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侧重指出胡适容忍理念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历程。早年他受母亲与女友韦莲司的影响；留学归来后受梅光迪、陈独秀、鲁迅等论敌的刺激；1940年代则受到他的老师布尔教授与苏俄式政党的刺激；而到了1950年代，胡适侧重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容忍的因子，致力于将西方的容忍理念与中国传统文中的容忍因子融会贯通，进而形成了胡适独特的容忍理念。

[关键词] 胡适；容忍；自由；形成历程

1959年，晚年胡适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了《容忍与自由》。此后不久，他又在《自由中国》茶话会上做了同题演讲，演讲稿也整理成《容忍与自由》公开发表。由于这两篇文章的巨大影响力，后世学者在论述晚年胡适的思想变迁时，大多侧重于阐释晚年胡适的“容忍”思想，比如，余英时先生的《重寻胡适历程》，李建军先生的《容忍即自由：胡适的政治思想历程》等等。其实，关于“容忍”的思考，胡适早年就提出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这一思想的认识日益深刻与成熟。胡适的容忍理念，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也有不同的表现。

笔者撰写此文，试图梳理胡适容忍理念的形成历程，并揭示其形成因素。笔者拟从两位女性的影响、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论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位美国学者的影响、“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与“正义的火气”的提出等方面来系统阐释。

一、胡母与韦莲司：两个女性对其“容忍”理念的影响

胡适“容忍”的个性深受其母影响。这一点他在《四十自述》中有生动的回忆，他写道：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0页。

早年，胡适从其嫂子“生气的脸”上感受到“不容忍”的可怕；而在母亲身上，则认识到了“容忍”的重要。在提到自己母亲的性格时，胡适也曾写道：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第51页。

性格方面，胡适深受其母影响，尽量容纳人，在做人处事上尽量做到容忍迁就。在这篇回忆文章的最后，他还写道：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第51-52页。

如果说，胡适个性上的“容忍”源于他母亲的言传身教，那么，他深入思考这一理念，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美国求学时期的女性朋友韦莲司。韦莲司对胡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本书上，一本是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一本是毛莱的《论妥协》。

先说《论自由》。这本书，胡适早在中国澄衷中学读书时就已读过，当时严复将之翻译为《群己权界论》。1911年，留美的胡适订购了哈佛校长主编的《五尺丛书》，这套书中也有《论自由》，这一时期，胡适也曾读此书。1914年，胡适结识韦莲司，为其不修边幅特立独行的行为倾倒，让其想到了约翰·穆勒的那句名言：“今人鲜敢为狂狷之行者，此真今世之隐患也。”*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社，2004年，第518页。

后来，韦莲司与其母发生了矛盾，是应该相互容忍迁就还是各行其是呢？韦莲司征求胡适的意见，对此，胡适的回答是，按照东方人的观点，应该容忍迁就，不过要是按照约翰·穆勒的观点，则应该捍卫个人的思想行为之自由。收到胡适的信后，韦莲司在回信中引用了刚多塞与毛莱的几句话，其中引用刚多赛的话说道：

“做好事情不够，还必须用好方法去做。当然我们要打破一切错误，但一下子把那些错误都打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学一位谨慎的建筑家的样，如果不得已要拆掉一座房子，又知道这座房子的各部分是接合成一体的，便在动手拆时要做得不让房子倒掉，以免危险。”*按：胡适日记中这段话为英文，为便于理解，这里采用了徐高阮的译文。参看徐高阮： 《胡适和一个思想的趋向》，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0年，第34页。

也就是说，手段与目的要相互适应，要遵循基本的程序正义的原则。

在谈到儿女与父母的冲突时，韦莲司还引用毛莱的话：

“不论直说不相信造成的痛苦多么大，作者以为人生当中有一种关系，而且只有这一种关系，使我们有理由要沉默，尽管在别处是应该说话的，这就是儿女与父母的关系。”*按：胡适日记中这段话为英文，为便于理解，这里采用了徐高阮的译文，参看徐高阮： 《胡适和一个思想的趋向》，第34页。

毛莱这段儿女容忍父母的言论，让胡适对毛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从韦莲司手中借来毛莱的这本书仔细阅读。1914年11月26日，在阅读此书时，胡适发现毛莱的思想与约翰·穆勒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毛莱此书是对约翰·穆勒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周质平：《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8页。12月6日，胡适在自己的留学日记中又记载了毛莱子爵的相关事迹。*周质平：《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4页，注释1.。12月7日，在给韦莲司的信中，胡适提到读《论妥协》不忍释手，给他带来了巨大乐趣。*周质平：《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11页。12月17日，是胡适23岁的生日。为庆祝生日，他给自己买了《论妥协》作为生日礼物。*周质平：《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17页。1915年1月25日，在跟杰克逊牧师交流时，胡适再次提到这本书，并且给他朗读了几个精彩的片段。*周质平：《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4页。

可以说，韦莲司给胡适推荐的这本书，对胡适有巨大的影响。后来，他在《我的信仰》中写道：

莫黎的《论妥协》(On Compromise)，先由我的好友威廉思女士(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介绍给我，她是一直做了左右我生命最重要的精神力量。莫黎曾介绍教我：“一种主义如果健全的话，是代表一种较大的便宜的。为了一时似是而非的便宜而将其放弃，乃是为小善而牺牲大善。疲弊时代，剥夺高贵的行为和向上的品格，再没有什么有这样拿得定的了。”*胡适：《我的信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2013年，第15页。

不仅如此，在给青年推荐好书时，胡适也曾多次提到这本书。1925年2月21日，胡适在《京报副刊》上开了“青年必读书十部”，他推荐了5本英文著作。其中就有John Stuart Mill(约翰·穆勒)的On Liberty(《论自由》) 和John Morley(毛莱)的On Compromise(《论妥协》)。*王世家编：《青年必读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

可以说，因为韦莲司的缘故，胡适再次阅读了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并由此阅读了毛莱的《论妥协》，这两本书让胡适对容忍的理念有了深刻的领会。此外，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还提到康奈尔大学校友房龙那本最有名的《宽容》，此书可能对胡适的容忍理念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几场论争：在实践中思考

母亲和韦莲司对其容忍理念的影响，大多还停留在个性与理论层面上。此后，在与论敌的论争过程中，胡适则从亲身实践的层面上认识到了容忍的重要。

论争先是发生在胡适与梅光迪身上。两人在白话文问题上产生了分歧。1916年10月5日，梅光迪给胡适写信说：

足下数次来片，立言已如斩钉截铁，自居为“宗师”，不容他人有置喙之余地矣。夫人之好胜，谁不如足下。足下以强硬来，弟自当以强硬往。处今日“天演”之世，理固宜然。此弟所以于前书特恃强项态度，而于足下后片之来竟不之答者也。*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8-169页。

由此可见，虽然胡适从思想层面上认同了容忍的理念，但在实践层面上，当他面对论敌时，未免还有“不容他人匡正”的独断气质。

胡适的这一态度让梅光迪心生反感，他也采取了以硬对硬的方式。这就让文学论争陷入了意气之争而非学理探讨。对青年胡适不容忍的行事作风，梅光迪也曾有过规劝。1920年3月2日，他给胡适写信说：

“今日言学须有容纳精神(The spirit of toleration)，承认反对者有存立之价值，而后可破坏学术专制。主张新潮之人，多不如此。凡倡一说，动称世界趋势如是，为人人所必宗仰者，此新式之学术专制，岂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乎。”*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第178页。

1910年代，关于容忍的论争，还有胡适与陈独秀的分歧。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看到陈独秀“不容别人匡正”的话后，深感不安。1917年4月9日，他在《寄陈独秀》中写道：

“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寄陈独秀》，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第22页。

对胡适的这一态度，陈独秀不以为然。1917年5月1日，他在《新青年》上回应说：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答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第24页。

对陈独秀的这一态度，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写道：

“他(胡适)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229页。

由此，胡适高度评价了陈独秀‘必不容他人匡正’的主张。他写道：

“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229页。

这是胡适在1922年的言论。他当时完全站在陈独秀一边。然而，到了1959年，在写《容忍与自由》时，胡适的态度完全变了。他举了陈独秀的这个例子，来反省知识人的独断与不容忍，他写道：

“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胡适：《容忍与自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第766页。

从1922年赞赏陈独秀的言论，到1959年反思陈独秀的言论，可以看出胡适对“容忍”重要性的体悟。

其实，在1930年代，胡适对自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就有所反思。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篇·导言》中写道：

我在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的目标化零为整，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时候，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就更强了。我受了他们的“悍”化，也更自信了。在那篇文章里，我也武断地说：“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篇·导言》，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49-250页。

胡适在这里提到“悍化”“武断”，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当时自己当年不够容忍的反省吧。

192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激进化，胡适在一些问题上的主张也遭到了攻击与围剿，这让他再次体会到容忍的重要性。

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胡适从契约角度为溥仪鸣不平，遭到了时人的广泛攻击，其中就有他在北大的同事李书华、李宗侗。两人给胡适写了公开信。对此，胡适回信说：

“我要请你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我并不主张王室的存在，也并不赞成复辟的活动。我只要求一点自由说话的权利，我说我良心上的话，我也不反对别人驳我。但十几日来，只见漫骂之声，诬蔑之话，只见一片不容忍的狭陋空气而已。贤如两位先生，尚疑我‘先等待复辟成功，清室复兴，再乘其复兴后之全盛时代，以温和、谦逊、恭敬或他种方法行之’！此语在两位先生或以为是逻辑推论，但我读了只觉得字里行间充满着苛刻不容忍的空气，使人难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第278页。

胡适担心，国中充满不容忍的空气会限制特立独行者的言论自由。他写给陈独秀的一封信颇能体现他的这一忧虑。1925年，因为《晨报》发表了一些反思苏俄的文章，暴露了苏俄的阴暗面，惹怒了信仰苏俄的激进革命青年，在党派的驱使下，群众激于愤怒，火烧《晨报》。对此，作为党派领袖的陈独秀拍手叫好。他认为《晨报》的言论属于反动言论，因此被烧，纯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这让胡适非常忧虑。1925年12月，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谈到了争自由的原理，他写道：

“……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6页。

此外，信中，胡适还谈到了当时国中舆论中的专制气氛。他写道：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实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与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眼界。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7页。

胡适指出，当时的顽固守旧者早已失去人心，但是新起来的激进青年却没有养成容忍异己的胸襟气度，如果这一舆论风气形成，社会将会变得更加专制冷酷，爱自由的自由人将会无容忍之地。

可以说，胡适这些话一语成谶，预言了他后来的人生。1949年，激进革命青年的革命成功了，无立足容身之地的胡适只能选择“乘桴浮于海”了。

更让胡适焦虑的是，他发现不仅陈独秀没有容忍异己的气度，就是他的两位朋友陈源与鲁迅，也缺乏容忍精神。

1925年，陈源与鲁迅唇枪舌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胡适作为旁观者，全程旁观了两人的论争文字。他为两人的互不容忍感到惋惜，为此，胡适给论争双方写了信，希望双方能够保持容忍精神。1926年5月24日，在致鲁迅、周作人、陈源的信中，他写道：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9页。

胡适的这一调和完全失败。后来，鲁迅在文化姿态与政治姿态上更加激烈，主张痛打落水狗，提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临死前还主张“一个也不宽恕”。

经历了这许多之后，胡适内心是非常失望的。1927年4月10日，他给韦莲司写信倾诉心曲说：

“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有义务独立思考，并发表与群众想法不同的意见。可是你发现整个群众以种种恶名加之于你，并与你为敌。这时，你又只有自己来给自己一些劝慰、支持和鼓励了。”*转引自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56页。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种种论争，让胡适在实践方面认识到了容忍的重要性。对当时许多文化领袖体现出来的专断文风，他非常忧虑，担心这会导致社会的不容忍，进而摧残言论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

三、两位美国老师的启发与现实之刺激

1930年代，随着国难的日益深重，国内的激进化氛围有增无减。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许多政论，零星涉及到“容忍”的问题。不过，这一时期的胡适，在容忍的问题上发言相对较少。抗战全面爆发后，应蒋介石的邀约，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一职，为拯救中华民国放弃了个人自由。

这一时期，胡适的老师布尔的言论刺激他重新思考容忍的问题。1938年4月24日，胡适去看望他的老师布尔，关于两人见面的情形，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去看Prof.George Lincoln Burr，谈了半点钟。此老今年八十，有心脏【病】，尚努力工作不倦，可佩服之至！

他谈他多年收集材料，预备修改Dr.AndrewD .White的Warfare between Science&Theology一书，至今不得少年人担负此事。他谈，他自己所注意不在warfare而在toleration，他以为历史上toleration比rebellion更重要。此论亦有理。”*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第532页。

两人见面后过了一两个月，布尔教授就死去了。这让胡适非常伤心，在给韦莲司的信中，他提到了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并写道：

布尔教授突然去世让我大震惊。我永远忘不了过去这么多年他对我的爱护。……他(布尔教授)跟我说的话是容忍比反叛重要，虽然容忍没有反叛这么耀人眼目。*周质平：《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27页。

由此可见，对布尔这话，胡适印象极深。不仅写在了日记中，还分享给了自己的女性友人韦莲司，后来在写《容忍与自由》时，布尔教授的这句话也成了文章的引子。

布尔教授之外，伊斯曼刊登在1941年5月11日的一则通讯也深刻地影响了胡适。在这篇通讯的启发下，1941年7月，胡适做了题为《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演讲。演讲中，胡适将二战定性为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战争，一种生活方式是整齐划一不许差异存在的社会，这样的代表性国家是希特勒的德国与斯大林的苏俄；另一种生活方式则是尊重个性，提倡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并保证人民思想、言论、信仰的自由，这样的代表性国家是丘吉尔的英国与罗斯福的美国。这两种生活方式的战争，本质上就是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的冲突。在胡适看来，极权国家缺乏容忍，思想禁锢，是自由的敌人。在这篇演讲中，他以“划一”与“各异”来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他说道：

“极权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根本不容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轨范之内。对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学术生活，以及经济组织等无一不是如此。政治活动一律受一小组人员的统制指导，这小组的编制，类似军事机构，对于领袖绝对服从和信仰。一切反对的行为与反对的论调，都遭受查禁和清除。在宗教方面，极权主义的领袖们，声称已由传统的超自然的宗教束缚下，解放出来了。同时更尽量对全体人民宣传反宗教的学说，并竭力压制一切自由独立的宗教团体。在学术方面，不准许有思想言论自由存在。科学与教育只占次等地位，党国的权利高于一切，而且思想不得离‘党的路线’。在经济方面，政府将一个划一的制度，强加在整个社会上，以期适应其所规定的经济政策。不论是共产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或农业集体主义，都是政府不容分说，不择手段，强迫推行一个划一的制度。”*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台北：联经出版社，第1736—1737页。

划一与各异的区分，很大程度上就是意味着不容忍与容忍。由此，胡适其实就是将有没有容忍作为划分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典型标志之一。胡适的这一思想，意味着他对苏俄的重新认知与反思。1926年，当他游历苏俄时，曾对苏俄模式推崇备至。这种文化姿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在1941年，胡适的这篇演讲意味着他已经看透了苏俄的极权本质，这也预示了胡适后来的人生选择。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胡适明确站在了国民党一边。当时的胡适继续沿用《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思路，将政党分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党：以英美为代表的甲式政党和以苏俄纳粹德国为代表的乙式政党。在他看来，国民党虽然还算不上甲式政党，但通过内部改良，正在往那一个方向迈进。至于另外一个政党，则属于典型的乙式政党。基于这一理解，胡适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站在国民党一边。在国共内战激战正酣时的1947年8月，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做了题为《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讲话，其中说道：

“俄国的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胡适：《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第606页。

此时的胡适，是按照二战中民主与极权的冲突来理解国共内战的。因此，在看待两党的战争时，他必然要提到容忍的有无。在他看来，苏俄的理想主义固然美好，不过手段却采用了阶级斗争的方式，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原则，违背了刚多塞“做好事情不够，还必须用好方法去做”的思想理念。因此，基于现实的政局刺激，胡适在国共战争期间多次提到容忍问题。同样在这一年，他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中写道：

“我深信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法国哲人伏尔泰说的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自己不信神，要争取自己不信神的自由，但同时也得承认别人真心信神，当然有他信神的自由。如果一个无神论者一旦当权就要禁止一切人信神，那就同中古宗教残杀‘异端’一样的不容忍了。宗教信仰如此，其他政治主张、经济理论、社会思想，也都应该如此，民主政治作用全靠这容忍反对党，尊重反对党的雅量。我们看报纸上记载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上个月病愈后回到议会时全体一致热烈的欢迎慰问他，我们读那天工党议员同他说笑话的情形，我们不能不感觉这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是可爱可羡的。”*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潘光哲编：《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23页。

胡适在这里不断提到“容忍”，无疑是在呼吁民众站在国民政府一边。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不容忍的专断的社会已经近在眼前了。这片土地，“非归于杨即归于墨”，对此，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1948年9月是国民党节节败退的时节，然而胡适却还不识时务地站在国民党这一边。1948年9月27日，他在上海公余学校发表演讲，其中说道：

“假使这世界是自由与非自由之争的世界，我虽是老朽，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个是容忍一个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选择容忍的世界。有人说恐怕不容忍的世界极权的世界声势大些，胡适之准备做俘虏吧！……我不赞成这种失败主义。”*胡适：《当前中国文化的问题》，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第614页。

虽然胡适不赞成失败主义，但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胡适依然站在国民党一边。1949年3月27日，胡适在台北中山堂演讲说：

“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时代，已经到了‘自由’与‘不自由’的斗争，‘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今天我就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我们老祖宗为了争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批评自由的传统，介绍给各位，今后我们应该如何的为这自由传统而努力。现在竟还有人说风凉话，说‘自由’是有产阶级的奢侈品，人民并不需要自由。假如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胡适：《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第618页。

最终，基于自己的认识，即使在国民党败局一定的情形下，胡适还是选择了站在国民党一边，道义上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权。他离开大陆，去了美国。毕竟，在胡适的眼中，美国意味着容忍与自由的世界。从胡适的人生选择上，至少可以看出，他是知行合一的。

可见，两位美国老师和现实的刺激都让他对“容忍”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他的人生选择也暗含了其对“容忍”的理解。

四、“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与“正义的火气”

1940年代的胡适，还从中国传统学者那里找到了容忍的哲学根基。那就是吕祖谦“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名言。

其实，早在1930年代，胡适就注意到了这句话。1937年4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张小涵五十岁，要我写一副家常对联送他，我集句作一联：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吕伯恭语)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

颇写得科学家的态度。”*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第404页。

后来，他曾多次给人写过这一名言。不过，胡适在公开场合提倡，则是在1946年北大校长的就职典礼上。1946年10月10日，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致词，第二天，《经世日报》刊登《北大开学典礼胡校长致词》，其中写道：

“他(胡适)是无党无派的人。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但对学生先生的政治宗教的信仰不限制，那是自由。只有一个前提就是学生要将学校当作学校，学校将学生当作学生。北大不愿学生教授在这里有政治活动，因为学校是做学问的地方，学作人作事的地方。胡氏最后乃用‘活到老学不了’，这句土语和吕祖谦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勉励诸生。”*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致词》，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第444页。

这里，胡适谈到“活到老学不了”，可能系《经世日报》记者的误记。根据当时听演讲的张友仁的记载，胡适当时说的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据张友仁发表在1946年11月3日《浙江日报》的记载，胡适当时的原话如下：

“我再说句老生常谈的话：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五十六岁才觉得这话意义真深刻，我们若忘了自己是学生，我们会把事情把问题看得容易，所以我批评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是把行看得太容易，这是武断，不肯以求知方式去行。……

我说对政治不感兴趣，昨天安徽同乡问我安徽主席是谁、教育厅长是谁，我皆的确不知道，的确我还未曾学。人家说我做一年半载小学生是逃避发表意见吗?是客气吗?在我的确希望对政治问题和其它一切问题上永远保持学生的态度。我送诸君八个字，这是与朱子同时的哲学家文学家吕祖谦说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以老大哥的资格把这八个大字，送给诸位。”*张友仁：《北大清华的教授们》，香港：凌天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何谓“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呢？晚年胡适在《容忍与自由》的演讲中有过解释，他说：

“所谓‘理未易明’就是说真理是不容易弄明白的。这不但是我写《容忍与自由》这篇文章的哲学背景，所有一切保障自由的法律和制度，都可以说建立在“理未易明”这句话上面。”*胡适：《容忍与自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第765页。

从这一解释来看，这与哈耶克所提出的理念非常相似。哈耶克曾有《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文，文中哈耶克发挥了苏格拉底“承认我们的无知(ignorance)乃是开启智慧之母”的思想主张。与此巧合的是，胡适晚年也对“无知”这一观念非常重视。晚年的胡适推崇吕祖谦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正是典型例证。吕祖谦的这句名言与苏格拉底的思想主张非常相似。由此可以看出胡适与哈耶克思想的相似之处。正因为真理不容易弄明白，所以容忍才是必需的。由此胡适构建了容忍的哲学根基。

除此之外，晚年的胡适受约翰·穆勒《论自由》中提到的“正义的愤怒”这一概念的启发，提出了“正义的火气”这一概念。胡适提到的“正义的火气”，也意味着其容忍思想的深化。*参阅张书克：《胡适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胡适研究论丛》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34页，注释6。

胡适为何能提出“正义的火气”这一概念呢？

首先，这与他提倡的治学方法息息相关。1940年代，胡适埋首于《水经注》的考据，与学者王重民书信往来不断。

1943年5月30日，在致王重民的信中，胡适根据宋人笔记中教人做官的四字秘诀，提出了“勤、谨、和、缓”的治学方法，其中尤其强调“和”“缓”两字。他说：

“‘和’字，我讲作心平气和，即是‘武断’的反面，亦即是‘盛气凌人’的反面。进一步看，即是虚心体察，平心考查一切不中吾意的主张，一切反对我或不利于我的事实和证据；抛弃成见，服从证据，舍己从人，和之至也。”*胡适等著、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6-77页。

与“心平气和”相对立的是“武断”“盛气凌人”，也就是所谓的有“火气”、不容忍异己，而且这种“火气”往往打着“正义”的幌子。

1961年10月10日致苏雪林的信中，胡适给出了自己的定义：

“‘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胡适：《胡适全集》第2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19页。

胡适曾指出一些学人的研究充满了“火气”。1950年代，在给陈之藩的信中，他写道：

“我最佩服的两位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与孟森先生，他们研究史学，曾有很大的成就，但他们晚年写了许多关于‘水经注疑案’的文字却不免动了‘正谊的火气’，所以都陷入了很幼稚的错误——其结果竟至于诬告古人作贼，而自以为是主持‘正谊’。毫无真实证据，而自以为是做‘考据’！”*陈之藩：《寂寞的画廊》，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

第二，胡适提出谨防“正义的火气”，与他自己的经历也是分不开的。

1959年3月，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说到了《礼记》“王制”篇中的“四诛”，其中说：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梦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八册，第2855页。

第三，胡适主张谨防“正义的火气”，与当时的政治局势也密切相关。1946年，胡适回国担任北大校长。鉴于青年普遍左倾的现实，胡适认为这些热血青年未免动了“正义的火气”，自以为真理在握，追求自由民主，结果可能被各种政治势力所利用，成为别人的工具。在1946年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引用宋人吕祖谦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名言来劝告学生，希望青年学生能够容忍异己。在1961年10月10日致苏雪林的信中，他写道：

“我在一九四六年北大开学典礼演说，曾引南宋哲人吕祖谦的话作结：‘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懂得这八个字深意，就不轻易动‘正义的火气’，就不会轻易不容忍别人与我不同的意见了。”*胡适：《胡适全集》第26册，第719页。

1950年代，面对美苏之间民主与极权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胡适在给陈之藩的信中再次提到了“正义的火气”，认为“正义的火气”可能导致了许多人对苏俄乌托邦的迷恋与好感。胡适写道：

其实现代许多赞成列宁、斯大林那一套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吃亏的，我想还是他们对于社会问题某一方面的一点“正义的火气”罢？*陈之藩：《寂寞的画廊》，第131页。

由此可见，当时的冷战格局也是胡适提出这一概念的契机。

通过对“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提倡与解读，胡适为他的容忍思想构建了哲学基础，通过“正义的火气”这一概念的提出，胡适深化了他的容忍理念。至此，胡适最终完成他对容忍理念的系统阐释。

[基金项目] 重庆文理学院引进人才项目(R2016WC18)。

[作者简介] 林建刚(1983-)，男，文学博士，重庆文理学院讲师(重庆 402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