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如果要评选哪个事物最富有中国特色，我会毫不犹豫地选定——“说法与活法不一致”。所谓说法，就是人们公开表达的话语信息，所谓活法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表现的行为方式。这两者，在自由民主的国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人们在口头上是怎么说的，现实生活中也是怎么活的。而在中国，人们口头上说的是一套，做的又却是另外一套，二者不仅不一致，而且往往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其实，说法与活法不一致，也是中国历史悠久最为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在中国古代，士大夫们大都是读圣贤书长大的，口头上的说法总是冠冕堂皇，什么“经世济民”、“忧国忧民”呀，其实是为了升官发财；开口闭口便是仁义道德，背地里却是男盗女娼。尽管有儒家的道德标准存在，但是真正身体力行的人却屈指可数，历史上也曾出现诸葛亮、范仲淹、岳飞和文天祥之类心忧天下的文臣武将，也曾出现魏征、包拯、海瑞和于成龙之类贤臣清官，可惜他们在历史的天空寥若晨星，而且昙花一现；绝大多数旧式官僚对那个标准缺乏诚意，他们只是以圣贤话语装饰门面，所热衷的却是如何贪赃枉法如何收刮民脂。

进入近代，我们民族一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西方文明的冲击，使我们无法按照过去的生存方式生存下去。现代文明的到来，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了越来越多的现代观念和越来越强烈的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之心，但现代的观念和对现代的渴望，并不能使现实变得现代。经过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建立了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形成了一整套比较现代比较先进的话语体系，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使得中国人依然习惯于穿新鞋走老路，依然重蹈观念和行为相背离的覆辙，依然改变不了“说法与活法不一致”的特色；整个民族的“活法”主要是自己的、古代的，“说法”却是他人的、现代的。

在一个国家，最大最权威的说法，莫过于《宪法》。即使是宪法，说法终归是说法，现实生活中却未必管用。比如《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实际生活中，没有哪个公民享有这些权利，哪怕是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离任后要出版著作，也得经过严格审查方可出版。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拿着《宪法》，也无法保全他的身家性命。较之“文革”，当今社会似乎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别指望拿法律作为挡箭牌，维护自身权益；因为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讲理或讲法的社会，权力仍然是将一切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决定性因素，“你如果讲道理，他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讲国情……”无论如何，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永远是输家。

说法是说法，活法归活法，在这两者高度不一致的社会，人们往往学会一些特殊的生存技能，练就善于逢场作戏与表里不一的双重人格，尤其是生活在官场上的官员，他们的双重人格表现最为明显。在公众场合，官员往往显现的是阳性人格，总是打官腔说官话，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而在背地里，他们显现的却是阴性人格，往往喜爱搞权钱交易、贪赃枉法，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币服务。到目前为止，所有被查处的贪官，无不具有这样的双重人格。例如，以卖官闻名全国的马德，当市委书记两年间，卖官所得达600万元。在事件没有暴露之前，马德非常“重视”干部制度建设，多次提出要“坚持完善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前公示制、常委会投票表决制”。在绥化市组织工作会议上，他还“创造性”地提出：“领导干部和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党组织推荐干部，必须署名，写清推荐理由，实行推荐责任制。”组织部门专门为此制定了《推荐干部责任书》。绥化有关县市还提出了“五个不用”：即溜须拍马的不用，好吃懒做的不用，跑官要官的不用，平庸无为的不用，无德无廉、形象不端的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是马德双重人格的真实写照；公开场合唱高调，私下却另搞一套：口头上提出“五个不用”，只要私下送钱，“五个都能用”，这是马德式的黑色幽默，也是中国特色的生动写照。

说法与活法两张皮，彰显这个社会不是一个讲规则的社会，而是一个盛行潜规则的社会，不是一个诉诸法律可以讨回公道或公平的社会，而是一个凭借权力或金钱可以摆平一切的社会。一个走向文明的国家或社会，说法与活法应该是可以保持一致的。在文明社会，说法是合乎人性和理性的，人们可以在法律的庇护下，很有尊严地活着，享有天赋的人权和宪法所赋予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