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秋，北京，中国文化书院的而立之年，87岁的创院院长汤一介先生的人生脚步却嘎然而止，但先生展望的目光透向远方。“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先生此前留下的对中国文书院的回顾和展望的谈话阐述一直没有面世，现编辑整理，以飨读者。先生的回顾与展望正如他所喜欢的陶渊明的诗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发起

中国文化书院成立于1984年，首先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年轻教师鲁军、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林娅，还有田志远6人提出这个想法(田后来去了加拿大)。当时他们都是助教，没什么影响力，就找了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还有朱伯昆这些个教授、副教授，提出来成立一个中国文化书院。而那时我正在夏威夷开会。他们起草了一封信，准备往上送。到8月下旬，他们来找我，希望我来参与这中国文化书院的工作，提出由我来做这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然后他们把那封起草的信以冯友兰为首签了名，估计大约是在9月初送给了胡耀邦。没过太久，胡耀邦就批示了。这个批示我们没看见，只是听人告诉我们说，耀邦说这件事也是个好事，然后又说底下有两个字“酌办”，斟酌着办理。那么当时是批给谁的呢?是批给了三个人：胡启立、田纪云、何东昌，后来实际上是交办高等教育部，部长是何东昌。何就委托了当时的副部长彭佩云来找我们。大约是在10月份，在场的还有北京大学管文科的副校长沙建孙，可能还有北大的一些什么人，我就记不清了，而且教育部除了彭佩云参加之外，外事局、高教司、学生司，还有财务财政方面的，还有管文科的，社科司的人一起来讨论。讨论一开始，彭佩云就讲，关于办中国文化书院这件事，领导同志支持，我们教育部也支持，她说她来听听我们的意见。

这个会是在教育部召开的。当时我就介绍了一下我们要办的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要搞中国文化、海外文化交流。希望在北京大学里面成立一个独立的单位，能够允许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意思就是我们要办一个实体性的，不是虚体性的。结果北大有人不同意，后来又讨论了，还是没有结果，我们就说那再议吧，这事就这么搁下了。

后来这件事交给了当时刚从日本卸任文化参赞回到北京大学来做研究生院长的彭家声。彭家声来和我谈，我就说你们起草一个意见看怎么做吧。但这个意见也一直没起草下来，于是就又拖下来了。1985年我们开始办各种班，就算开始独立运作起来了。

当时(1984年)正好北京市有一个叫做高教哲学研究会的，林娅在可能是这个会的秘书长。她就把中国文化书院挂在下面，我们则开始筹备。一直到1984年12月下旬，我记得是12月25日，我们在城里东厂胡同那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召开了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会议，向大家报告了一下在教育部和北大谈话的情况，大家的意思是我们自己先办起来。当时我们的校址、经费全都没有，就让当时的发起人每人出了100块钱做基金。在那个会上，任继愈先生提出来，没有校舍没有经费都不要紧，我们有人嘛，在文革中不是办过草棚大学吗，那我们就办草棚大学，不必去等那些东西了。

在书院筹备过程中，一开始我的想法就是办一个兼容并包的学术机构，而不是单一的一个学派。我们有老一代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周一良、季羡林等这些老的学者;同时也有像我和庞朴、李泽厚等这样一些50来岁的学者;还有更年轻的，像包遵信这样的一些学者。这些学者的思想并不一致，比如有偏于保守的，如梁漱溟先生他们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一派，在中年里面也有较偏重保守的，比方庞朴;但是也有比较开放的学者，如乐黛云他们，许多西方的观念由他们介绍进来，像后现代主义等等;还有一些是反传统的学者，比方说包遵信。所以它并不是思想一致的学术团体。因为我觉得各种思想都有，可能更好。所以人都是我找的，有些学者是跨学科的，跨文化团体的。当然我们这些导师也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到现在好像也就100人左右吧，开始也就四五十人，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变化。

院长、副院长定下来，得成立一个院务委员会。院务委员会由梁漱溟先生做主席，副主席好像是季先生，我有点记不清了;同时，院务委员会下面有一个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人比较少，六个发起人都是常务委员会里的，我好像是召集人;那么同时就有一个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开始好像是季先生做主席，后来梁先生去世之后，季先生就变为院务委员会主席，庞朴先生就成为学术委员会主席，机构成立起来了，部门也成立起来了，人也多了。

开始办什么呢?1985年二三月份办班，第一个叫做中国文化研究班，而且办完出了一个论文集。第一次办班很轰动，梁漱溟先生、冯友兰先生、李泽厚和我都是这个班的讲师，参加班的有200来人，集中学习了1个月。这个班办得很成功，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接下来办了第二期，这一期叫做中外文化比较研修班，请了一些国外的学者，杜维明来了，还有一个叫邹谠，是芝加哥大学一位很有名的政治学教授，还有陈振英等，也是为期1个月，大概有800来名学生，新加坡的学生还组成一个团来参加。这时，全国文化热的气氛渐渐浓起来。1984年几乎是同时，崛起了三个重要的学术团体，除了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还有以金观涛为首的一些学者，他们原来是叫做《走向未来丛书》。他们倾向是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文化问题，包括历史问题，特别是中国历史，出了很多书，叫做《走向未来丛书》。再有一个团体，他们出了《文化，世界与中国》，主编也是北大的，叫甘阳。

到了1987年我们就觉得光办这些短期班不行，一是经费成问题，二是影响也不大。所以1987年我们就开始先后办了两个比较文化研究班，两年制，函授加面授，招生结果出乎意料，有12000人参加这个班，我记得西藏地区有24个人参加了这个班。怎么指导大家学习呢?我们主要是发教材，通过每个月出一个院报来指导他们读书。每年在不同的地方派五六个教授在一个地方讲课，当然不是每个省都能去，比如在武汉有一个点，江西、湖南的学员都到武汉来，乐黛云负责这条线;还在岳麓书院也办过。我走的那条线是西北，到宁夏、内蒙古去讲课。而且不仅文化书院的导师去讲课，还请了北大其他一些学者去讲课，大家都很积极。我们一出去就是一个礼拜到十天，讲课是一个礼拜，比如在长沙讲一个礼拜的课程，五六个教授都同时在。听课的并不一定都是我们的学员，比如我在宁夏大学讲课，学员都到宁夏大学来，宁夏大学的学生愿意来听课的也可以。就这样，1987年、1988年做了两年。

再稍晚一点，我们还和环保局合办了一个环保班，实际上还是我们办。模式也是和比较文化研究班一样，发材料发书。前年那12000学员，我们(每人)收费只收100块钱，这笔钱当时还是不少的。这个环保班我们收得比较多，大概学员是3000人左右，我们每人收300块，这个学费收得比那个高，因为是合办的，合作方要抽调一部分钱。这个班也办得还不错，后来就变成“中国文化书院绿色分院”，也叫“自然之友”，以环保作为基础。那时梁从诫先生主持这个班，因为他是梁思成先生的后人，也是政协委员，办分院一般没有独立的账号和图章，大都是因为他通过关系，民政部对这个(绿色分院)特别批示了，有账号和图章，有一定的独立性。

研讨

好像是1981年，陈振英在杭州的新新饭店开了一个“宋明理学讨论会”。这个讨论会都是国内外学者感兴趣去的。在这个会议期间，我就插了一杠子，写了一篇论文，叫做《中国哲学概念诸问题》。当时我就是想破除从上世纪50年代到文革以来认为哲学是唯物、唯心两军对垒，唯物主义是进步的，唯心主义是反动的这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模式。我讲到哲学的发展，并不像是一方就要打倒一方这样的发展，常常也许是唯心主义——当时我们并没有摆脱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个概念——有的时候是唯心主义提出了一个概念，对哲学有所推动，然后唯物主义再接着把它发展。哲学不仅仅是由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发展的，从概念角度讲，比如希腊的“being”这个“存在”概念，柏拉图提出来，后来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中国这个“人性”概念，或者“人性善”、“人性恶”，我们不能说，“人性善”是唯心主义的，就是错误的;认为“人性恶”是唯物主义的，就是对的。讨论这样一些重要问题。会上就结识了一些学者，比如当时在武汉大学的萧萐父(我原来也认识)和陕西师大的陈俊民。

与此同时，王元化在上海做了一个新启蒙运动，认为中国应该有个启蒙运动，当然矛头实际上是针对过去30年的阶级斗争学说。那时候萧萐父在武汉，陈俊民在西安，王元化在上海。1984年我就在深圳大学成立了一个国学研究所，深圳大学是新办的大学，1984年开办，因为深圳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支持办的，我和乐黛云就兼做那边的工作。当时大学校长叫张维，是个工程学家，人非常好。党委书记叫罗征启，也是非常不错的。罗征启曾经在办(深圳大学)以前找过我，因我曾提出清华应该恢复它的国学院，但是清华没做成，所以罗征启找我，我就提出是不是在深圳大学成立个国学院或者国学所，罗认为比较好，他还让乐先生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比较文学所。那么我们当时就想，能不能把全国不同地方对文化问题热心的学者找在一起开一个讨论会。所以1985年暑假期间，在深圳大学，由文化书院，上海王元化、武汉萧萐父，还有陕西师范大学的陈俊民等等，一起组织会议，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参与，正好那时华裔学者杜维明也在中国，我们邀请了他。还有一位纯粹的美国学者，中文名字叫魏斐德，原来是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那时他已经担任了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也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会。这个讨论会后来有一个写得不错的纪要，我在自己的书《非无非有之间》里面引用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段，主要意思是说，当时我们国家正要搞四个现代化，我们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光靠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来配合，如果没有这两个现代化，很可能所谓的四个现代化就会夭折。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当然，在这个会上，文化书院起了主导作用。

到了1986年，我们就不断地办各种班(研讨会)，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其中有两个可以提一下：一个就是讨论文化与科学的问题，这个文化是指人文学科的文化跟科学的关系，主持人叫秦林征吧，可能正好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请我去讲学半年，我就没参加这个会。在1986年底至1987年初，我们又办了一个叫“文化与未来”研讨会，与国外未来学会合作，未来学会会长马希尼，意大利人，还有他的副会长、秘书长全都来了，后来出了论文集《文化与未来》。

1989年我们开了三个会，一个是4月在人大附中开的“中日走向近代的道路”，这个会40多人规模不大，有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参加，我没参加到底，由日本学专家周一良先生主持;另一个是在香山开的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会，开得非常松散，参会的人也非常多，会后出了一本题为《传统与反传统》的论文集;第三个是5月20日在香山召开的“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讨论会”，这个是跟国外合作的，由程中英拉的线，我主持的这个会。这个宗教会议应该讲开得比较成功，出了《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的论文集，这个论文集在大陆和台湾都出版了，而且出了一个英文本的论文集。

出版

办比较文化研究班时，我们编了12种教材，《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印度文化概论》、《马克思文化概论》、《比较文化方法论》、《比较文学》、《比较哲学》，一共12门课程，两年制。出了3本论文集，“中国文化”的论文集、“比较文化”的论文集、“文化与未来”的论文集都是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当时我们做了比较大的一个工程，就是编《中国文化年鉴》，从1986年开始编，我们把中国文化从19世纪开始回顾，因此也收了一些解放以前的一些学者讨论文化问题的文章，还有解放后的一些文章，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我们的一些博士生参加了这个工作。现在这本书已经比较难找了，我家里还有一本。当时我们设想是每年编一本，第一年是把以前都回顾了一下，以后就编当年的，可是就出了那一本，就再也没有以后了。

1989年9月份后，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编书，当时出了4套书，一套叫《国学举要》，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的;一套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共14本，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的，而且得了国家奖;一套书叫《道教文化研究丛书》，出了12本，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还有一套讲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其中4本是讲文化的，4本是讲宗教的。

我们还在卧佛寺开了一个纪念张申府(就是张岱年先生的哥哥)、我父亲，还有梁漱溟的学术会。那时社团要重新登记，办(教学)班就很难再继续做。到了1993年九、十月份，由于李谦的帮忙，我们重新登记上。总体的经过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办学与《儒藏》

1993年九、十月份文化书院登记了，但是没有太多的活动，主要是编书。所以在书院20年时我做了一个发言。我说，头十年我们是搞文化热，把文化启蒙推上去;第二个十年就是编书;第三个十年我就是想办学。我想办像哈佛大学、牛津大学那样的私立大学，这是我的梦想，但我们没有资金来源、没有各种支持条件。到了2002年，我就提出搞《儒藏》，2003年教育部立项。其实在1990年我就提出来这个想法，有个企业家提出要支持我们文化书院做事。我当时有两个设想，一个就是印四库全书，重新做标点，做成电子版(那时还没有做成电子版，现在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就是干脆编《儒藏》，但没有办成，一直拖到2002年，我向北京大学提出这个意见来，2003年，人民大学也提出这个意见来，所以教育部就把它作为重大项目来竞标。最后北大中标了。

为什么要办儒学研究院?我想有两个方面要做，一个就是基础方面，要把《儒藏》编好，因为儒学在中国文化中间，在历史上它是个主流文化，影响社会最大，佛教、道教都不是主流文化。编《儒藏》就是把过去的儒家典籍文献做一次整体梳理;此外，我还想要做三个比较大的研究项目，这就是儒学研究院的十年规划：第一，做一个中国的经学史，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因为五经或者六经，它是中国文化源头，而历代的大学者，都在不断地诠释五经，那么假如我们通过作儒学(经学)史，能够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发展出来一套中国的诠释学。而我们现在用的基本是西方诠释学，没有自己独立的诠释学体系，而这个诠释学现在用处非常广泛，不仅是一种哲学，而且用在文学上、宗教上、伦理学上，甚至是心理学上。中国有非常长的诠释经典的历史，我们把它总结好了，能不能就搞出一个中国的诠释学呢?西方诠释学形成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到了19世纪末它才真正成型。所以，中国经学史就是为中国之诠释学做一个很好的基础;第二个大课题，就是儒释道三家关系史，在历史上从中国的情况看，儒释道是三个不大相同的学术体系，但到唐朝以后这三个学术体系逐渐在靠拢，这三家都提出了三教归一的问题来。在中国，没有因为宗教的原因而发生战争。假如我们从这中间总结出来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可以和平共处，那就可以出一套多元文化共处的理论，就可以和文明冲突论对立起来了。多元文化可以共处，中国是一个例子，放大了世界范围也可以共处;第三个题目就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中国已经影响100多年了，它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就跟佛教中国化一样，佛教到唐朝出现了几个佛教宗派，天台、华严、禅宗，它就成了中国式的佛教，跟印度佛教很不相同，而且对朝鲜、日本不是印度佛教而是中国佛教发生的影响很大，所以文化发展有一个异地发展的问题。印度佛教到八、九世纪在印度已经没法发展了，消失了，可是在中国发展起来了。马克思主义它原来是西方的东西，在西方到现在也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中国已经流行了100多年。就是要把它变成中国的东西，让它在异地发展，在中国发展成不同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就像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一样，那才成了中国的东西。所以马克思主义应该全方位的中国化才可以。

我想做的这三个大题目，都向学校写了报告，十年规划。我不想一年两年做完，都是十年，可以组织三个课题组。这些题目做完了之后，我们慢慢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文化大体上往什么方向来考虑。这些问题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出来的，但要想到它，而且把它组织好，就比较好办了。

展望

假如有条件，我们当然还是应该办一个真正的私立大学，像哈佛大学、牛津大学那样，这才是真正对这个国家教育文化起一个划时代的作用。因为现在还没有什么开创性的东西出现，还是过去的思想。所以我做的东西，我不再“照着讲”了，我是要“接着讲”，讲些新的东西出来。这当然很难，必须得有一个整体的气候，得有一批人来考虑这样的问题才行。这跟2500年前轴心时代完全不一样，当时希腊就是希腊，它并不了解中国。印度就是印度，它也并不了解中国。中国就是中国，也不了解希腊。而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我把它称作新轴心时代，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不仅仅是民族的，还必须是世界的，这样才能有活力，才能真正有重大的影响。

从中国讲，人文学科，我们基本上还是跟着西方走，没有自己的人文学科理论出来，要么就是老一套，还是儒释道那些东西，顶多加一些西方的新的东西进去;要么就是西方那一套，或者加一点中国的东西进去，没有出现震撼世界的东西来。不仅仅是文科，自然科学和理工科基本也一样。我们在技术上可以跟着人家走，卫星上天、两弹都可以做到，但是在科学理论上我们没有创造，没有世界突破，科学理论还是西方的科学理论，而他们却在不断发展。经济学理论还是他们的经济理论，我们也还很难有一个特别的经济理论。所以在理论上，我们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创新局面，受制于一些东西，很难做。也许我提得过早了，再过30年也许可以。而现在文化书院能办成这个局面也可以了，就是要把它普及下去，要研究。慢慢来，不要着急，着急就容易出错。

(本文由陈越光根据苑天舒录像逐字稿编辑整理，并经当时在场的乐黛云先生审核。本报发表时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