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流社会的的文化压迫与文学
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社会的主导意识——儒家思想也很重视文学的“兴观群怨”和教化民众的作用。到了清代这种意识似乎更为自觉了，统治者常常用政治手段干预文学创作，文士也用文学作品表达自己忠君爱国之情和对政治问题的关切。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民族压迫问题——是不许文人士大夫关注的。文人士大夫只能在传统的民生疾苦问题上表达自己家国关怀。因此清代主流社会的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与传统社会政治与文学没有多大差别，就是统治者让文士写什么和不让写什么的问题，及文士如何适应或不适应这种要求的问题。只是到了清代这个问题更尖锐、更严重了。
1.屠戮与文化压迫
清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作为统治者的满族，人数远较汉族少，在其初入关时，还不到一百万人，却统治了有数千万人口的汉族。在其征服汉人的过程中，极其残暴。大约经过了二十年的屠戮与焚掠，平定了大江南北的汉族人民的反抗，消灭了几个仓猝建立的南明政权，并且运用极为残暴的手段，当时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满洲统治者的业绩。
清代的民族压迫更是体现在剃发易服，在今人看来这完全是个爱好时尚的舞台。而在中国古代它是汉族人尊严的标志。孔子对于首倡“霸道”的管仲本来是颇有微词的，但是他的“尊王攘夷”的方针，使得中原文化不受异族感染，所以他满怀感激地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孝经》中开篇就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当时“剃发令”一下，老百姓心中的愤怒、痛苦、椎心泣血……可以想像。“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两句话把当时老百姓反抗的强烈和统治者的蛮横表达得淋漓尽致。
为什么对于发式衣冠这等小事如此看重？清统治者要借此以摧辱汉族人民的自尊与自信，使人们每时每刻都能体味到亡国亡种的痛苦。强迫他们在既往的奋斗中张扬开的人格再蜷曲起来。统治者实际上是借此制造奴性、制造顺民。如果说杀戮是制服汉人的身体的话，“剃发易服”就是征服汉族人的精神。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
有清一代，统治者常常把“满汉一体”挂在口边，可是就最高统治者本人对于凡是涉及到满汉的问题是特别警惕和敏感的。现今的历史教科书上说满清政府是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实际上汉族官僚只是满族统治者雇佣的奴仆，统治者是要特别注意驾驭与提防的。稍有头脑的汉族官僚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当然个别“天真”的也不是没有），谁也不会得意忘形、忘记自己的身份地位。因此满汉对立、民族矛盾是直到清朝灭亡，旗人迅速彻底汉化，才消失的。
2.文人士大夫的反弹
明清的嬗代，在汉族文人士大夫看来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他们认为明朝被清朝取代，不是一般的“亡国”，而是“亡天下”。因为随着满洲铁骑而来的还有剃发易服和某些价值观念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是通过血与火的暴力实现的，激起广大汉族人民的仇恨。此时尽管也有严厉的镇压，创作环境十分严酷，但文学创作还是常常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同被压迫者或弱势群体站在一起揭露民族压迫的残酷、歌颂他们的反压迫的斗争。这些以清初为最盛，后由于统治者镇压与分化政策，逐渐衰落，但反抗民族压迫（反清复明）一直是汉族人民的一个情结，在清统治者力量衰微的时候，它就会冒了出来，我们从清末群众性的反清运动中可见。它是绵延二三百年的。
清初严酷的社会环境给士人的刺激是很强烈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局，仿佛把他们打入了地狱。诗人方文的《涂山集》有姚康的序中说：
予自经变以来，举头向天，不复知日月所在。乃读尔止（方文）诗，老眼顿明。盖今之尔止，昔之汨罗、杜陵也，非三君子，此三代遂成黑暗地狱也。1
那些敢于挑战政治权力的作品是无边的黑暗中明灯。它们给人们以安慰和鼓舞。这类作者很多，大约可分为三类：一本来就是抗清之士，武装斗争失败后，继续用笔来战斗。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归庄、钱秉镫、屈大均、陈恭尹等；二是遗民，他们虽然没有参与武装反清活动，但在清一统天下后，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态度，有的还参与了些秘密的反清活动，这类人很多，著名的有彭孙贻、阎古古、万寿祺、傅山、杜濬、方文等；三，虽然投降了清统治者，或参加清廷举办的科举考试，有了功名，但他们对于故国的眷念、对民族压迫的不满时时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来。这类作者中享大名的如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龚鼎孳、丁耀亢等。这一代作者写作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篇章，从揭露和鞭挞满洲铁骑野蛮残暴和他们给江南人民带来的灾难，到讴歌汉族人民前仆后继的武装抗暴斗争。著名的像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中的《西湖杂感》二十首，这个昔日的“软红佳丽地”，被野蛮的八旗兵糟蹋得不成样子：“罗刹江边人饲虎，女儿山下鬼啼莺”“鹰毛占断听莺树，马矢平填放鹤台”“堤走沙崩小劫移，桃花剺面柳攒眉”。另一位与钱谦益齐名的大诗人吴伟业在他的具有其特色的长篇歌行里常以明朝衰亡、南都覆灭和绵延长久的抗清斗争为题材，通过歌咏历史人物、描写历史遗迹，以及忆旧怀人的方式反映那个动荡的时代。其中的代表作如《圆圆曲》《临江参军》《悲歌赠吴季子》《松山哀》都是具有强烈倾向性的“政治诗”。有的诗人对于民间的反抗寄托了殷切的希望如归庄就写出这样的诗句“垄上可能兴大楚，岛中莫便殉田横”“豪杰由来须兴会，寒灰他日定重燃”（皆见《冬日感怀贻山中诸同志》）。不信江南百万户，锄耰只向垄头耕”（《已丑元日》）。屈大均更是把这种企盼化为了行动：“慷慨无衣赋，艰虞不世才。平生一匕首，为子入秦来”（《同杜子入秦初发滁阳作》）。这些作品是多么富有鼓舞性和感染性，仿佛是战斗中的号角。表现剃发与反剃发斗争就有吴祖修的《剃发二首》、钱秉镫的《留发生》等。丁耀亢的《剃发》一诗中写道：“客尘清瓠蔓，霜气到蓬根。故劳镜凭吊，新缨笑独尊。”这里是以自嘲的形式表达对清统治者文化压迫的痛恨。
这种挑战权力的现象在小说创作和戏曲创作中也存在。在明清鼎革之际就出现了一些描写这次巨变时事小说如《海角遗篇》《新世洪勋》《甲申痛史》《台湾外史》；英雄传奇小说《后水浒传》《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等。这些小说或写历史，或写当世，但都充斥感事伤时之痛，作者对这场惨痛的变革大多也都是心怀不满的。这个时期的名剧《千忠戮》也是如此。这些面向广大群众的文艺形式与个人性很强的抒情诗又不一样，它有广泛的影响。天地会活动中都有文学上的表现。但是也应该看到严酷的专制统治给清代士人思想的摧残。
3.清统治者软硬两手的文化政策
清代统治者对待汉族文人士大夫是使用打压与拉拢两手政策的。入关之初还是以“拉”为主，有功名的，只要臣服就有官做，康熙十八年国内形势基本安定以后，开博学鸿儒，从全国各地徵得学者文士一百四十三人，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名儒才士网罗殆尽。连坚持遗民立场，称病不肯参与考试的傅山也被抬到北京。这种拉拢政策对于清初尖锐的满汉对立有所化解。另外，清统治者从一入关起就表示，他们尊崇孔孟文化，康熙推崇自明初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他为《四书解义》作的《序》中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这对于重视文化认同的文人士大夫更具有诱惑力。但这只是清统治者对付软的汉人一手，在他们二百多年的统治中从来没有忘记硬的一手，如加强对汉族士人的管制、迫害，大兴文字狱，这又增加满汉的隔阂。
①文字狱
自秦代以来历代都有因文学创作而引发文字狱的，但哪一代都不像清代统治者这样有意识利用文字狱去扼制人们的思想、去摧残文学创造。清代的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2
特别是雍正、乾隆两朝，皇帝亲自部署和督促把文字狱弄得极为红火，雍正朝有25起文字狱，乾隆朝135起，康熙一朝仅有11起。文字狱不一定是打击在文字上表现出异类倾向的，而是统治者感到有异类存在，通过在全国各地吹毛索瘢式地搜求因文字犯忌文字狱的人们，借以震慑民众，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文字狱打击的对象是对清朝不满的人士或触犯皇帝威仪和忌讳的，可是如果我们对于遭遇文字狱惨祸的各个案子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案子是冤案。那些被凌迟、杀头、被抄家、被发配不知凡几？真正利用文字或文学作品进行反清活动的不能说没有，但其中绝大部分如鲁迅所说并非“反动”，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3
但是既被皇帝选中，大多下场是很悲惨的。雍正时期黄河中游水色变清，古有“黄河清，圣人出”的说法，于是太常卿邹汝鲁上《河清颂》.拍马文章，不料因为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两句被革职拿问（因为雍正不喜欢听“维新”二字，他说自己继位之后一切都是“率由旧章”），这是很典型的因歌功颂德而获罪的例子；乾隆间，山西秀才冯起炎受才子佳人小说影响，把自己“以《易》解《诗》”的“著作”献给皇帝，妄想一举成名，由天子做媒，使得“表妹入抱”，结果是发往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以雍正、乾隆的聪明他们未必不知道这些以文字得罪的人们中许多是罪非应得的，许多立志歌颂和献媚的人也落入了文字狱的法网，似乎是历史的误会，不对。在专制者看来打击谁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打击才能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使人们、特别是文人救过不暇，还敢乱说乱动？所以在统治者有力量的时候一定要坚持“打击”，当他们“打击”放松，甚至不怎么主动出击的时候，就离他们的末日不远了。清代文字狱从乾隆五十年以后开始放松，乾隆年近八十，体力、精力日渐衰朽，以后不见有主动出击型的文字狱。此后又过二三十年敏感的诗人龚自珍才敢吟出他的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其实，这个时期已经没有具有震撼性的文字狱了，龚自珍之所以敢写下这样的诗句正是因为它的事实上上的消退，另外龚自珍之所以对它念念不忘，也是由于它的余威尚在。文字狱本质上是一把达摩克利斯剑！
②编纂大型丛书
历朝统治者为了表明自己的“文治”，都要拉拢一批文士编辑大型典籍。这种编书历来就是安排一些文士的手段，免得他们流落民间，成为与朝廷对立的力量；另外这也是实行文化专制软的一手，因为在编书的过程中要对现有书籍全面搜检。对于清统治者来说，这两点尤为突出。特别是到了“康雍乾”的“盛世”期间，统治者借编书对全国书籍进行全面的“搜检”（清代统治者比较聪明，大多情况下是让藏书者们自动献出让统治者搜检）。此期编纂了一系列的大型书籍如《佩文乐府》《骈字类编》《渊鉴类函》《康熙字典》《全唐诗》《历代题画诗》《历代咏物诗》，修《明史》，后来编《古今图书集成》，编刻“三通”——《通志》《通典》《文献通考》和续“三通”等等，指不胜屈。直到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把古今所有书籍集为一编，搞一个旷世未有的巨大“工程”。这些一个个大“工程”，仿佛是爱护文化，实际上是的摧残文化，因为对书籍全面“搜检”之后，还要根据统治者好恶对于它们分别处理。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上集中反映了统治者的文化政策。
《四库全书》的编纂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到四十六年编成，至五十二年完全抄毕。此编共收书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零八十卷。为了编成这部大书，乾隆下诏征集图书。要各省督抚和学政“加意访购”，并说明如果私人藏书系钞本，“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对于“各家进到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当各省书籍上呈以后，乾隆皇帝突然转弯，最初说编辑《四库全书》的目的是“稽古右文”“彰千古同文之盛”4。可是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的“上谕”开始强调：要借这次征集书籍对于有“抵触本朝”内容之书应予“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5。大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清统治不满，视满洲为狄夷异类的著作，这是要完全销毁的。其二是带有怀念故国（明朝）怀念故君情绪的作品，如只存在单篇之中可以抽毁。其三是非圣无法，排击孔孟，讥讽程朱的文字。第四是被乾隆看不顺眼和曾被文字狱牵连文人的作品。
于是，“右文”一变而成“灭文”。这是一次全面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围剿，有那个时代曾出现过把普天下的书籍，聚于天子之庭，由皇帝决定什么该烧，什么该留？，什么可以全存，什么应该删改呢？用皇帝一人的头脑替代天下人的头脑。这场文化围剿把皇帝所不喜欢书籍、不喜欢的文辞统统当作“邪言”消灭，保留的都是皇帝认可的精金粹玉。现在许多文人学者都在赞美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功绩”，这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乾隆借编《四库全书》对于传统文化毁灭和改篡、借此加强思想的禁锢在文化史上负面作用远远大于它的正面意义。
在《四库全书》中，不仅与清统治者利益密切相关的明末清初的文人的文学或历史作品变得敏感，被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南宋，对于那时的许多文学和历史作品也做了大量的销毁和删改。这种删改和销毁就是清统治者文化政策的表现。这里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如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被“四库”馆臣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六州歌头》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猩。”“膻猩”犯忌，改为“亦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为“一个半个琱弓”。最让人奇怪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公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公”是他的尊称。这两字都是“仄平”，改动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也与“胡”“戎”“夷”“虏”无关涉。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不够尊重，做惯了奴才的四库馆臣，看着古人那样随便地对待帝王就别扭，所以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
4.屈从与偶尔显现出的抗争
这种文化政策把人们变成侏儒，古人不是侏儒也要把他们裁割成为侏儒。从四库馆臣的表现可见“胡萝卜加大棒”对汉族文人士大夫的奴化还是起了很大作用。如果说由明入清时的文人士大夫许多还是重视气节、这在诗歌散文这种正统文学形式创作中还是表现出反抗力的话，当那一代过渡型文士凋零以后，新的一代也就是清代诗文创作开山的一代如王士稹、施闰章、宋琬、方苞等虽然出身、经历有很大差别，但是他们共同的一面是都是在严酷政治压迫下生长的，又是民族歧视中做官，宋、方二人都蹲过大狱，宋是被民间造反牵连，方是由于戴名世的《南山集》案，都被吓得灵魂出窍过，侥幸生还，噤若寒蝉。他们的胸襟气度是不能和他们的上一代相比的，特别是涉及到华夷之变、满汉问题。谁也不敢说三道四。清代诗文创作流派也很多，如“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仿佛是异彩纷呈，热闹非常，但不论哪个流派，都只是在艺术风格或写作手法上标新立异，他们或倡导空灵轻妙，或表彰黄钟大吕，或逞其辁才小慧，或铺排知识学问，但是都缺少直面现实的勇气。袁枚有诗云：“一代正宗才力弱，望溪文集阮亭诗。”（《论诗绝句》）所谓“才力弱”也包括了人格上的软弱。当然这不只是王士禛、方苞，清代文士与明代相比确实是缺少负气敢言之士。也缺少直斥最高统治者的诗文，这是专制统治加强的结果。
压迫教育了文士们，文士也变得聪明起来，清代很少有像明朝那类不顾生死、强谏于朝的忠臣，因为大多汉族臣工明白自己的身份。乾隆继位不久曾下诏云：“人主君临天下，普天率土，均属一体，无论满人汉人，未尝分别，即远而蒙古番夷，亦并无歧视。”这种官话套话不会在臣工中引起什么反映。但事也有例外，有位初踏入仕途的江南才士杭世骏，他中乾隆元年博学宏词科第五名，授翰林编修，当他由翰林被保举御史时，例试于保和殿，在策文中提出了“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界”，并指出，当今用人还是有些“内满而外汉”的，例子是天下总督都由满人担任，没有一个汉人。这篇策论虽然词气温和，但它不仅触及到民族歧视这个敏感问题，而且戳穿了乾隆的谎言。乾隆大怒，“交刑部，部议儗死”。后来满大臣观保为之说话，才得以罢官回乡。这对杭世骏是不虞之灾，他还有点天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真正的地位。其本心真是希望满汉一体，和衷共济，共同为国。但却触动了这个敏感问题。此次乾隆虽饶他一死，但并没有忘记他，直到二十多年后乾隆南巡，杭世骏接驾，乾隆“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即世骏）返舍，是夕卒。”6龚自珍下笔冷隽，但也可见乾隆为人刻酷寡恩。
处在这种环境之中，清代文士大多不像杭世骏这样天真，他们很知道自己的地位，什么满汉之别，夷夏之辨这个《春秋》上的大题目根本就不要谈。经典上有的不一定都能在现实中讨论。清代《春秋》特别是公羊《春秋》的研究起步晚，自乾隆中期以后孔广森、刘逢禄始，龚自珍师刘逢禄，并有诗云“东南绝学在毗陵”，把《春秋》之学视为“绝学”。可见《春秋》在清朝的地位。
在杭世骏离京时老诗人沈德潜送行诗中有言：“临翁既雨谈墙筑，新妇初婚议灶炊。”（见《送杭堇浦太史》）这两句表现出沈德潜年过七旬的老翁并不糊涂，虽然他此时正得到皇帝的宠眷，但心里明白自己、也包括那些汉族士大夫在满洲当家做主的朝廷是什么地位？正像《韩非子》中讲的那个故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同样的话，皇帝自己可以说，而臣工们不能随便说。虽然满洲立国已有一百年，铁血烽烟好像都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满汉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而形成的那道鸿沟还是赫然存在，皇帝口头上常说满汉已经没有什么不同，鸿沟已经填平，实际上这种念兹在兹的做法本身就说明现实的严酷。沈德潜这些入世深汉族官僚感到了这点，所以处处谨慎小心，他们才能全首领而归（后沈德潜也因为编纂《国朝诗别裁》，死后还受到文字狱的追究）。
由满汉问题延伸出来的是奸忠问题、清代老练的朝臣也很少谈忠奸斗争。因为这很容易与满汉之别挂起钩来，甚至还会波及皇帝，因为在能干的皇帝看来“上有昏君，下才会有奸臣”的，明君在上，洞察一切，下面不会有大奸大恶的，因而不会忠奸斗争。从这个背景出发，清代文学作品在反映忠奸斗争的文学作品较少，这与明代文学形成鲜明的对照。
明诗，乃至明代小说、戏曲描写当代朝政，刻画忠臣前仆后继与奸臣、权宦的搏斗，特别具有感染力量。像严嵩一倒，王世贞的《鸣凤记》马上登台，受到观众的欢迎；魏忠贤垮台，李玉的《清忠谱》在各地演出，激起强烈的共鸣。还有大量反映现实政治的时事小说。清代作家们对于这类题材是回避的。例如乾隆间出现了特大奸臣和珅，他的贪和“奸”比严嵩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倒台也极有戏剧性，可是却不见嘉庆、道光间的小说戏曲描写这件大事，直到清末才在江湖艺人口头在演说“刘罗锅”（刘镛）故事——《君臣斗》中触及到和珅。像清代最著名的的两部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虽然都带有强烈的倾向性的，但吴敬梓把《儒林外史》背景放在明代，而且即使写明代也不涉及当时的朝政；《红楼梦》则是在书的开篇就要作“此地无银三百两”式声明，说本书“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而且“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当然声明不等于事实，但从声明中也可以看到笼罩那一时代作家们心上的阴影。
民族压迫成为文士心中的一个情结，时时会表现出来，这一点我们从吴翌凤所编选的《国朝诗》中可以感受到。这部书编成于嘉庆元年（1796），距文字狱高潮的乾隆四十年代仅有十余年。这部选集中有两个陌生人，一为彭撝选诗四十六首，一为翁绍隆选诗四十九首。选他们诗仅次于清初大诗人吴伟业（五十一首）。彭、翁实际上是钱谦益、屈大均的化名。吴翌凤还为彭、翁编造了字号籍贯，彭“字六吉，浙江常山人”；翁“字骚余，广西临桂人”。如此费尽心机，只是要把钱谦益和屈大均作品选入这个选本。钱谦益是乾隆皇帝最痛恨的明末清初的文人，把他列入《贰臣传》之首，屈大均是清初民族感最强的诗人，在他的诗集中表达对清统治者不满的诗歌比比皆是。他去世后，其遗集两次受到文字狱搜检，他的名字也为当时人所忌，吴冒着身家性命危险，把他们诗编入自己的选本，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目的，那是不可想象的。
5.关于反映社会不公和黑暗的作品
满汉矛盾、民族压迫是清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但它又是最敏感的，文士们大多不敢轻易涉猎的。那么文人士大夫的政治热情怎么能张扬呢？许多正统的文士认为没有家国关怀就算不得读书人。于是，他们把政治热情转移到关注一般的社会不公和民众苦乐上，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就是反映社会阶级矛盾。这在清代反而不太犯忌，因为清统治者奉儒家思想为主导社会意识，儒家所主张的“兴观群怨”之说是这类作品的盾牌。只要不“讪”及皇帝，描写人民苦难、社会黑暗和揭露各级官吏的不法行为、表达人民的以人们的愿望都具有合法性。康熙间一位热衷于写乐府诗的诗人沙张白，他说诗歌应该起到“奖正刺邪，讽谏规箴”的社会作用。应该成为“匹夫匹妇之心声”（见《定峰乐府》）。
清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其中的主流作品——诗歌就是以内容丰富取胜，它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极为广阔，这一点为历代诗歌所不及。咸丰、同治间有位诗人张应昌编了一部大型清诗选名《清诗铎》，选诗五千余首，收录诗人自顺治期间的秦镛、钱澄之起至同治间诗人止，共九百余家。入选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反映社会问题的。编者把入选诗分为一百五十二类。我们从这些“类”的设置上便可以大概知其内容：如如事关政治的有：“总论政术”“善政”“用人”“察吏”“官箴”“大吏”“奉使”“守令”“胥吏差役”“循良歌颂”“酷吏”“清廉”“贪黩”“权奸”“世禄”“仕宦”；事关军事刑狱的：“刑狱”“盗贼”“兵事”“武功”“将帅”“兵卒”“军饷”“军器”“屯田”“边防”“岛夷”“怀远”；事关横征暴敛：“财赋”“米谷”“漕政”“漕船”“海运”“钱法”“盐筴”“关征”“贡献”“丈量”“催科”“税敛”“力役”“科派”“扰累”“捕捉”“捉骡车捉船”；事关社会生产的：“水利”“农政”“田家”“树艺”“蚕桑”“木棉”“纺织”“商贾”“淘金”“采矿”“采铜铅铁”“采石”“采木”“采薪”“采煤炭”“瘠土贫民”；事关社会动乱、百姓疾苦的：“会匪”“捻匪”“棚民客民”“左道”“民变”“弭乱”“流民”“鬻儿女”“鸦片烟”；事关灾变的：“灾荒总”“水灾”“旱灾”“风灾”“雹灾”“雪灾”“雷异”“日食”“地震”“火灾”“虫灾”“捕蝗”“伐蛟”“勘灾查户口”“赈饥平籴”“蠲免”。其它还涉及到各类人等、人品等，这仅仅是各类的名目，至于选入的作品，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更为广泛、更为深入，把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诗作聚集在一起，把已经经过了二百年的清朝涂抹称漆黑一片，像这样选本在历代是不多见的。然而它也没有受到统治者的追究。这部书的依据就是儒家主张。儒家认为由于诗有“兴观群怨”的作用，所以君王应定期到民间采诗。“铎（铃铛的一种）”就是“上之喻下，下之达上”的工具。
诗人在关注和描写社会问题时，注意不卷入民族压迫这个大题目上去。这一点清初诗人就已有所警惕了。例如被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禛誉为“北宋南施”的施润章即使写当时江南民众的抗清斗争和清兵的杀戮，也只是客观地展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写清兵屠戮妇婴的《上留田行》用极简洁的笔墨勾勒出极悲惨的一幕：“里中有啼儿，声声呼阿母。母死血濡衣，犹御怀中乳。”至于凶手为谁，诗中并未点明。施润章还从循吏的立场区描写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告诫各级官吏不要过度剥削，否则老百姓会铤而走险，相聚为盗。这类作品很多如《弹子吟》《竹源坑》《海民行》《牧童吟》等。其后吴嘉纪、沙张白、蒲松龄、郑燮、蒋士诠、张问陶等都有大量描写社会矛盾，但又不触犯忌讳的作品。
清代皇帝平均水平毕竟较历代高，特别是乾隆皇帝，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千古一帝”，他也认为诗歌应能反映民间疾苦。他主持的《唐宋诗醇》，所选六大诗人都是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都由大量的描写社会不公的作品。在选诗时也特别注意“多取其有为之作”（《唐宋诗醇•凡例》）。
对当代的诗人他也如此要求。当老诗人沈德潜退休还乡时乾隆赐诗中有言：“别后诗裁经细检，当前民瘼听频陈。”也就是要他奉旨用诗汇报民情。沈德潜未做官时本来就写过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此时便更卖力一些，但沈德潜还是很会掌握分寸的。有时看来言辞激切，但是大多都是不会违背“圣衷”的。如《制府来》描写两江总督噶礼贪贿无艺，作威作福和最后垮台的诗中虽然写了“破得百家产，博得百家欢”，“但称制府来，小儿不敢哭”。把这位统治两个省区的满洲大员写得穷凶极恶，而最后终究要归结到：“太阳照，冰山倾。黄纸收制府，片刻不得暂停。”坏人倒了，功劳都是皇帝的，它的光辉无所不照！在野的诗人赵执信也曾写过这个题材，噶礼倒台时虽然也是“比来神吏云中落，眼见长蛟被收缚。雪牙血吻人不逢，始得悲愁化为乐”。但在诗的最后留下的不是光明的尾巴：
老翁老翁莫浪语，世事朝晴暮还雨。停歌罢哭无纷纭，看取两家新使君。7
虽然以往的“两使君”是善恶各有报了，但以后“使君”怎么样呢？这不是写给皇帝看的作品，自然就多了一份自由和思考。
沈德潜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对于民间的生活有所了解，写来也很生动。如《晓经平江路》描写灾民流亡，其组诗《百一诗》涉及当时许多政治问题。如吏治问题，苏州松江一带粮赋过重问题，天灾时期的平价粮问题；沿海盐业政策问题，犯罪连坐问题等等。这些多是有感而作，诗中多有诗人自己的抒情形象。如《晓经平江路》中的“此意竟谁陈，气结不能言”所表达的上告无门的悲愤；《百一诗》中所流露的“斯意当语谁？令我忧心病”不能去怀的苦痛；《论苏松丁粮》中的“阊阖一何高，排云听谁叫”所作的呼吁都是感情饱满政治诗。而写给皇帝看的“政治诗”，在“政治”上多了一些安全系数，但在“诗”的成分上就少了许多。如《救饥行为家椒园侍御作》中写道：“方今圣人爱苍赤，普天捐复俾安宅。海疆一角偏受灾，日仄九重抱饥溺。”
二、非主流社会政治行动与通俗文学
1.三教之外的“小说教”
还应该看到，清代是人口激增、欧风东渐、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逐渐解体、游民泛滥时期。清朝康熙五十年为了推行惠民“仁政”，决定自此年之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看来是是“惠民”的政策，一下子打开了滥生的闸门，人口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十九世纪中叶人口增加到四亿（一百多年间翻了四番），每户农民的土地占有量降到十亩以下，而生产率没有多大的提高；向其他经济领域（如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的发展，又受到制度、法律和习俗的限制，于是大批的无地的农民，脱离了宗法、离开了农村的人口，成为了游民。游民生活在生死的边缘，为求生存争发展，他们与主流社会的矛盾十分尖锐。
游民的激增和成熟，游民的组织化过程加剧，各种游民组织活跃，如天地会、哥老会、青帮、红帮、在理会等等。他们在统治阶级力量强大时处于秘密状态，当统治力量式微时，他们逐渐出于地面，处于半公开甚至公开状态，向社会秩序挑战。游民还成为各种秘密宗教的领袖或骨干，这种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秘密教门在清代仅见于档案记载的就有一二百种之多。这些都构成了足以挑战主流秩序的隐性社会。隐性社会人们第一诉求是生存诉求，也就是要吃饭。可是在专制社会中下层社会人们一切主动的诉求都有可能化为政治诉求。因为统治者不允许人们产生主动诉求，一切只能由统治者“给”，如果你“要”就有制造动乱之嫌。因此哪怕是最卑微、最简单、最合理的要求都会演变为政治斗争，而在政治斗争中通俗文艺作品起了很大作用。1
宋代以后对民间有广泛影响的还应是是通俗文艺作品。清代学者钱大昕在为顾炎武的《日知录•重厚》作注时说：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8
这一点清朝统治者也有所认识。早在顺治九年（1652）就正式下令禁止“琐语淫词”。清学者俞正燮在《癸巳存稿•演义小说》中总结说：
其小说之禁，顺治九年题准，琐语淫词，通行严禁。康熙四十八年（1709）六月议准，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地方官严禁。五十三年四月九卿议定，坊肆小说淫词，严查禁绝，板与书尽销毁，违者治罪，印者流，卖者徙。乾隆元年（1736）覆准，淫词秽说，叠架盈箱，列肆租赁，限文到三日销毁；官故纵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辑例，降二级调用。嘉庆七年（1802），禁坊肆不经小说，此后不准再行编造。十五年六月，御史伯依保奏禁《灯草和尚》《如意君传》《浓情快史》《株林野史》《肉蒲团》等。喻旨不得令胥吏等借端坊市纷纷搜查，至有滋扰。十八年（1813）十月，又禁止淫词小说。9
对于《水浒传》这样具有煽动性的通俗文学作品还有专门禁焚的命令。如乾隆十九年（1754）议准饬直隶总督巡抚学政要严禁《水浒传》一书。咸丰元年（1851）七月咸丰皇帝对军机大臣讲，四川、湖南帮会起事是受到《性命圭旨》和《水浒传》的影响说它们“蛊惑愚民，莫此为甚。并著该督抚饬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销毁”（《清文宗圣训》转引自王利器《耐雪堂集》）。清代点名严禁的通俗小说（包括唱本）就有数百种之多，直到清同治、光绪光绪间江湖还曾大规模地严禁小说、唱本。如果说对于诗文等正统的文学形式还有点区别对待的味道的话，那么对于通俗文艺作品清统治者只有打压、禁焚。
2.秘密结社的教科书
从当时统治者角度来看，这样做也不是全无道理，通俗小说广泛影响及其独特的思想意识是与当时的社会动乱和社会运动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水浒传》一类具有游民意识的小说、戏曲很有挑动力。清初建立的反清的秘密会党——天地会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基本上来自三部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说唐》。从“忠义”到“替天行道”，从“桃园三结义”到“梁山聚义”直到通俗小说中的英雄形象都成为敢于造反的好汉们的精神力量。连受到西洋天主教启发而造反起事的太平天国运动也不例外。如施建烈的《纪县城失守克服本末》中就说“伪翼王石达开，故永安州书吏自号小宋公明”（转引自《耐雪堂集》）。
应该说历代被压迫的人们都曾用诗歌表达过他们的愤怒与反抗，其总的说来数量较少，自觉性也不强。而到了清代，文艺几乎成为非主流社会的人们反抗统治者的一种形式。成为增强自己组织的凝聚力工具。例如天地会、捻军、义和团等搞得大规模组织的活动与武装斗争，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戏剧化和文学化的走向。他们的每一次开坛、每一次战斗都是他们所熟悉的一场戏的演出。戏剧与他们造反活动打成一片。突显了普通民众对于通俗文艺作品的迷恋、以及这些作品在他们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这些我们从天地会内部流行的“会簿”一些挤在中就可以看到。他们将自己的交往活动编织成为戏剧色彩很浓的仪式，例如天地会《会簿•问答书》中记载天地会不同组织之间互相联系的情景，其地点应是在香堂：
“将军有请。”“你是何人？”“我乃苏洪光是也。闻得五祖架桥开墟，召集天下英雄。因此奉了高溪天佑洪之命，带了新兵数百万到来。过桥进大洪门，入木杨城，请令定夺。烦二位将军方便。”“可有忠义么？”“人人有忠义，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文韬武略般般俱晓。方敢到来。”“有何为证？”“有诗为证：五湖四海集新丁，过桥起义显威名。万望义兄协辅进，木杨盟誓号雄英。”“既然如此，可向桥下过来。”“将军无令不敢自过。”“有何为证？”“有诗为证。诗点话，诗曰：洪门今日已重开，五房出现祖公来。请令通传同气度，将军把守也无害。太平自有兴明日，洪英聚会显奇才。内进花亭旗色现，盟心义和五湖胎。四海英名如川至，云集源流八面来。文武坚心同韬略，扶持明主坐龙台。”10
下面还有很长的对话写他们互相盘问。天地会的基本群众是游民，他们各地流动，需要互相帮助，但又怕被官府乘机而打入他们的组织，所以他们才要用各种秘密语互相盘诘。这种盘诘越来越模仿通俗小说或戏曲，并把它们仪式化。这一方面借表演以表达意愿从而增进表达的效果；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仪式把会众之间的沟通和交往庄重化、神圣化。试想一个四处流浪、一文不名的游民（他们往往以“草鞋”自喻）出现在如此庄重的场合，仿佛是一双草鞋出现在金碧辉煌的殿堂，他们会作何感想？他们马上便会感到自己价值和重要性，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而这些又都是天地会组织所赋予，那么必然增加会众们对组织的归属感。使他们为是组织的一员而骄傲。
如果说这种仪式偏重于在组织上团结会众的话，《会簿》中还通过充满悲情的创会历史和大量的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政治性很强的民歌作为团结自己的思想武器，用以打击敌人和凝聚会众，这些是很有特色的天地会文学。
会簿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创会史——西鲁神话。这个神话的主要情节是：天地会的“小主”是崇祯皇帝之后，李自成破北京后西宫娘娘李神妃跑了出来，生下“小主”，这有天水冲出的“刘伯温碑记”为证。康熙间有“西鲁番”作乱，朝廷出榜文，招揽天下能破敌英雄，少林寺有僧人一百二十八人揭榜，他们不要朝廷一兵一卒，出征西鲁，得胜还朝，不受官职仍然回寺修道。后来他们被朝中奸臣陷害，派兵围剿少林寺，寺中僧人大多牺牲，只有十八人逃出。他们跑到海石连天之地，海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香炉底有“兴明绝清”四字。众人取此香炉盟誓，师尊为万提起，法号云龙，与兄弟再集达一百零七人，结拜时又有一少年亦来聚义，当天结义，指洪为姓，歃血拜盟，尊万云龙为大哥，与清兵交战，万大哥牺牲，被葬在高溪庙。“小主”后来流落福建，生五子，分为五房，分别在浙江、福建、广东、云南、四川。
这个“神话”有许多不通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有两个主题是十分清楚的：一辅助前朝遗孤恢复祖宗基业；二是少林僧人忠于清室，建立功勋，而清室反而任由奸臣陷害忠臣，只剩五人，他们为了复仇走上反抗道路。这就是天地会产生的缘由。这两个主题虽然有些现实依据，但只是一些影子，其细节和神话部分却是从通俗小说借鉴来的。第一个主题与《说唐》系列的《反唐演义传》中的太子遇难的故事十分类似；外敌入侵时忠臣负担起保国保民的任务，而奸臣不仅时时掣肘，而且陷害忠臣，这第二主题也是通俗文艺作品的重要主题，如杨家将的故事、胡家将的故事、《精忠说岳》等都是以此为主题的。就是《水浒传》的故事中也包含这一层含义。其它如张榜招贤，英雄结拜，群英聚义，上天示警等等都是通俗小说中常常出现的情节。后来，“西鲁神话”越来越从流行通俗小说或戏曲中截取故事以充塞自己，越晚出的“会簿”中人物形象越多，情节更曲折、内容更丰富。到了清末民初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西鲁神话就成为长达数万字一篇中篇小说的。
“西鲁神话”是天地会文学的总主题，这个主题也就是要用武力推翻清政权——反清复明。天地会众多的戏剧性很强的仪式的对白台词、天地会内部流行的民歌大多是离不开“西鲁神话”这个主题的。每到天地会众聚在一起的时候，人们都要讲述这个充满悲情的故事，以增加本会的凝聚力，把仇恨集中到清统治者身上。
天地会内部流行的诗歌，数目很多，没有准确的统计，因为很多旨在口头流传。如果只统计写在会簿上，也在超过千首以上。大约可分为《根由歌》（讲本会历史）《手足歌》（讲“天下英雄访英雄”故事）《拜会歌》（入会仪式上的歌）《英雄歌》（表现自己英雄豪气的歌）《战斗歌》《问答歌》《各省起义歌》等。会众们在闯荡江湖，四处奔走时，这些民歌就是他们互相联系的手段之一。就从用途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从内容上说它更是充满了英雄豪情，矛头是针对清统治者的。举《三点革命歌》为例：
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势锐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11
这种风气对近百年来的民间的武装反抗活动很有影响，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革命歌曲与之也有血缘关系。
3.招诱游民的侠义小说
非主流社会酝酿出的不一定都是与清统治者对抗的政治力量，因为其主体游民历来就是以生存诉求为第一位的，可以为任何政治力量驱使。游民的秘密组织有时也会背离他们最初的政治目的——“反清复明”，为清统治者所用。以漕运船工为主体的青帮就是这样。
清中叶以后内忧外患，动乱日益增多，清廷的主要武装力量——八旗兵已经腐败，在各地团练（如湘军、淮军）武装力量兴起过程吸纳了大量游民，许多游民也借此建立军功，发迹变泰，引起游民以及城市中下层民众（特别是一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旗人）歆羡，于是，通俗文艺作品中也就出现了这一类作品。这类文艺作品往往是有利于清统治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中说：
清初，流寇悉平，遗民未忘故君，虽渐念草泽英雄之为明宣力者，故陈忱作《后水浒传》，则使李俊去国而王于暹罗。历康熙至乾隆百三十余年，威力广被，人民慑服，即士人亦无贰心，故道光时俞万春作《结水浒传》（即《荡寇志》），则使一百八人无一幸免，然此尚为僚佐之见也。《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也仅其外貌，而非精神。时去明亡已久远，说书之地又为北京，其先又屡平内乱，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歆羡，故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荣宠，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然当是于此等书，则以为“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终逢吉庇，报应分明，昭彰不爽，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三侠五义》及《永庆升平》序）云。12
鲁迅所指是北京的情况。随着满清统治时日长久，长期的专制压迫和奴化教育，当下层社会（包括漂泊于城镇的游民）人们的生存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发达的希望寄托在为统治者效力上。这在文艺上的反映就是以“发迹变泰”为题材的作品大量出现。我们如果巡视一下清中叶以后通俗小说市场、评书市场和花部的戏曲舞台，可以发现它们都是被这类作品充斥着。《三侠五义》还不够，又改成《七侠五义》。因为受到社会的欢迎于是又有《小五义》《续小五义》《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三侠》这些多是叙述侠义之士平叛除盗，而中间必有一个名臣大僚总领一切，所谓侠士不过是走狗而已。此外还有从公案小说加侠义小说而形成的《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于公案》等系列小说在破案中也连带写追随清官的侠士，也由于立功受奖，得以改换门庭，发迹变泰。这些作品长达数十集，如果由评书艺人演说每部都要说上一年半载。鲁迅说它们“大抵千篇一律，语多不通”（《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像《永庆升平》这类皇帝微服私访，了解民情，清除民间匪类，给侠士以支持，民间侠士也由此一步登天的评书在北京内城演出特别受欢迎，很有市场，因为内城住的都是旗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当生活的实际断绝了他们发展的希望时，他们要用虚幻的希望麻醉自己。
三、“异邦”的新声促进了文学功能的自觉
1.千年未有之奇变
历朝历代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大多没有超出汉语文化圈，而清代不同了，它面临是千年未有之奇变，其原因就是过去根本不知道的外部世界，现在代有海盗色彩的洋商来到了家门口，甚至争先恐后地要登堂入室。先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后是英吉利、法兰西等；面对这种新情况，当满清统治者还有力量，自信可以把这些异类拒之于国门之外的时候，他们坚决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与西洋人打交道、禁止基督教传教、限制经济交流；当国门被洋人以船坚炮利撞击开的时候，清统治者惊慌失措，不能适应新情况，处置不利，对外战争一次次失利。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得封建的、落后的、封闭的中国一步步地殖民地化。宗法制度日益瓦解，传统的社会形态逐渐崩溃，中国也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历史学家们最爱批评清统治者的“卖国罪行”，其实他们更大的罪过是误国。他们没有丝毫的近代的的政治知识和外交知识，而且以最高文明自居，坚决不肯学习（后来想学为时已晚），因为愚蠢与不学给中国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卖国”。
现在被许多清史学家所艳称“康雍乾盛世”，恰恰就是欧美大变革的时代，西方近代史上重大变革（例如英国的“光荣的革命”的发生，“政党内阁”的出现，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俄国彼得大帝改革等）几乎都发生在“康雍乾”这一百三四十年中。
清中叶以后，清廷衰落，列强入侵，国家民族的危机使得统治者控制力减弱，他们忙于应付重大的政治变故，对文化的管制相对失控，他们很难对文学进行全面控制了。特别对那些流亡海外革命派或维新派人士更是鞭长莫及，因此，这时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进步人士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也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局面。
民族危机促使文人士大夫进一步觉醒更加努力地寻求解救之道，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进步文士大多意识到中国的落后首先表现在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的落后，而不仅仅是在船坚炮利、声光化电上与欧美有差距。传统文学观念除了“兴观群怨”“传道授业”以外就是“吟风月，弄花草”“模山范水”，于是寻求救国真理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文学艺术也勇敢、破除传统观念、输入新观念。这些传统观念中在当时的进步人士看来虽然包含着一定“有用”的因素，如“兴观群怨”中所蕴含的教化功能和那些“传道”“授业”之中对封建专制统治所起支撑功能，但是它们都是对统治者有用，于民于国，无丝毫益处。这些都在先进士人们扫荡之列。当时王韬、梁启超、章太炎在海内外办报纸、写小册子，大声疾呼呼吁：“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目的就是要“新民”、要救国。因此当时人们倡导的“新文章（包括白话体的文章）”“新诗歌”“新小说”一开始就与当时的进步政治结合起来。虽然这些被清统治者、守旧人士视为“洪水猛兽”，但是由于其来势之猛和统治者衰落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到了清朝末年，这种倾向更为强烈。它使得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更为直接。可以说这个时期文学是自觉为政治服务的时期。而此时改良派注意社会变革时期的民众思想的启蒙问题（革命派反而不太关注用革命的思想意识影响民众），把培养民众新的思想意识，作为他们社会改良的一部分。梁启超要将文学作根本的改革，使之能够为其改良维新政治目的服务。革命派虽然一头扎在革命里，视诗文为小道，不太重视文学，但是从血管流出的都是血，他们作品的政治性更强。
在小说方面，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受到日本流行的“政治小说”的影响，重视小说，提高小说的地位。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高度评价通俗小说在民众中作用，甚至认为过去的小说是“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认为民间的“状元宰相之思想”“才子佳人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兔之思想”都来自通俗小说。因此，他认为要“新民”、要改造国民性，要启蒙，必须从改造小说起。他呼吁进步的文人要创作能够体现“新道德”“新政治”“新风俗”“新人格”的“新小说”。这是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那么什么是“新小说”呢？
2.作为政治理念传声筒的“政治小说”
梁启超在去往日本的船上曾读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他认为这就是在中国应该提倡的“政治小说”。于是他不仅翻译这部日本小说，在维新派的机关报《清议报》上连载，而且梁启超现身说法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
《新中国未来记》以倒叙手法写2062（应为1962）年新中国维新五十年后的情景，经过了政治变革和经济建设之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做着把维新之后中国的美景展示给读者看，目的就是指出维新改革才是中国的出路。这部小说中多议论其中有辩论、有演讲。这些种议论虽非小说正体，但是由于其中充满了激情，所议论的又是当时读者所关注的问题，因此，还是有感染力的。作者公开表明他是想通过小说“发表政见，商榷国计”，所以在小说中大量引入“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这种直接的政治宣传成为当时许多爱国志士写作小说时所采取的手段。
1902年至1905年之间，出现了多种只是政治宣传号筒的“小说”。如陈天华的《狮子吼》、颐琐的《黄绣球》等。这些小说都有极强的现实性、时事性，甚至许多人物形象的设置（特别是正面人物）都有影射。这种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虽然现在看来有些狭隘，实际上它确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所强调的功用性，与欧美新传来的社会科学理论简单结合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它主导着二十世纪文艺理论。强调写作“政治小说”的小说作品虽不是很成功，但是在这种理论推动下出现的小说创作热潮那是历史上哪个时代也无法比拟的。
据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中统计自鸦片战争以来即道光二十年（1840）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这一阶段共出版白话通俗小说133部，每年平均2部多一点。从光绪二十七年到宣统三年（1911）在清代最后十年中，出版了528部白话通俗小说，每年五十部多一些。如果是前六十年中所创作小说除了江南文士写的一些酸味十足的“才子佳人”小说外，大多还是江湖艺人写的侠义小说。而最后十年里则出现了大量新主题、新体裁的通俗小说，而其作者则是进步知识分子（维新派、革命派都有）。虽然它们创作的小说在艺术上不太成功，但在政治倒是有某种程度的成功，作者宣讲的一些政治理念，例如清朝不应再存在下去的理念还是大大深入人心的，所以辛亥革命才那么轻易地获得了成功。
那时在国内真正影响大的是谴责小说，如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宝嘉之《官场现形记》刘鹗之《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等。这些作品好像没有宣传什么，作者们仿佛只是在津津乐道当时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实际上，这些作者仿佛为那些政治小说的作者提供了政治宣传的实例。这些作品不是像某些论者所说的是在消解着进步人士的政治宣传，而是与它们互相配合把清末政治定位在黑暗腐败、万劫不复的位置上。
注释：
1 方文《涂山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
2 ,胡寄光《中国文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P117
3 鲁迅《且介亭杂文•隔膜》（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卷六1956年版）
4 皆见《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5 见《清实录•高宗实录》（转引自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中国禁书大观》P117
6 《龚自珍全集•杭大宗逸事状》(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P161
7 《饴山诗集•两使君》(光绪乙酉重刊本)。
8 《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9转引自王利器《耐雪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P39
10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岳麓书社1986年版）P235
11 《天地会文献录》（正中书局1943年版）P6
12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卷九）P3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