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者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分类，比较通行的是四分法，即笔记小说、传奇小说，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本文所讨论的“小说”（子部小说），大体对应于今人所说的笔记小说。与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相比，笔记小说与现代小说不吻合之处较多，这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部分著作在具体评述《世说新语》、《酉阳杂俎》、《阅微草堂笔记》等笔记小说经典时，不认可其小说史地位；二是关于笔记小说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影响了对其文类特征的深入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降，这一局面开始缓慢改变，而机缘在于学术界的自我反省：套用“小说概论”观照笔记小说，是否存在不够贴切之处？本文的写作，也是这一机缘的产物，希望能在笔记小说的理论研究方面有所贡献。
一、“小说”首先是故事吗？
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虚构，这是现代人谈论小说时经常提到的三个关键词。而小说必须是一个故事，这也是现代读者对一个小说文本基本的阅读期待。与现代读者的阅读期待形成对照，中国古代原生态的“小说”观念，却格外注重它对生活的阐释功能、指导功能，倒并不强调故事的重要性。这一区别传达出哪些重要信息？我们的讨论即由此切入。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1]庄子所谓的“小说”，指的是与“大道”有别的题旨不够宏大的议论，亦即《荀子•正名》的“小家珍说”。[2]这固然不具有文体的意义，但后来作为文体使用的“小说”概念却正是由此发展而来的。所谓“小说”，就是意义不大的议论。所谓意义不大，是说其议论与“军国大事”无关。明确将“小说”视为一家，即把“小说”当成一种独立的文体，是在汉代。汉代论及“小说”的最重要的学者是班固。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小说”是归属于子部的。那么，子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关于诸子的—段总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3]曰“术”（学术），曰“说”（学说），曰“股肱之材”，曰“万方之略”，都意在突出子书的共同特征：诸子以立论为宗。自然，这首先是就“九家”（法、名、儒、墨、道、阴阳、纵横、杂、农）而言的，但“小说”既然附于诸子骥尾，当然是由于它也和诸子一样，是一种以立论为宗的文体。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在班固看来，“小说”的职能也是论道，只是由于论的是“小道”，所以被称为“小说”。
具体分析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我们的印象将进一步加深：“小说”的职能的确是“议”；它“议”的是“治身理家”的“小道”，而不是“事关军国”的“大道”。十五家之中，从《伊尹说》到《黄帝说》，共九家，为先秦的书；自《封禅方说》以下六家，为汉武帝以后的书。先秦的九种书中，班固指出有六种不可信。在班固认为可信的三种书中，《周考》、《宋子》，今已无一字之存，但从《周考》以考据为事、《宋子》以阐发黄老的哲学思想为主来看，无疑是典型的子部书。《青史子》为“古史官记事”，叙事的部分理应构成文本的主体，但南朝梁代的刘勰是将它放在《文心雕龙•诸子》内与庄、列等一起加以讨论的：“《青史》曲缀于街谈。”[4]现存的三则，为鲁迅辑入《古小说钩沉》，言“胎教之制，用鸡之义，皆礼法之小事也”。[5]没有什么故事性，“叙”倒是“叙”，但叙述的是历史文化中的典章、仪制、礼法而非生活中的线型的情节。其作用首先是教诲的而非愉悦的。因此，正如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所论定的：“古人未有无所为而著书者。小说家虽不能为‘六经之支与流裔’，然亦欲因小喻大，以明人世之纪，与后世之搜神志怪，徒资谈助者殊科，此所以得与九流同列诸子也。”[6]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六家汉人小说，则多为方士之作。如《封禅方说》十八篇，据班固注，产生于汉武帝时。所谓“方说”，即方士关于方术的议论。“方者方术也”，故名曰“方说”。汉代方士的这些作品，之所以被视为“小说”，是因为这些“方士之言”，在体制上属于“丛残小语”，在内容上谈论的是无关国家大政的“小道”，符合“小说”的标准。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还著录了《百家》一百三十九卷，作者是西汉的刘向。[7]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录有《百家》佚文两则，所喻示的都是日常的人生道理，与治国平天下的“大略”无关。《百家》之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至少说明两点：（一）汉代人所谓“小说”不一定指方士之言；方士之言只是“小说”的一个部分。（二）“小说”的标准即刘向说的“浅薄不中义理”，是篇制短小、旨趣细微的议论。在汉人关于“小说”的共识中，有无故事性尚未成为核心要素。
二、“小说”何以又成了“史遗”
“小说”既然以阐发“小道”为其基本的文体职能，那么，将它归属于子部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汉书•艺文志》以降，刘勰的《文心雕龙》，唐长孙无忌等撰的《隋书》，都一以贯之地遵循这—共识。《隋书》还有几句纲领性的说明，“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各有所偏”，“今合而叙之”，“谓之子部”。[8]《隋书》所重申的正是汉代以降的共识。
然而，唐代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却毅然将“小说”划入了史部。一种文体，它是归属于史部，还是归属于子部，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分类问题，而是对其文体职能的不同确认。子部的核心职能是议论，史部的核心职能是叙事，两者的职能是大不一样的。刘知几将“小说”由子部划入史部，表明他不赞同汉代以来的共识。在学术史上，任何对既存共识的否定都是引人瞩目的大事，值得深入考察和分析。
可以确信，刘知几对既存共识的否定确有他的理据。他注意到一个事实：子书与史书常常并没有逾越不了的界限。其《史通•杂述》云：“子之将史，本为二说，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9]其实，不只是上述几部书叙事的比重颇大，庄子、孟子等在论道说理时，也—再借事托喻，用历史故事或动物故事来表明劝喻或讽刺意义，许多著名的寓言如“齐人有一妻一妾”、“庖丁解牛”、“揠苗助长”，早已脍炙人口。《韩非子•说林》、刘向《说苑》几乎就是故事的结集。介于子、史之间的《战国策》，其叙事尤为曲折多姿，对细节和场面的渲染已成为部分作品的特征。
诸子之一的“小说”也不例外地带有浓郁的叙事意味。据王应麟《汉书考证》，《吕氏春秋•本味篇》出于先秦“小说”《伊尹说》。翟灏《四书考异》条考三十一亦曰：“所谓《本味篇》乃剟自《伊尹说》中。”[10]这里我们试对《本味篇》略作考察。《吕氏春秋•本味篇》所谓“说汤以至味”，即借天下至味阐发“圣王之道”，这是将“叙”与“议”融合为一体的关键环节。据此，我们得以了解包括《伊尹说》在内的先秦“小说”的一般情况：虽以议论为宗，却也乐于娓娓动听地叙述故事。[11]或者说，这些作品的特征是：用故事作为“道”的载体。就其以事托理的特征而言，这些作品有些像寓言；但其叙事的规模明显超过一般的寓言，并时有背景的交待和细节的描写。而交待背景和关注细节，正是叙事文本的重要特点。
小说的叙事意味在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增强。这一阶段，相当数量的“小说”以“说”、“语”、“方”、“法”、“艺术”为题，以表明其文本重心是阐发事理，如《杂语》、《琐语》（梁金紫光禄大夫顾协撰）、《世说》（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小说》（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迩说》（梁南台治书伏挺撰）、《古今艺术》、《座右方》（庾元威撰）、《座右法》等；有的明确以“子”为名，如《郭子》（东晋中郎郭澄之撰），裴启《语林》亦称《裴子语林》。
一个不难发现的事实是：《郭子》、《语林》等虽自居于子部书之列，而短篇故事在其中实占有很大的比重。拿《郭子》、《语林》的短篇故事与史家列传比较，可以发现，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史家列传更注重人物生平的完整性，而《郭子》、《语林》更注重人物的某一或某几个生活细节。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在《史记》中是一个特点，在《汉书》以降的正史中，这一特点逐渐淡化。但无论是关注人物生平，还是关注生活细节，所体现出的都是对叙事或叙述的重视。
面对“小说”中这种叙事压倒议论的情形，史学理论家（文学史属于历史的一支）的反应尽管缓慢却值得关注。唐初长孙无忌等撰《隋书•经籍志》，“小说”仍隶于子部，计有二十五部作品，《郭子》、《世说》等一一在内。《隋书•经籍志》的小序主要引申《汉书•艺文志》的旨趣，意所不合，亦复时立异同。重要的区别在于：不提“盖出于稗官”一句，而认为“小说”是《周官》诵训和训方氏的职掌。那么，诵训和训方氏究竟主管什么呢？据郑玄的注释，诵训所掌，乃四方的古迹、方言、风俗；训方氏所掌，乃四方的政治、历史、民情。这是后世地理志、郡国书一类作品所自出，本属历史的范畴。《隋书•经籍志》强调“小说”与诵训、训方氏的关系，无疑是看出了“小说”与风俗、民情的密切关系，看出了“小说”创作中叙事性日渐增强这一事实。
但长孙无忌等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汉代以来关于“小说”的共识。《隋书•经籍志》不仅仍然将“小说”归属于子部，而且，对“小说”作品的著录也仍然遵循惯例：“小说家”中仅仅著录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如《郭子》、《世说》等，志怪小说如《博物志》、《搜神记》等一概被拒斥在外。这样著录有充足的理由吗？以叙事为主体的《郭子》算得“小说”，为何以叙事为主体的《搜神记》就不能算“小说”？莫非仅仅因为《郭子》等标为“子”，《搜神记》等标为“记”，而“小说”在名分上是子部的一支吗？《隋书•经籍志》徇名而不责实，其处理留下了遗憾。
比《隋书•经籍志》更进一步，刘知几明确地否定了汉代以来的共识。其思路是：既然“小说”已事实上以叙事为主体，不妨索性纳入史部中来。他在《史通•杂述》中将“偏记小说”视作“史氏流别”，并具体区分为十类：“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12]其中的“琐言”即我们所说的志人小说，“杂记”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志怪小说。在刘知几看来，“小说”的职能首先是“记”而不是“议”。它与正史的相同处在于，都属于纪事体；不同处在于，正史涉及军国大事，“小说”则是正史之遗，是正史的补充，它记的是琐事。刘知几的这一见解，影响颇大，如《新唐书•艺文志序》即与之一脉相承：“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13]
将“小说”归属于史部，这是刘知几以降形成的一个新的共识。从此以后，所有关注“小说”的学者，都必须面对“子部说”或“史部说”两种共识，并做出自己的判断。
三、伴随着“史遗”观的遗憾
一种新的“小说”观，必然伴随着一部新的“小说”史和一种新的“小说”创作局面。从“小说”史的角度看，“史部说”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搜神记》等一大批志怪小说从此进入了“小说”的范围，“小说”世界因此充满了生机。这可以说是“史部说”带来的令人愉悦的变化，但“史部说”也给“小说”史和“小说”理论带来了种种尴尬。粗略地说，至少有四个方面。
（一）“小说”从子部划入史部，用以界定其内涵的概念的连续性中断了，这种连续性的中断使人感到：先秦两汉的“小说”与魏晋南北朝的“小说”是不相干的两种文体。明代的著名学者胡应麟便产生过这种想法，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中说先秦、两汉的“小说”“亦杂家者流”，确系真知灼见；但关于魏晋南北朝“小说”与先秦两汉“小说”“迥别”的断言，则不免片面。《伊尹说》的割烹要汤故事，就其注重叙述而言，与魏晋“小说”正如出一辙；汉代的方士之言，与后世志怪亦息息相关。从以议论为宗演变到以叙事为宗，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是有脉络可寻的。完全割断二者的联系，并不恰当。
（二）以史家的标准来衡量“小说”，对“小说”的虚构便很难采取宽容态度。毫无疑问，对于虚构的否定并非历史领域所独有，中国知识阶层的相当一部分人对虚构采取了轻视和遏制态度。不过，针对不同的文体，他们的严厉程度还是有所区别的。比如，对于诗中的艺术想象，虽也不免时有非议，如东汉班固的《离骚序》批评屈原的《离骚》：“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14]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也非议屈原：“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射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15]但大多数读者都能理解和接受，屈原被后世尊为伟大诗人，便是明证。子书中的虚构也不时受到批评，其中《庄》、《列》、《淮南》受挑剔较多，刘勰《文心雕龙•诸子》说：“其纯粹者为矩，踳驳者出规……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戴晋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此踳驳之类也。是以世疾诸子，鸿洞虚诞。”[16]然而，《庄子》、《列子》、《淮南子》等虽多稽神语怪，事涉非经，却都是以假定的方式来传达某种人生哲理或智慧，这就成为它被认可的充足理由，连《文心雕龙•诸子》也承认：“洽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极睇参差，亦学家之壮观也。”[17]中国知识阶层唯独对史书的虚构深恶痛绝。这是因为在历史著作中，所有的叙述都会被当成真事来看，虚构就是“撒谎”，谎言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此，当刘知几将“小说”划入史部时，他以一个史学家的严肃姿态，对“小说”中的虚构提出了指控。其《史通•杂述》不容置辩地评述道：“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18]《史通•采撰》也说：“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如斯踳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污南、董之片简，沾班、华之寸札。”[19]刘知几的这些评述，果断刚劲，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当知识阶层用这种要求历史著作的态度来苛求“小说”时，它还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吗？
（三）“子部”说与“史部”说的对峙并存，导致了学术思想的混乱。比如，在鉴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小说”时，学者们可能两方面迁就，结果，一些“以叙事为宗”的书进入了“小说”，另一些没有故事性、而旨在“入道见志”、[20]以传授学说或知识为主的书，也堂而皇之地被列入“小说”，前者以“史部”说为准，后者则依“子部”说为据。这种同时采用两种共识的混乱状况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不妨历时态地加以考察。
北宋皇祐年间，欧阳修等纂修《新唐书•艺文志》。其“小说”类中，大量增加了魏晋南北朝的著作，从张华《博物志》、戴祚《甄异传》到吴均《续齐谐记》，这类志神怪者十余部；从王延秀《感应传》到侯君素《旌异记》，这类明因果者共九部。诸书在以前的正史中亦曾著录，但都在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至此才归入“小说”——这样处理，其理论依据当然是“史部”说。同时《新唐书•艺文志》还增加了大量唐人著作，如李恕《诫子拾遗》等以教诲为宗旨，刘孝孙、房德懋《事始》等侧重于解释典故，李涪《刊误》等专纠谬误，陆羽《茶经》等介绍生活知识——这样处理，其理论依据当然是“子部”说。由于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共识指导《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的编纂，其体例自无从统一。元修《宋史》，亦循此例，并因著录书目的数量增加而扩大了体例的矛盾。
胡应麟是明代首屈一指的文言小说理论家。他也同样在“子部”说与“史部”说之间两方面牵就。其《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分“小说”为六类，并非巧合的是，前三类（志怪、传奇、杂录）符合“史部”说，后三类（丛谈、辨订、箴规）符合“子部”说。用“史部”说去衡估前三类作品，用“子部”说去衡估后三类作品，不会出现方枘圆凿的情形。但假如反过来，用“子部”说去衡估前三类作品，用“史部”说去衡估后三类作品，就会两不相合，格格不入。当胡应麟这些学者同时认同两种共识、自以为这是一个圆满的处理方式时，其实他们已陷入了学术上的尴尬状态，只能回避难题而不能解决难题。
（四）“小说”归属于史部，正史之外的大量史书，如杂史、杂传、郡书、家史、地理书、都邑簿等就可能统统被纳入“小说”范畴，这样，“小说”未免过于庞杂。一个小说史家如果根据刘知几的分类来编写“小说”史，无疑会面对巨大的困难。事实上，几乎无人有能力写出这样的一部“小说”史。一种理论带来的不是秩序而是混乱，这就表明它需要调整。
四、“小说”属于子部的完整内涵
“子部”说与“史部”说无论如何不宜并存，在螺旋式上升的基础上使两种共识由对立走向互补，最终达到更高层次的融合，形成新的共识，这是摆在“小说”理论家面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难题。
《四库全书》的总纂、清代学者纪昀无法回避这一难题。因为“小说”也是四库书中的一员，他必须为它确定一个合适的位置，并使“小说”的各子类之间关系协调。纪昀选择了“子部”说。但这已不是原生态的“子部”说，而是吸取了“史部”说的合理内核，并尊重“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形，以叙述性作为“小说”的基石。因此，他关于“小说”的分类就比胡应麟整洁：“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杂事”类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异闻”类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搜神记》；“琐语”类如《博物志》、《述异记》、《酉阳杂俎》。这三类，“校以胡应麟之所分，实止两类，前一即杂录，后二即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抄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传奇不著录；丛谈辩订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21]纪昀将传奇小说排斥在外，是因为传奇小说在艺术表达上较多辞章风味，与子书差异太大；而将“丛谈辩订箴规三类”从“小说”中清理出去，则表明纪昀对叙事的高度重视——因为这三类作品都重论述、说明而轻叙事。重视叙事，这是纪昀“子部”说的一个基点。
既然以叙述性作为“小说”的基石，纪昀何以又将“小说”归入“子部”呢？其中至少包含了下述三点考虑。
（一）把“小说”划归子部，刘知几《史通•杂述》中所论列的“偏记”、“小录”、“郡书”、“家史”、“别传”、“地理书”、“都邑簿”等就不再有理由跻身于“小说”的队伍，这对于清理“小说”，保持其纯洁性是必要的。这种保持“小说”纯洁性的努力同时也是针对传奇小说和宋以降的白话小说的。纪昀一向认为唐人传奇不能算是“小说”。盛时彦《姑妄听之•跋》引纪昀语曰：“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22]“小说”属于子部，“传记”属于史部，纪昀据此名正言顺地将唐人传奇入了另册。学术界一向因此而批评纪昀保守，这不能算是冤案；但纪昀在把握子部小说的文体规范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却为他的“保守”增添了几分可敬之处。只要我们不拿纪昀的理论去批评传奇小说，他的“保守”就不会给学术研究带来副作用。
纪昀很少提到宋以降的白话小说，这不是由于他不熟悉，而是因为他不愿屈尊去讨论这种“不入流”的书。宋以降的白话小说，曾被比附于各种正史，如《史记》、《资治通鉴》等，但从未被比附于“述道见志”的子书；纪昀将“小说”归属于子部，就与白话小说划清了界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杂史类附注说：“案《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敷衍成文而口说之。”[23]可见，纪昀本人确实认为，白话小说近于杂史，而与子书很少关联。
（二）把“小说”划归子部，是对其虚构内容的一定程度的认可。纪昀是古代最博雅通达的学者之一。他敏锐地意识到：“小说家言”与虚构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或者说，“小说家言”总多多少少有“不实”的内容，《四库全书•小说家类》序称：“屈原《天问》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说家言。”[24]对这些“不实”的成分，不必过于苛责。《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一借申苍岭说法，以诙谐的笔调提醒读者：“小说”是从子部书发展来的，这种文体秉赋有适度的虚构权力。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四谈到，张浮槎《秋坪新语》载有纪昀家二事，大体真实，但“委曲未详”，又增加了一个本不存在的细节。纪昀推论其失实的原因说：“盖张氏、纪氏为世姻，妇女递相述说，不能无纤毫增减也。”并由此引申出一个带普遍性的命题：“嗟乎，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鲁史且然，况稗官小说。他人记吾家之事，其异同吾知之，他人不能知也。然则吾记他人家之事，据其所闻，辄为叙述，或虚或实或漏，他人得而知之，吾亦不得知也。刘后村诗曰：‘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匪今斯今，振古如兹矣。”[25]这是相当明智的见解。
“小说”允许适度地虚构或失实，所以，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毫不含糊地反对绳之以史法。如《世说新语》提要：“义庆所述，刘知几《史通》深以为讥。然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几绳之以史法，拟不于伦，未为通论。”[26]《睽车志》提要：“其他亦多涉荒诞。然小说家言，自古如是，不能尽绳以史传，取其勉人为善之大旨可矣。”[27]许多以往不被视为“小说”的作品，正是因为虚构成分较重，纪昀才将它们改隶“小说”类的，对此，他有多处解释，如《山海经》提要：“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则小说之最古者尔。”[28]《穆天子传》提要：“《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徒以编年纪月，叙述西游之事，体近乎起居注耳。实则恍惚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29]《神异经》提要：“《隋志》列之史部地理类，《唐志》又列之子部神仙类。今核所言，多世外恍惚之事，既有异于舆图，亦无关于修炼，其分隶均属未安。今从《文献通考》列小说类中，庶得其实焉。”[30]《海内十洲记》提要：“其言……大抵恍惚支离，不可究诘……诸家著录，或入地理，循名责实，未见其然。今与《山海经》同退置小说家焉。”[31]这些多出自纪昀之手的提要，一以贯之地强调了“小说”的虚构特征，充分显示了其理论的成熟度和统一性。
（三）把“小说”划归子部，这表明，“议”是这种文体的一个核心功能。中国的子书向来是阐发某种学说、主张或知识的，如《孟子》、《庄子》等。不过，纪昀心目中的“议”，与百家争鸣之“议”有别，而以有益于世道人心为宗旨，强调劝惩。《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四在交代他的创作动机时说：“唯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劝惩之旨，不颠倒是非如《碧云騢》，不怀挟恩怨如《周秦行纪》，不描摹才子佳人如《会真记》，不绘画横陈如《秘辛》，冀不见摈于君子云尔。”[32]在评价收入《四库全书》的若干文言小说集时，纪昀也没有忘记在提要中指出它们这方面的是非，如《拾遗记》提要：“皇娥宴歌之事，赵高登仙之说，或上诬古圣，或下奖贼臣，尤为乖迕。”[33]《鉴戒录》提要：“此书所记，多附会荒诞，近俳谐之言，实无关于鉴戒。”“灌铁汁一条，称秦宗权本不欲叛，乃太山神追其魂，以酷刑逼之倡乱，盗贼藉口，尤不可以训。”[34]
纪昀对“议”的重视，表现在《阅微草堂笔记》的写作中，其特点之一是：他乐于借题发挥，从志怪故事中引申出人生哲理，或借以发挥某种生活经验。我们可以比较两段关于器物怪的描写，一为《太平广记》卷三六九《江淮妇人》（出《幽明录》）；一为《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奴子王廷佑之母言”。可以看出，《幽明录》与《阅微草堂笔记》在叙写器物怪能耐有限上是一致的，但纪昀由此引申出一个人生命题，其作品就更能显示子书的特征：子书中的事件往往是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可以是一个思想理念，可以是一个学术见解，也可以是一个人生哲理。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认为《阅微草堂笔记》“虽事涉语怪，实其考古说理之书”，[35]颇中肯綮。[36]
在李慈铭这句话的基础上，本文还要加上一句：纪昀写作《阅微草堂笔记》，不只是要完成一部“子部小说”，他没有宣之于笔墨的真正抱负是：他要为“子部小说”树立一个典范。纪昀不仅致力于在理论上阐述“子部小说”，在班固和刘知几所代表的两种“小说”共识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个更高层次的新的“小说”共识，而且致力于用自己的创作，为这种新的“小说”共识树立一个标本。纪昀的努力是成功的。他的创作，在清代引发了一个新的“小说”流派——一个与《聊斋》派双峰并峙的流派；而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其论“古小说”的部分，大体依傍《四库提要》，则表明纪昀的理论确实达到了难以超越的高度。
注释：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7页。
[2]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8年版，第3册第285页。
[3]《汉书》，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40页。
[4][15][16][17]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第36页，第189页，第189页。
[5][6]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73页，第275—276页。
[7]关于《百家》的编撰过程，参见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序奏》第1页）。
[8]《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51页。
[9][12][18][19][20]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76—277页，第273页，第274—275页，第116页，第188页。
[10]翟灏：《四书考异》，《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册第368页。
[11]《汉书•艺文志》以为《伊尹说》“其语浅薄，似依托也”，意思是，它可能不是伊尹的作品。笔者以为：《伊尹说》既然为《吕氏春秋》所取材，它产生于先秦是肯定的。只要《伊尹说》是先秦的作品，用来作为案例就具有典型性。
[13]《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21页。
[14]班固：《离骚序》，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册第89页。
[2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卷第157页。
[22][25][32]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72页，第562页，第562页。
[23][24][26][27][28][29][30][31][33][3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85页，第1182页，第1182页，第1213页，第1205页，第1205页，第1206页，第1206页，第1207页，第1187页。
[35]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14页。
[36]《阅微草堂笔记》借事说理，尤其是借故事讨论学术问题，拙著《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2—595页）颇多关注，读者可以参看，此处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