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编者按：2013年）重九日，扬之水先生是在筑城度过的。上午在“知行讲坛”上的讲座，她拣“真正得是话”的话说，登台只深鞠一躬，便开门见山直奔古人风雅而去，无半句寒暄客套。下午去博物馆看展品，是她“感兴趣的事”，从包里掏出一顶皱巴巴的遮阳帽，踩着双40码运动鞋直往前走，一只看不出牌子的男士手表松垮在腕间。
一点都不出人意料，当天的扬之水还穿着运动裤，剪个极短的男人头。“对吃的、穿的、用的，我不讲究。”扬之水说，“衣服我都没怎么买过，都是‘家长’（扬之水对丈夫的称呼）送。他出去买衣服，往往是一式三份，他、儿子和我一人一份，三人都穿一样的。”手表也是，用坏一块，“家长”就发一块，以旧换新。她说，“我就几乎没带过女表，都是男表。”
像个男人容易，但她能成为让金克木、张中行、沈昌文等一大批有学问的名家“吾得兄事之”的“赵兄”，被视为同道中人而不是难养的“小女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本名赵丽雅、笔名扬之水的她，给出的解释倒很祛魅：“真有学问的人都很谦和，越有学问的人越好打交道。”
但不管怎么说，那个只接受过四五年正儿八经的教育，曾在王府井大街操刀卖西瓜的营业员，成为《读书》杂志“四大金钗”之一，“京城三大才女”之一的赵丽雅或扬之水，怎么说都有些不可思议。无怪乎署名扬之水的著作《诗经名物新证》出版时，有人给赵丽雅所在的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写举报信，“说是扬之水抄袭赵丽雅的文章。”当然，也有报社写信给扬之水，信封上收信人一栏是：“赵丽雅 转 扬之水”。
赵丽雅、扬之水，此外还有赵永晖、宋远，等等都是她的名字。这些名字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一个从小喜欢攒手绢、糖纸和集邮的小姑娘赵丽雅，长成了偏爱一切古物细节的名物研究学者扬之水。
“从小，我就有一种‘物恋’情节，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一片纸都留着。”扬之水说。以至于“家长”都知道，让她说一件什么东西是不要的，太难了。按照扬之水的话说，这种“物恋”，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写作方式。“和张爱玲的‘物恋’相较，她的‘物恋’是用来看去人生，我的是用来打捞历史。”
具体怎么说？扬之水讲过一个故事：宋代唐子西在18岁时去拜谒大名鼎鼎的苏轼，苏轼问他读什么书，他答刚读到《晋书》，结果苏学士问他：“里面有什么好亭子名？”扬之水给出的结论是：读诗读文只留意于其中的“好亭子名”，也可以算作一种读法。
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便是寻找各种“好亭子名”。算下来，已经找了十几年了。且十几年如一日，说真正得是话的话、做真正感兴趣的事，“要不然一辈子太亏了。”而她也很幸运，遇到了好丈夫、好儿子、好老师，占尽了天缘、地缘、人缘。“应了性格决定命运那句话。”扬之水说。
“名物新证”，新在三证合一
沈从文先生提出“名物新证”概念三十年后，扬之水先生成了第一个响应者和实践者。她的“名物新证”坚持文献、图像、实物相结合，三证合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名物新证”近一两年来才获得学界认可。
记者：和传统“名物学”或“名物研究”相比，您的“名物新证”研究关键在于一“新”字。新在何处？
扬之水：名物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先秦时代即已产生，此后依附于经学而绵延不绝，其方法是从文献到文献的训诂考证。直到近世考古学的兴起才逐渐式微，乃至被人们淡忘；
重新复活这一名称的是王国维。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将兴起的考古学融入到名物学，为名物学的方法革新赋予了最为重要的条件。但是，“二重证据法”着重的还是传世的地上文献和地下文献二重证据的结合；
我所从事的“名物新证”，最早由沈从文先生提出。“名物新证”与旧日不同者在于，同样是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它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段的变化，此变化则应有从考古学获得的细节的真实与清晰。沈先生有一篇文章，《“瓟斝”和“点犀”》，专讲《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节中两件古器的名称与内涵，因此揭出其中文字的机锋与文物之暗喻的双重奥义。也就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希望有人结合文献和文物对古代名著进行研究，并且直接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初从孙机遇安先生问学，遇安师命我把这篇文章好好读几遍，说此文本身便是“名物新证”的范本。同时又拟了两个题目，即“诗经名物新证”与“楚辞名物新证”，要我选择其一，我选择了前者。在沈从文提出“名物新证”这一概念的三十多年之后，在孙机先生的指导下，我成为这一倡导的第一个响应者和实践者。
我给自己设定的理想是：用名物学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是对“物”的推源溯流，而又同与器物相关的社会生活史紧密相关。它可以是诗中“物”，也可以是物中“诗”，手段角度不同，方法和目的却是一样的。
记者：从学科意义上，您的“名物新证”打破文学、历史、考古等学科之间的界限，考古圈与文学圈可能会视您为异类？
扬之水：我一九九五年正式从事“名物新证”研究，十几年来一直采用“三证合一”的方法，也就是文献、图像（包括雕塑、壁画等）、实物三者的结合。获得学界认可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
我以为，所谓“名物新证”，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你用这种方法解决了问题，被大家所认可，目的就达到了。此外更有何求？
小道世界里的“绝学”
扬之水先生自认为“名物新证”是“小道世界”，可当我们无数次在诗词文章中掠过的小物件，自以为不影响阅读，却错过了一整个时代。有学者认为扬之水的研究是“绝学”，得考虑如何“继绝学”的问题。
记者：您的研究很多是跟器物打交道。在当下学界，研究形而下之器物似乎很冷门，还有些不合时宜。您怎么看？
扬之水：别人说我这是小儿科、冷门，我自认这就是“小道世界”：不是古玩欣赏，不是文物鉴定，只是从错错落落的精致中，收拾一个两个迹近真实的生活场景，拼接一两页残损掉的历史画面。说名物研究是“冷门”，当然可以，而它实在也不需要成为热门。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喜欢就行了，管别人说什么呢？
记者：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蒋寅先生看来，您的名物研究是“绝学”——做得绝妙、难乎为继；后继无人、濒于灭绝。您考虑过“继绝学”的问题么？
扬之水：名物研究也同任何研究方法一样，需要从事者第一勤奋，第二有悟性。我不敢说自己有悟性，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力更是远远谈不到，但竟然走了进来，可见这一研究的门槛并不高。关键还是在于兴趣。有了兴趣，就有了勤奋的动力，脑子里装的问题多了，自然也就有了联想，这一切，就构成了良性循环。
当然，我认为大学应当开一门名叫“物质文化”的课程，这门课程应当是一门必修课，不管是学文学还是学哲学、历史、艺术的。因为物质生活是一切的土壤，不理解古代的物质生活，就不知道古代的文明，诗文也好、书画也好，是从什么样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举例来说，美术学院的学生鉴定书画真伪，可以从图画里出现的器物切入，宋人的画里绝对不能出现明代的器物。那怎么判定什么器物是什么朝代呢？前提自然是足够了解当时的物质生活、物质文化。
至于名物研究，实际上是作为广义的物质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领域。有了“物质文化”这门课，听课的群体中会有一些人对名物研究感兴趣。只是迄今为止，国内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或研究机构开设了这门课程。
记者：从民间角度，我们可以在物质文化、名物研究这方面做些什么呢？
扬之水：民间已经开始自发地对这些表示向往。来贵州“知行讲坛”之前，我受邀参加了幽兰会所举办的讲座，讲“《更衣记》中的奢华之色”，主要是介绍明代的金银首饰，听众对这些很感兴趣。
这类似的讲座，民间开始多起来了。我去其他地方也讲过很多。包括图书馆、博物馆。这些慢慢做起来，会形成风气。当然，我认为最有用的，还是学校里设立相应的课程。
对公共问题，说不出让人引用的话
扬之水先生的儿子曾劝她，得在公共问题上说几句让人引用的话。扬之水的答复是“我说不出来”。她说：“我说出的话，得真正是话。”
记者：看您寥寥数篇访谈文章，采访记者的很多问题似乎都希望您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发言，如从《诗经》说起谈“我们的语文教育该如何改善？”“对当代汉语处境有何看法？”等等。您对这些公共问题的总体态度是怎样的？
扬之水：对公共问题，我有自己的想法。私下谈可以，比如呼吁恢复繁体字，批判阿拉伯数字的乱用，我已经呼吁多少次，但没有用。我只能保证我自己的书不出现这种情况。
在公共场合问我这些公共问题我不大发言，因为公共场合得有一套公共场合的语言，要有理论性、逻辑性，能说服人。我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背景，决定我说不出这些话。我只能对一器一物做考证，说些具体的事。最怕理论化、抽象化的东西。所以每本书写序言，是我最头疼的事，我得用稍带理论性的话总结自己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每次我都拖到最后，往往看校样的时候我才考虑序言的事。
我说出的话，得真正是话。可惜对公共问题，我老是说不成话。我儿子也说，妈你得说几句能让人引用的话。我说我说不出来，没有这种经典的语言。
记者：您私下最关注的公共问题是什么？
扬之水：我最关注的是环保、资源问题。不仅关心，而且从自己做起，应该做的事我都做。儿子受我影响，从来不破坏环境。小时候带他去玩，他都喜欢把别人扔的东西都捡起来。
我觉得我们要留下一个很好的环境，这是最起码的修养。
记者：我们当下制造的一些“器物”，几十年后可能成为“名物研究”的对象么？
扬之水：现在有什么东西是能够代表自己时代的东西？
以我近年来关注的首饰为例。首饰店卖的首饰，绝大多数是学西方的风格。直接拿西方的东西，没有经过自己的消化，容易导致食洋不化。这不说了，拿的往往还是西方最表面的东西；有的号称是继承中国传统，但往往只会弄一些龙凤的图案，这种用看图说话的方式来制作器物，是最低级的。最后，东、西方的精华都没有了，弄成“不中不洋”的样子，能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呢？
建筑是容易成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门面的。过去，中国哪怕是一个小县城，都有一条绕着县城的河，有风水塔、庙宇、城隍庙……都蕴含着一种风格。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到所有的城市都一个样，建筑成了一个个怪物。走在大街上，好多商店都用的是国外的名字，维也纳，塞纳河，对自己的东西都没有信心，觉得外国的东西才有号召力。在这样的时代，能够出什么精品啊？
放在历史长河里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估计是几句话就可以一笔带过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当然，作为一个过渡阶段，现在也许是为下一个高峰作准备吧。但现在是一个低谷。
扬之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一九五四年生，浙江诸暨人。初中毕业后插队，回城后为果品店司机。一九七九年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一九八四年考入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六年调入《读书》编辑部。一九九六年调入中国社会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专意从事名物研究。著有《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先秦诗文史》、《古诗文名物新证》（两卷）、《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三卷）、《明式家具之前》、《物中看画》等。
■本报记者 郑文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