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历史上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贡献，但与东方文明有不同特质。自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以来，欧美资本主义文明逐渐成为西方文明的代名词，它在发展初期的确极大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人类福祉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历史发展，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其标志），导致欧美各国经济社会危机层出不穷。为了应对这些危机，资本主义制度不断进行调适，但囿于自身固有且越来越尖锐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全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自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以来，资本主义文明逐渐丧失其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变得越来越反动和丧失理性，集中表现为频繁诱发全球性危机。在众多全球性危机中，生态危机更是资本主义文明接近崩溃的明证。对此，笔者从资本逻辑与生命逻辑相对抗的角度出发，论证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必将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取代。
一、从反生态性看新自由主义合法性丧失
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发展、转变过程。
在发展初期，资本主义将自然看作可以“免费”使用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注入巨大的自然力，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先对本国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在本国自然资源相对匮乏时，就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开展掠夺——荷兰资本主义在16世纪至17世纪的发展及其全球扩张就是例证。具体而言，由于本国的森林资源比较匮乏，荷兰便从北欧、东欧等国进口木材，并且从一地掠夺完就转到另一地继续掠夺。
随着资本主义对整个社会关系和结构的渗透越来越深入，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便以生态环境危机的形式呈现。于是，自然要素开始引起资本主义体系的关注，主张科学利用自然的“生态现代化”应运而生。之后，资本主义全球化步伐越来越快，生态环境危机也越来越严峻，资本主义体系不得不做出反应，妄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化机制和各种政策协约来解决气候危机，实现向“绿色资本主义”的转型——这一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清晰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但生态环境危机也频频爆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著作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民众环保意识的萌生和发展。随着西方经济社会危机发展和滞胀危机的深化，凯恩斯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自由主义开始兴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主张以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即采纳将环境成本外部化的“绿色资本主义”发展路径。自此开始，西方国家开始将大批劳动密集型、环境污染性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其名曰“产业升级”。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扩张中，“产业升级”和低端产业的梯级转移一直在发生，至今也未停歇。由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局部地域性的环境改良和生态优化。但是，这却以世界上更多国家和地区“感染”资本的“病毒”为代价。因此，我们要看到：资本主义的确带来了生产力史无前例的增长，但也带来了人类对生态环境史无前例的破坏——这两个“史无前例”是相伴而生的。
资本主义甫一诞生就以工具化态度对待劳动者和自然界。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劳动者和自然资源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具有交换价值，因此二者都以商品面目出现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者和自然界的生产服务、从属于利润的生产即剩余价值的积累，而随着机器大生产取代工场手工业生产，生产剩余价值的途径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由此，资本对劳动实现了从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发展。在形式吸纳阶段，比如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工人的技术对整个生产过程具有影响力，工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到了实质吸纳阶段，比如机器大工业生产中，工人就完全依赖于资本主义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多维网络，从而被彻底物化。与之类似，在发展初期，资本主义主要通过在世界各地掠夺资源能源来寻求“量的扩张”；发展到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尤其是自从资本主义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以来，自然资源就更加市场化、商品化，完全沦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从属性要素，与此同时，资本还积极对自然开展各种各样的人为改造，如发明创造出转基因作物、生态信用、生态期货、环境衍生品等用于资本增殖的“自然商品”。
新自由主义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形态的一个主要做法是削弱国家作用。国家退出环境管制领域后，资本全面进入生态环境领域并采取了两个步骤将自然界资本化：第一步是将自然资源等自然界事物“产权化”“私有化”，第二步是将自然资源“商品化”“市场化”即使之“可交易”，这样就可以发掘出自然资源的交换价值，使自然资源的所有者获得经济利益。21世纪以来，碳排放权开始进入市场交易，这对西方国家整体上的碳排放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碳排放交易一方面是在生产力发展和本国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一定发达程度的基础上实施的，另一方面又以污染产业的全球梯级转移为条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具有全球生产、全球消费、全球污染物倾倒和排放等特征，这使得一国的生态环境优化不仅不等于世界生态环境的优化，而且必然以另一国的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因此，长远来看，如果不解决资本主义蕴含的基本矛盾、不以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的视角出发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在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妄想“独善其身”根本不可能。即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短期内实现了环境改良，但面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全球影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日益与金融资本、跨国资本等势力合谋，支持资本、回应大资本的需求，削减公共福利、公用事业、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公共支出。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自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中，西方民众的遭遇便是明证。一方面政府不作为、公共事业下滑对人类福祉造成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发危机财”“发灾难财”“发疫情财”的资本势力日益坐大。资本无法节制地积累着，同时贫困无可避免地深化着。当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制度不能为最广大人民提供清洁的环境、充沛的生活必需品、良好的福利等公共产品时，它就丧失了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但是，为了苟延残喘地生存下去，新自由主义不惜与新法西斯主义合谋，频繁诱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暴力。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思考新自由主义与全球暴力的关联：新自由主义以性别、民族、宗教、种族等文化叙事消解经济政治叙事，以新社会运动消解阶级斗争，在世界各地不断煽风点火，在种种乱象中转移主要矛盾，妄图扭转新自由主义不断走向衰亡的命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国家为应对气候危机和经济社会危机实行“绿色新政”，但收效甚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有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坚强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此，卡洛斯·马丁内斯（Carlos Martinez）敏锐指出：“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就提出来稳定温室气体排放、防止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30多年过去了，全球层面上几乎没有什么进展，甚至工业时代二氧化碳排放的一半多都是在这30年间产生的。这仅仅是因为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当社会首要的是围绕着私人利润的追求、而不是人类的长期需要而组织起来的时候，拯救星球的问题就从来不会被置于首位，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根据国家规划而不是市场的无序来进行的，其私人利润服从于社会需要，中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电动车、植树造林、垃圾循环利用等方面的巨大投资都是根据政府制定的战略指导方针、由国有银行来投资、由国有企业来实施的。20世纪中期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对资本主义统治阶级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对工人阶级做出让步，比如在普及教育、公益住房、医疗保健制度等方面，与之类似，21世纪中国的环境战略对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也造成了压力，将迫使他们停止破坏星球并致力于气候正义。中国现在是对抗气候崩溃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其领导效应也在全球层面产生了回响，这对于我们的人类物种和我们的星球来说，意义深远。”
二、从资本逻辑与生命逻辑的对抗看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已在末途
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走向末途的征兆频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始于美国次贷危机，后来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重创全球经济，造成失业率激增和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由此，美西方遭遇罕见经济社会危机，国家治理能力短板凸显。面对危机，中国力挽狂澜，化危机为先机，积极发展环保、新能源、可持续农业、社会保障等事业，不仅使自身平稳渡过危机冲击，而且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巨大贡献。2007年至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脱实向虚、金融泡沫化等全面的经济社会危机，吹响了新自由主义全面崩溃的号角。当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工业资本主义对人的剥削就通过信用卡、消费主义等深入发展到对人的未来生命（即人的未来时间）进行剥削。发展到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工业资本主义对人的剥削又通过信息、网络深入发展到对人的精神生命（即人的内在生命）进行剥削。总之，资本就像“贪吃蛇”一样，不断蚕食一个个“处女地”，直到不得不“首尾相食”。对新冠疫情的失败应对，充分暴露出美西方的民主危机、国家治理危机以及资产阶级政府的合法化危机，加之近几年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退出巴黎协定之后又重返，一切均指向一个事实：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新自由主义秩序，经过席卷全球的喧嚣并被证明是失败的和灾难性的之后，已经步入穷途末路。美国公然践踏国际规则、挑战国际秩序，对中国采取种种打压挑衅行为，完全是图穷匕见、拼死一搏，体现了其能量消失殆尽前的最后疯狂。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已在末途，其全球霸权的衰落只是表象，真正起作用的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剩余价值的产生有赖于工人的活劳动，但资本主义不停碾压、挤占、蚕食工人的生物生命，使工人的活劳动不断被侵蚀以致枯萎，然后再去寻找下一个受害者。资本不断突破其外在疆界和内在疆界、空间疆界和时间疆界，像病毒一样靠吸食生命而活。靠“外部”而活但又不停化“外部”为“内部”，靠多样性而繁荣但又不停将多样性变为单一性，这是资本逻辑的悖论，也是它与生俱来的特质。因此，资本具有自噬性：打破一切界限，直到自我毁灭。马克思敏锐地指明了资本逻辑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逻辑为了实现自身增殖要不断突破一切界限或极限，但是，地球的生态系统有承载极限、劳动者的生命力有极限。由此，追求无限的资本与有限的生命之间就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自噬结构，当把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包括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承载力）剥削到极致时，它也就毁灭了让自己持存下去的基础，因此，“资本的界限只是资本自身”的论断本身就具有生态学意蕴。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源头在于劳动与生产资料（体现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分离，这使得（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使用价值生产转变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商品生产、交换价值生产、剩余价值生产，追求资本增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唯一目的。交换价值要求劳动价值的可计量，因此，抽象劳动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统治是抽象性统治，“拜物教”就是这种抽象性的表现。对价值形式的分析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缺少的，由此，它认为抽象价值的生产是一种自然、普遍、永恒的存在，进而构成一种具有客观性的思维形式。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认识到，抽象价值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历史性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抽象统治具体”“理念统治物质”的社会，资本对于抽象时空的生产使得抽象性成为资本的特质。因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物的共同体”即虚假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即真正共同体对立。
因此，资本逻辑只有短期和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没有整个人类物种的持存利益、生态利益等长远利益。但是，我们不能直接认为，资本家代表经济利益，工人群众则代表物种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工人阶级的要件包括：第一，没有生产资料；第二，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第三，工作时间超过工资时间；第四，依靠市场而活。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群众只能首要关注自我生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是“普照的光”，一切都受到资本逻辑统治，工人由于受到生活必需品、教育、医疗等生存基础条件的制约，自然是也会被异化——作为个体，工人的愿望是发家致富，理想是成为资本家，而不是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虽然直接表现为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对立，但背后却是资本逻辑与生命逻辑的对抗。只有改变整个制度框架，使劳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全社会所有，才能进行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人的社会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会和文化所建构，因此只有在这时，工人的需求才能从市场或直接的经济利益中解放出来。工人群众要统一为阶级力量，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与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的领导。对于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气候运动而言，“节约”“绿色”等意识形态宣传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更有前途、更有实际效果的毋宁是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变革整个生产关系，实行劳动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公有制。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让生命逻辑压倒资本逻辑，才能让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才能实现寓个体性于公共性之中的公共利益对于私人利益（纯粹自私的个体性）、社会化对于私有化、可持续的理性发展对于不可持续的非理性发展的胜利。因此，实现全社会的脱碳转型、从根本解决气候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要以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革命为前提。人的自由全面的个性发展寓于这种健康可持续的公共性，换言之，只有实现了真正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社会化，人们才能建立和发展强大的公共（公用）部门，从而为人类的福祉（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建立基础、前提和保障。
许多环保人士抨击富裕国家的消费主义，认为富国的富人和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产生碳排放的源头。但是，这并不问题的实质。生产决定消费，生产方式决定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其帝国式的生活方式。资本逻辑的无限性对抗生命逻辑的有限性，一切都被资本逻辑这个“普照的光”所统摄，资本家也不例外。资产阶级是资本逻辑的化身，但其自身也是资本赚取利润的工具。事实上，资本逻辑一旦形成，就会具有自身的意志和生命，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红舞鞋，穿上它的人只能跳舞至死，根本停不下来。资本家个体只要被资本逻辑所统摄，必定也会被其消耗殆尽。现实中，资本家个体过劳死或患上精神障碍并不罕见，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异化是普遍存在的，并不是有了钱就有了幸福。由于具有不断追求自身增殖的内生抽象驱动力，资本会突破（碳基）生命（资本家也好、工人也罢）的一切界限，以抽象统治具体，比如，人的精神生活本应是主动、充实、愉悦的，但是资本操纵下的精神生活却成为被动、空虚、疲惫的。人只有在没有物质需要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真正的生产；精神生产是真正属人的生产。
随着科技发展和生产力飞速跃迁，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生活资料愈加充沛。这一方面带来了消费主义的虚假繁荣，另一方面导致 了人与自然的极端工具化与极端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生存前提条件（自然界的可承载性）的持存，都迫切呼唤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如西方左翼学者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 Molyneux）所言，“存在着一种进行中的更大的变革——文明的变革。白人西方文明（WWC）有三个特点：一是对人民的星球的资本主义剥削，二是没完没了的制造战争，三是双重标准和傲慢自大的精神特质。但WWC已经过时了，我们的任务是确保它的消逝尽可能地快速和和平。是时候终结对人类和星球的剥削了”。
三、从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兴起
生态环境危机看似自然界问题，实质根源于人类活动。人类如何从事生产生活活动、采取什么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等，都会直接影响自然界的状况。自然界的状况又直接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因此，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生产力取得了极大发展，但全球生态环境破坏也影响了生物圈的良性健康循环，导致地球气候异常、自然灾害频发、全球环境污染加剧等严重问题，威胁着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我国一个时期以来在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思路的影响下，也积累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人民群众对于减缓污染、保护环境、改良生态的诉求显著增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亟须中国共产党人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与此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场域，在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国际话语权、建立正面积极大国形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原因在于，生态环境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对此，习近平说：“生态文明建设做好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加分项，反之就会成为别有用心的势力攻击我们的借口。”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和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有效平衡了公平与效率，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超越资本逻辑和极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财产的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第二，我国坚持系统协调发展理念，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协调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片面畸形发展观即“唯经济论”和人的异化发展。第三，我国实行经济发展和生态改良同时空进行的发展模式，克服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较典型的“先发展后治理”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也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属于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生态与经济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领域，而是有机统一体——这一理念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变为现实。“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第四，我国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走向和平绿色发展之路，克服资本主义对全球进行野蛮侵略掠夺、只对本国发展有利的自私自利模式。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原则、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原则、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原则、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原则、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原则。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2013年4月10日，习近平在海南省考察工作时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问题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美好生活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重点考虑的内容之一。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2016年11月28日，习近平在关于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批示中提出：“要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新时代”内涵丰富，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走制度化、法治化道路。对此，党和政府不仅建立了生态文明体制的“四梁八柱”，更以此为法制依据，加强落实环境督查，严肃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违纪行为，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在干部考核制度中，生态环境成为重要指标，这直接体现了党中央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生态环境是事关总体的系统性问题，各自为政、碎片化的行动于事无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是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党中央领头进行生态环境督查，进行总体布局、系统谋划、统一指挥和管理，把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的重任压到各级党委和政府，保证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正因如此，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才能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中华大地才能实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才能得到不断提升。
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将生态环境问题提升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高度，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因此构成重要政治问题。对此，习近平指出：“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全球气候变化和自然环境问题增多对人类生产生活造成极大负面影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世界各国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我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加强顶层设计，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制定双碳目标，完善健全生态治理监管制度体系，统筹区域协同发展治理一体化，守住生态安全红线，加强生态文明理念宣传教育，坚持山水湖河林草沙一体化治理、城市乡村生态治理和改良同时进行。对此，习近平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而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我国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绿色空间格局基本形成，产业结构持续调整优化，绿色生产方式广泛推行，绿色生活方式渐成时尚，绿色发展体制机制逐步完善。2021年，我国森林覆盖率达24.02%，森林蓄积量达194.93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连续30多年保持“双增长”，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我国还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对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发挥了重大积极作用。2000年以来，我国始终是全球“增绿”主力军，全球新增绿化面积中约1/4来自中国。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清洁能源消费比重由2012年的14.5%升至25.5%，煤炭消费比重由2012年的68.5%降至56.0%；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10亿千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44.8%，其中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均超3亿千瓦，均居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与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50多份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文件，与31个共建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与32个共建国家共同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我国以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谋求本国局部环境改良之路。与我国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污染全球转移，造成气候变化、全球生态危机等多重恶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手推动碳关税机制建设，却难逃“扩大其低碳优势，抢占全球绿色产业链重要地位，通过国际气候规则的制定来收割‘低碳红利’”的居心。
习近平指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一带一路”倡议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实践造福各国人民，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绿色发展项目上有合作，包括赞比亚、南非、肯尼亚、阿根廷和古巴等。从中非共和国的萨凯光伏发电厂、肯尼亚的加里萨太阳能发电厂，到埃塞俄比亚的阿伊萨风力发电厂、赞比亚的卡富埃峡谷水力发电站，中国正在非洲实施许许多多的清洁能源、绿色发展项目，支援非洲国家和人民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对此，卡洛斯·马丁内斯敏锐指出：“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其历史碳排放却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5%，其人均碳排放是印度、印尼、巴西的8倍，是中国的1倍。美国每年的军费支出（8000多亿美元）是其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支出（300多亿美元）的几十倍。尽管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但却是中国而不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在全球气候和环境问题上起到关键的领导作用。中国与亚非拉的许多国家在绿色发展项目上有合作，中国正在非洲实施许许多多的清洁能源、绿色发展项目，支持非洲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迅速成为全球第一可再生能源大国，在风能和太阳能设备、制造、电动车生产、电动电池、水电、核电、地热、电网输配电、绿色氢能等领域中国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即，中国在任何一个零排放技术领域都是世界领先的。中国在风电、绿色公共交通、植树造林等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
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反生态性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尖锐的表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面临来自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等领域的全面危机，并且这些危机在科技革命加速度发展下愈加凸显。因此，可以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已在末途，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兴起。
（作者简介：张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