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刘知几曾提出“史才须有三长”的见解。所谓三长，指的是才、学、识。确实，史家（包括文学史家、小说史家）必须具备良好的素质。
最近，我潜心阅读了吴志达先生的新著《中国文言小说史》（齐鲁书社1994年9月第1版），颇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欣喜之余，随手记下一些感想，现整理成篇，以表达对吴先生的史家学识与风度的敬佩。
一、清代的焦循首倡“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见解。影响所及，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说法已成为学术常识。更进一步，有人由此论定：汉后无赋，唐后无诗，宋后无词，元后无曲；如此来谈文学史，当然是片面的，不可能揭示文学发展的全貌。《中国文言小说史》则溯源穷流，“从纵向（时序）和横向（空间）的结合上来考察文言小说发展的历程”，旨在编纂一部“成一家之言”的文言小说的通史。著者把这历史的长河划分为五个阶段：（一）先秦至西汉：前文言小说时期；（二）东汉至南北朝，文言小说的雏型时期；（三）隋唐五代：文言小说由成熟到鼎盛的黄金时期；（四）宋元：承袭唐人馀绪而渐趋萧条时期；（五）明清：文言小说由复苏而推向新的艺术高峰时期。程千帆先生《中国文言小说史·序》就此评议说：“其书溯源穷流，上起先秦，下逮清世。虽推唐传奇为极致，而于宋明以还话本章回诸体已度越传奇之际，亦能洞察文言小说仍在发展变化之中，生机犹旺，术艺可观，不独蒲留仙《聊斋志异》之为苍头异军突起也。读其书者，由是以知文学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治文学史者要当还其一代之所胜，然不得以其非尤最所存，遂取舍任情，屏除史外。此所启示，钤键攸关矣。”
对文言小说发展历程的各个阶段，著者也注意理清其发生、发展、高潮及衰落的线索，颇为明晰、简洁。比如，关于唐代小说，著者指出，它的发展情况与唐诗有所不同，大体上可以把初、盛唐合并称为由志怪小说到传奇小说的过渡时期，中唐则是传奇小说的黄金时代，到了晚唐又有所发展变化，总趋势则是逐渐衰微。这样的论述，极有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文言小说。
二、“文各有体，得体为佳”。但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研究中，这一学术准则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表现之一，即用白话小说的文体规范来衡量文言小说，结果导致了对文言小说审美特性的漠视，并因此而使文言小说的某些发展侧面至今还笼罩在云雾之中。吴志达先生有鉴于此，强调文言小说的文体规范，是与白话小说相比较而言的。它们的渊源有许多共同点，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但是又有质的区别。《中国文言小说史》主要归纳出了四个方面：（一）文言小说作者是文化修养较高的士大夫，虽然某些作品的题材或原型也来自民间传说或“说话”，但经过士大夫文人的再创作，即使还保留民间文学的某些色彩，但已经打上了文人作家的印记，书卷气较浓。（二）文言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是知识阶层，其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的主导倾向是雅而不是俗。如果我们把“三言”、“二拍”中的某些拟话本小说与同样题材的文言小说加以比较，便可看出两者在风格和审美情趣上的重大差异。（三）如果说白话小说重在写实、逼真、细致，是一种再现艺术；那么文言小说则往往遗貌取神,与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关系较密切，是一种表现艺术。（四）与上一特点相联系，文言小说作者的主体意识往往得到更充分的表现。
《中国文言小说史》对文言小说审美特性的归纳，也许并没有穷尽真理，但必须承认，著者的这种努力应该得到喝彩。著者的史识在从事新问题探讨时往往表现得格外充分。
三、文言小说史应该如何编写，这是具体的操作问题，却又关系到著述成功与否的大局。本书著者认为：既然是文言小说史，当然重在阐明文言小说发展的线索及其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探讨不同的流派与风格，指出它们在文言小说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史论与作家作品及流派的分析，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离开具体的作家作品及流派的分析，所谓阐明史的线索、发展规律、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就会失于空泛，成为虚构的幻影，但是过多地或者仅仅满足于对作家作品的介绍与鉴赏，缺乏史的线索和理论性的探讨与概括，以及必要的考证辩析，也就不成其为史。
《中国文言小说史》可说是著者这种理论主张的出色的实践。以第二编《隋唐五代》为例，计十三章，分别是：唐人小说发展概貌、唐人传奇兴盛的原因、唐前期由志怪到传奇的演变、传奇鼎盛时期的爱情小说（上、下）、梦幻小说与现实人生、封建帝王的没落史、豪侠小说的勃兴、唐代小说鼎盛时期的结集、晚唐五代时期小说集、唐人小说的艺术美（上、下）、唐人小说的地位与影响。将史与论、大环境与小天地、纵与横等各方面作通盘考虑，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来体现文言小说发展的真实面貌，著者把握住了恰当的分寸。
作为文言小说史，不可避免地要对某些作家予以考订；如果把握得不好，容易流于琐碎、繁冗。我感到，吴先生在这方面的处理颇具匠心。比如旧题汉河东都尉伶玄撰的《赵飞燕外传》后世多信为伶玄所作，鲁迅推测“恐是唐宋人所为”。吴先生则以为此书作者“当晚于汉代而早于唐宋”，理由是：（一）其文气格调不类唐宋传奇风范；（二）传奇小说在唐宋已自成一体，声名显赫，如韩、柳、元稹、牛僧孺，都公然写起传奇小说来，似再无托古假冒之必要。揆情度理，言简意赅，不因枝蔓太多而影响对主要问题的阐述。
再如唐代薛用弱的《集异记》。该书各篇之间，在内容、体制和艺术风格上颇不一致。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中国文言小说史》的看法是：“此书带有传奇小说选集的性质，薛用弱是编纂者。”我个人以为，这一推论具有相当的说服力。这些地方，都处理得严谨而不拘谨。
四、学术的发展有赖于积累。面对同一课题，前辈学者和同代人的成果构成了我们向更高处攀登的阶梯。尊重他人的贡献，不仅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风度，而且显示了对自身学术成就的信心；只有缺乏自信的人，才将他人的贡献据为已有，或故意忽略不提。
吴先生对文言小说研究领域的进展非常熟悉，并在涉及到相关课题时酌情予以介绍。例如，在讨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时，重点介绍了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唐前志怪小说史》，以及《博物志》、《搜神记》、《搜神后记》、《拾遗记》的新校注本；在讨论唐人传奇时，重点介绍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汪辟疆《唐人小说》、刘开荣《唐人小说研究》、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册。
展示有关的学术纪录，不只是为了“谨表谢忱”，更是为了提醒自己，在撰写“一家之言”时努力做到“人之所略．我则详之，人或有失，我则正之”。《中国文言小说史》的这一长处，读者不难感觉到。比如，第一编第六章论《搜神记》，著者特意说明：“写人与鬼恋爱婚姻之事，在汪本《搜神记》中辑录的《驸马都尉》，实出于勾道兴《搜神记》，《谈生》则已见于《列异传》，故不宜在干宝《搜神记》中论述。”这显然是为了纠正某些著述的失误。
志怪小说的生命力在于“广异闻”，即所记之事必须新奇颖异，蹈袭他作或事件寻常的志怪小说理当受到轻视。但在研究志怪小说的学者中，并非所有人都明确意识到了“异闻”的这种异乎寻常的重要性，所以吴先生在讨论《幽明录》时便着重指出：“由于《幽明录》后出，同类题材的故事既已见于《搜神记》，虽时有新意，但终难得有突出新颖之貌，凡鬼神变异之事，终不免有大同小异、似曾相识之感。不过，别开生面之作，也还不少。”这种精粹的论述，这种耐人寻味的史家笔法，是不宜草草读过的。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小说史见解。
>原载《吴志达先生八十大寿纪念文集》，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