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年胡适的隐痛，何炳棣在他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有过描述。当时，两人见面，正聊得海阔天空，胡适忽然问他：你相信胡适的儿子在大陆会骂他的老子吗？何炳棣不假思索地回答：不会。讲完这段往事之后，何炳棣意犹未尽，他还写道：
当1962年早春得悉适之先生遽归道山的消息，我对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谈话重作反思时，才感觉到当时胡先生的一种相当神秘的迫切感——要把多年想说而不肯说的话说出，平常不会提出的问题提出。最后问我有关思杜（胡先生留在大陆的次子）的问题，内中似乎隐痛。（《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22页）
由此可见，晚年胡适最大的隐痛就是儿子胡思杜在大陆的遭遇。这一时期，先是上演了儿子批判父亲的人伦悲剧。后来，关于胡思杜的各种各样的消息都曾传到胡适耳朵里，但胡适都半信半疑，他不能确定消息的真假，这对正处于衰老期的老胡适而言，也无异是一种别样的煎熬。造成这一惨剧的最重要原因，源于胡思杜不听父亲的劝告，没有跟随父母一起坐飞机飞离北平，离开大陆。
胡思杜为何做出如此选择呢？一般认为这源于胡思杜思想的左倾。这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过，除此之外，我发现还有其他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他们父子之间关系的不和谐。他们之间不和谐的父子关系，可以从一封书信中得到验证。
笔者偶然从雅昌艺术拍卖网上发现一封胡适写给杭立武的书信。这封信是上海道明有限公司拍卖的。经查，此信并没有编入《胡适全集》，胡适的其他文集中也未见收入，而这封信对于我们理解胡适与胡思杜的父子关系很有帮助。胡适的字娟娟可喜，非常好认，兹抄录如下：
立武吾兄：
前在会场中，承见面告小儿思杜护照满期，之迈兄有电问我应否叫他回国。当时我匆匆未及索阅原电文，即说应令他回国。
昨回校后始见尊函附来去两电，始知之迈原电说小儿请求回国旅费，我很诧异。当我1942年下任时，政府已付我与两儿旅费，共三份，每人两千余元，我即将两儿的旅费购买美国战时公债，各用两儿本身名义。思杜的一份，已于我回国前托人转交给他了。他已领过旅费，不应再请求回国旅费。此儿甚不安分，或曾向之迈诡辞请求，以至之迈有此电。
此事使我甚不安。如当可挽回，乞兄告之迈勿付款。如已付款，乞告他托妥人将款取回。我已函告纽约友人将此儿遣送回国，绝不敢冒领公家第二次旅费。
此事竟致烦劳吾兄，十分感愧！此儿在学校成绩甚不佳，故我在八月廿七日曾由沪去电叫他回国，万不料他会向之迈出此“花头”，匆匆奉陈，敬谢厚谊，并祝大安。
弟胡适敬上 卅六，九，八。
胡适的这封信写于1947年，收信人杭立武当时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通观此信，从内容来看，胡适写这封信的目的，主要是阻止他的儿子胡思杜从国家冒领回国的旅费。他发现胡思杜通过自己的老朋友陈之迈骗取回国的旅费，这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所以特地写这封信向杭立武说明事实真相。后来，胡适特地通过美国的朋友，给了胡思杜一笔钱，没钱回国的胡思杜才回到国内。面对这样的儿子，清廉自守的胡适不生气才怪呢。
更要命的是，不仅父亲对儿子生气，儿子对父亲也很不满。事情源于胡适对胡思杜的职业设计。据邓广铭回忆，胡思杜回到北平后，有很多人给他介绍工作，或请他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但此事被胡适拒绝。胡思杜在美国读书读的就是历史系，山东大学历史系邀请他去教历史，胡思杜是很乐意接受的。然而，对于这件事，胡适却坚决不同意。
明眼人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胡思杜之所以获得去山东大学教书的机会，并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学术水平。毕竟，留学美国的胡思杜没有拿到毕业证，而且胡思杜的许多科目是不及格的（胡适书信中多有记载）。胡思杜获得去大学教书的机会，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他的父亲是胡适。胡适原本就对胡思杜冒领回程旅费不满，现在胡思杜又要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获得大学教师一职，这是胡适绝对不能忍受的。
胡适是一个爱惜羽毛、珍惜名誉的人。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自食其力，绝对不能容忍儿子靠老子的关系，获得去大学教书的机会。在这方面，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普遍都有基本的道德底线。当时，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在考清华大学时因成绩不理想，照样不能录取。要知道，当时的梁思成可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台柱，而冯友兰则是清华大学文学院的院长。规矩就是规矩，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基本信条。
对胡思杜的工作，胡适有他自己的设想。他希望胡思杜去图书馆做工，熟悉各类书籍，以便成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助手。早在1944年7月1日给赵元任的信中，胡适就写道：
小三（按：指胡思杜）七月六日就上课了。我叫他选一科爱读的历史课，用全力去试试看，余力去学写中国楷书，预备替我做抄手。他这学期五门课，四门全不及格。大概“正途出身”，他是没有希望了！
在这封信里，胡适向他的老朋友赵元任吐露了他对胡思杜的职业规划。他希望胡思杜成为他学术研究的抄手。按这一要求，胡适让胡思杜进了图书馆做工。1948年8月30日的日记中，胡适只写了一句话：“思杜今天到北平图书馆去做工。”
此时，毛子水恰好是北平图书馆馆长，因此傅斯年才说“托毛子水管教胡思杜”。胡适对胡思杜的人生设计，很可能遭到了胡思杜的反对。从胡思杜的角度来看，他明明可以去山东大学做大学教师，但父亲却安排其进图书馆做工，这种落差，可能让他心里不太好受。
胡适与胡思杜在这件事上的矛盾，不禁让人想起胡适与罗尔纲之间的一段插曲。众所周知，罗尔纲是胡适一手带起来的学者。1936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书生从政之后，打算邀请罗尔纲去清华代替他教书。
得到这样绝好的机会，罗尔纲自然大喜过望。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胡适的态度——胡适坚决反对他去清华教书。对胡适的这一态度，罗尔纲也很不理解，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心存芥蒂的罗尔纲不再去胡适家问学请教了。
后来，罗尔纲去向胡适辞行，知道罗尔纲心里不痛快的胡适向他解释了原因。胡适说道：
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含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
听了胡适的解释之后，罗尔纲才最终释怀，两人的这段小矛盾也由此化解。1948年，胡适与胡思杜的小矛盾，可能正是胡适与罗尔纲类似矛盾的重演。
胡适从北平乘飞机来到南京之后，暂住在南京鸡鸣寺的中央研究院招待所。当时，胡适的小老乡胡其伟在他舅舅的带领下，专程拜访了胡适。据胡其伟回忆：
胡适谈到飞机在天坛公园迫降，仓猝起飞的经过情况，谈到二儿子思杜拒绝登机南来时，江冬秀红了眼圈，胡适见状说：“难过什么，人各有志嘛，他会有后悔的日子的！”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此时的胡适，似乎也对胡思杜有些闲气。生气之外，胡适的这段话，也算是一语成谶了。生气归生气，父子毕竟是父子。时间可以淡化这一段小矛盾，但是，父子之间因为不同的人生抉择，却很可能再也不能见面了。这成了晚年胡适心中的一道伤痕，也是他心中永远的隐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