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皇帝是特别爱被文人谈起的话题。虽然也有不少歌颂皇帝，谴责自己的“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类的文字；但更多还是嘲笑侮弄皇帝的。战国时期，孟子谈到殷纣王，直斥为“独夫纣”。睢景臣在《高祖还乡》中对于农村痞子出身的刘邦的流氓作风刻画的淋漓尽致。有人说这是挑战皇权；实际上是皇帝在中国人心中历来就缺少神圣感，谁都可以拿皇帝来开开玩笑。明清两代的笑话里也有许多与皇帝有关的，有的一直流行到现在，而且有明显的类型化倾向。例如许多以乞丐或农民幻想当了皇帝将如何如何之类的笑话就很多。这里举两例。有个花子早上起来肚子咕咕直叫，远处传来炸油条、烙烧饼的香味。他想，我要是做了皇帝，一边是炸油条的，一边是烙烧饼的，我一口一根油条，一口一个烧饼。有个老农，早上起来拾粪，看着自己粪杈已经磨得很短了。他忽然想到，要是我做了皇帝一定打个金粪杈。这样的笑话我们不用分析它是讽刺谁的，但就他们身份与幻想不协调本身是不是在解构着皇帝的神圣？皇帝那个高踞于彩云之端的半神半人之物，居然也是乞丐、农夫头脑中可以企及的了。
不过在有皇帝的时代谈论皇帝是危险的，下笔稍有不慎，事涉大不敬，那就不是个人掉脑袋的问题，“大不敬”罪在“十恶”，那是要株连家属的。朱元璋登基后，微服私访，听见人称皇帝为“老头子”，十分生气，对旁边的侍从说，张士诚在苏州一带割据了十来年，至今，人们尚称他为“张王”，我做了皇帝了，这些刁民还称我为“老头子”，为此杀了许多在这一地区居住的平民。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杜重远写了《闲话皇帝》，这时帝制已经取消了二十余年，不必担心皇帝找麻烦了，谁料得得罪了东洋皇帝，该国已“妨害邦交”向中国政府抗议，中国的法院也只好判杜重远一年零二个月的徒刑。天皇余威，飘洋过海，远播中国，这可能是作者没有想到的。
一、从《水浒传》的“不反皇帝”谈起
这篇《说皇帝》是由研究《水浒传》问题开始的。梁山好汉在大团圆、排座次以后热衷于招安做官，这一点使颇为有造反精神的现代人不满，他们评价《水浒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鲁迅先生就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
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流氓的变迁》）
毛泽东也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又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人民日报》1975年９月４日）这些意见在1975年下半年到1976年上半年期间宣传得热火朝天，那时把不敢反宋代皇帝、更不愿替代宋徽宗做皇帝、从而力主招安的宋江，打成了现实中的反面教员。当然这是政治运动，这些只是话头，不必认真对待，但是这种批评也引起我一些想法。
我想难道宋江如果真的打到汴京，“夺了鸟位”，做了皇帝就不是“叛徒”，而是“革命派”了吗？看来也不是，例如后来的朱元璋真正做了皇帝，历史教科书不也说他“背叛了农民”，登基做了皇帝，成为地主阶级的的“代表”了吗？从这里我发现了史学界评述农民武装斗争史的一个秘密：第一：一切农民武装斗争（一般的史学家只要看到史书记载有“盗”或“贼”，马上称之为农民起义，严谨的史学家还做些分析）都是正义的，而且是正义之师，保护老百姓，并为老百姓报仇，大批屠戮地主恶霸，这是“农民起义”之所以能够推动历史进步的关键所在；第二，“农民起义”的领袖自然是人民的代表，是历史上的伟人，他们做了烈士，更加证明了他们人格的高尚；第三，如果“农民起义”取得了胜利，改朝换代，那么，其领袖必定是投降了地主阶级。这些几乎成为那时论述农民武装斗争的基本原则，但是他们陷入矛盾而不自觉。
话扯远了，再回到皇帝问题。毛泽东的意见的前题是：他把“农民起义”领袖反皇帝和领袖“想做皇帝”看作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奋斗目标和具有高尚的政治品质的表现。把想“做皇帝”看成了不起进步思想。只有这样才值得歌颂，这种理论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实际上中国两千年来各种各样人等争做皇帝的还少吗？梁启超说二十四史是一部“相斫书”，实际上，它也是一部各路“英雄好汉”争作皇帝史。“相斫”就是互相兵戎相见，争做皇帝，争到了就是皇帝，没争到就是贼寇。清末民初苏北桃源有位学者名张相文，他写了两卷的《帝贼谱》。这部著作是根据历史上所记载的“帝王”和“盗贼”起事的事迹合为一编。在序中作者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帝王之号，原不足恃”。他认为凡是敢于争夺天下者都属于“有才有器”之人。这些或者已经做了皇帝，或者“自号为帝”，大家都是就奔着皇帝这个目标去的。这些“帝贼”，也就是“真假皇帝”，张相文就收罗了七百余人，可见历代争做皇帝的人之多。还有许多没有造反、不敢造反的人们，但在内心隐蔽之处也有个做皇帝的梦，争做皇帝真是太多了，可以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我还看过一位出身农村的青年剖析自己皇帝梦的文章，他说许多青年都有“伟人梦”，而“伟人梦与天子意识狼狈为奸，互相催化”，孳生出天降大任，拯救天下，做“真龙天子”的狂想。这是与其他一些民族、国家不同的。
一位同事从日本游学回来，谈到日本民俗时说到，他曾向日本学者问过，日本人有没有想当天皇的？那位日本朋友很惊讶，说那怎么可能呢？天皇是神啊。这个回答使我们这些了解中国传统民风民情的人感到很惊讶，因为这种意识正与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想法相反，日本人真是缺乏造反精神啊。
二、中国人的皇帝情结
自秦始皇发明了“皇帝”这个词以后，仿佛它在人们心目中有着极崇高的地位，似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说到某个具体的皇帝不能形诸于口头笔下，皇宫中各种各样的巧妙的称呼，以避免直接说到“皇帝”。皇帝的通称是“陛下”，皇帝自称为“朕”，专用的东西要加上“御”字，“御膳”“御妻”之类；对于负面事物，还有一些遮丑的词汇如御敌不力，逃跑了叫“蒙尘”“巡狩”，死了叫“山陵崩”等；甚至用言语冒犯到皇帝就是犯罪，而且在律条上还创造了一个词，称为“指斥乘舆”，都不敢明白地把这条“罪行”说成是“指斥皇帝”。可见其地位神圣与尊崇。
可是与“皇帝”取得到极其尊崇的地位的同时，它也成为各个阶层的人们追逐的目标。秦末陈涉吴广起兵反秦，陈涉就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来鼓励造反者，陈涉本人的目标就是做皇帝（这从他不尊奉楚国之后就可以得知）。项羽、刘邦看到秦始皇的威风和气派，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陈涉是贫雇农，项羽是没落贵族，刘邦是接近游民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想当皇帝，真是无师自通、不学而能。这种皇帝情结当然不只是他们三个人的，只要天下出现乱象，起兵争帝者便大有人在。
五胡十六国期间有件真事。据《资治通鉴》卷113所记，建平四年（403）南燕慕容德统治的泰山地区，有个叫王始的起事造反，聚众数万，自称为太平皇帝，置署公卿百官，封其父为太上皇，其弟为征东王，征西王。但很快他就失败了，被俘虏，斩于市。在行刑时，看热闹的见只有王始和他的妻子，还觉得不过瘾，就问：“造反是要杀全家的，你的父亲兄弟呢？王始回答说：“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征西被乱兵所杀，我虽然没死，现在还有什么指望呢？”其妻赵氏听了十分生气：“就是你那张破嘴，老爱胡说，要不我们怎么会到这种地步？”王始回答：“皇后不懂天命，自古至今，哪有不亡之国？”才做了几天皇帝？对皇帝身份的认同感简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可惜的是，他的力量不够，否则谁能说他错呢？
每到乱世都会出现大批的逐鹿者，在不断的征战杀戮中，更强者胜出，逐渐被当时和以后的历史承认。东汉末，天下大乱，曹操以武力平定北方，他就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这是老实话，但是他还是没有亲自篡汉做皇帝，把这个辉煌留给了儿子曹丕。
皇帝的情节不仅出现在乱世，天下无事之时，想做皇帝的野心家也不能说没有。那些有可能逐鹿天下的人物有“帝王思想”，有“做皇帝”的野心，还情有可原。因为历史毕竟给了他机会，不管这个机会有多么小。可悲的是那些生活中的失落者，或是因为痴呆愚昧，或是由于狂妄无知，或是被他人利用也会生出“做皇帝”的幻想。他们更让人感到可笑和可悲。
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第八十回就写一个算命的骗子，为了从一个富翁那里骗钱，谎称他的女儿有正宫娘娘的命，将来要嫁给皇帝。为了要圆上这个谎，骗子在大街上找了一个有些愚昧痴呆的樵夫，说他将来要当皇帝，在这个骗子花言巧语地说服下，樵夫居然相信自己有当皇帝的命，也自然而然地称孤道寡起来，在富翁的后花园里关起门来做皇帝，并以为自己是真皇帝了，直到被抓起来为止。
最近出版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中也写了一个关在狱中的“皇帝”曾应龙。这个人想“做皇帝”，犯了颠覆罪、反革命罪，政府念其愚，只判他无期徒刑。虽然他以性格乐观、服从管理，警察、犯人都对他印象不错，但是他的“做皇帝”的思想意识没有什么改变，仍然自称“真龙天子”，张口“朕”，闭口“口谕”，说自己的过去是“顺应天命，回乡登基”建国“大有”，可笑又可悲。听从事公安工作的人们说，解放以来像这样人物并非绝无仅有，而是年年都要出几起类的事件。都到二十一世纪，帝制被推翻近一百年了，做皇帝的意识仍然没有从许多人的头脑中退去。只要看一下荧屏银幕就可以感觉到，大辫子满台跑，满清入关后的十位皇帝轮流上，从创作者对他们的美化和观众对这些剧目的欢迎可见人们对于帝王威势的崇拜和羡慕。
三、帝情结来源
为什么中国能够形成皇帝情结，而且至今还不能完全消退？大家感到很奇怪，其实，这反映了人性中对权力的渴望，权利平等的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社会上存在权利不平等，人性中想要追求最高权力的渴望就不可遏制。这如同排队顺序上车一样，这种排队制度建立不起来，就不能制止上车时的争抢。
1.皇帝的权力
中国的皇帝大约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因为从理论上他兼有四大权力。一是政权，皇帝是国家的首领，他对全国的土地人拥有无限权力，《诗经•北山》中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人的胆子超过了古人，有个小土皇帝竟敢说他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古人只敢承认自己是奉天管民的；二是神权，也就是君权神授。皇帝是天子，是天在人间的惟一的代表，代表天统治人们，《尚书•盘庚》中明确地说“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意为：你们的命是我从老天那里讨来的，我不是威吓你们，你们是要靠我养活的）；三是父权，古代是宗法制，周代天子是宗子，代表血统，管理本族人民，所以老百姓不仅是臣民，而且是子民；后世人民构成日益复杂，天子统治尚有先秦遗意；四是道统，即所谓真理权，或说话语权，因为中国是政教合一的的国家。这个“教”不是佛教、道教，而是教育的“教”。荀子认为君主的职责就在于养人、治人、用人、教育人。孟子也强调“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王是老百姓的老师，后代臣民称当今皇帝为“圣人”，其道理就在此。因此从理论上来说皇帝是永远正确的，是真理的代表，永远有理。他拥有话语权力，即使人们与他对话，也得在他的话语权力范围之内讨论问题。总之，在平民百姓看来，皇帝的权力可以在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无限延伸。这一点对于没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人们特别重要，因为它几乎包括了人在世俗中的一切追求。
2.皇帝令众生羡慕之处
皇帝让众生心生羡慕的除了物质上、精神上的享受的无穷无尽，更重要的还是他们不受监督的权力绝对性。人有生以来，无不受制于人、无不受制于外界，这给人追求带来极大的限制。惟有皇帝的意志可以自由伸张，这才是令人垂涎三尺的。老百姓设想皇帝是金口玉言，只要他说了话，连鬼神也要无条件执行。《镜花缘》中写女皇帝武则天在严冬时醉酒，降旨要百花开放下楼，当时百花仙子不在洞府，众花神不敢违旨，按时开放。可见皇帝的权威膨胀到人间以外。中国古代社会是垂直型金字塔型的，皇帝就是坐在金子塔尖的人物，这怎么不被人羡慕呢？
“食色”这些低层次的要求，有些人看来只要有钱就能够做到。在权力本位的中国就不是这样。各个领域都是权力优先的。例如某些物质资源是极有限的，没有优先权的，就很难染指。你有钱，但买不来，或根本不卖给你，更可能你根本就不知道，没有这方面信息，连买的欲望都不会产生。而此时权力就显示出他的优越性。皇帝能充分享用在他统治的这块土地上的最佳物品。人们千辛万苦生产出的产品，只要有特点，不管产量多少，其中最好的都要保证进贡，而且人们往往主动进贡。我去过许多地区，很多有优质产品的地方以他们有进贡的义务而自豪，有个地方竟以向皇帝供奉搓脚石而自吹自擂，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在精神上自由伸张更是众生永远不能企及的。老百姓不管有钱没钱，他们在精神上是长期的匍伏在统治者脚前，意志踡踞，不得伸张，有时他们也有精神解放的渴望（这种“解放”往往是设想自己也像皇帝一样能够杀伐决断，像皇帝一样意志自由伸张）。一旦他们能够像阿Q那样说“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用自己的喜怒哀乐去安排社会，乃至大自然，这才是他们的盛大节日，然而这时可能是换了一个新皇帝，更可能是遍地的皇帝。
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受不到有效的监督。从理论上说，皇帝是受到多方面监督的。首先是要受到上天的监督，他是上天的儿子嘛，当然要受到父亲的监督。然而“天何言哉”，天只能以出现灾害的方式示警，这是模糊的，往往是无针对性的。所以不能算是有效监督。虽然早在《尚书•泰誓》中就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天”的监督权，转让给老百姓了，但是老百姓在现实中没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的可能，一监督说不定会被打成“大不敬”，身首异处；
另外还要受到“道统”的监督，“道统”和“治统”之间原本是存在一些张力的，汉代有的憨直的儒生以荷担道统自命，指斥皇帝，甚至认为皇帝已经不能代表天命，劝他下台。这种儒者后世就很少见了。有些儒者把“圣人”的高帽给皇帝戴上，皇帝又成为道统的代表，治统和道统的合一，使道统的监督作用流于徒具虚名。难道自己能监督自己？仿佛小偷左手要偷东西，右手不能他偷？
其次还有左右“言官”（即古代政权建构中的监督制度）史官的监督。这是在皇权专制主义建立时就设计好了。周代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而且史官所记有其褒贬含意在其中，这一点到孔子作《春秋》集大成。这是客观的记载和善恶是非的评价来实施监督，后来的历代王朝里都有“言官”，如御史、谏议大夫、拾遗补阙等都是法定具有监督皇帝职责的。可是这些面对皇帝的绝对权力，它们也都是软弱无力的，而且“记言记事”的皇帝“实录”也可以改来改去。清代康熙末年的《实录》就被雍正改得一塌糊涂，为的是掩盖其谋篡的真像。后世的史官也很少有像春秋时代董狐那样的直笔了，董狐宁肯死，也要记载真实的历史，后代史官惟上意是承（即使有董狐那样的史官也被杀了，而且后世不得闻知）。这些监督充其量也只是软监督。有的史学家认为这些监督制度不过是专制主义的补充，这是有道理的。
没有了监督，得到的就不必担心失去，可以长期保有，这是一般人的逻辑。一般人即使在物质上和精神得到了满足，随时都可能失去，皇帝的权力的绝对性，使他的手可以伸向每一个臣民的钱包里、家里、头脑里。在人们心目中只有皇帝才能牢牢地保有这一切。
3.皇帝轮流做
另外，皇帝又有不神圣的一面。中国朝代的周期基本上是二、三百年一变，在战乱之中，“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与日本天皇的“千年一系”不同，中国的皇位像走马灯一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从这一点上来说，皇帝又是平淡无奇、毫无神圣可言的。中国近两千年中，社会的垂直流动是很剧烈的，变动最大的就是最上层的皇室和最下层的游民。五代以来，确实有些游民做了皇帝，五代十国时期大多数的皇帝与国主是各色游民出身，以兵痞为多。在全社会看来，皇位不仅最被人们羡慕，只要自己荣膺“天命”，是有可能争取到的。正是适应这种想法，社会各种预言天道有变、天命所归的传说、故事乃至书籍流传（《烧饼歌》《推背图》等），挑动着普通老百姓暴得富贵的野心，这样才会有孙悟空所说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说法。这种“皇帝流传做”想法在其他民族文化中可能还是不多见的。
从“受命于天”到“产业花息”
从社会发展史来看，皇帝是氏族首领、部落联盟长等发展来的。先秦许多思想家认为“天生烝民而立之君”，这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但什么人作“君”呢？在科学和生产还不发达的时代，大家认为这是“受命于天”（夏代、殷代都有这种说法）。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对这种现象做符合实际的解释。他说生人之初，人们在获取生活资料和与大自然作斗争中，为了更好地和谐相处，有纷争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必然要有“智而明者”为“君长”，帮助大家明断是非。柳宗元从社会发展角度解释了人们头顶上的领导是为了生存需要而产生的。他们手中的权力也是他所在生活、生产的集团给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们所掌握的是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这个权力是该群体的全体成员共同委托给他的。这个人经验要比一般人多些，头脑聪明一些，更受到全体成员尊敬和信赖一些。有时他们还担任着与上天沟通的职责，他们是巫师。这种人往往是由这个群内体辈份高、年龄老的的长者的来担任。
这些首领一般是深受人们爱戴和信仰的，他们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如果发生了巨大的灾难，他们是要以身殉的。《吕氏春秋》记载，汤战胜夏桀以后，天大旱五年，颗粒不收。汤以天子之尊，“以身祷于桑林”，将自己为牺牲以祭天。结果天降大雨。这是天子的职责，天子受命于天，既可以代天惩罚违反天道的人，如果天降大灾，天子也要承担责任。这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均等原则。这也是“受命于天”的真正含义（可是到了后代，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宰相，皇帝单独享受权利，把职责推给下级）。此时群体内对于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也能实施一些监督，甚至把严重违反民意的“君长”拉下来，或赶走。殷代初贤相伊尹把特别“暴虐”的汤的继承者太甲放逐到桐宫，三年以后太甲悔过而后伊尹还之政。
明末黄宗羲《原君》中对于当时君主的权力和作为有很生动的描绘。他们打江山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此时说这是为了子孙万代“创业”；既得天下，坐江山之时，则“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汉代刘邦取得天下后，就在他的老爸面前得意洋洋地说：你以前老说我没出息，认为老二能治家、置产业。你现在看看，到底是谁挣的家业多呢？这是把整个天下都看成是自己的产业，自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把老百姓委托的公共权力变成自己个人的私产，此时皇帝已经完全变成天下的大害。黄宗羲的话说得很生动，也是打穿后壁之言。更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社会或者说一个群体必须有的掌握公共权力、为群体办事的首领，会演化至高无上、半神半人的皇帝？
权力这东西与物质利益和精神上的好处联系在一起的，掌握它的人，如果没有监督，非常容易用它来为自己谋利益。如果这个群体比较小，只是由几十家、数百家组成的一个氏族，居住也不太分散，彼此都有血缘关系。人们所处的就属于熟人社会。大家彼此相知，社会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少都不会相差太远。此时的首领是靠自己条件的优越而成为群体的领导者的。他不顾治下的平民百姓，老百姓就会不拥护他，就会弃他而去。这种意识直到春秋时代对一些小国的君主还有影响。《诗经•硕鼠》中就表达了老百姓要弃统治者而去的激愤心情。《左传》记载邾文公要迁都，占卜说“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回答“天生民而树之君”。对民有利就足够了。小群体、乃至小国之君离民众上不太远，权力的来源，不论授予者还是被授予者都看得很清楚的。人多了，首领被授予的权力也随之水涨船高。一千人的一个氏族就与一万人的不同。作为氏族首领他统率的、管理的人多，自然感觉权力大。
大国的君主，出则车马，入则深宫。君主与臣民之间地位悬绝，权力授予的实质被距离淡化了。君王说“我不有命在天？”这种话头在氏族那里只是神道设教，在大国君主那里则是百分之百的真理。而且国越大，君主位置越高，君民位置相隔越远，君主的威风越大，老百姓对他也就越怕。秦国主的祖先不过是为周天子养马驾车，直到周平王时秦襄公救周有功才被任命为诸侯。此时秦国土仅仅有今陕西西部一小块土地，此时君主与臣民生活相差不会太多，可是秦始皇一统天下，其威仪竟吓得十三岁就敢杀人的刺客秦舞阳全身发抖。皇帝的威风给老百姓带来的震慑可以想见。大一统的皇帝和小国之君权力相差之远是不可以道里计。因此夜郎之君要与汉朝大皇帝一较短长，召来千古讪笑。
另外，君臣民之间的直接关系变成了间接的关系。这也与群体的大小有关。群体大了，居住范围广了，君王不能事必亲躬，君臣民之间建立层层机构，这种层级越多君臣民相隔越远。人和人的亲自接触会使双方产生一定的感情，破除某些因为利益不同而产生的误解与不信任，这与面对冷冰冰的机构时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机构是人异化的产物，它增加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性，也张扬着统治者的权威，让人们感觉压迫的沉重。
到了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皇帝的权力达到了极点。把“皇”“帝”两字连成一个固定名词以称天子，这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皇”字始见于金文，《说文古籀补》中“皇”字头上有三竖，下作土。并言“日出土则光大”。“帝”字则最早见于甲文。胡厚宣说：“武丁时，帝为天神之专称，至廪辛、康丁以后，人王始称帝。”实际上在周代“皇帝”作为一个词组已经出现过。《尚书•吕刑》有言：“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此句还被《墨子•尚贤》引用。可是这里的皇帝不是指周天子，而是指先圣帝尧。“皇”是修饰词，用以形容帝尧光芒万丈。当秦始皇把“皇帝”作为固定名词，用以称呼天下共主的自己，并宣布这个皇帝要在自己的子孙后代中千世万世的传下去。这个词获得了最绝对的意义。由于这个准备用千世万世的名号，没有想到只用了二世（而且第二世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于是，人们把获得和失去皇帝这个名号看成轻而易举的事。自古以来，人们既尊崇这个名号，由于它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利益或危害；人们也轻易它，它是那么容易地失去或得到。
也是自秦代以后，皇帝代表了最高的权力，同时它也成了一切利益的象征。打下江山之后，皇帝及其大臣所获得的物质上的满足和自我感受的辉煌在感到“受命于天”的同时是自己所挣下的产业的“花息”。因此它才引得千千万万人的向往和追逐。
打江山、争皇帝的两种兴奋剂
宋代以前，虽然争皇帝、打江山的行为代代有之，社会上的各类人等的或公开、或隐秘想做皇帝的恐怕也不在少数，可是很少有文学作品反映这个问题。前面我们引得项羽刘邦陈涉吴广的那些大胆的言行都是史书中正式记载的。而到了宋代和宋代以后通俗文艺作品大量产生，打江山、做皇帝就成为通俗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些通俗文艺作品就成为鼓动人们打江山、做皇帝的兴奋剂。另一种兴奋剂就是我在前面谈到的各种各样的“昭示天命”的谶纬迷信的书籍。这种思想意识最初就来自于皇帝是“受命于天”。它的渊源更久远。秦始皇时就有许多谶言预示“始皇帝死而地分”。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亡秦者，胡也”等等。唐代《推背图》（据说是唐初预言家李淳风所作），在战乱数十年不止的五代十国期间特别流行，传说赵匡胤坐皇帝后想制止而不可能，干脆弄乱了其次序，使其预言不准，失去了读者的信任。这种书籍和传言挑动人们内心中对皇帝位置的觊觎。这又是一种兴奋剂。有的人被一些相面算命的被说成“贵不可言”，是有做皇帝的命，这就很能给人以鼓动。
宋代通俗文艺作品中，把描写强烈追求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直至“做皇帝”的作品称之为“发迹变泰”类，把描写闯江湖、打江山的作品称作“朴刀杆棒”类。所谓“发迹变泰”类是指写下层社会人士（大多是游民）的皇帝梦的（或退而求其次，做达官贵人）作品。所谓“朴刀杆棒”类的作品主要是写那些怀抱着“发迹变泰”愿望的江湖人，通过自己的一刀一枪，打江山，坐江山。这些作品对于后世怀抱着做皇帝理想的人们无疑是充满鼓舞的。
从中国人的“皇帝情结”的强烈来看，梦想“做皇帝”，武装起来“反皇帝”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优秀的政治品质，只要情势许可，或者主持者认为情势可能，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定式许多人都会这样干，但以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游民表现得最为积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水浒传》中不想做皇帝的的意识在众多的造反活动中是个异数，它非是他们不向往那个崇高的位置，而是它产生的具体的社会环境限制了它。《水浒传》作为文艺作品议及皇帝的地方不多，因为它自南宋时就已在社会上公开演出，南宋说北宋的故事，其忌讳一定很多，不可能正面大肆描写下层人士争相抢做北宋皇帝的故事，这是要触犯朝廷的律条的。因此书中虽然李逵说过让晁盖哥哥做“大皇帝”，宋江哥哥做“小皇帝”，（第四十一回），晁盖去世后，李逵又鼓动宋江“做了大宋皇帝”（见第六十回，就是这两句话也不一定是宋代话本流传下来的，而是明代作者的笔墨）。作者对此还是持批评态度的，而且李逵是个粗人，对现实问题没有合乎实际的考量，并不能代表水泊梁山的主流意见，所以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听众也能容忍，官方才不会计较。而宋江是梁山上的领导人，他要从梁山的全局和当时的情势考虑，没有想争皇帝做，但不等于他没有政治上的诉求。
《水浒传》中的皇帝梦
《水浒》中一些特别讲义气（通俗地说就是肯花银子）、滥交江湖豪杰的人物都是有“异志”的。柴进是后周世宗柴荣裔孙，按照朝廷的规矩，他本是应该侍奉周室陵庙香火的，可是“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还扬言在家里接待流放犯人，又与占山为王的梁山好汉交厚。柴进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冒着风险干这些违法的事情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不轨的企图，其中是否包含着对曾经有过的帝位的怀恋？这些只有柴进自己知道，但官府要整柴进则一定会从这个角度去看的。作者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绝不是为了在梁山泊里增加个贵族，而是暗示着梁山好汉中如果从血统上来说有足以做皇帝的。这是不是写出了梁山好汉们内心的隐秘之处对皇帝位置的欲求。
另外，东溪村的“富户”晁盖，“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他要干什么不是很明显吗？可以看出这些特别注重“义气”，广交天下豪杰的人们，实际上都是在暗地制造一种组织的力量。在专制社会里，只有政府才是有组织的力量，而 平民只是单个的人，政府可以随意压迫整治百姓。一些人用钱财把有反抗力的人们组织起来，本身就是与政府对抗，其内心深处必定隐藏着强烈的政治诉求的，这一点江湖上的人们都知道。除了晁盖在“智取生辰纲”中有所表现外，《水浒》的作者没有说破，但这些细节的指向还是很明显的。
柴进没有自己拉杆子干事，晁盖早死，其盖棺论定只是个山大王。《水浒传》中喜爱交接天下豪杰的人物中只有宋江表现出其政治上的诉求。他“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而且，家里还有地窨子，以备不时之需。梁山的第一把手是宋江，从他向往“招安”的政治方案中可见他的诉求是作宋朝的官吏，“封妻荫子，福祚绵长”。论者鄙视这种没有“大志”的诉求，认为想做皇帝才好。实际上天下皇帝只有一个，在这座王朝大厦没有倒塌时，这种取向要受到统治者的全力反击的，成功的概率很小。与此相反，如果退而求其次，当自己有一定力量的时候，伸手向皇帝要官做，这样成功率就很大。它往往只是皇帝一句话而已。南北宋之交，武装造反的人们，待自己羽毛丰满之时，再投降朝廷做官是很普遍的事，所以当时老百姓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说。这种政治诉求倒不是游民所独有的，被迫揭竿而起的人们大约都有这种心态。不过如果考虑到《水浒》的故事，最早是由江湖艺人，这个游民群体创造的，他们是从游民的“变泰发迹”理解梁山好汉的政治诉求的。
帝制的覆灭已经快一百年了，但皇帝的阴魂尚未散尽，但愿人们早日走出皇帝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