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孙延杰所写的《顾颉刚与童书业的师生恩怨》一文，向我们展示了顾颉刚跟童书业的师生恩怨。 在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原本是顾颉刚受业弟子的童书业，为求过关，写了《〈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文中，童书业对顾颉刚猛烈攻击，大肆批判。凭借大义灭亲的行为，童书业最终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勉强过关。
顾颉刚很快看到了童书业的这篇文字。从传统的师生关系角度来看，学生批判老师，作为老师一方，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陈寅恪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年，陈寅恪遭到他的学生金应熙的猛烈批判。风潮过后，金应熙跪门请罪，但陈寅恪不为所动，并将他逐出门墙。但是，顾颉刚对童书业的批判，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充满“理解之同情”。1954年，顾颉刚在给他的学生王树民的信中写道：“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
顾颉刚对童书业的批判如此谅解，在我看来，或许与其1950年代的经历有关。1950年代曾掀起了两次胡适思想批判的高潮。在这两次高潮中，作为胡适有名的弟子，顾颉刚不得不出来大义灭亲，跟胡适划清界限。而对顾颉刚的猛烈批判，胡适非常宽容，他非常理解顾颉刚的尴尬处境，并没有因此而责难他。对此，顾颉刚其实是知道的。
在1952年11月30日的顾颉刚日记中，顾颉刚粘贴了一则剪报，这则剪报就涉及胡适对顾颉刚的态度。剪报如下：
记者问他(按：指胡适)，关于“清算胡适思想”的事，他幽默的笑了一笑说：“胡适的思想既然成了清算的对象，有被清算的资格，可见够得上是一种思想，则这个思想一定是清算不掉的。”他说：“顾颉刚和朱光潜两位老朋友所发表的清算我的文章，我非常同情他们谅解他们，因为我晓得，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他们两人发表的文章，引证了我的很多文章，可见现在仍有读我的文章的人，我一看顾颉刚、朱光潜的文章，就知道是言不由衷，完全是被逼迫写出的，至于沈尹默，我已与他卅年没有往来，他所写的清算我的那篇文章，全篇都是谎言”，胡适说：“沈尹默从没有看过胡适的书，胡适的思想究竟什么样子他也弄不清楚，还说什么清算?”(《顾颉刚日记》第七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5月，第313页)
因时代关系，顾颉刚虽然没有在剪报之后写下自己读这则剪报的感受。但他看到胡适对自己的这种态度之后，心中无疑是感激与同情的。这一点，顾颉刚在文革时期的检讨可以证明。1968年12月31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下了他要检讨的一个重要内容：
胡适在台湾说我和朱光潜批判胡适是逼出来的假检讨，我把这条贴上日记，表明我和这大反动头子有同情。
(《顾颉刚日记》第十一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5月，第62页)
这则日记，证明了1952年顾颉刚将胡适的剪报贴在日记时的心情。正如他所检讨的：表明我和这大反动头子(胡适)有同情。
1952年，顾颉刚受困于政治形势，不得不批判胡适，胡适却对他的处境充满理解之同情。几年之后，童书业同样受困于政治形势，不得不去写那些箭弦文章，顾颉刚将心比心，自然非常理解童书业不得不批的苦衷。因为，此刻的童书业，活脱脱就是当年批判胡适的他顾颉刚自己啊!
顾颉刚谅解他的学生童书业，恐怕也是受了胡适影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