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废科举，兴学校”以来，学校按照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批量地制造着现代知识分子（科举时代的“文士”是按照手工业方式制造的），而现代工业、企业发展及其对知识分子的吸纳能力，却没有像知识分子增长得那么快，因此，几乎与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产生的同时就有了知识分子相对过剩问题。不过这在二十世纪初，能读书的，起码也是家道小康，过剩的人士没饭吃的现象尚不太严重。直到二十年代以后这个问题才日渐突显了起来，后来，毕业就是失业成为反抗当时政权的一个口号。

解放后，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每个知识人都有了个单位，那些没有或失去了单位的，等待他的除了下放农村以外就是“劳动教养”（五十年代，初设劳动教养制度时本来是安排无业游民的）。六十年代末，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使得一些没有下乡、或下乡以后自动返城的知识青年成了无正式工作、无稳定收入、甚至无户口的边缘人。

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松动，知识人依附一定单位的现象有所改变，有些“知识人”在城市中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奋斗，从而脱离了对某个单位依附，他们脱离了主流社会，于是便成为城市中的“边缘知识人”。对于这个群体，一些报告文学的作者注意到了，并写入自己的作品如吴文光的《江湖报告》，老威的《中国底层访谈录》等，然而很少有学者对这个群体思想倾向和社会如何引导边缘知识人等问题发表意见。萧功秦先生的《当代都市中的边缘知识人》是我看到第一篇提出并探讨这些问题的文章，读了之后，颇受启发。

边缘知识人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意识也与宋代活跃于城乡之间的游民知识分子类似。他们走出或被抛出宗法网络，独自进入城市，靠着他们的技艺和文化知识谋生。由于宋代城市的变迁及商业的繁荣，有了比以前城市大许多倍的容纳力，城市市民的文化需求促进了通俗文艺作品发展与繁荣，这些游民知识人就成为第一代江湖艺人。他们的生活条件与个人经历十分接近游民，江湖艺人就成为游民意识的表达者和游民文化的创造者（详见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游民与宗法人生活条件不同、经历差异更大，自然会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独立的诉求，宋代与宋代以后各种暴力型的社会运动是与这个阶层密切相关的。统治者知道这个群体的社会作用，但是拿不出有效办法处理这个问题。通常是把他们赶回土地上去，即所谓“驱游民”。

当前边缘知识人数量还不是很多，热衷自我实现，他们的追求主要表现在文艺领域。现今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能力与古代也有了根本的不同，因此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困难。过去把所有知识分子全部包下来，把每个知识人都纳入一个单位的做法也不一定合适。从好的一面说，它使社会安定，从负面看，它大大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这样做已经不可能了。而且有些“过剩”的知识人，可以促进人才流动，对文化单位体制的改革也是有好处的，要发挥其正面作用，关键是有相应的政策或法律的保证。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扩大社会保障制度，使他们的基本生活有所保障。政府或社会也应建立专门资助边缘知识人基金，使他们从事的有益于社会的艺术活动得以开展。当然，开放的社会还可以为边缘知识人做许多事，这些我同意萧先生的意见。

令人难以苟同的是萧先生认为近几年来鼓噪一时的“激进的民粹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与这个群体有关（当然萧文中说得比较婉转，只说对他们有“吸引力”）。当前的边缘知识人，基本上是活跃在文艺领域，目前，他们的诉求主要表现在个人的发展上。虽然前几年的说“不”的那本书（那是在日本狂热民族主义者启发下出笼的作品），听说有边缘知识人的参与操作，但总的来说，他们的关怀不在政治领域，极端思想的倡导和泛滥也与这个群体无关。那些“激进”“极端”倡导者恰恰都是主流社会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些缺少社会责任感的青年才俊，他们大多是学者，教授或高级研究人员，面对国际国内一些社会问题，他们不是平心静气、负责任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是像鲁迅批评创造社时所说采取的“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出语惊人，发表一些极端主义的意见，大有扫荡一切之志（与阿Q的“革他妈妈的命”气概类似）。这种风气当然不是现在才有的。近百年来，随着游民的增多游民文化影响到非游民阶层，在游民社会化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游民化的问题（鲁迅所写的阿Ｑ是典型的游民，而阿Ｑ精神却带有国民性就是个确证），不属于游民阶层的人也受到游民的影响。游民文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传统文化中的非规范的一面推到极端。受到游民意识影响的知识人在近现代史负面作用也是很明显的，民初就有一批空手练空拳的知识分子，穿梭于军阀豪门之间，在为军阀豪门出谋划策的同时，争得一些自己的利益。鲁迅说那些包围“猛人”的亲信即属此类，他们爱发表极左或极右的意见，总之以惊警动人才好，因为这样才能耸动听者。那些军阀豪门有见识者少，易为外界左右者多，所以包围者的意见也常被采纳，民初时期，军阀之间，你去我来，而招数大体相同，其原因就在于背后的出招者就是那一些人。鲁迅甚至想写一篇《包围新论》，来分析这些人。这类知识人的政治主张不断地变更，而且变化的原因又无迹可求。政治主张完全成为追求个人利益的工具。鲁迅很形象地描绘他们“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上海文坛之一瞥》）。这些人某个时期占了上风，这个时期的老百姓就要遭受苦难，稍微年龄大一些的都有切身感受。二十世纪宗教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都曾上台表演过，结果如何，历史似乎已经作了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