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完整表述见于《论语·阳货》：“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1919年以来，批判孔子几乎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家常便饭，孔子的所有重要理念几乎无一幸免，受此刺激，新儒家或同情儒家的学者为维护孔子形象所展开的辩护因而也慷慨激昂、雄健有力。不过，在新儒家或同情儒家的学者为孔子所做的辩护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情况较为特殊，其辩护往往流于被动开脱，显得不够理直气壮。例如，杜维明先生在《武汉大学访谈》中说，孔子的这句话不是性别论说而是政治论说，包括了男人与女人。亦即政治领导人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男女，在相处时要特别小心，不能太亲近，又不能太疏远，否则他们就会无礼或怨恨。怎样处理这种复杂关系，不被他们所蛊惑，又要他们帮助你维持行政运作，这是政治艺术。因此，孔子这句话不是歧视妇女的性别论说。（见郭齐勇等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陈戍国先生《四书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指出，先秦汉语中“女子”的“子”不是词尾，“女子”只能理解为女性儿子（女孩子），不能理解为广大妇女。孔子这样说，可能是跟自家女孩子及仆人（或门人）开玩笑，或者对他们表示不满。郭齐勇先生《中国儒学之精神》（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强调：“退一步讲，即使孔子在这里是指的女人，那也只能解释为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对女人的歧视，是一种通病，是时代的印痕或时代的局限。在西方，耶稣（上帝）骂夏娃，亚里斯多德骂女人，尼采骂女人，非常严峻，其程度大大超过了中国的男性思想家。就是休谟、黑格尔，对女性的歧视也很厉害。儒学、儒家中有对女性不尊重的表现，是需要批评的，但我们要放在时代的背景上加以理解和检讨。”
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解读为歧视妇女是孔子这句名言遭到鄙薄的基本原因，而诸位学者为孔子所作的辩护，要么旨在撇清这句话与“男尊女卑”观念的干系，要么着眼于特定时代的局限，各有其用心良苦之处，但也各有其不够切题之处。
要理解孔子的意图，必须回到历史的语境，准确把握孔子的说话对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以为，孔子的说话对象是有“臣妾”的“君子”：“此小人，亦为仆隶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庄以莅之，慈以蓄之，则无二者之患矣。”先秦时代，君子通常指社会身分高贵的人，小人通常指社会身分低贱的人。但朱熹所说的“君子”，特指有“臣妾”的“君子”，即诸侯、卿、大夫等至少有家臣的“君子”，其实就是封邦建国时代大大小小的“人主”。朱熹的这一理解无疑是准确的。封邦建国时代所说的“齐家治国”，那个家，并非八口之家、五口之家或三口之家，而是有“臣”有“妾”的“家”，其“家长”既是“人主”，也是“君子”。换句话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说话对象是“君子”中的“人主”，“女子与小人”不是泛指所有的女性和“小人”，而是特指“人主”身边的“臣妾”，亦即晚明方应祥在他的一篇八股文中所说的“幸人”——为“人主”所宠幸的身边人。
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进士方应祥所作《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节题文是在朱熹集注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孔子这句名言的一篇名文，见收于方苞所编《钦定四书文》隆万文卷三。方应祥紧扣“女子与小人”所指展开议论，对孔子的意图有精湛把握。孔子的《论语》收录了孔子的许多言论，这些言论所关涉的，通常不是日常情感，而是国家管理、社会秩序、人类理性等层面。具体到这句名言，孔子强调：“人主”要管理好国、家，务必注意防范和驾驭身边的“女子与小人”。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盖诸侯、卿、大夫或“人主”身边的“女子”，可以向“人主”吹枕头风，甚至可以窃取“人主”的部分权力或大部分权力，中国历史上的“外戚之祸”或“女祸”就是指这种情形。诸侯、卿、大夫或“人主”身边的“小人”，特指宦官或弥子瑕这类与人主关系亲密而身份卑贱的侍从。 “小人”虽然身份卑贱，却出入于“人主”的日常生活，有进谗言的方便条件，甚至可以窃取“人主”的部分权力或大部分权力，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之祸就是指这种情形。孔子不只是一个教育家，更是一个政治理论家，也是一个在国、家管理方面有着丰富历史经验的人。他对“幸人”的危害极为重视，所以才异常郑重地指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他提出的是一个政治上的忠告。“御幸之难，鉴于意之倚也。盖不孙与怨，固近之、远之所自取耳，幸人之难养以此与？”方应祥这篇文章的破题，将孔子所说的“女子与小人”、朱熹所说的“臣妾”，更明确地定义为“幸人”，一语中的，尤为清晰地揭示了孔子的宗旨：一个“人主”，务必对“臣妾”乱政严加提防。
方应祥还酣畅淋漓地发挥了朱熹“庄以莅之，慈以蓄之”的意思：“人主”之于“臣妾”，既要庄重，又要慈爱，以防激化矛盾，造成政治失序。所谓“庄”，即“燕处颦笑之必钦”。做到这一点其实不容易，盖“君子”身边的“女子与小人”，因日常生活中有太多亲密接触，“君子”对他们亲嫟有加乃是极易发生的事情。 “女子与小人”则因“君子”的亲嫟有加，往往会提出不合礼法的要求，在他们的感觉中，无论其要求多么不合理，“君子”都是不会拒绝的。许多盗用“人主”权力的事情，因而一再发生。这就是所谓“近之则不孙”了：“彼不念德之逾涯，将谓君子唯予莫违也，凭我之权而还以我为市，吾实溃其防而召之侮矣”。所谓“慈”，即“无溢情、亦无不及情”，一方面“自有所当崇之体貌”，另一方面又不“格之使怨”。做到这一点其实也不容易，盖“君子”身边的“女子与小人”，因其心理期待较他人高出许多，如果慈爱不够到位，他们就会有一种被冷落甚至被抛弃之感，这种心理上的不平衡，离仇恨只有一步之遥。“彼不谓命之不同，且恨君子秉心之忍也，挟我之爱而反与我为仇，吾实开其衅以挑之构矣。”在“远”、“近”之间，“君子”必须把握好一个度。这个度，就是“庄以莅之，慈以蓄之”。而把握好这个度的前提，是对“幸人”心理状态和生活情态的体察入微，“君子”之于“臣妾”，只有深入了解，才能处置适当。与“臣妾”打交道，万万不可轻率。
方应祥这篇八股文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准确把握了孔子说话的对象和意图，不仅在于对“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状况说得透彻，而且在于，他深入一层，特别强调在和“女子与小人”打交道时，“君子”起主导作用，承担着更为重要的责任，“可徒以难养咎女子小人哉”？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臣妾”的为人处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君子”影响的。盖一部分“女子与小人”，也是愿意“贞于行而廉于色”、“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如果这些人得不到“君子”的慈爱，反倒是那些“争妍取怜者之不以德升”、“骤贤骤不肖者之以淫骋”，这些品行好的也不免为风气所移，久而久之，也就同流合污了。所以，对那些企图“不以德升”的“争妍取怜者”，对那些企图“以淫骋”的“骤贤骤不肖者”，“君子”必须严守矩矱，不让他们得逞。“夫能中喜怒哀乐之节，而远近之节偕中矣；调不孙与怨之情，而天地万物之情俱调矣。”只要“君子”把握好了“远”、“近”的分寸，即使有少量“女子与小人”试图用不正当手段争宠，但因无从得逞，也就少人效法，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清正之风。换句话说，“臣妾”间风气如何，“君子”处置是否恰当始终是关键所在。方应祥提醒“君子”负起责任，而不要一味怪罪“女子与小人”，是他这篇八股文的一个亮点，也是其超越朱熹集注之处。方应祥对孔子的思路和语气，确有不同寻常的精到把握。
方应祥的这篇八股文，大体包含了上述内容。读懂了方应祥的意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仅不是偏见，而且相当深刻，发人深省，至今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命题。读懂了方应祥的意思，我们还可以顺便补充一句：对八股文的偏见应该纠正了，我们没有理由轻视这种文体，尤其不能轻视那些八股文杰作。
（陈文新，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小说史、明代诗学和科举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