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号“灌茶家”

最近两个发生在印尼的事件，引发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印尼本国。这个全球穆斯林信徒最多，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枢纽的“万岛之国”，从来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害部位。这两个事件涉及到其社会演变的敏感趋势，而这类民间社会趋势又必然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的变化。

两个事件的含义相同

第一件事是今年5月上旬该国雅加达特区省长钟万学被判刑2年，罪名是亵渎伊斯兰教义。他的双重“少数者”身份是惹火上身的要素：既是华人，又是基督徒。另一件事是今年8月中旬该国东爪哇省首府附近的华人社区刚刚建立起来的一座关公塑像，招致一些穆斯林团体的抗议，他们要求立即拆除它，否则就自己动手毁掉它。

第一件事的宗教和种族动机不言自明，第二件事的宗教和种族色彩则不是明摆在台面上，指控方并没有直接援引教义冲突的缘由，而是说关公在历史上没有对印尼作出过任何贡献，因此华人社区没资格立关公像于公众场合。其实往内里看，抗议者此举还是出于宗教和种族的对立情绪。在他们眼里，关公塑像不是在彰显一位古代汉人忠义双全的大将，而是属于“异教偶像崇拜”，这在伊斯兰保守教义中是犯大禁忌的。笔者上世纪末在中国连接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沿途考察时，一再对西域古代佛教文化传入中原过程中留下的那么多珍贵的塑像和画像被毁去了头部或脸面愤愤不已，绝大多数损毁都是归于后来的伊斯兰教徒不能容忍“异教偶像崇拜”而动手干的。

上述两个事件在国际政策分析界招致密切关注，既是因为印尼“表现尚好”的微妙背景；也是因为该国“表现尚好”所立足的基石还不那么牢靠。印尼的立国起点最能凸显这一矛盾，并且这仍然是延续的状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占领了荷兰殖民地南洋群岛，那时代还不能称这一大片岛屿组成的区域为一个“民族国家”（The nation-state，又译为“族国”），因为几个最主要的岛屿分别被不同的苏丹王族掌控着，各自为政。到了1944年尾，日本战败的前景已经确然。在盟军即将打过来的前夕，精于算计的日军当局——确实是精于算计，事后日本在印尼的受认可程度远高于荷兰——于是同意提前让印尼独立，在1945年3月1日成立了印尼独立准备调查委员会。早些年，日本正是以“把亚洲从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诱人口号下，出兵占领东南亚的。

立国的政治哲学基石

就是在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闭幕日上，委员会成员苏加诺（不久他成为独立后的印尼共和国首任总统，笔者在印尼收集了他的一些极具特色的照片）发表了著名的建国理想的演讲，提出了Pantja Sila 即“建国五原理”。

第一条是民族主义，核心是上天“所赐予的全部海岛，在两大陆（丁按：指亚洲和澳洲）与两大洋之间形成的统一体，它是我们的祖国”，绝不允许各个主要岛屿分离独立。第二条是国际主义，“我们千万不可说，印尼民族（丁按：指构成人口大多数的族群，不包括华人白人和有些离岛的原住民）是最好的和最完满的，而别的民族却不值得一谈。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也。”第三条是“同意原理”或“代表制原理”，各个主要族群和教派，应该以其在总人口里所占的比例选出代表，分享代议制的参政权利。由他们组成的“人民代表制的议会”里，各派别努力工作、据理争论，以让他人口服心服，接受其章程或议案，“这才是公道”。第四条是安乐即民生保障，“不仅是政治的平等，经济领域里也必须创造平等。一切人民都有安乐。”第五条是信仰自由的原理：“以完美的德性信神，互相尊敬地信神”。所有的次文化群、各个部落和个人均有选择信仰的自由，互不仇视，互相友爱（以上珍贵史料，来自归国抗战的南洋华侨马树礼送给笔者的他早年的经典著述：《印尼独立运动史》，台北：海外出版社，1966年再版，第89-93页）。

“建国五原理”在那个时代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大潮中，是闪亮的明珠，它体现了一个包容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信仰的和谐共存框架。如果把它放在所有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谱系里作比较，更显得优异突出。虽然穆斯林信徒占印尼人口的85%左右，但该国领袖们并没有采取政教合一的国体，而是定位成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因此，印尼在长时间里，被国际社会视作一个有示范价值的实例——穆斯林社区，并不是一概易受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更不用说恐怖主义的误导操纵。只要国家的领导系统和社会的精英阶层坚持求同存异的温和持平道路，穆斯林信徒为主的国家也一样能够维持内部的和平有序、致力于现代化发展，同时成为国际社会的和谐成员。

历经几次大风暴还留存的纲领

苏加诺提出的“建国五原理”遇到过几次巨大风暴，一次是1960年代中期的印尼政局动荡，军人独裁者上台；一次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军人独裁者下台。这两次大风暴中，虽然先是苏加诺本人被剥夺了实权，苏哈托当政，30年后苏哈托被取而代之，但“建国五原理”的正统地位却还是维系不变，挺立至今。2001年“9-11恐袭”之后，国际社会非常担忧印尼会不会受到这一波极端主义狂风的席卷，尽管也发生过多起血腥恐袭事件，幸好该国没有变得像中亚西亚几个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那样天翻地覆。

每遇到有如上述的大风暴，国际政策分析界就提心吊胆地盯着印尼，这不难理解（Chietigj Bajpaee, “Growing Extremism as a Source of Strategic Instability in Asia”, Interpreter Weekly Digest, 10 August 2017, Canberra: The Lowy Institute）。印尼是一个具有2亿多穆斯林信徒的国家。这个万岛之国有人居住的岛屿几百个，许多远距离的岛屿居民在种族、方言和教派方面差别极大，假如他们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然后这些岛屿又被恐怖主义组织利用作为绑架、海盗、贩毒、走私武器和人口的基地，就像菲律宾南部的几个岛屿一样（眼下那里还在打仗），每年惹发的血腥事件会有多少？这几百个主要岛屿横跨两大陆和两大洋之间，假如陷入常年动乱，对全球经贸网络（也即“海上丝绸之路”的扩展升级版）的影响将有多大？印尼作为东盟最大的成员国若是乱了套，东南亚就无法平稳经营。

所以，国际政策分析界非常担忧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对印尼的渗透，一有迹象，便评估其蕴含的政经风险。对于本文开头提及的第一个事件，分析家的点评有：“Usman Hamid认为，在印尼，宗派主义扩张、伊斯兰教强硬派的势力越来越强，破坏了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钟万学的言论是有些激进，但这不意味着他该被关起来。他不像印尼许多官员那样贪污腐败、窃取国家财产”（摘自Washington Post 2017年5月10日评论）。

对于第二个事件，印尼总统府幕僚长Teten Masduki表示，印尼社会已经出现价值观的改变，譬如在包容和尊重差异方面。以前有很多事情都不成问题，虽然彼此有差异，但日常生活中不同观念的人都能够和谐相处。他强调，面对此事，国家不可以保持沉默，若有人破坏关公塑像，就必须绳之以法，政府不会向抗议该塑像的压力屈服。他呼吁，灌输包容的价值观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民众也应该参与其中，必须从各个阶层做起，由家庭、校园、社团、政党直至国家机构（摘自The Malay Mail 2017年8月11日评论）。

政府高层的危机意识

印尼总统佐科本人对社会的负面趋势透露的信号同样高度关注，他多次强调要保护作为国策的“多样性中的统一”。现届政府表现出对某些局势的必要危机意识，于今年5月8日宣布一个主张“按照伊斯兰法建设国家”的团体非法；若是依此主张，就把印尼转变成政教合一的国体了（《日本经济新闻》2017年5月10日报道）。

在所有这些有争议的事件中，追根溯源，是否继续坚持“建国五原理“乃是关键所在。虽然提出者苏加诺后来的许多做法及施政效果受到多方批评，但这个框架乃是印尼成为统一的现代国家的粘合剂。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不断试图取而代之，较量的双方皆心知肚明。笔者记得，和总统佐科是盟友关系的钟万学在判决前的选举活动中，竞选口号正是“建国五原理”中的“求同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