地区的知名词人一网打尽，可惜未能最后完成[4]。
孙默为了刊刻《十五家词》，确实付出了艰苦的劳动。邓汉仪序对此有所描述：“今者娄东、棠村诸公，首建旌旄。而齐鲁吴越秦楚之间，名流挺出，相与播芳风而恢古烈，猗与盛哉！顾人各一编，咸矜秘帐，流通都市，裒集为艰。黄山孙子无言以穷巷布衣，留心雅事，每有佳制，务极搜罗，如饥渴之于饮食，甚至舟车裹粮糗，不惮冒犯霜露，跋渉山川以求之。故此十六家之词，皆其浮家泛宅，殚力疲思而后得之者。予久憩维扬之萧楼，无言时相过从，每出同人词稿，互相商略。一语之妙，必共嗟称；一字之讹，必相较订。”这应该是真实的。
二、《国朝名家诗馀》与词坛趋向
《国朝名家诗馀》虽然只是一个词总集，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时词坛的特点。
首先，入选诸家仍基本上是明代词风的延续，即推重《花间集》和《草堂诗馀》，尤其受《草堂诗馀》的影响甚大。
按照清初人的观点，有明一代词风，基本上笼罩着《草堂诗馀》的影响。朱彝尊为了变革词风，曾经予以痛斥[5]。实则明代词风相沿而下，对清初词坛仍有很大影响，显然朱彝尊对此深有感触。而这一点在《国朝名家诗馀》中也体现了出来。《草堂诗馀》自问世以来，有过不同版本，基本形式有两种，即分调编排和不分调编排，其中以前者更为流行。从《国朝名家诗馀》来看，诸家编集显然基本上都是模仿《草堂诗馀》分小令、中调和长调的编排形式，表现出对这一趋向的认同。梁清标、宋琬、曹尔堪、王士禄、尤侗、陈世祥、黄永、邹祗谟、彭孙遹、王士祯、董以宁、陈维崧、董俞十三家皆然。当然这还只是形式上的相同，更主要的是内容格调，也有明显的痕迹。即如陆求可《月湄词》，虽然编排方式不仿小令、中调、长调之例，可是词作多为春夏秋冬、送别宴集、怀古赠妓之类，而且排列有序，颇便取用，一望即知从《草堂》来[6]。从诸集序言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如孙金砺序《六家词》：“今读六家词，惊艳有若温韦，蒨丽有若牛欧，隽逸有若二李，风流韫藉有若周柳秦晏，奔放雄杰有若苏辛刘陆，擅《花间》、《草堂》、《尊前》、《花庵》之众美，当并唐宋诸家，传之千祀，岂止与近代才人登孤艺苑哉。”邓汉仪序《十六家词》：“温李厥倡风格，周辛各极才情，顿挫淋漓，原同乐府；缠绵婉恻，何殊国风？而摭拾浮华，读之了无生气；强填涩语，按之几欲昼眠，此其体未明，而有戾于《花间》、《草堂》之遗法者一也。”作者自述也是如此。如王士禄自序其《炊闻词》：“康熙甲辰三月，余以磨勘之狱入羁于司勋之署，于时捕檄四出，未即对簿。伏念日月旷邈，不有拈弄，其何以荡涤烦懑，支距幽忧。忆自髫齿，颇躭词调，虽未能研审其精妙，聊可藉彼抗坠，通此蕴结。因取《花间》、《尊前》、《草堂》诸体，稍规抚为之。日少即一二，多或六七，漫然随意，都无约限。既检积稿，遂盈百篇，因录而存之，识时日焉。”陆求可自序其《月湄词》：“温、和生而《花间》作，刻羽引商；李、晏出而《草堂》兴，谐声依咏。”评述他人词也以此为参照。如曹尔堪序尤侗《百末词》：“余以放废余生，停骖吴市，悔庵握手劳苦如平生。各有近词一帙，拟授无言较梓者，迭为序之。追维三十年以来，世事沧桑，功名荣落，不可胜计。独笔墨之缘，少年积习，老而不辍。自髫龀至今，追随倡和者，同里尚朩、质生、尔斐、寅仲诸君子，引为同调。而扁舟过从，商榷《花间》、《草堂》之胜事者，吴门独吾悔庵耳。”又邹祗谟序王士祯《衍波词》：“盖闻之弇州曰：《花间》者，《世说》之靡也；《草堂》者，《文选》之变也。而余以为不然。《花间》句雕字琢，调或未谐，句无不致，是昌谷之靡也。《草堂》音协调流，句或未妍，体无不秀，是西昆之变也。至所云字必色飞，语必魂绝，则美出自然，诚非缘借矣。”诸人或者并非专指《草堂》，但《草堂》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其次，《国朝名家诗馀》体现出扬州词坛词学活动的连续性。清代初年，扬州聚集着围绕在王士祯周围的一个词学群体，俨然成为除北京之外的又一个词学中心。扬州诸词人，除了进行各种唱酬，从事具体的创作实践之外，还多从事词学理论的建设，尤以编纂词选、评章创作为时人所瞩目，其中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倚声初集》编纂刊刻。
《倚声初集》的刊刻年代，至今尚有疑问。一般认为是顺治十七年[7]，但书中评语间有顺治以后、康熙四年之前的纪事（3）（P67），可见是随刻随补的。或许顺治十七年是开始刊刻之年[8]。《倚声初集》的编者题为邹祗谟和王士祯。王士祯《居易录》云：“余在扬州，与故友武进邹（祗谟）程村撰《倚声集》，起万历，讫顺治初年，以继卓珂月、徐野君《词统》之后。”（4）（P2，上）不过，今人多认为编纂《倚声初集》主要是邹祗谟之力[9]。邹祗谟《丽农词》有《戚氏》一调，题云：“辑《倚声集》将成，复得阮亭新词并简。”可见邹氏已先有初稿。但是从《倚声初集》看，王士祯实则参与了编选。如卷9诸九鼎《贺新郎》（劝汝一杯酒），王评：“骏男有六朝之才，填词一卷，尤多升堂入室。惜此书垂成，不暇征索，读此便可想见胸次耳。”另外，如红桥唱和是在康熙元年，诸作已经收入了书中，可见后来也做了较大的调整。况且《倚声初集》选邹祗谟词独多，恐也不是邹祗谟事先的设定，而应该体现了王士祯的意思。合理的推测应该是这样的：邹祗谟先辑此选，携至广陵，寻求王士祯的观感。王士祯参与了意见，并亲自和他一起探讨，一起增删，所以后来成为二人的合作而联名刊刻，不能认定仅是邹祗谟一人之力。尤侗在《彭骏孙延露词序》中说：“阮亭既官扬州，骏孙有客信宿，会邹子程村初集《倚声》，于是《延露词》成焉。”似乎倾向于邹氏一人所辑。但在《倚声词话序》中却又这样说：“予既读程村、阮亭所选《倚声集》，叹为诸好备矣。”（5）（P7，上）由此可见，王士祯晚年回忆说“四十年前，在广陵与邹訏士（祗谟）同定《倚声集》”（6）（P169）是有根据的。
《倚声初集》是清初的第一部大型当代词选，孙默是否曾经参与其事，目前尚无确切的资料证明。但孙默在扬州主要从事词学活动，和邹祗谟、王士祯等人又非常接近，他应该非常了解这件事。他从事《国朝名家诗馀》的刊刻，可能是和邹、王诸人桴鼓相应，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当时的词学之盛。只是由于邹、王选择的是词选的方式，他为求其异，就选择了刊刻词总集的方式。《国朝名家诗馀》前三家的刊刻在康熙三年，正好在《倚声初集》问世不久，或许并非巧合。不过，孙默的《国朝名家诗馀》成为清代第一部大型当代词总集，极大地推动了清词的发展。这种结果恐怕也不是他事先所能预期的。
《国朝名家诗馀》的编纂策略明显受《倚声初集》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收录范围希望把并世名家尽量包容其中，同时在具体操作上，如圈点、评语的方式都如出一辙。最能体现和《倚声初集》关系的是评语，孙默往往直接从《倚声初集》中抄录下来，移在《国朝名家诗馀》中。如曹尔堪《南溪词》，共有王士祯评36处，全部出自《倚声初集》。但孙默也并不是完全亦步亦趋，他在刊刻这部总集时，也不断增添了新的资料。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倚声初集》未选者，则组织力量为其作评，如梁清标《棠村词》、宋琬《二乡亭词》。另一种是《倚声初集》中已经有评，收入《国朝名家诗馀》时除了将原评录入外，还请原作评者扩大范围，续加评点。如王士禄词《倚声初集》中王士祯仅评其2首，此则增至57首；尤侗词《倚声初集》中王士祯仅评其6首，此则增至29首。从这个角度看，孙默希望接续并发展《倚声初集》的意图确实非常明显。他为当代名公词集的刊布动了不少心思，花了不少气力。今人认为他“对清词的建设和发展起着极为重大的作用”（3）（P79），并非过誉之辞。
三、孙默与同时词坛名家
孙默刊刻《国朝名家诗馀》，周围汇聚了当时最有成就的词人。仅看阵容，就可以知道他在当时的号召力，以及他对清初词学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了。下面的数字分别说明3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国朝名家诗馀》的收录者。《国朝名家诗馀》已经收录和拟加收录的名单，已见上述，凡56家，而其心目中的总数，应该是一百家以上。
第二，亲自参加《国朝名家诗馀》的选录圈点者。《国朝名家诗馀》虽是孙默所刊刻，但他本人的署名只是一个“校”者，作品的选择和圈点，都委托给了当时的一些词坛名流。具体情况列之如下，由此亦见这差不多是当时最豪华的词学群体了。
1、吴伟业《梅村词》——杜浚、尤侗。
2、龚鼎孳《香严词》——纪映钟、陈维崧等。
3、梁清标《棠村词》——尤侗、陈玉璂、邓汉仪、乔莱、陈维崧、汪懋麟。
4、程康庄《衍愚词》——王士禄、陈维崧。
5、宋琬《二乡亭词》——曹尔堪、尤侗、王士禄、陈维崧。
6、曹尔堪《顾庵词》——邹祗谟、王士祯。
7、王士禄《炊闻词》——尤侗、邹祗谟、彭孙遹、董以宁。
8、尤侗《百末词》——曹尔堪、王士禄、邹祗谟、彭孙遹。
9、陈世祥《含影词》——王士禄、宗元鼎、王士祯、陈维崧。
10、黄永《溪南词》——王士禄、邹祗谟、龚百药、董以宁。
11、陆求可《月湄词》——严沆、尤侗、曹尔堪、陈维崧、王士祯、邓汉仪、丁澎、马骏。
12、邹祗谟《丽农词》——彭孙遹、王士祯。
13、彭孙遹《延露词》——邹祗谟、王士祯。
14、王士祯《衍波词》——邹祗谟、彭孙遹。
15、董以宁《蓉渡词》——王士祯、邹祗谟等。
16、陈维崧《乌丝词》——邹祗谟、王士祯、王士禄、程康庄、宋琬、曹尔堪、宋实颖、董以宁。
17、董俞《玉鳬词》——王士禄、邹祗谟、陈维崧、彭孙遹。
第三，为具体词作作评者。《国朝名家诗馀》模仿《倚声初集》，亦广邀同时名流为各家作评。这些评语被《四库》馆臣认为“有类选刻时文，殊为恶道”（7）（P1826），所以在《十五家词》中全部予以删除。其实，作评者几乎都是当时最优秀的词人，尽管不可避免地有标榜声气之嫌，却也并非全无可取。馆臣之说，有失公允。不过，对这些评语的具体讨论可以俟之后日。从词学活动的角度看，我们不妨先关注一下评者的阵容。孙默以他在词坛的影响力，把一大批词家调动起来，为他刊刻的词集作评，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使人看到词学复兴的态势。但如果要把所有参与评论的人都列出来，那就太过庞大，显得繁冗。以下仅列举为陆求可《月湄词》作评者，计有：梁清标、曹溶、陈维崧、王士禄、宋琬、吴伟业、张鞠存、范国禄、龚鼎孳、邓汉仪、李渔、尤侗、胡天仿、严沆、黄永、彭孙遹、丁彭（澎？）、王士祯、刘六皆、陈玉璂、朱彝尊、陈荃、宋实颖、吴绮、杜浚、丘象升、阎再彭、张云子、陈阶六、毛先舒、孙默、马西樵、张虞山、魏宪、丘象随、嵇叔子、蒋荆名、顾有孝、董俞、陈尔燕、夏乐只、丁飞涛、徐松岑、孙枝蔚、黄大宗、徐动盈、金昊礽、杜湘草、曹尔堪、严曾榘、刘超宗、赵山子、程娄东。凡53人。于此，我们可以了解如下一些信息：
首先，参加孙默这一词学活动的人员，年辈相差很大。如吴伟业（1609~1672）和曹溶（1613~1685）等属于第一代，朱彝尊（1629~1709）和王士祯（1634~1711）等属于第二代，严曾榘（1649~1700）等则属于第三代。这一方面说明孙默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影响力。
其次，参与评点者的地理分布以江浙两地为多，但也涵盖了其他一些地区，如河北、山东、安徽、福建等地。这一方面说明扬州一地词学的辐射力之强，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当时各地词学交流的频繁。
第三，作评者虽然都聚集在孙默的周围，但他们彼此的词学见解却并不一定完全一样，如王士祯宗晚唐五代，彭孙遹宗北宋，曹溶宗南宋。而各人的词风也有不同，如吴伟业宗苏，陈维崧宗辛，往往慷慨悲凉。另外不少人则类多深丽绵密，风格多样。这说明当时的词坛比较多元，还没有完全占主导地位的风格，比较明确的流派意识还要稍后才出现。
四、扬州词坛的若干理论思考
从总体上说，《国朝名家诗馀》诸家的创作仍然体现的是晚明余风，特别是推尊《花间》、《草堂》，不脱明词习气，但又正处于一个变化着的过程中。首先，进入清代以来，词学复兴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对前代创作的反思也就自然展开；其次，清初投身词学探讨的，多为饱学之士，其本身积累既厚，眼光当然也更为开阔；其三，清初士人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忧患的时代，他们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沿袭主要体现承平风貌的《花》、《草》之风。人们在创作上肯定会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尽管表现形式可能是或明或暗的。创作是如此，理论也是如此。由于为《国朝名家诗馀》作序者往往就是同一创作群体，以下就以若干词序为例，加以分析。
汪懋麟序梁清标《棠村词》云：“予尝论宋词有三派：欧、晏正其始，秦、黄、周、柳、姜、史、李清照之徒备其盛，东坡、稼轩放乎其言之矣。”提出宋词三派，虽有枝蔓，但已概括了后来的阳羡、浙西二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论述体现了一种包容的气度，即认为不管哪一个阶段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且对南北宋并无轩轾，对豪放婉约也没有画地为牢。我们知道，以陈维崧为领袖的阳羡词派鼓荡稼轩风，气魄雄大，对清词气局的开拓贡献甚多。事实上，陈维崧本人的作品就被扬州词坛的孙金砺在作序时评为“奔放雄杰有若苏辛刘陆”。所谓推扬稼轩风，其实已经起之于阳羡词派之前。不过，从《草堂诗馀》来看，苏辛词也是其中一格，不管分调还是分类都选了若干。所以一直以来，即使从沿袭明代词风的角度看，苏辛词也从来没有被排斥过。吴梅《词学通论》论吴绮云：“小令学《花间》，长调学苏辛，清初词家通例也。”（8）（P156）说是通例，就有相当的普遍性。除吴绮外，即如冒襄、余怀、尤侗等，都学辛。甚至连以写艳词著称的彭孙遹，也有学辛之作。正如《莲子居词话》所评：“《延露词》亦有两副笔墨，如《笔逊来生日》云云，《长歌》云云，《酌酒与孙默》云云，又时带辛气。”（9）（P2408）扬州词坛上把这一点加以强调，为后来陈维崧开创阳羡词派积累了更为丰厚的资源。
扬州词坛的领袖王士祯对于云间词派的态度比较复杂，虽然也有批评之处，如认为云间词派方幅较小，但总的说来，还是比较推崇。曾经“极推云间三子”，并谓“词至云间，《幽兰》、《湘真》诸集，言内意外，已无遗议”（9）（P651）。云间后学沈亿年曾经清理词学传统，确立师法对象，提出“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10）（P245），表示对明代词风中某种倾向的不满。尽管王士祯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主要涉及如何师法前人，于“元曲”二字并无异议[10]。扬州词坛从本质上说是体现了云间词派影响的创作群体，这种意见当然也会在他们的思想中有所反映。所以孙默刊出《十家词》，汪懋麟序之云：“诗馀自李太白偶为之，温韦诸人继述之，宋人推广之，前此无有也。至于元，风气日衰，遂流为曲。夫声音之道，上自雅颂，以至汉魏六朝唐人乐府诸篇，皆所以被管弦，奏朝庙者也。若宋之词下矣，元之曲愈下矣。大雅之士思起而振之，古乐既已失传，世俗沿习之曲，荒秽杂乱，不能遽革，求其稍为近古，不悖于声音之道者，于诗馀其有取乎？”虽然主要是从古今音乐的角度立论，重视的是教化之道，但对“遂流为曲”的表述和“五季犹有唐音，入宋便开元曲”之说颇有渊源。清词复兴，建立在对前代遗产总结的基础上，批判以曲为词，是清人的共识。如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3云：“盖明词无专门名家，一二才人如杨用修、王元美、汤义仍辈，皆以传奇手为之，宜乎词之不振也。其患在好尽，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9）（P2461）又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9云：“明自刘诚意、高季迪数君而后，师传既失，鄙风斯煽，误以编曲为填词。”（9）（P3433）扬州词坛则比较早地涉及了这个问题。
清词复兴的基本精神是尊体。从清初开始，人们就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扬州词坛也不例外。邓汉仪序《国朝名家诗馀》云：“词学至今日可谓盛矣，顾理与体有不能不深讲者。夫词而谓之诗馀，则犹未离乎诗，而非下等于优伶之杂曲也。感旧思离，追欢赠别，怀古忧时，昔人皆一一寓之于词，而今人顾习山谷之空语，仿屯田之靡音，满纸淫哇，总乖正始。此其理未辨，而伤于世道人心者一也。温李厥倡风格，周辛各极才情，顿挫淋漓，原同乐府；缠绵婉恻，何殊国风？”虽然仍把词视为诗馀，但认为和诗有着相同的本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邓汉仪清理词史，认为从源头看，词体已尊，只是后来失去规范，才流荡不反。而且，温庭筠、李后主、周邦彦、辛弃疾诸人之作已合于国风乐府之旨，如能从源头上做起，接续起这一传统，则词学复兴并非空言。朱彝尊在《曝书亭集》卷40《陈纬云〈红盐词〉序》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颇可和邓说相参。至于“怀古忧时”之类的感情也能寓之于词，则明显使人联想到张惠言的说词方式。张惠言《词选》开宗明义即云：“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志。”（9）（P1617）其中选温庭筠词独多。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11）（P99）此词显为写艳，而张惠言评云：“‘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9）（P1609）所谓“初服”，即《离骚》所云：“进不入以离忧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邓文是否对张惠言有影响，尚难以指实，但其中表现出来的倾向，却足以让我们看出，扬州词坛对于词学的探讨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应该进一步挖掘。
以上举例，虽然不免简单，但已经可以说明扬州词坛诸家理论的深度，而这些和孙默当然也是分不开的。
注释：
[1]按王士禄词此似为初刻，后来就没有续刻，导致王士禄此后所作的词，如秋水轩唱和诸作，就没有能够收入。
[2]载孙默《国朝名家诗馀》，南京图书馆藏抄康熙留松阁刻本。以下凡引文不详加注释者，均出此本。
[3]这份名单有两个季公琦，一字方石，一字希韩，不知确为两人，还是偶然笔误。姑记于此，俟考。
[4]这份名单转引自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版，第83页。但严先生未给出出处。
[5]康熙二十九年高佑釲序陈维崧词就说：“词始于唐，衍于五代，盛于宋，沿于元，而榛芜于明。明词佳者不数家，馀悉踵《草堂》之习，鄙俚亵狎，风雅荡然矣。文章气运，有剥必复。吾友朱子锡鬯出，而振兴斯道。”（陈维崧《迦陵词全集》卷首，载《陈迦陵全集》，《四部丛刊》本）这显然就是朱彝尊进入壮年后的观点，可以和他自己的论述互参。
[6]按《四库全书总目》卷199《十五家词提要》介绍此集时说：“各家以小调、中调、长调为次。”未免概而言之，未能深究。
[7]如孙殿起云：“《倚声初集》二十卷，前编四卷，武进邹祗谟、新城王士祯同选，顺治庚子大冶堂刊。”见孙殿起《贩书偶记》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版，第555页。
[8]按尤侗《香草亭词序》云：“往邹子程村选《倚声》词，恨未见予全稿。乙巳春同客骥沙，从箧衍搜得之，激赏不置。因与泛论词体，偶摘《倚声集》某人某调某句不叶，某人某调某韵不叶，程村益爽然自失，命予序其词话，推辨及之，将欲校正重锓。”乙巳是康熙四年（1665），可见至少此年之前，已有初刻刊行。见尤侗《西堂杂俎》3集卷4，上海中原书局1937年石印本，第5页下。
[9]如严迪昌云：“《倚声初集》的编成，主要是邹祗谟之力，也是邹氏在扬州期间的一桩大事业。”《清词史》第61页。蒋寅也认为：“邹祗谟当先有《倚声初集》之辑，顺治十七年付大冶堂梓行，今来广陵就公切磋删订，乃定为二十卷，非居广陵与公同选也。”见《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版，第98页，康熙二年纪事。
[10]王士祯《花草蒙拾》云：“近日云间作者论词有云：‘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仆谓此论虽高，殊属孟浪。废宋词而宗唐，废唐诗而宗汉魏，废唐宋大家之文而宗秦汉，然则古今文章，一画足矣，不必三坟八索至六经三史，不几几赘疣乎！”这里说的是怎样学古，而对宋词中已经有了曲风，却没有表示反对。引文见《词话丛编》第68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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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正编卷1）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