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我的杜撰吧，我习惯把论述人文关怀的理论称之为“人论”。在各种“人论”中，我认为以“以人为本”最为简明，最为通俗，最能抓住根本问题，概括得很好。这个命题似乎也正在得到普遍的认同，理论界、政治界、商界、公交系统等都在用这个概念，充斥于所有的传媒。我向一位搞理论的朋友请教：“最初这个观念是哪位理论家提的？”他说：“不是。九十年代中期，是工商界的人提出来的。因为是市场经济，任何工业生产、商业交易不考虑到‘人’不成。不考虑到人，顾客也就不会考虑你，所以‘人性化设计’、‘以人为本’这些口号就提出来了，特别是后一个，很受欢迎，各界都在用。”这真是一个异数，也算是市场经济促使学术理论变化的一个范例吧。
由此使人不禁感慨几十年来“人”论的沧桑，谁又能预料理论路途的荆棘，却被市场的进展一扫光。
我们常说，人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可是多年来关于“人”的理论一直是敏感区域，一说的“人”，必须马上强调一下这是“阶级的人”，并说清楚是农民，或是地主；是无产阶级，或是资产阶级；是阶级兄弟，或是敌人；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而不是什么抽象的人。在这种情势下，许多探讨人文关怀的论点受到挞伐、封杀；倡导和宣传这些论点的的理论家被批判、整肃、乃至家破人亡。1957年2月，上海的钱谷融先生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文中强调“人道主义”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批评尺度，因为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是文学创作的主流，而“人学”就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此文初发表正值“鸣放”时期，未暇顾及；待1959年反右之后，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插红旗，拔白旗”、“批判修正主义”运动，钱谷融的文章则成为活靶子，文中倡导的人道主义更是被声罪致讨的对象。有此一文，钱谷融便有了“还不清的债赎不完的罪”；凡有运动，就要遭到一轮一轮的指斥和批斗。钱谷融本人只有“箝口结舌，恭听呵斥了”。
反右之后，文坛风气骤变，许多“批评家”眼睛就像探照灯一样扫视文坛，搜寻对象；就在此时，巴人可能自以为是老革命吧，还敢在《人民文学》、《文艺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杂文，提倡实事求是，反对“无情文学”，鼓吹人道主义精神。他在《论人情》一文中指出人有共性：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就是共性；并断言“饮食男女，人所共有”。这些极平实的话，被一些“批评家”视为“人性论”的标本，很快就招致万炮齐轰。当时我只是个高中生都感到批判的威力及它给舆论界带来的震撼。巴人这位1924年入党、参加过北伐、当过印尼大使的老共产党员就因为说了几句应该“讲人情”这一类的温情话，居然被整死。现在说起来，真好像是“天方夜谭”，然而却是事实。“人道主义”、“人性论”被人们视为资产阶级的不祥之物，避之唯恐不及。“人权说”更是无人敢涉及了，那时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武器。我们的文化、文艺理论处于“无‘人’地带”。
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八十年代初，周扬反思“十七年”，倡导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探讨社会主义国家的“异化”问题，受到突然袭击，以致一病不起，成了植物人，成为为人道主义牺牲的又一位志士仁人。后不久邓朴方在《人民日报》从残疾人角度和在西方访问与游览的体会发表为人道主义辩护和倡导人道主义的文章，此文一出，才使得众喙息响，那些坚决反对人道主义的也老实下来，对人道主义的讨伐告一段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两公子——邓朴方和胡德平似乎都想为推动中国理论的进步作出些贡献，邓朴方这一炮打响了，胡德平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为自由鸣炮》，也许是时间未到，这一炮没有鸣响（我想人们早晚会忆及这篇文章）。时过境迁，在当今连爱护小动物（例如为残疾小狗做小车、有的姑娘会为谋求小利者打翻了喜鹊窝、使喜鹊无家可归而哭泣）都成为风气，甚至成为时尚了，人就更不必说了。谁对人道主义说三道四，马上会被视为野蛮人、恐怖分子的。
人道主义如此，人性论更不必戏说了。当“让世界充满爱”唱彻中国的各个角落的时候，还要讨论什么“饮食男女，人所共有”吗？它被人们普遍接受是极自然的了。
再就是“人权”，它也正在被人们理解。前两天我看到一则旧闻，那就是在解放初，湖北刚解放不久，尚未安定，有个老干部在搞“镇反”时，调查不够，伤害了一位新参加工作的同志，毛泽东知道了坚决主张撤职、开除党籍，在中南主持工作的邓子恢同志可能认为处分重了一些，拖延了一些时间，毛再次电令执行处分决定，这位被处分的同志的罪名就是不顾“人权”。看来解放以来，“人权”并非都是负面词汇。现在“人权”的意义也逐渐被人们认识，听说，今年“两会”宪法修订中特别注重有关“人权”的条款。
不过这么多的“人”论，人们一时也许很难把它们的内涵、外延搞得十分清楚，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以人为本”及通俗易懂，又容易掌握。是个很好口号，自有其存在和发扬光大的意义。然而还应该看到它毕竟还是从“卖方”角度看问题的，但当今的市场基本上是“买方市场”，它逼得卖方必须“以人为本”。而政治领域，当家作主谈了几十年，但由于制度上缺欠，这个“主”的地位尚未构建起来。因此仅仅有了“以人为本”这样简明扼要的命题还是不够的，“卖方”不“以人为本”怎么办？“买方”只好望上兴叹！所以亟须建立的仍是使老百姓能够当家作主的建构。不过是这个“以人为本”的观念却为搭建这个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