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这是我们在2010年9月撰写的一篇研究报告，主要讨论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及其长期影响。
基于包括不同种类农产品价格等在内的一系列证据，我们当时认为中国已经走过刘易斯拐点，并推断这至少将产生两个方面的长期影响：一是消费物价CPI的中枢水平将从此前2%左右上升到3-4%之间。二是在消费物价CPI和生产资料价格PPI之间将产生一个显著的价格裂口。
五年以后回头来看，这些判断和预测大体上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例如，中国2001-2010年期间CPI的平均水平为2%，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为3.2%，中枢的上升十分明显，并且落在我们的预估区间内。实际上，过去五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增速均低于政府的合意水平，这使得CPI的平均水平更容易向下摆动。
再比如，2001-2010年期间CPI与PPI平均值的差（即我们所说的价格裂口）为0，过去五年这一裂口的平均水平为2%，裂口的扩大十分明显。
这篇报告五年以前曾经受到广泛的批评。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农业部门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远未跨过刘易斯拐点。现在支持这种看法的人已经很少。
另外一种看法当时认为物价的核心是货币供给，与低端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没有关系。实际上，消费物价与生产资料价格的裂口本质上是一个相对价格，是食品和服务相对于工业品的价格，这一相对价格并不受货币供应的影响。
无论如何，过去五年宏观价格数据的表现与我们此前的预测大体吻合，再加上物价裂口本质上是一种相对价格的事实，清楚地显示这种批评意见也是靠不住的。
这篇报告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于：由于CPI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中的显著影响，CPI中枢水平的上升会一般性地迫使中央银行采取更加紧缩性的政策立场。这也许更基本地解释了为什么过去五年，在几乎所有类别中，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都显著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和可比水平。
因此，在中央银行近期再次降息和半年之内三次降息的背景下，再来回顾和讨论这篇文章，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由此，我们再次刊发和推送这篇文章，供大家批评和思考。
上升的地平线
--刘易斯拐点与通货膨胀裂口
尤宏业莫倩高善文
2010年9月1日
内容提要
未来几年中国CPI波动的中轴水平将出现系统性抬升，从过去十年2%的均值水平上升到3-4%。由于同期PPI的波动中轴大体稳定，CPI与PPI之间将形成明显的通货膨胀裂口。
产生这一裂口的关键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未来青壮年劳动力数量的下降，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持续快速上升，从而系统性地推高农产品价格；由于工业部门技术进步较快，以及国际竞争的存在，价格压力并不明显。实际上，在许多服务领域，由于技术进步方面的限制，也会呈现持续的价格上升压力。
我们仔细研究了日本经过刘易斯拐点时期的通货膨胀表现，清楚地看到CPI波动中轴抬升，以及CPI和PPI之间出现长期裂口的事实。韩国和台湾的数据也清楚地显示在刘易斯拐点附近食品价格相对工业品快速上升、以及通货膨胀裂口出现和扩大的事实。
我们深入分析了中国农产品价格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断面数据，认为存在比较充分的证据显示中国经济已经走过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正在呈现相当快速的上升，其对农产品和服务业的价格压力逐步显现，这一变化对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值得重视。
本文首先简单回顾了刘易斯拐点的理论及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然后，研究了日本、韩国和台湾在走过刘易斯拐点时的案例；接下来深入分析了中国农产品价格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断面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对当前低端劳动力的工资上升趋势及其影响进行了具体推断，最后总结了全文。
一、刘易斯拐点和通货膨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1954）指出古典学派的基本假设——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在存在二元经济的情况下是不正确的。所谓二元经济是指经济中存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通常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农业部门看作非正规部门，而把制造业部门看作是正规部门。
因为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边际产出非常低，只能通过一些家庭和社区内的互助，使得个人的工资保持在维持生计的水平上，但这一水平要明显高于劳动力在农业上的边际产出。此时，工业部门的发展会吸纳农业部门剩余的劳动力，劳动力供给曲线近似于水平，就业的扩张不会导致工资水平上涨。
只有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充分吸纳的时候，劳动力在农业上的边际产出开始高于其维持生计的水平，此时劳动力供给曲线由水平变为向右上方倾斜，工资水平开始随着就业扩张而快速上涨。这一转折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那么，刘易斯拐点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如何呢？
从实证研究来看，经济体在走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往往伴随着较长时间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最终随着劳动力越来越短缺，经济潜在增速也会受到影响。
工业部门生产的大多都是可贸易品，特点是技术进步速度较快，有较多的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像沿海地区的工厂在人力成本快速上涨的压力下，会选择使用更多的机械来替代人力。比如原来洗车使用的是工人，现在可能利用机械进行全自动化洗车。虽然工人工资快速上升，但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较快，产品的成本并没有过快地上升，产品价格相对稳定。
对于技术进步速度较慢的农产品和一些服务业而言，工资快速上涨意味着成本节节走高，产品价格相对工业品明显上升。比如蔬菜种植，很难大量使用机械播种收割来节省人力；再比如理发，很难有方法明显地节省人工。所以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更高，对应的蔬菜水果和服务业的价格更贵，但工业品价格和发展中国家差不太多。
所以，在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快速上涨的冲击下，由于有较快的技术进步，工业品的价格压力可能不大。但技术进步较慢，低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农产品将出现剧烈的价格上涨。农产品和一些非贸易部门价格的快速上涨，系统性地推高了整体的CPI中轴水平，并使之与PPI之间产生明显裂口。
二、日本1960年代案例
以上的逻辑，在实际经济中发生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从日本的案例（韩国、台湾以及更多国际案例的总结请参见附录一）来检查劳动力价格上涨造成的CPI中轴抬升，以及CPI与PPI的裂口。
（一）CPI和PPI的脱钩
大概1960-1972年之间，日本的工资水平出现了近六十年以来最快的上升（图1）。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一方面是因为1960年左右，日本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需出现转折；另一方面，60年代日本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生产率的快速提升也是工资得以持续上涨的重要原因。
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使得日本的物价水平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在60年代，日本的PPI维持在平均1%左右的低位，但CPI却在以5%为中轴进行高位震荡（图2），PPI和CPI出现了显著的分离。
回顾60年代的国际经济环境，当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处于稳定的局面，主要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都不高（表1）（在1968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不稳定之后，部分发达国家出现汇率的大幅贬值从而呈现较高的通胀）。日本当时实行固定汇率政策，国内货币政策相对稳定。在这种条件下，日本60年代的高通胀，以及表现出来的CPI和PPI之间的明显裂口是值得仔细研究的。
（二）农产品和服务业推高CPI
既然60年代日本的工业品价格稳定，到底是什么推高了整体的CPI？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CPI的细项（图3）。发现农产品和服务业价格在1960年之后开始系统地超越整个CPI，成为推高CPI的主要原因。而在1960年工资水平大幅上涨之前，农产品和服务业价格涨速并不是太快。
从CPI细项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端倪（图4）。我们选取了鲜菜和个人护理（主要是理发等服务价格）。因为这两个产品和服务都是非常劳动密集型的，且技术进步速度较慢，其价格更能反映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鲜菜的价格在1960年之后快速上涨，年均增速在10%以上，高于农产品的平均涨速。同时，日本的个人护理价格也以1960年为拐点，出现了平台式的大幅上扬，其价格的中轴水平要高于服务业的平均增速。
总结起来，日本60年代工资水平出现快速上涨，虽然工业品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价格维持低位，但农产品和服务业的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从而推高了整体CPI，导致了CPI和PPI的明显裂口。
三、中国：从农产品价格看刘易斯拐点
（一）刘易斯拐点的判定
刘易斯拐点的定义是劳动力供给曲线由水平变为倾斜的点。但在实际中，我们很难直接测定劳动力供应曲线的形态，所以一般采取一些间接的办法，有从总量供需的角度推测，有从劳动力工资水平和边际生产率的变化入手。
中国的就业和收入体系的统计范围较小，低端劳动力的就业和工资一般并不纳入其内。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全国就业人员合计7.75亿，但统计在内的在岗职工数量仅为1.15亿人。而国家统计局估计的2009年农民工总量为2.30亿人[4]，占总就业人口的约30%。从各种抽样和估算的劳动力教育程度来看，中国大部分的劳动力为低端劳动力，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占总量接近80%[5]。如果没有宏观的数据，如何能从总量层面判断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呢？
在自然科学中，如果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一些物体的存在，通常使用观察其他效应的方法。比如宇宙中大量的暗物质并不发光（也不发射其他波段电磁辐射），我们看不到它。但如果暗物质存在，它必定有质量，从而产生重力场，我们可以通过暗物质的重力场透镜效应观察到它。
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正如暗物质一样，我们很难观察到劳动力供应曲线的变化；我们缺乏工资和就业宏观层面可靠的统计数据；总量层面的供需估计也需要太多的假设。总之，直接处理这个问题非常困难。但我们可以观察刘易斯拐点的“重力场效应”—农产品的价格变化。
刘易斯提出二元劳动力结构理论的时候，就指出观察刘易斯拐点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在农村有过剩劳动力的阶段，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产出很小；但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价格迅速地和工业部门拉平，造成了农产品产出的下降压力和价格相对的快速提升。
我们观察1993年以来的CPI、PPI和CPI食品的定基数。大概最近六七年，食品价格开始系统性地超越整体物价水平（图5）。在2004年之前，食品价格和整体物价水平的涨幅比较一致，但在2003年之后，两者之间出现越来越大裂口。虽然在2000年之后，原油价格出现逐渐的上涨，但CPI食品和PPI的价格裂口，也在2006年之后出现越来越大的背离。五年以上的价格裂口，很难认为是食品生产部门的超额利润导致的，很难认为是天气波动因素导致的。食品价格和其他产品价格、以及成本的长期背离，最重要原因是农民农业生产机会成本的大幅提升。
这从粮食种植的成本的定基数也可以看到（图6），粮食单价从1990-2008年间上涨了211%，而单位产量的物质成本只上涨了164%。在2004年之后，虽然伴随着大宗商品的冲击，农药、化肥和汽油价格的全面上涨，但物质费用的涨幅系统性地慢于粮食价格的上涨。这种长期裂口增大，很难认为是粮食种植的利润率短期景气加剧造成的，也很难认为是短期的天气冲击造成的。如果考虑到2004年之前有农业税，而2004年之后相关补贴的增加，农产品价格的大涨显得更为奇怪。所以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本质上是由于另一块成本—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
一些低端服务业的价格数据也能说明问题。CPI里的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服务费主要包括：家政保姆、蓝领维修工人等低端劳动力服务。它的走势能代表低端劳动力的价格方向。（图7）显示这个指标在2004年以后出现拐点。之前的走势和整体物价水平一致，显示低端劳动力的回报相对物价并没有显著地上升。而在2004、2005年之后，这个指标开始系统性超越CPI，暗示着低端劳动力价格开始出现迅速攀升。
（二）粮食种植的机会成本变迁
如果认为粮食价格中包含着相关的机会成本，我们通过产值扣除其他费用，再除以用工数量可以来间接计算种粮的机会成本（图8）。我们发现，农民的机会成本在1990年-2002年变化不太大，围绕着中轴接近10元/日的均值进行波动。而在2003年之后，种粮的机会成本开始出现系统性的上扬，至2008年机会成本大概达到53元/日的水平，折合成月度（按农民工每月25个工作日计算）在1300元左右。这个数量大概和草根调研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工资（表2）比较接近。当然，粮食价格的调整波动幅度较大，不总是在均衡水平附近。但从粮食价格看中长期劳动力机会成本的趋势还是比较可靠的。
从数据观察中（图8），我们发现从2000年-2008年，农民种粮的机会成本上涨了大概4倍，从10元/日到50元/日，上涨涨幅明显大于一般认为的农民工工资水平涨幅（从大概400元到1200元）。农民工机会成本在2004年之前显著地低于同期的农民工工资，但在后期确迅速接近。这种种粮机会成本和工资的不匹配是我们的估算方法存在问题吗？
其实，农民机会成本相对外出打工工资涨幅更大，是刘易斯理论的自然结果。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很多劳动力即使想离开农业生产也找不到工作。此时，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很低，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低于农民的生存成本，个人依靠家庭和村庄间的互助来生存。而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低于农民的生存成本。但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农业和工业的回报水平迅速拉平并一同上涨。所以，农民种粮机会成本的上涨幅度大于农民工工资的涨幅是刘易斯理论的自然结果，恰恰证明了中国经过刘易斯拐点的现实。
农民工工资的快速上涨在草根层面比较容易看到。（表2）是国家统计局的入户调查数据。从2003-2009年农民工收入的增速都在两位数，其中中西部地区平均都在16%，东部地区在10%以上。这种农民工收入的快速增长在2000年之前是没有出现过的。
（三）农产品涨幅和劳动密集度
前面我们观察到了农产品价格的相对快速上升，我们认为近几年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导致的低端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是其中主要的原因。如果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更为严格的检验是，我们将可以在不同劳动力密集的农产品上看到不同的价格涨幅。
下图显示主要的粮食和油料作物的劳动力密集度和累计生产者价格涨幅的关系。我们看到劳动力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的谷子、花生等作物在此期间的涨幅显著地高于小麦等劳动力不那么密集的农产品。从统计参数来看，劳动力密集程度，对价格涨幅的差异有很强的解释能力。这种线性关系是统计显著的，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
从劳动力密集度和产品涨幅的弹性关系里，我们可以推测劳动力价格涨幅。（相关的技术细节请参考附录二：弹性和劳动力价格估算）。我们计算得到，农民的种植机会成本在2007年相对2000年上涨了大概6倍。这样的测算有估算的成分，但对照时间序列的种粮机会成本数据（图8）在2000-2007年的上涨幅度为5倍，从数值上两种方法估算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反过来，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农产品的劳动力密集程度，假设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速度来推算出不同农产品的潜在生产者价格涨幅（图10）。（相关的参数细节请参考附录二：弹性和劳动力价格估算）。在劳动力价格年均增长20%的假设下，可以看到劳动力密集度为50%的粮食作物的价格潜在增速为6-7%，劳动力更加密集的蔬菜价格增速为8-9%。如果考虑到中间流通环节的人工，那么像蔬菜这种流通环节劳动力密集产品的终端价格的涨幅可能会更大。推算的粮食蔬菜价格涨速和我们近两年观察到的数据变化比较一致，也暗示了低端劳动力成本年均涨速可能不会显著地低于20%。
四、近期的趋势
（一）2007-2008年通胀的不同之处
CPI中轴的抬升，以及和PPI的脱钩主要是因为低端劳动力价格水平的快速上升。而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是2005年以后就存在的趋势，所以CPI和PPI的脱钩不是2011年就突然发生的，一些先兆在过去几年的物价变化就能发现。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历了三轮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图11）：1993年-1994年，2003年-2004年和2007年-2008年。但从经济层面来看，07-08年的通胀和之前两轮有较大的不同。在93-94年和03-04年，我们能观察到中上游行业普遍的产能短缺，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处于很高的位置（图12），经常出现拉闸限电的现象。以上两轮通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本短缺和产能缺口造成的。但反观07-08年的通胀，中上游行业普遍存在产能相对过剩，在2007年，CPI要显著地高于PPI（图13），两者的差距较前一轮通胀显著缩小。如果没有2008年的大宗商品冲击，在当时我们就能看到CPI和PPI的逐渐脱钩。
（二）民工荒和农产品加速上涨
2008年金融危机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但到2010年初就明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民工荒。经济短期加速，民工荒问题会暴露出来。这说明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已经相对紧张，劳动力供应曲线已经陡峭向上，更多的供应需要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
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在最近两年的上涨势头也很猛烈。我们首先考察蔬菜的价格。因为新鲜蔬菜很少有国际贸易，而且不易保存，生产周期短（一般为3-6个月）。所以，除去短期的天气雨雪和冷热的影响，蔬菜价格能较好地反应其成本趋势。我们观察CPI鲜菜的两年复合同比增长率（图14），采用复合增长能相对有效地刨去一些短期冲击。我们发现从2002年-2007年的5年时间，蔬菜价格的复合年增长率的中轴大概在5%左右的水平，而在2008年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蔬菜价格增速的中轴从5%逐渐抬升至15%左右的水平，显示出明显的趋势。长达两年半的价格增速的中轴抬升，很难用短期的天气因素去解释。2008年存在大宗商品冲击，但在2008年其后化肥农药的价格是下降的，我们还是看到蔬菜的价格涨速是越来越快，其背后是农民外出务工机会成本的更快地上涨。
粮食价格也是如此（图15）。今年以来，粮食价格的复合增速快速地提升，增速比2008年化肥农药快速上涨的时候更快。包括其他各类农产品的价格快速上升，背后比较一致的原因是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
总体来看，今年以来民工荒的趋势，保姆价格的上涨，蔬菜和粮食价格的上涨，背后都有低端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的作用。而且这种趋势形成时间不短，只是之前一定程度上被金融危机的冲击所打断。我们认为，劳动力成本抬升的趋势不可避免，这将会系统性提高中国未来的农产品和服务业等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从而推高CPI的中轴水平。
五、总结和展望
我们认为，未来几年中国CPI的中轴水平将出现系统性地抬升。CPI将从过去十年2%的均值水平上升到3-4%。由于CPI的中轴抬升，而PPI的水平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CPI将会持续高于PPI，从而形成明显的通货膨胀裂口。
未来CPI的中轴抬升并于PPI背离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过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推高了农产品价格，而工业部门因为快速的技术进步，有效地消除了工业品的价格压力。于是，农产品以及一些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涨系统性地推高了CPI，并与PPI产生裂口。
从日本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60年日本走过刘易斯拐点经历的CPI中轴抬升，以及CPI和PPI之间的裂口扩大。
我们利用中国农产品的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有效地证明了中国经过刘易斯拐点，以及对应的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从从近几年的趋势来看，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涨有加速的趋势，CPI中轴的抬升难以避免。
CPI中轴的系统性抬升，以及和PPI裂口的形成，使得根据历史简单预测通胀会出现低估。未来的通货膨胀水平可能显著得高于市场之前的预期。
附录一：韩国和台湾案例
学术界公认的经历刘易斯拐点和工资水平大幅上升的经济体并不多见，除了日本以外，一般认为韩国和台湾也有这样的过程。我们来检查韩国和台湾当时的通货膨胀。
（一）韩国的案例
在韩国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和出口能力的增强，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工资水平快速上升（图16）。与此同时，韩国的CPI和PPI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离（图17）。但韩国在历史上是高通胀的国家，较长时间都保持两位数的通胀，相对而言那段时期的绝对通胀水平并不高。
韩国80年代之前的高通胀，是由当时的政局和货币政策导致的，体现出来的是整体的高通胀，PPI和CPI的涨幅非常一致。而1982-1994年期间的通货膨胀，CPI和PPI出现了明显的裂口（表3）。查看CPI细项（图18），我们发现CPI食品的走高对推高CPI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台湾的案例
台湾的案例也比较类似。大概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台湾工资水平出现了快速的上涨（图19）。与此同时，台湾的CPI大概到了4%左右的平均水平（图20）。但WPI（批发物价指数，和PPI类似）一直是负的，CPI的走高是由CPI食品推动的。
日本、台湾和韩国的案例，比较显著地证明了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将导致农产品和非贸易部门的价格压力，从而推高通胀。但仅仅基于有限几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可能会因为相关条件的不同而不太适用于中国。为了进一步确认在什么条件下，才会产生明显的农产品和非贸易部门的价格压力，我们需要就一些逻辑进行更为广泛的理论梳理和国际案例比较。
（三）广泛的国际研究总结
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升压力来自于几个因素：
一、非贸易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相对较慢，劳动力成本占比较高。这是由行业的特点天然决定的，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二、经济高速发展的追赶型经济体，随着收入的增长对非贸易部门的需求快速增加，需求冲击加大了非贸易部门的价格压力。
三、制造业快速增长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经济体，会经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价格出现非常明显的上升，这将快速推高非贸易部门的成本。
从实证角度，非贸易部门由于本身特点，比如服务业和建筑业即使在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也是相对较慢的。所以，这些部门会对应着相对较高的通胀。（图22）显示了美国各个部门的生产率进步和通胀水平。虽然美国也存在部门间的生产率进步差异，但日本在90年之前的作为追赶型经济体（图21），部门间生产率进步速度的差异更大，所以结构性通胀更为显著。
比如美国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年均生产率进步差大约2.5个百分点，而日本的差异接近5个百分点。美国的服务业比制造业的通胀高大约2.5个百分点，而日本则高约6个百分点。
对广泛的发展中国家，亚洲、中欧东欧，以及拉丁美洲的案例研究，显示了经济发展速度和路径对结构性通胀影响很大。比如香港和新加坡，属于小国经济，缺乏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中后期的发展主要靠金融等服务业，所以没有经历结构性通胀的压力。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经济的增速不高，不是由制造业拉动，没有明显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劳动力价格上涨，那么结构性通胀的压力就很不显著。
另外一个问题是农产品。农产品除了蔬菜和水果存在一定的贸易困难以外，相当一部分属于可贸易品。为什么我们把农产品列入劳动力成本推动的产品？从很多国家的案例来看，农业部门普遍存在相对广泛的保护，特别对于亚洲国家而言。因为亚洲国家普遍人均耕地面积较低，土地要素的流动和整合存在难度，农业技术进步速度较慢，属于弱势的重要行业。（图21、图22的比较显示）美国农业的技术进步速度比制造业还快，日本则普遍较慢。日本从60年代开始大量进口小麦和玉米，但这并不妨碍日本国内的农产品价格快速上升。
我们认为，中国未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进口对国内农业生产的直接冲击，对农业实施一定的保护。这会使得国内的农产品价格增速相对较快。而且对于一些难以贸易的蔬菜等产品，其价格直接反应了国内成本的上涨。
从国际案例的总结来看，经济发展路径和速度，以及二元经济结构是决定结构性通胀的重要因素。中国从各方面看起来，和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可比性更强。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二元的经济结构，低端劳动力的快速上升，预示着非贸易部门和农产品价格的巨大压力。
附录二：弹性和劳动力价格估算
下图显示的主要的粮食和油料作物的劳动力密集度和累计生产者价格涨幅的关系。我们看到劳动力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的谷子、花生等作物在此期间的涨幅显著地高于小麦等劳动力不那么密集的农产品。从统计参数来看，劳动力密集程度，对价格涨幅的差异有很强的解释能力。这种线性关系是统计显著的，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
从劳动力密集度和产品涨幅的弹性关系里，我们是可以推测劳动力价格涨幅。对特定的农产品而言，经验数据显示劳动力成本占比的相对关系在过去几年的变化不是很大。
从等式一，我们可以推断出不同农产品的潜在生产者价格涨幅（图24）。参数设置根据历史数据做调整，以下均为年同比增长：单产2%，物质费用3%，劳动力20%，用工数量-5%。可以看到劳动力密集度为50%的粮食作物的价格潜在增速为6-7%，劳动力更加密集的蔬菜价格增速为8-9%。如果考虑到中间流通环节的人工，那么像蔬菜这种流通劳动力密集产品的终端价格的涨幅可能会更大。粮食蔬菜的价格涨速和我们近两年观察到的数据变化比较一致，也暗示了低端劳动力成本年均涨速可能不会明显低于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