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安师皇皇八册的文集终于可望面世，虽然在很长的时间里老师都很不情愿做这样一件事，因为一般来说编订文集是带有学术生涯之总结的意思，而遇安师总觉得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探讨，远未到总结的时候。但事情到底还是做了，费时两年而告成。之后，老师嘱我写一篇“导读”性质的跋语。师命自要遵从，但“导读”岂我所能，不过略述心得以成一篇介绍文字。

初从先生问学，师即告诫三点：一、必须依凭材料说话；二、材料不足以立论，唯有耐心等待；三、一旦有了正确的立论，更多的材料就会源源涌至。第一、二两条虽苦，却因此每每可得第三条之乐。我把它视作自己取到的三部真经。想到老师曾以《兰亭集序》中语名自己的著述为《仰观集》，则也不妨说，仰观与俯察，便是先生一贯的研究方法，它自然也是学术研究之坦途。集中了作者数十年学术研究之精华的两部专著和论文七十余篇，正是这样的实践。

专著之一为冠冕文集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据我所知，在它以有形之书问世之前，早已是一部无形的书。同样是一版再版、一印再印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当是最初的入手处。此书准备工作自“文革”时期就已经开始，那是遇安师在江西鲤鱼洲干校时所从事的“地下工作”。书的图版草样原是一百多页的米格纸用穿钉钉起来的一个厚厚的本子，每一页安排一个小题的图版，或用笔勾摹，或粘贴剪下来的各种图样，而一一排列得整齐有序。《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于一九九一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之后的修订本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推出，规模超出初版五分之一强，图版更换了近一半，各地汉代考古的新发现经过梳理和考辨尽量补入其中。这一部书所体现的科学精神，用黄侃的话说，正是“一曰不忽细微，一曰善于解剖，一曰必有证据”。全书一百一十三题涉及了两汉社会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迄今为止的汉代考古发现多被网罗在内。它虽以“资料”名，然而却并不是丛脞饾饤的一部资料汇编，书中固多综合各家之研究的部分，但更有自家的发明与创获。其中用力最著者，是以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为各种古器物定名，并且在此过程中揭出人与物的关系，进而展现出两汉社会的历史风貌。深厚的学养，广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严肃的科学态度，使得这里所讨论的问题都达到了专精的程度，有的议题直是抵得一篇专论，比如漆器篇。此篇除对各类出土实例定名之外，更有对漆器铭文所涉及的工官制度、制作工序、制作工艺的详细讨论与解读，以此廓清歧说，精当不疑的结论自是令人信服。而各个议题往往随处纠正不少沿袭至今的谬误。比如殓具篇谈及的玉柙和温明。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特用的殓具为玉柙，又名玉匣，它是将玉片用金属丝缀合而成，依墓主人地位之高低而分别为金缕、银缕、铜缕、丝缕，各种玉柙的实例在两汉出土物中均曾发现。然而玉柙却久久被误称为“玉衣”。至于被称作“漆面罩”的温明，原是与东园秘器配套的殓具，最初却为研究者混同于秘器，遇安师曾以《“温明”和“秘器”》一文辨识其误，近年青岛土山屯一四七号汉墓出土镶琉璃片的同类面罩，共出之衣物疏称作“玉温明”，证实了老师多年前的论断。因此，《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又不仅仅是一部囊括汉代百科、足以教人信赖的工具书。

文集第四、第五册的《中国古舆服研究》，前身为《中国古舆服论丛》，初版于一九九三年，很快即以识量宏博、考校精当、立论坚实而成为专业领域的一部权威著作。它不是通史性质，而是解决问题之作，三十年来，随着几番重版，数度修订，《中国古舆服论丛》的学术价值愈加显明，毕竟这是以新方法、新视角探索古舆服制度的一方厚重的基石，更多的同类述作涌出，更可见出此著的典范意义。建立在文献、图像与考古发现之契合处的考证，研求几微，钩深致远，挹源知流，于是“物”之脉络原委，如在目前。纳入此编的《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就形式来看，可以说是旧瓶装新酒，即以传统的形式灌注全新的内容。对车马服饰各个细节的笺注，短则数百字，长则逾千，几乎每则注文都是一篇图文相辅、胜义纷陈的考证文章。与《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相同，传世文献与考古发掘中的实物互为印证，也是《中国古舆服研究》基本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是它最为鲜明的特色。征引宏富，论据严密，考证精审，时有中西两方面的比较而使得视野开阔；虽考校一器一物却不限于一器一物，笔锋所到，便总能纵横捭阖，不断旁及与器物共存的历史场景。其中的不少發明和独到见解，问世以来已被专业领域内的研究者普遍认可和采纳，乃至有不少今已成为常识，如深衣和楚服，进贤冠和武弁大冠，中国古代的各种带具。《明代的束发冠、髻与头面》，分决狐疑，发皇耳目，是明代首饰研究的奠基之作。又《霞帔坠子》一文，为久被误认作“香囊”的帔坠正名，且以宋元明清的服饰变化为线索，阐明它的发展演变。

第六、七、八册，总名为《中国古文物论丛》，所收为专题论文，虽然主题不同，性质不一，却是一以贯之的研究风格，即以文物与文献相互契合的方式，揭示研究对象的起源与演变，以复原岁月侵蚀下模糊乃至消逝了的历史场景。此中有析微察异之深细，亦有穷幽极遐之广远，舂容大雅之文，时挟攻坚折锐之风。可以说，篇篇都是读书有见、有为而发之作。遇安师常说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现的是真问题，问题的解决也足以取信于学林。而剖析毫厘、攻瑕指失的考证过程，同样引人入胜。如收入第七册的《秦代的“箕敛”》一篇，虽只是对一个熟语的考校，却因此对接起赋税史和度量衡史中曾经脱落的一环。所谓“箕敛”，语出《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即陈胜起义后，派武臣略赵地，谓诸县豪杰曰，秦为乱政虐刑，“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依旧注，“头会箕敛”乃一项人口税，所纳为谷物。它虽成为后世所痛诋的秦代苛政之一，然而对它的解释却每每不得要领。不少当代学人解“箕敛”之箕为畚箕，所敛之物，为钱。《秦代的“箕敛”》针对这一影响甚广的认识，由字义训诂入手，指出“畚箕”一词非秦汉文献中用语，而畚之本义为笼状容器，实不可引申为现代汉语中的“畚箕”，更不可进而简化为“箕”。作为政府行为的用箕敛谷，前提是按“人头数”计算，亦即敛谷有一定额度，且所用之箕必要规范化，不当混同于作为家用之器的簸箕。具体而言，箕应是一种量器。字义既明，检核对应之器，则秦代遗存中，正有箕量其物。而就渊源言，箕形量器的使用又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且有相沿相承的一条线索通贯下来，直至商鞅方升的出现。作为方升之前身的箕形量器—如山东博物馆藏秦代箕量—其单位量值以及进位比率目前虽然还不能够认识得很清楚，但在中国度量衡史中，它的意义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以实物为证，也可知箕量“敛”谷合宜，却实在难于“敛”钱。依据文献，对秦代人口税征收情况以及秦以前相关之历史状况的考察，更可见此际欲“推行征钱的口赋，而且要落到全国每个成年人头上，则历史尚未给秦的统治者提供这种可能。所以像有的研究者说的，‘头会箕敛之际，‘大夫带着不少装钱的畚箕，奔走于四乡之间，文字虽然很生动，却不能不被看作一幅羌无故实之虚构的画面”。

收入第八册的《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一文，原是三十年前在香港茶具文物馆的演讲稿，却不是寻常的泛泛之谈，它不仅简明扼要揭发中国茶文化之要义，而且根据文献记载和文物出土情况，辨明河北唐县出土的一件瓷像为陆羽像。针对国内热衷讲说的“中国茶道”，文章特别指出：由于汉字的组合比较自由，中国古文献中出现过“茶道”这个词组，如皎然《饮茶歌》，如《封氏闻见记》所谓“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然而这些“茶道”的含义相当于茶事或茶艺，有别于日本所称“茶道”。而中国所以没有日本的那种茶道，乃缘于两国历史背景、社会风气均不同，对茶的看法亦有别。中国自宋以来，就认为“茶之为用无异米盐”，元曲中经常说“清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因此中国人的饮茶从来未被视作宗教行为。日本的茶道，则如同冈苍天心所说，“是一种审美主义的宗教”，“是超越饮用形式理想化以上的东西，即它是关于人生的一种宗教”。这种走向超现世境界的茶道是日本所特有的，与中国的茶文化存在着质的区别。

《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今收入第七册。虽名“散记”，实为结结实实的考证之作。《侍女图》线刻女侍三十八，持物者三十一，文章于所持之物一一考校，不仅为之定名，且揭明始末源流，复旁及相关之史实。拂子、竹竿、隐囊、挟轼、筌蹄、弹弓、棋局、双陆局，等等，又多曲长杯及考订它即古代文献中的叵罗、不落或凿落。《乐舞图》所刻女乐三十二，发掘简报说：“李寿墓中的三幅伎乐图均为龟兹乐。”并认为坐着演奏的乐队即坐部伎，站着演奏的乐队即立部伎，以此推导出“李寿石椁之坐、立二部乐图的发现，证明贞观四年已有坐、立二部乐”的结论。文章通过对乐器名称和使用场合的细致考订，指出：“《乐舞图》所表现的伎乐，具有龟兹乐和清乐两种成分，而将此二者结合起来的乐队，演奏的当是南北朝晚期至隋唐时盛行的西凉乐。”至于“坐部伎”“立部伎”与其总称“二部伎”，原是音乐史上的专门名称，是从十部伎演变而来，并且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十部乐的形成约当贞观十六年，晚于李寿墓十余年，十部乐改组成坐、立二部更远在其后，《乐舞图》无论从规格和时代上说，都不可能表现晚出的宫廷宴飨所用的二部伎乐。

收入第七册的《仙凡幽明之间—汉画像石与“大象其生”》，乃有所为而发的一篇长文，即针对《武梁祠》一书对汉画像石的诸般误读。这篇文章从初稿到定稿，我都曾仔细阅读。文中列举的误例，读过之后，每深自竦惕。比如武梁祠画像石“无盐丑女钟离春”一幅，本事云以无盐之切谏，而使“齐国大安”，齐王乃“拜无盐君为后”。画面便是齐宣王付印绶与无盐女，女屈身而受的册拜情景。唯印小不易表现，绶则刻画清晰。但《武梁祠》中对此幅画像的解释却是：“（钟离春）的上身略微前倾，似乎正在向宣王提出建议。齐宣王则面向钟离春张开手臂，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又比如以画像石中的墓主图为汉代皇帝的标准像；以交午柱为墓地的标志；以出行图中的轺车、輧车和大车为送葬行列中的导车、魂车和柩车；认武梁祠祥瑞图中的“浪井”为大莲花；又解释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中排水沟的来源时，认为是仿效印度窣堵婆之右绕礼拜的通道而设；等等。可见“以图证史的陷阱”，若非有对文献准确把握的功力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实不能免。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思路，固然启人思智，然而如果这一切是建立在对图像连带基本史料误读的基础上，则未免偏离学问之正途。

遇安师通览全局和纵贯古今的胸襟与识力，一向为我所钦服。比如关于龙的起源，关于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大墓墓主身侧用蚌壳砌出的所谓“龙”“虎”图案，又所谓龙为图騰，等等，《神龙出世六千年》都提出了不同于流俗的意见。又比如针对“丝绸之路”这一近年的热门话题，《“丝绸之路展”感言》从史实梳理入手，自汉通西域至唐代安史之乱，官方的对外方针、用兵策略，民间的商业贸易，胡人的丝路之旅、入华后的分流以及生存状况，又唐代对胡风的接受，等等，一条叙述的主线放出去，收回来，或回应于“点”，或落实在“面”，而总不失线索位置，则所谓“丝绸之路”，它在中国历史中的性质与意义，也便一目了然。要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并没有为中土提供很多的商业机会，它带来的一切都不曾影响中国文化的主体，即便南北朝和隋唐的都市均曾有过若干“商胡贩客”的聚居区，且因此呈现一派商旅辐辏的繁荣景象。“虽然随着粟特商人的脚步，除奢侈品以外，他们也带来了其他造型新颖的工艺品，然而这些远方的珍异之物，到了这里，多半变成孤独的流星，很难将其原产地的技术背景一同带来。那些冒着危险跋越沙碛的胡商是为了赚大钱，其本意绝不在于充当文化使者。”“就锦上添花的意义而言，与丝路有关的带有异域色彩的文物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文化这块熠熠生辉的锦缎上的花朵，但它们和本土主流文化的关系深浅不一：有些花朵是织成的，有些是点染的，有些则像是飘落的坠红零艳。”

收入第八册的讨论古文物中动物形象的几篇，都很有趣味，然而又绝非纯然的趣味之作。如《金丝猴》一文讲述人类历史中金丝猴的坎坷命运，顺便纠正了把金丝猴皮椅垫认作“狨座”之误，指明狨座乃覆于马鞍之“暖座”的专称。结末并就“蜼”与“狨座”的名称用途之异而感慨道：人们一方面把金丝猴视为智慧通灵之兽，用它的形象作为尊贵甚至神圣的纹章，一方面却为了获取其皮毛而无情猎杀，宋代乃至把官员使用狨座定成制度。“如果说‘狨就是经典中所称之‘蜼，在某些场合中可能会出现令居高位者为之尴尬的局面，所以这两个名字遂形同参商，彼此回避，绝不相提并论。至于当时的学者对此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就无从考察了。”

遇安师以数十年的实践向我们昭示了治学路径或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以此获得的硕果，承载硕果的这一部文集，自是耸立在文物考古研究领域里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