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自由主义的今天与明天》中，刘军宁先生提到自由主义在中国必须迈出四大步，读来让人击节称赞。然而，在说到第二步“实现自由主义与市场力量的结盟”时，刘先生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曾出现过以严复、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思潮。但是，在中国从未出现过自由主义与市场力量结盟的先例。我不知道有哪些民营企业家公开地站在胡适的身边甚至身后。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一直处在孤立状态，没有得到任何社会力量，包括工商阶层的实质性的支持。
其实，胡适身边是不乏民营企业家朋友的，在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上，他们之间不乏共识。当胡适跟执政当局论争时，也曾得到过这些企业家的声援和资助。
讲道理的最好方式是摆事实。下面，我举几个跟胡适关系密切的民营企业家来证明这一点。
一、工商企业家穆藕初资助北大学生留学，向胡适征询名单
穆藕初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工商企业家，他在上海创办的厚生纱厂，是当时民营企业家的典范。五四运动之后，穆藕初决定拿出一笔钱资助北大的优秀学生留学。为此，穆藕初曾向胡适、蒋梦麟等人征询名单。在胡适的推荐下，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周炳琳、汪敬熙成为其中的幸运儿。当时，这五个人被戏称为“新五大臣出洋”。
二、银行家王征公开签名支持胡适的自由主义主张
1920年，胡适在《晨报》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文中，胡适明确提出有四种自由不能在宪法之外再制定法律来限制。这四种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这篇文章写好后，胡适找了几个朋友签名。当时，跟胡适一起签名的人中，除蒋梦麟、陶孟和、李大钊等北大教授之外，还有银行家王征。王征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经济学硕士，回国后一直从事金融银行业。
1922年5月，胡适在《努力周报》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公开提出了“好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提出了“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这三条最低限度的改革目标。这篇文章最后，有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李大钊等16个学者名流的签名。这16个人中，依然有胡适的好朋友王征。他当时的身份是美国新银行团的秘书，后来，他还曾在天津交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工作。
作为民国时期有名的企业家，王征所参与的这两件事，都是坚决支持胡适自由主义主张的。
三、张元济、张孝若与胡适在“人权与约法”问题上的共识
胡适一生中，最金刚怒目的时刻无疑是在跟国民党展开“人权与约法”论争时期。这一时期，胡适写下了《人权与约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一系列重磅文章，矛头所向，直指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各地党部成员纷纷围剿胡适。站在背后支持胡适的，就有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张元济、工商企业家张孝若等人。
1929年6月2日，看了胡适写的《人权与约法》后，张元济专门写信给他，信中写道：
你的大文我拜读过了。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我也用不着恭维。但不晓得东方式的共和国民，尤其是国民的代表，读了懂不懂？……先生写了信给王博士，又把信稿送给国闻通信社，又被什么检查者看见，我只怕这《新月》里雪林女士所说的那猛虎大吼一声，做一个跳掷的姿势，张牙舞爪，直向你扑来，你那一支毛锥子比不上陆放翁的长矛，叉他不住。古人道：“邦无道，其默足以容。”这句话原不是对共和国民说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共和国国民的面具很新，他几千年的老皮气摆脱不掉，所以他几千年前的话还是有用的。（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831-832页）
可以看出，张元济同胡适有共识，但也不乏担忧与忠告。除了张元济，工商企业家张孝若在这件事上，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张孝若是张謇唯一的儿子，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他继承父亲的志业，一直从事于南通工商业的发展。五四学生运动时，张孝若就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学生火烧赵家楼这一违法犯罪行为。1929年，在胡适的帮助下，张孝若写了《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胡适还为此书作序。
如果说张元济还有顾虑的话，工商企业家张孝若则态度明确，在给胡适的信中，还表示“拟访谈”予以声援。在这封1930年2月7日写给胡适的信中，张孝若写道：
先生最近在《新月》发表的一篇文字，前天读过了。国民党真有人，不应不容纳这类忠告。我从前曾经说过：孙中山一定要拿他的坟做在明陵旁边，就是一种十分腐旧的观念的表示。党人现今所作所为，都是这类观念的演化。对新文化做反动的摧残，本在意中。（《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5页。）
面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是非曲直面前，张元济、张孝若这些第一流的民营企业家，站在了胡适这一边，站在了民主宪政的一边。
四、竹垚生、徐新六、陈光甫对胡适的支持
1930年代，竹垚生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副经理。当时，在蒋廷黻的建议下，胡适、丁文江、翁文灏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据竹垚生的女儿竹晓惠回忆：
《独立评论》创办之初，大家都担心经费的来源，由于父亲一口答应支持，大家才放心。后来销路不广，七七事变时尚存《独立评论》十万余册，开支又不能减少，以致折本。这些钱又是我父亲等拿出来的。（李又宁主编《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第二集147页。）
除此之外，七七事变之后，胡适应蒋介石的邀请，去美国寻求美援。当时，胡适留在北平的书如何运出来也就成了一大难题。这件事也由竹垚生全权办理的。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之后，还托竹垚生将他的书运到美国。这在当时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为防万一，竹垚生将这些书籍以及胡适的日记送到了在上海的美国柯立芝总统号船上，并安排胡适的儿子胡祖望随船前往美国，一并保护胡适的藏书与日记。
竹垚生之外，兴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徐新六也是胡适的至交好友。1930年，为迫使胡适屈服，国民党硬是不给私立的中国公学登记注册。为使中国公学学生毕业后得到社会承认，胡适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一职。此后不久，胡适从上海前往北平，担任北大教授。去北平的那一天是1930年11月28日，对这一天的情形，胡适弟子罗尔纲回忆：“因人们以为会有特务在车站狙击胡适，所以那一天几乎没有人敢去给胡适送行。”而根据胡适这一天的日记，为他送行的朋友中，就有徐新六夫妇。
此外，胡适决定做驻美大使，也与徐新六有关。1938年7月29日，身在伦敦的胡适接到了蒋介石让他做驻美大使的电报。正犹豫时，胡适接到了徐新六的信，而当他收到徐新六的信时，徐新六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炸死了。在这封信中，徐新六写道：“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为此，胡适还特地写了一首白话诗来悼念徐新六。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他写道：“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胡适决定做驻美大使，徐新六的信起了一定作用。
如果徐新六不死，他很有可能应国民政府邀请，前往美国，帮助胡适，一起筹划向美借款事宜。徐新六死后，跟胡适一起借款的则是另一位银行家陈光甫。
作为民国第一流的银行家，陈光甫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上海商业银行。他也是胡适的至交好友。1938年9月，在他和胡适的奔波下，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先后签订了2500万美金的桐油贷款与2000万美金的滇锡贷款。胡适与陈光甫相互配合，合作非常愉快。胡适还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这首诗很短也很有名，诗曰：
偶有几茎白发，
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
1940年，完成使命回国的陈光甫得知蒋介石有意撤换胡适，还专门给蒋介石写信，力言胡适不可撤换。1940年7月25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午后晤陈光甫，彼甚钦佩胡适之。当即商定由彼致函蒋先生，申论美使不可易人。（《王世杰日记》上册，林美莉编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284页）
1949年朝代鼎革之际，从南京来到上海的胡适，还住在了陈光甫家。也就是在此期间，胡适、雷震、杭立武等人有了筹划《自由中国》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了陈光甫的大力支持，他答应从经济上来支援这一刊物。
北洋政府时期，当胡适向当权者争自由的时候，王征一直支持胡适。1927年之后，在国民党执政期间，不论是“人权与约法”论争时期，还是“独立评论”时期，亦或是抗战时期，胡适背后，一直有深明大义的企业家在支持他。
这些围绕在胡适周围的民国企业家，在商言商的同时，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向前迈进。一方面，他们造福一方，努力推进地方自治，另一方面，他们用自己的钱财捐资办学，开启民智。这些人，正是具有“士魂商才”的大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