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应该是一个继续清除极端主义思维和霸权主义作风的时代。已经吃了智慧果的亚当夏娃很难再回到蒙昧混沌的状态中去，这就给人们保持自尊、发展个性创造了条件，这是知识分子不可转让的权利。一个世纪的翻翻覆覆使我们更感到它珍贵。
新年伊始，又恰逢新世纪的开端，总不免要总结一下既往，瞻望一下未来。
我本来是从事诗歌史研究的，近10多年来，则偏重于文学史与文化史关系的研究，尤其致力于研究中国的游民和游民文化的问题，最近出版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就是这一方面研究的结果。
我认为游民文化研究不仅对于认识中国文化传统、合理解释中国历史上的一治一乱弄清“国民性”的特点及其根源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也有助于分析当今一些社会问题。因为游民是从社会共同体游离出的分子，他们长期在共同体(封建社会中是宗法共同体)保护下生活，心智不发展，个性不成熟。他们又一无所有，文化水平低下，独自很难面对社会。但是他们又要求生存、求发展，久而久之，自然就会形成游民特有的思想意识和性格。因此，游民不单纯是个社会问题，而且也是个文化问题。游民意识是游民文化的主体。什么是游民意识?它与主流社会的士农工商有什么不同?我总结了四点:1、反社会性。游民在古代社会是动乱因素，因此宋代和宋代以后，历朝统治者都特别警惕游民的数量和他们的动向，主张驱游民归田。2、主动进击精神。用流行歌曲中的歌词说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一点是与宗法社会中的人们萎缩的性格是根本不同的。3、强烈的帮派意识，只讲敌我，不讲是非。4、没有了角色意识，与此同时也就被去了传统文明约束。因为游民游离了宗法网络，没有了角色位置，所以传统道德、传统文明的约束全没有了，赤裸裸地表现出原始的自私与野蛮。游民自古皆有，但在城镇不发达的时期很难形成群体。这种情况到了宋代有所改变，由于城市形制的变化，城镇中具有了一定的容纳量，于是此时游民形成一个阶层。这个时期又恰恰是通俗文艺兴起与繁荣时期，一些游民为了衣食投人了创作和演播通俗文艺作品的队伍。我们
常说的江湖艺人实际上也就是脱离了宗法的游民。他们创作与演播的文艺作品中不能不表现自己的生活经历，而且更会反映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因此，早期的通俗文艺作品必然渗透了游民意识，有的甚至成为游民意识的载体，如《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等。这些对后代的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游民和游民文化问题是文史两界的学者们关注不多的，我的研究只是开了一个头，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在新的世纪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它。《庄子•人间世》上有一首歌写人生道路的艰难，其最后四句是:“迷阳迷阳，无伤吾行;我行却曲，无伤吾足。”回顾二十世纪，也可以看到历史行进的艰难，人们在艰险的路途上留下的足迹是弯弯曲曲的。对于中国人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极端的时代，的确，许多极端的意识形态都在这个世纪化作了现实。我在研究游民意识时发现，游民由于社会地位和文化的限制早就习惯于极端主义的思考。
极端的思维方式是一元的，不能容忍世界和人生的多样性;其运作手段是霸权主义的，是极其粗暴的，是以吃掉属于自己一元以外的一切为目的的。面对复杂的世界和人生，极端主义者只会把它们纳人自己所设计的框架之中，为此不惜削足适履、杀头便冠，没有丝毫的宽容。极端主义的政策不仅弄得现实世界单调和没有色彩，而且阻碍了人们心智的发展。这对热衷发展自己心智、并把这一点视为人生基本权利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最痛苦的。对于从事创造性的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为了适应这种框架而否定自己是极其痛苦的。他们跟着时风变来变去，创造性的思维被窒息了，成了顺世的庸人。直至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有些人还是像漫画家廖冰兄笔下的“坛中人”，坛子碎了，人依旧作坛子状。可见极端主义对人的戕害更大于它对世界的破坏。人的一生为了什么呢?
除了活着以外，思考的愉快是不是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令人庆幸的是在20世纪最后的一些年代里，极端主义风潮日渐消弭，终于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编者也。在这个时代里，社会科学界和人文科学界知识分子也应有以自处，树立健康的心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在那个走极端的时代里，知识分子都在做什么呢?那时几乎每个人都在或真或假地否定自己，表示要与过去的“我”彻底决裂。社会科学界和人文科学界除了少量人外，大部分人成了自我批判的专家，而且，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不断改换着批判的套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上纲上线”，例如解放初是与美帝国主义、蒋介石挂钩，50年代末与右派、右倾挂钩(前提是自己不是右派分子、右倾分子)，60年代与苏修、走资派挂钩，以后还有林彪、四人帮等等……。要表示自己认识的深刻，就得把自己定位到时代的最反面去，把自己丑化到极至。这样反复地批来批去，批得人没有了自尊、没有了信仰。当然，也就更没有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被溢为是“带着花冈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他们是坚决不自我否定、不肯作自我批判的。但在这几十年中仅有马寅初、梁漱溟、陈寅恪、周谷城等。这些人应该说都是韩愈在《伯夷颂》所说的“士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自知明者也”。有些人是怎么否定自己也得不到认同的，例如五六十年代的冯友兰、朱光潜，他们的每一篇检讨拿出来，都要受到批判，因为在检讨中他们不满足单纯地痛骂自己一顿，总想建设点新东西。
21世纪应该是一个继续清除极端主义思维和霸权主义作风的时代。我想不管道路有多么曲折，这一个大方向是决不会改变的了。已经吃了智慧果的亚当夏娃很难再回到蒙昧混沌的状态中去。它是没有可逆性的。这就给人们保持自尊、发展个性创造了条件。这是知识分子发展自己、积极开始创造性思维的前提，也是知识分子不可转让的权利。一个世纪的翻翻覆覆使我们更感到它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