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于：王曙光著《问道乡野——农村发展、制度创新与反贫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每一所大学都会在历史的传承中逐渐形成一种鲜明而持久的风格，这种由数代人酝酿、造就、革新、拓展并遗传下来的特殊精神，是一所大学延续与壮大的精神支柱。北大在历史上曾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为校训，我觉得是非常精当的，现在应该恢复这个校训。所谓“博学”，乃是要求学者首先成为知识广博的人，他对事物背后隐藏的真理有着广泛的兴趣；他不仅是一个领域的专门家，而且应该是一个学识闳富、趣味广博的研究者。“审问”，乃是要求学者必须对事物有着精细深刻的研究，对世界的本质与根源作深入的探讨与不懈的追问，穷根溯源，孜孜以求，对真理怀有执着的信念。“慎思”，乃是一切学者最根本的素养，即运用自己的理性，慎重而独立地作出判断，这就要求他不追随他人的成见，不依傍以往思想家和同时代学者的教条，不理会这个世界的喧嚣，以自己严肃认真的思考对客观世界作出最终的裁决。“明辨”，乃是要求学者在面对流行的各种思想与意识，能明智地辨别其中的是非，这也就意味着一种判断力的养成，一种独立的理性思考能力的养成。
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结构面临大规模转型、经济形态发生剧烈变迁、市场经济原则与意识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时代，学者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彷徨。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学术规范的颠倒与学术市场的失序，都使学术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也使学者们往往在一种两难选择前倍感尴尬。一个学者，如果顺从世俗的功利的要求，就必然放弃严肃的持久的科学研究，而以一种浅薄的、最易赢得世俗肯定的方式去博得这个世界的喝彩，此时世俗的功利的回报是以科学的衰退与萎缩为代价，科学的研究者迎合这个世界的肤浅要求，而置自己庄严的科学使命于不顾。然而另一方面，假如一个学者在这个时代坚守自我的科学立场，摒弃世俗的功利的欲望，去从事孤独的、需要长久的工作才能证明其价值的科学研究，则他很可能会被这个现实主义的世界所淡忘或抛弃，他的声名将埋没在这个世界的喧嚣之中，而学者自身也将被视为与这个世界不相和谐的另类。学者面临的这个两难困境使正在开启学术事业序幕的年轻研究者们无所适从，在世俗的潮流与科学的庄严要求之间，他们面临着致命的抉择。
然而，一个严肃的学者若是迁就世俗的要求，以某种功利主义的姿态进行学术工作，则其结果必然与真正的科学事业背道而驰。现实世界为学者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诱惑与陷阱，社会荣誉、公众知名度、公共传媒的吹捧与政治地位对每一个学者的科学信念都是一种挑战。在这样的现实中，一个研究者如何成为一个对真理的探求有所贡献的科学工作者，是一个并不简单的命题。对一个有志于终生从事科学工作的年轻学者而言，我体会，以下三种素养或态度也许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独立精神，批判意识与真正的人文关怀。
独立精神乃是前面所述“慎思明辨”的根本要义，科学工作者，不管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还是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必须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在真正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创造知识，发现真理。在这个过程中，学者是一个自由的人，也是一个勇敢的人——他不被潮流所裹挟，在大众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学术思潮面前保持宝贵的冷静与中立姿态，并在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和大众传媒的压力面前保持研究者的独立性与学术自由。但是一个学者在商业社会中保持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是具有相当难度的，市场经济原则的渗透与冲击使学术工作本身产生了“异化”，学术不再是创造知识发现真理的手段，而成了市场中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学术成果成为通往更高政治地位、财富与社会荣誉的交换媒介，而学者自身也逐渐由独立、自由的研究者而蜕变为意识形态的诠释者、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大众传媒操纵下的傀儡以及商业资本的驯服雇员。由于缺乏科学工作必要的独立自由的前提，有价值的科学成果的生产变得相当困难。在市场交换原则支配一切社会活动的商业社会，学者应尽力维护学术的尊严，维护学术研究的独立性。
批判意识是学术创造的前提。大学是创造新的思想与新的知识的殿堂，然而知识创造的前提是知识者有着足够活跃的带有批判性的心灵，这颗心灵能够对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思想作出理性的判断，它批判性地吸收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科学成就，运用自己的理性并以质疑与诘问的眼光看待一切教条与成说。美国思想家爱默生在一篇著名的演讲《论美国学者》中说：
“世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活跃的心灵。这是每个人都有权享有的。每个人自身都包含着这颗心灵，尽管多数人心灵受到了滞塞，有些人的心灵尚未诞生。活跃的心灵能看见绝对的真理，能表述真理，或者进行创造。……假如心灵不具备自明的能力，而是从另一颗心灵那里接受真理，即使这真理的光辉滔滔不绝，接受者却没有定期的反省、诘问和自我发现，结果仍然会是一种严重的错误。”（爱默生：《论美国学者》，选自《爱默生集：论文与演讲录》）
在当下的中国，也许最值得警惕的莫过于对于国外科学成果的不加批判的盲目接受与膜拜的态度，这种倾向，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明显。不可否认，西方学者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的研究成果确实值得我国学者借鉴与吸收，但是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具有极为明显的历史、文化、地域、种族等方面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决定了独特的思维模式、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与政治传统，这就决定了我国学者不可能不加批判地接受国外社会科学家已有的定论来套用本国的现实。任何理论都具有特定的前提与约束条件，是在一定的假定基础上展开逻辑推演的，即使逻辑推演是完全没有瑕疵的理论，也会因前提假定的独特性而导致其结论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对此不可不有清醒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同时也关乎一个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心。
然而，独立精神与批判意识只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要素，要使一个学者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还必须具备一种深远的人文关怀。在我国悠久的学术传统中，读书人一直崇尚“士”的节操与风尚，“士”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书人（知识的创造者与研究者），他除了具备广博的学识和全面的素养之外，还须关注那些超脱于研究者自身的更为广阔而深远的命题，关注国家、民族以至于整个人类的福祉与终极命运。所以“士”的使命极为庄严重大，因而《论语》里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当然，已经有学者正确地指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士”所秉持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信念的局限性（朱青生《关于专家与学者》，选自《十九札》），这种局限性导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缺乏对纯粹知识创造和纯粹科学研究的激情，他们对知识的追求太切近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以至于损害了真正具备科学意义的研究，损害了对真理的理性追求。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把纯粹理性的科学研究与深远宽广的人文关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是超越了单纯知识创造角色的学者，是真正以科学家的姿态关注人类命运、人类价值与人类尊严的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不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科学工作者的人文关怀就是虚空的、肤浅的；然而，一个具备了相当高的科学成就的科学家，假如没有更为广阔的人文关怀，没有关注整个人类价值与前途的宽大胸襟，则他只能是一个具备工具理性的专家，只能是一个“单向度的人”，只能是一个人格萎缩、灵魂矮小的“知道分子”。爱因斯坦曾经告诫科学家们说：“关注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科学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当你埋头于图表和方程式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爱因斯坦《科学与幸福》）面对当代科学工作者人文关怀意识的衰退，爱因斯坦曾经慨叹道：“科学家通过内心自由、通过他思想和工作的独立性所唤醒的那个时代，那个曾经使科学家有机会对他的同胞进行启蒙并丰富他们生活的年代，难道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爱因斯坦《科学家的道义责任》）近代以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泛滥已经使得真正的人文精神大大衰微，大学中的社会科学教育已经沦落为一种纯粹工程学式的教育，在那些貌似科学的理性的冰冷的模型里，看不到对人的关怀和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追求，而是抽象掉所有的人文视角，退化为一种纯技术性的分析。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更接近于所谓“科学”的标准，正在更多地热衷于构造完美的理论模型，陶醉于闭门造车过程中的理论快感，而不关注真实世界中人的境遇和价值，对这种倾向，哈耶克曾经作过尖锐的嘲讽和深刻的分析（参见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然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其最终目的乃是提升与改善人的境遇，乃是人的自由和价值的重新发现与人的幸福和尊严的实现，这也就是学者和知识分子“对人类幸福所负的责任”。
当一个研究者真正具备了独立精神、批判意识与人文关怀的时候，他就可以准备启程走上科学工作的道路。这条道路对于一个年轻的研究者而言无疑是艰难的，他会时常遭遇到各种困惑，会面临着来自尘世生活的各种压迫，他必须首先使自己成为勇敢的人，内心强大的人，才能抵御这些困难、挑战与诱惑。我经常提醒我自己并希望通过这个机会提醒我的年轻的同行们的几点是：
一是始终保持在科学面前的诚实。中国古人说“修辞立其诚”，就是要求读书人（知识分子）在进行创作或探讨学问时应有一种诚实不欺的态度。这是对待科学工作应该秉持的最起码的学术良知。然而在很多时刻，各种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都会出于自己的目的而给科学工作者施加压力，使他们不能忠诚于真理与科学研究的结论；此时科学成为社会利益集团的附庸，学者成为某些力量的傀儡。叔本华说：“只有真理是我的北斗星”，为此他坚决拒绝为迁就世俗与主流思潮而删改自己的著作。从本质上而言，科学工作者诚实的品德也是源于陈寅恪先生所表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是他所说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陈寅恪先生曾这样评价王国维先生：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然。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学术上的诚实需要一种特别的勇敢与对于自己科学工作的自信。我们所尊敬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曾因《新人口论》而遭受全国性的猛烈批判，就在这样的严酷的学术气候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马寅初先生仍然发表了一篇掷地有声的公开信，他说：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
马寅初先生身上所彰显出来的坚毅与自信的品格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品格，是每一个诚实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格，学术尊严与学术良知在这种诚实的科学品格的卫护下才得以维持。
第二个应该时常提醒我们自己的是不要被所谓“潮流”左右了我们的科学研究。这里的“潮流”是指一时代所流行的、被称为时尚的学术倾向、意识形态潮流或者主流观点。如果一个学者，不能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智对其科学工作作出判断，而是如爱默生所说“迁就公众的喧嚣”，则其科学工作的价值就值得怀疑。在历史上，那些忠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不肯为潮流而放弃自己科学信念的学者，也许其学说在当时的时代不被人所理解，甚至被同时代的主流思想者或者公众视为另类，但是历史的事实往往证明，正是这些似乎被时代思潮所抛弃或漠视的另类思想者，往往却是真理的拥有者，是真正的科学代言者。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以经济思想史上的许多例证，证明在经济科学的发展历程中，作出重大科学发现或者开创崭新经济学流派的经济学家往往被同时代人视为边缘或者另类经济学家，甚至被同时代主流学派所鄙弃（王曙光：《主流与边缘：另类经济学的价值》，选自《理性与信仰——经济学反思札记》）。在20世纪50年代即系统阐发市场经济与自由秩序原理却备受主流学术界鄙视冷落的哈耶克，开创制度经济学派却被时人视为怪诞不经的凡伯伦，将经济学方法渗入政治分析从而开启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皆是主流经济学家所不齿的另类或边缘人物，然而他们的学说在若干年后竟然成为主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几乎成为科学发展史上的屡见不鲜的一种规律，验之于自然科学发展史，也是如此。因而，一个正开始科学工作的年轻学者，以自觉的态度保持对于主流思想的警觉，在潮流面前始终坚守自己的批判与质疑的科学姿态，是非常必要的。
不逐骛时髦，意味着研究者不论在理论倾向、思想方法或者是选题上都保持一种独立与清醒，都自觉地与那些学术时尚保持距离，也就是自觉地将研究者自身置于一种边缘的状态。自然，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种对学术潮流自觉保持疏离甚至是拒斥态度必然会使一个学者承受巨大的机会成本，这些机会成本包括一个正常的人所必然欲求的个人财富、公众知名度与社会地位。而且在很多时候，一个自觉疏离于社会主流思潮或学术潮流从而维护了科学工作者的学术独立与自尊的学者，还必须忍受长时间的孤独，忍受不被人理解、没有同伴和追随者的痛苦。可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孤独和痛苦，不正是一个科学工作者荣耀的起点与象征吗？不恰恰是一个学者从内心真正的良知出发、从理性出发而通向真理殿堂必然经过的荆棘道路吗？我们应该相信，在那个真理的殿堂之中，所有的荆棘将会成为荣耀的冠冕。
我们应该时常提醒自己的第三件事情是，作为一个学者，我们需要关怀草根阶层的幸福，关注他们的福利与命运。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在其科学研究种摒除了对于底层民众的关注，那么就意味着他的学术工作尚未完成其道义上的使命与责任。当下的经济学家，往往被那些时尚的研究课题所吸引，这些课题更容易为研究者赢得短时期的利益与名声，然而那些关系到更广大民众的幸福的命题，却被严重地忽略了，这不能仅仅解释为一种学术偏好。对草根阶层的关注并非出于学者的同情，而是出于科学家的最本质的使命与道义责任，那就是前文所揭橥的对人类幸福的责任。我国知识分子素有关怀民生疾苦、关注底层民众的传统，晏阳初先生和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平民教育、梁漱溟先生倡导的农村建设等，都为我们树立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与那些在书斋里构建完美理论自我陶醉的学者相比，他们的生命关怀更加宽广浩瀚，他们的学术人格也更加伟岸挺拔，而他们作为一个学者也更加具备一种道义力量。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更深远的关怀所依赖的是一种坚定的行动。学者不仅应该是“思想着的人”，为人类贡献有价值的知识和思想，而且应该是“行动的人”。我们往往把思想者描绘成一个孱弱的、只会在书斋里冥想而缺乏行动能力的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和偏见。真正的思想者，必然是一个“行动的人”，是一个受道义感召、具备强大生命关怀力量的行动的人。
第四，正如无数大师级的思想者所告诫我们的，作为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备全面的知识素养，万不可画地为牢，被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所囿。孔子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篇》），即是要求君子（知识分子）不要像器具一样只具备一种知识，一种技艺，而要具备多方面的才能和知识。这四个字的告诫里面充满着先哲伟大的智慧。许多学者为自己的专业领域所囿，对其他学科或本学科内其他领域的学术发展处于无知的状态，这种状况极大地阻碍了学术的创新与发展。更为严重的是，某些学科的研究者具有心理学上所谓的严重“自恋”倾向，这是一种学术自恋，对其他学科的学术成就（包括思想上的和方法上的）无动于衷一无所知，而把自己所处的学科当作可以驾驭统制一切其他学科的高高在上的霸主，在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历史学帝国主义”和“经济学帝国主义”曾相继出现，为学术史留下不少教训和笑柄。实际上，像经济学这样的学科，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从哲学（包括伦理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甚至从自然科学（比如生物学、物理学）的发展中汲取思想或方法论上的灵感，而事实上，经济学在这门学科在历史上确实已经受到上述学科的宝贵滋养和启示。在学科交叉日益明显的当代学术研究中，单一的、狭窄的、带有学科偏见与自大的学术视野已经不足以催生新的科学发现，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全面的学术素养，开阔的学术眼光，而只有具备这样的学术背景，才可以期待未来的成功学者的出现。
以上是我对于自己以及我的年轻的同行们——预备作为科学研究者的一员的同行们——的期待和建议。最后，我愿意引用爱默生《论美国学者》的两段话作为结尾：
“……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使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真实。……他是一个将自己从私心杂念中提高升华的人，他依靠民众生动的思想去呼吸，去生活。他是这世界的眼睛。他是这世界的心脏。他要保存和传播英勇的情操，高尚的传记，优美的诗章与历史的结论，以此抵抗那种不断向着野蛮倒退的粗俗的繁荣。
……那些最有希望的年轻人在这片国土上开始生活，山风吹拂着他们，上帝的星辰照耀他们。……要忍耐，再忍耐——忍耐中你沐浴着一切善良人和伟人的余荫，而你的安慰是你本人无限宽广的生活远景，你的工作是研究与传播真理，使得人的本能普及开来，并且感化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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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曙光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2005年10月5日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骨干学校第一次学术沙龙上的谈话稿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