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虽然美元已然进入长期升值周期，但人民币仍然保持不可思议的强势。2014年，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升值幅度在6%以上，为2005年以来第四高的年度升幅。

一种流行的猜测是：人民币不顾经济下行压力保持强势，是为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包括为争取加入SDR篮子。对于这种认识，人们多不假思索地以为当然，但细思其逻辑，却是大谬不然的！

一般来说，货币的国际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第二阶段则是资本输出中的使用。

在贸易结算阶段，的确是本币升值有助于国际化，因为贸易商自然的偏好是“收硬付软”（收取有升值预期的货币，付出有贬值可能的货币）。目前人民币在中国贸易结算中的比例已达2-3成，与当年日元和德国马克在贸易结算中曾经达到的最高比例基本相当。这意味着，指望继续依赖贸易结算，已不可能把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带到新的高度，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需要更多以来资本输出。

在资本输出推进国际化的阶段，则恰恰与贸易结算阶段相反，软币更容易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所偏爱的融资货币。在刚刚过去的六年里，国内企业大量借用美元负债、当下开始转向欧元负债的现实，就清晰显示了软币负债、节约成本的逻辑。金融领域的一个常识就是，几乎所有债务人都会躲避强势货币。

如果我们认同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已进入到了资本输出阶段，那么，贬值对于未来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来说就是必须。特别是在亚投行成立之际，未来可能主要通过人民币长期贷款支持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就会不断加重负债国家的债务负担，导致这些不愿意接纳人民币。

对于当下人民币所希望加入的SDR来说，SDR所要求的两个条件：一是货币母国应是全球主要贸易国，二是该货币在全球被广泛使用，特别是在金融交易中。近似地，前者意味着贸易阶段的国际化，中国已然无可争议地达标了，而后者则还容易招致一些好事者的疑问。究其原因，后者之所以目前仍然未能达到无可争议的程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仍然缺乏弹性、近年来总体一直升值，导致在国际金融交易中不活跃（波动率极低、总体升值的货币，怎么会有其衍生品市场的繁荣呢？），由此构成了他国可能刁难的口实。其实，对于进入SDR篮子的货币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是一种汇率高度市场化的货币。

纵观国际金融史，自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央开始，就是一部美元总体持续贬值的历史。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占有全球73.4%的黄金储备（远远高于目前中国占有的全球1/3的外汇储备），其他经济体都是一片战后瓦砾，如果不实施固定汇率，美元一定是对其他货币大幅飙升的。通过“双挂钩”逻辑（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国巧妙规避了美元持续大幅升值的风险。此后，美元多次对黄金贬值，从1944年的1盎司35美元贬值到40多美元，此后继续贬值。1970年，《史密森协定》要求西方十国货币对美元集体升值10%。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对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再度大幅贬值。1985年，“广场协议”美国继续要求日本、德国等经济体货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到了1990年代，美国要求韩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对美元升值。2005年之后，要求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纵观这些历史，基本上哪一个经济体成为美国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随后美国就会将大棒挥向它，要求其货币对美元升值。

所有这些贬值，不仅没有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反倒使其国际地位更加巩固（2000年之后，IMF统计中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下降，这主要是受到了中国外储大幅增长、但中国并未向IMF申报储备币种，因而中国外储被计入“其他币种”所造成的美元占比下降）；同时，贬值不仅没有恶化美国产业结构，反倒使得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得以持续保持，由此带来的企业较好的利润水平，也使得其能够进行大量科研投资，从而持续保持科技领先。一直独霸全球的强大的科技和综合国力，成为了美元汇率无论如何波动，其国际地位岿然不动的最牢靠根基。

我们兴业银行的数据分析清楚地显示，当下的强势人民币，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侵蚀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根基，有效汇率高估造成经济低迷，迫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得不持续保持扩张，造成财政压力持续加大，货币大量投放，这使得中国经济的风险不断积累。一旦中国经济丧失了持续增长的强大动能，人民币国际化也将行而不远，日元就是前车之鉴。  

综上所述，汇率强势的人民币实则是“平天下”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