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李商隐研究
近百年来，李商隐研究可说是晚唐诗人研究中进行得最为充分和深入的。早在本世纪初，就出现了一些李商隐诗意阐释以及作品校订的专著，如1909年（清宣统元年）上海国光社石印出版了《李义山诗》三卷（封面题：《东涧写校李商隐诗集》），1917年，上海会文堂又石印出版了屈复的《玉溪生诗意》八卷。
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李商隐研究趋于全面，涌现出一批对李商隐生平、诗歌进行探讨的专著和论文。其中，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岑仲勉的《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以及张尔田的《玉溪生诗评》影响较大。
五六十年代，新的一批研究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对李商隐的生平、思想和诗歌进行探讨，出现了一批侧重李商隐对社会现实之态度、强调李商隐诗歌现实意义的论文，而马茂元等少数学者在研究李商隐诗歌思想性的同时，仍能细入地分析其诗歌艺术和风格特点，诚属难得。
自七十年代末开始，李商隐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开花的新时期。
这二十多年里，首先出版了好几部对李商隐诗歌作品进行校注、汇评、集解的著作，其中又以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诗歌集解》成绩最为显著。
其次，对于李商隐生平和思想的研究也硕果累累，其中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董乃斌的系列专著《李商隐传》、《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以及王蒙对李商隐诗歌进行心理分析、艺术阐释的系列论文，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而且，1992年11月下旬，在广西桂林、平乐召开了“中国首届李商隐学术讨论会”，会上成立了隶属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李商隐研究会，以后每隔两年就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李商隐学术研讨会。这些都使得李商隐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本文下面将从生平、诗文创作和作品整理与版本研究三个方面，对本世纪的李商隐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作简要的介绍。
一、生平和思想研究
生年对于李商隐的生年，前人有三种意见，冯浩主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说，张采田主元和七年（公元812年）说，钱振伦主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本世纪学界则在此三说的基础上，又提出几种说法：
（1）元和八年说。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在对前人三种说法意义分析后认为，“在未有新佐证提出之前，仍应推冯说为定案，即生元和八年卒大中十二年，享年四十六岁”。后来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唐诗选本、李商隐诗选以及《辞海》修订本“李商隐”条均主此说。何林天的《李商隐生平探讨》也支持此说。
（2）元和七年说。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和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都同意此说。杨柳后来在其《李商隐出生年代再探讨》中又重申了其观点：“在未掌握新材料前，应定为生于元和七年（812），卒于大中十二年，年四十七岁。”
（3）元和六年。董乃斌在《李商隐生年为元和六年说》中同意钱振伦笺证《樊南文集补编》时的说法，认为不应迁就《上崔华州书》而应依《仲姊志状》所叙述的情况，将李商隐的生年定于元和六年（公元811年）。
（4）元和四年说。张振佩《李义山评传》对冯说不满，又详加考证，认为李商隐生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卒于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享年五十一岁。但此说提出六十年来，未见有人响应。
江湘之游这个问题是冯浩从李商隐诗中推测出来的，他认为义山在开成末、会昌初（公元840年――公元841年）曾有一次为期数月的江湘之游（游历长沙一带）。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张采田《年谱会笺》的支持。
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持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
（1）否定派。岑仲勉在《唐史余沈》卷三“李商隐南游江乡辨正”中对冯浩所提出的论据一一质疑，认为李商隐不可能在开成末、会昌初南游江乡。后来，刘学锴、余恕诚编著的《李商隐》也对此事持“暂时存疑”的态度。不过，他们在同年所著的《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中则明确否定了李商隐的这次行踪。同样，吴调公在《李商隐研究》中也未采纳冯浩说，未述李商隐南游江乡事。他在后来发表的《李商隐南游江乡辨》中则较充分地论证了李商隐开成末并无南游江乡事。
（2）肯定派。杨柳在《关于李商隐的江湘之游――李商隐生平行踪考证之一》中，指出，岑仲勉说“似甚辨，细考则破绽百出”，且列举了三条理由。文章认为李商隐于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写给杜悰的启中所说“南游郢泽”即指开成五年的江乡之游。他在后来所撰的《〈李商隐开成五年江乡之游再辨正〉质疑》及其所著的《李商隐评传》中均持同样观点。另外，周建国在《李商隐开成、会昌之际行迹辨索――兼就江乡之游与吴调公先生商榷》也反驳了吴调公的意见，认为李商隐在开成、会昌之际确有江乡之游。葛晓音的《李商隐江乡之游考辨》则在肯定李商隐开成五年江乡之游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出，李商隐此行的重要动机是到荆湘一带寻找曾与他相爱，但被“吴王”取去、南下湖湘的一女冠。
李商隐的恋爱事迹据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自序》所云，最早探讨李商隐恋爱事迹的学者是张鹤群，他曾做过一篇《李义山与女道士恋爱事迹考证》的文章发表在东吴大学十五周年纪念会所刊行的《回溯》上，但他只是认为李商隐和女道士有恋爱关系，对李商隐和宫嫔恋爱说则持怀疑态度。真正对李商隐的恋爱生活进行深入、细致考证的是苏雪林，她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一书认为李商隐的诗“除掉一部分之外，其余的都是描写他一生的奇遇和恋爱的事迹”，指出李义山一生所恋爱的人有女道士、宫人、妻、娼妓等四种。该书对李商隐与女道士、宫嫔之间的恋爱过程分析得尤其细致。后来，陈贻焮在《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中又对李商隐的恋爱事迹进行补充论证，也认为李商隐早年学仙玉阳时曾与一姓宋的女冠有恋情，而且他与那女冠曾经有过远别，原因当是她随公主入宫。后来，他们的关系“终于泄露了，他们的相爱遭到干预而变成了悲剧的结局”。但他对苏雪林文也有商榷之处，如认为“李与此人恋爱是在玉阳灵都观”，“无须节外生枝地硬扯到长安的华阳观中”。
当然，本世纪也有一些学者对李商隐的恋爱事迹持否定态度。如张尔田在《论李义山恋爱事迹》中就认为，“义山集中，其女性诸诗，除《柳枝》数首外，但可谓之艳情，而不得实指为恋爱。至其艳情托何而起，所指者为谁，此情惟义山个人能言之，吾人实无权为之代答。”此文后所附张荫麟《评雪林女士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也认为苏雪林“悬断之’事迹‘多从诗中推出，什九缺乏历史的根据”，又说“此书最大之功用，盖在使人解颐矣”。六十年以后，杨柳在《如何理解李商隐诗――评近年来研究李商隐诗的一些问题》中，也对有的学者从李商隐诗中“意逆”出其恋爱事迹的方法不以为然。然而，一年以后，董乃斌在《略论玉溪生诗解中的一种不良倾向》对杨柳的这种说法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研究诗歌也离不开参悟之法，实际上对从李诗中探讨其恋爱事迹的做法也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董乃斌在其《李商隐传》中，也未否定李商隐“学仙玉阳”时与女道士的恋爱关系，更详细考述了李商隐与洛中里娘柳枝的恋爱，认为“这才是一次纯真动人的初恋呢”。另外，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一书中也有对李商隐与柳枝、宋华阳以及其妻王氏等人爱情关系的大量分析。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李商隐与牛李党争之关系，是李商隐生平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以下四种不同的看法：
（1）李党说。朱鹤龄、张采田均认为李商隐应该属于李德裕党。这种观点在本世纪亦有较大的影响。如张国光《试解〈锦瑟〉之迷》就认为，“李商隐之党’李‘而背’牛‘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作出的抉择”，并认为“李党比牛党进步”，他“被目为牛党的叛徒而受到打击，这并不是他的耻辱”。 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则首先论证了李商隐并非如冯浩所说“无与于党局”，指出“李商隐确实是卷入了党争的”，“是会昌末、大中初代表进步倾向的李党走向失败的时候开始，它显示了李商隐极为可贵的政治品质，表示了李商隐绝不是历史上所说的汲汲于功名仕途、依违于两党之间的软弱文人”；“李商隐以自己的诗文表同情于李德裕，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就是表明他是将自己置身于从永贞、元和以来政治革新的行列的”。同样，钟铭钧的《李商隐诗传》也认为李商隐属于李党，且说他“敢于冒党派斗争之大不韪，以自己的思想准则和感情倾向作政治上的抉择，这不能不是一个勇敢的无畏的举动”。
（2）牛党说。此说为徐逢源所主。本世纪以来，似乎只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沿用过，后则未见有人采用。
（3）无党说。此为冯浩《玉溪生年谱》中首创之观点。在本世纪上半叶，首先得到了岑仲勉的支持，岑氏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导言》中也认为，“商隐非党”，“商隐二年书判拔萃，官止正九品下阶之秘书正字，无关政局，何党之可言”，其“择婚王氏，就幕泾原，情也，亦势也。”五十年代以后，此说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响应。但是，各人的说法仍有小异。有人认为李商隐主观上无心介入党争，如谢无量在《再论李义山的诗》中认为，李商隐“并不注意于党派”，李清士的《李商隐与令狐父子》也认为李商隐对人的态度，是只重品行，不问党派，令狐绹的性格和作风与他是气味不相投的人。针对有人说李商隐舍牛党就李党是良禽择木的意思，作者指出对此事不必用朋党局限，还是说择主而事较妥。有人认为，李商隐虽然主观上并不想介入党争，但其客观上已经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因而成为无辜牺牲品。如马茂元在《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一文中，就对过去人们所认为的李商隐出入两党，是个“背家恩，放利偷合”的“小人”的看法进行反驳，提出“李商隐是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而成为被牺牲的小人物”。稍后，柳文英在《谈李商隐的风貌》中也认为李商隐是晚唐官僚集团内部矛盾斗争中不幸的牺牲者，但是该文又指出，李商隐和牛李党争和牛李党争实在并没有什么关系。后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他“在党争的夹缝中过日子，一直很不得志”；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则说“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位持正不阿的人，才做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还有人采用“无关党局”的提法，赞同冯浩的“小臣文士”之论，并着重从主观态度上加以论证。如吴调公就认为，李商隐“受知于令狐楚，只有文字之交、师生关系”，“通婚王茂元”，并未“走上了什么终南捷径”，“参加长安吏部考试，以书判拔萃，重入秘书省”，似乎还找不出“有党人汲引的迹象”，“终武宗一朝，李党得势时期”，也似乎并没有利用李德裕等人的“夤援”，因而说不上“朋党的联系”，他对党人的态度，也无所偏袒，“研究了以上两点，我们就可以了然于李商隐无关乎牛、李党局了。”
（4）出入两党说。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认为李商隐“本应始终属于牛党”，“乃忽结婚于李党之王氏”，“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绝代之才，复经出入牛李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陈贻焮在《关于李商隐》中也认为，前人或要求李商隐忠于某一封建主子以致富贵，并根据这一观点去责备他“放利偷合”、“诡薄无行”，或惋惜他未能飞黄腾达，都是不正确的。但是，“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深交令狐、攀亲王家，主要是出于他企图夤援权势的个人打算，也是有可非议之处的。”张明非的观点与陈贻焮亦相近，认为“李商隐的为人也有可以非议之处。他一生陷于党争，却又不甘沉沦，为了取得令狐绹的同情，他屡屡表白心迹，乞求谅解”。同样，陈伯海《略论李商隐的政治诗》也认为，“李商隐确有依违于牛李两党某些成员之间以求取得提挈的表现，这一点比之屈原、李白的劲节傲骨，是大有逊色的。”
思想和性情本世纪专门研究李商隐思想的论文不多。张振佩的《李商隐评传》中曾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分析李商隐的性情和思想，他认为义山的性情有六点：即热情、偏狭、倨傲、好名、犹疑、矛盾。他还认为，李商隐“也和一般人同样，为追求较舒服和安定的生活，于是便力争上流，谋求显达。但几度的失败，便把他推入绝望的深渊。反顾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如人的地方，于是只好归之于不可推求的命运。成为一个定命论者。”“一个目前主义的颓废者”，最后“做一个激头激尾的现实反抗者”。
陈贻焮的《关于李商隐》是一篇深入分析李商隐一生思想发展的论文，该文通过对李商隐一生三个心愿的叙述和分析，看出：“一、李商隐少壮时代，固然有所谓’欲回天地‘（《安定城楼》）的大志。但比较抽象，而更具体更见诸行动的却是为了’孝友‘，为了家人骨肉之情，对于重建家门和光宗耀祖的渴望，以及为此所作的努力；二李商隐诗文中的感伤情调，固然主要是当时唐王朝衰落时期封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没落情绪的反映，也透露出他其后政治上不得意的苦闷，但多少含有他自幼孤苦忧伤等身世方面的因素。”文章还将李商隐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始欲委屈夤援；继悟孤立无援；终于疏远名利。”并谓其晚年诗如《槿花二首》、《乐游原》等作的感伤情调中夹有受佛教影响所致的虚无思想。柳文英的《谈李商隐的风貌》通过对把李商隐当作一个轻薄浪子的传统说法的批驳，探讨了李商隐独具的性格美和精神美，指出李商隐具有高洁的品格、傲兀的志气，而且也是一个极富于感情的人。
李乃龙的《略论李商隐的仙道观》则根据李商隐《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等诗考析了其仙道观的渊源和特点，并论述了仙道观在其作品中的体现。
其他有一些论著涉及到李商隐生平的其他问题。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生平若干问题考辨》探讨了李商隐“占数东甸”、“学仙玉阳”、“入泾幕与成婚”、“徐幕奉使”、“王氏逝世之时间”等问题。李中华的《“王氏之死”考》则认为王氏死于大中五年深秋。梁超然的《李商隐考略二题》则对义山的生年和摄守昭州二事进行了考证，他考定李商隐摄守昭州时间为大中二年正月初五至三月二十日。
二、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总评
本世纪上半叶此时学界对义山诗风格和创作成就的品评大多比较简略，但也不乏珠玑之论。如沈茂彰的《玉溪生诗管窥》谓义山诗“作风能独开一派，其最著者，典丽、奇炼、幽深、微婉、纤巧，五者是也。”
何蟠飞的《李义山诗的作风》谓义山诗是象征主义，应该用解象征主义诗的方法来解，“只需感觉到其中浑漠的气味就可以了。”又说义山诗的作风是热烈、伤感、凄清、精丽、沉郁。
玄修《说李商隐》云：“读义山诗，毋专求之律体，其学杜处，多在古体中。当明其身世所遭遇，及其心迹。”
张尔田《玉溪生诗题记》则云：“玉溪一派，实于天壤间独辟一蹊径，观集中多假闺襜香清语，以寓其忧生念乱之痛，直灵均苗裔也。有唐名家，无一人可与抗敌，岂直奴仆命骚也哉！”
缪钺的《论李义山诗》谓李义山“灵心善感，一往情深，而不能自遣者”，可比之屈原，文章还分析了李商隐与令狐氏恩怨亲疏之故发为篇章者，谓皆似香草美人之辞。
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学界多从诗歌内容和现实性等方面来评价义山诗的成就。
如陈寂的《李商隐诗探微》就颇强调了李诗中的现实内容，说他的一些直接反映历史、现实的作品“可比杜陵诗史”，又认为“李商隐是作讽刺诗的能手”，作者在详细分析后指出，“作者不可能只是刻划爱情，而不关心政治的。但一般人却看不见他诗中的主要内容，光把它当作描写爱情的诗人，这是何等的错误呢？”
顾易生在《李义山诗的思想内容》中也认为，李商隐有很多诗在精深、婉丽的辞藻中含有丰富高尚的感情和充实深隽的内容，有些诗更是结合了时代、反映了人民的爱憎。作者指出，“他时而戟手怒斥，直销胸头愤慨，更多的却是委宛含蓄，曲吐隐微无尽的愁丝，以婉丽蕴藉的彩笔，写凄楚低迷的哀思，成为晚唐诗人中的代表。”
再如马茂元在《读李义山诗札记三则》则强调了李商隐诗中的“高情远意”，所谓的“高情远意”，实质上就是诗人的人格美，也就是诗歌风格的美的表现。认为“商隐诗确实多忧危凄苦之词，充满着浓厚的感伤气息，但他和那些消极的颓废诗人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在他的诗歌里我们可看出’无限好‘的晚晴景色。”
另外，当时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也能较全面、客观地评价李商隐诗歌的风格和成就。
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就认为，“李商隐作诗，爱用冷僻的典故，精确的对偶，工丽深细的语言，和美婉转的音律，外形特别美丽，意义往往隐晦。而其佳者，含蓄蕴藉，韵味深厚。”他又认为，“李商隐虽少直接反映人民疾苦生活的作品，但在不少诗篇中，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他对晚唐政治的败坏，君主的荒淫，宦官的专横，表示不满。许多优秀的咏史诗歌，大都是借托史事，寄其弔古伤今之意，而具有较深的讽刺性。”又认为李商隐爱情诗的“长处，是严肃而不轻薄，清丽而不浮浅。有真实的情感，也有真实的体验。抒情深而厚，造意细而深。从这些诗里，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于爱情的态度，和在艺术表现上的技巧。”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李商隐是一个关心现实政治的诗人”，但“最为人所传诵的，还是他的爱情诗”，“这些诗很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士大夫们那种隐秘难言的爱情生活的特点。他们一方面向往爱情，一面又对封建礼法存着重重的顾虑。”他们认为，“他成就最高的是近体，尤其是七律。这方面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则更高，他们认为，“李商隐的诗歌不仅在唐代，而且在我国古典诗歌的整个传统中，都是很有特色的。”“在李商隐的诗作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比较统一的，是他少数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和一部分的咏史诗和爱情诗（无题诗）；而咏史诗和爱情诗中优秀的作品最能够代表他自己的优美风格和艺术特色。”虽然李商隐“没有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广泛地反映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没有较多地表现人民的苦难、意志和愿望，却以很多的作品来表现他个人穷愁潦倒的生活、伤感哀苦的情绪以及对于爱情的追求”，“但他开创了诗歌上新的风格、新的流派，在艺术技巧上他对我国的古典诗歌更有所发展和丰富，有些地方还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
八十年代以后这个时期学界对李商隐诗歌的综合研究更为深透，从整体上探讨李商隐诗歌艺术风格的论文主要有：吴调公的《论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吴调公的《李商隐的创作个性及其时代折光》、董乃斌的《李商隐诗风格分期论纲》、吴调公的《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刘学锴的《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和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等。
其中吴调公《论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将李商隐一生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认为“李商隐的十年应举时期的诗歌早已表现其承传李贺的秾丽的特色。而他的’沉博‘风格则更多地表现为爱情诗中内心矛盾的体贴入微和对情境色泽丰富多彩的描绘，以长安为中心的求仕时期的诗歌，主要是着重反映一代兴亡巨幅画卷的旅行诗，和揉合神话与现实于一炉的讽谏诗，霓裳风马，骋驰于远古的历史和广阔的郊原中，以形成其’沉博‘。至于天涯漂泊、幕府生涯时期的诗歌的’丽‘，则表现为异乡风土的描绘、斑烂陆离的色彩和伤悼诗中凄楚的冷色。而’沉博‘的进一步发展，则更得力于学习杜甫功力的精进，无论是在政治诗和生平回忆诗中，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杜诗’沉郁顿挫‘的特色。”吴调公的另一篇文章《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认为李商隐的诗歌“得’变化无方‘之趣”、“得’乱辞无绪‘之趣”、“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之趣”，故形成了朦胧美的美学特征。
董乃斌文一反前人多用李商隐的生平分期来论析其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的做法，从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实际出发，将李诗风格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模拟期，大致从李商隐开始创作到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写出《有感二首》等诗以前，其诗歌创作主要致力于模拟乐府歌行和李贺歌诗，抒写少年情怀，偶有轻愁薄闷，在模拟中显出过人的才华和巨大创作潜力。第二期为愤激期，到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哭刘蕡》等诗的完成，本期诗风特征是政治性大大加强，情绪趋于激愤悲壮。第三期为感伤期，大致从哭刘蕡以后至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游历江东写出一系列咏史诗为止。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哀惋凄厉、愤懑不平的思想感情同浓艳绮丽、朦胧曲折的表现形式有机、和谐的统一，到本阶段才成熟定型。第四期为颓废期。指李商隐罢盐铁推官归居荥阳以后的创作。随着生活境遇和健康状况的每况愈下，诗中大量出现对人生和世界虚无、幻灭的思想情绪。
刘学锴文是一篇从宏观角度对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征进行探讨的论文。该文首先指出，诗歌中写人生感慨，唐以前较多人生苦短的喟叹，唐以后较多人生困顿与离合聚散、盛衰变化的感慨，陶潜与杜甫就是杰出的代表。李商隐则是使诗歌中人生感慨的抒写向更深细隐微方面发展的诗人。义山诗对人生感慨的抒写具有个性特点的有三种类型，即命运感慨、世情感慨和情绪感慨。另外，作者还认为，李商隐对人生感慨的抒写同时反映了从先秦到晚唐两方面的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论著也涉及到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分析。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第七章“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第五章 “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下编中前五部分都是论述义山诗的风格的。
其中刘著认为，李商隐诗作“具有寄托遥深、构思细密、意境含蓄、情韵优美、语言清丽、韵律铿锵、工于比兴、巧于用典等特点，表现出他特有的深婉精丽，富于象征暗示色彩的艺术风格。”吴著认为 ，李商隐诗歌的“沉博绝丽”表现在四个方面：“在诗思的陶钧中，表现为意脉的贯串和律法的精细；在炼字炼句中，表现为体物的工切和用典别出新意；在诗体方面，发展了咏史诗和侧重地创写了无题诗，表现了艺术素养的深厚，不拘一格，师法前人而又自辟蹊径。”董著下篇第一部分探讨了玉溪生诗歌风格演变的轨迹；第二部分认为，李商隐诗歌是心灵的象征，是诗人自身的身世之感，一种纯属主观的心态和生命体验；第三部分指出，人生的挣扎与感伤的主题是李商隐诗歌主题的贯串线；第四部分认为，李商隐的创作个性倾向于多用比兴以寄托其主题思想的表现方法，因此他的诗在艺术上的明显特色便是隐晦曲折、朦胧含蓄。第五部分则认为，义山诗描述语言最显著的特征自然是秾艳华丽，另外还具有沉痛凄切、森冷阴暗的色调。
另外，还有一些文章从创作心态、艺术构思等角度对李商隐诗歌的特色进行了探讨，如张伯伟、曹虹的《李义山诗的心态》、蒋凡的《李商隐的艺术贡献与心理分析》、董乃斌的《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分析》、董乃斌的《幻梦与诗章――李商隐诗心抉微》、王同书的《枯荷夕阳萧瑟美》、梁佛根的《义山诗的用典心理动因与中国传统诗歌用典的文化内因浅说》等。
其中蒋凡文称李商隐是“心理分析的高手”，文章认为李商隐的一生蹭蹬仕途，并非如人所说仅是牛党要人令狐綯的排轧，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他自身的“逆反”心理素质及其诗歌创作。这样抛开个人得失，全然无视利害的坚强创作心理准备，保证其诗歌创作在构思立意、命题谋篇诸方面，能够高瞻远瞩、别开生面，从而为永恒艺术魅力的出现作了良好的铺垫。文章还指出，李商隐的政治诗、咏史诗，心理描写细腻动人；李商隐的无题诗以其擅长心理分析与升华的独特艺术个性，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心理学，从而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新贡献。董乃斌的《李商隐诗的语象》运用符号学和文化原型理论对李商隐诗常用的“蝶蜂”语象进行分析。文章指出：一个作家在其作品中较多地使用何种字词，可以窥见作家审美情趣的个性特征。因此，“把字词色彩（还有音调格律）与作家心态直接挂钩，从前者径直引出对后者即作家文化――心理结构的析论”，“从中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曲折关系”。基于此，文章就“蝶”进入文学后形成的两种语象系统――“庄生梦蝶”系统和“韩凭夫妇化蝶”系统进行考镜源流。指出前者“是抒发苦闷、灰心、迷惘、失落、幻觉乃至幻灭，以及由此引致的消极、颓唐、放旷、无为等心态的习用典故”。后者则成为美丽纯真、贞洁和爱情的化身。据作者统计：李商隐以“蝶”为标题的诗共廿九例。除《锦瑟》属“庄生梦蝶’系统‘倾向于虚静无为等义者”外，其余绝大部分均属“韩凭夫妇化蝶”系统，“均无不沿用了以蝴蝶为柔美、爱恋、寻觅、无望乃至悲剧之象征的传统文化意义”。此外，文章还就义山诗中表面上未出现蝶蜂字样而实际上咏蜂蝶并有指代、隐喻、象征意义的诗篇作了语象考察。王同书文从“枯荷”（败荷）和“夕阳”（斜晖 、晚晴、残阳、斜阳）等语象分析得出“萧瑟美是李商隐诗的特色”的结论。梁佛根文则认为：现实中文人命运与历史人物有惊人的相似处，从而出现文人仿同心理的发达；社会对人权的轻视使 自我防护成为必要；社会制度的恒久不变使文化哲学无质的飞跃，积淀成文人的仿古心态，创作上形成原道、征圣、宗经的原则，引起文人对事类征引（用典）的重视；对美学本质性问题认识的停滞，使异代美感共鸣成为可能，并促使文人用典故表现古人已体验到的美感境界。这也是义山诗用典的心理动因。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李商隐诗歌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的评价也有了一些新意。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吴调公的《关于李商隐诗的评价问题》、荀运昌的《李商隐诗歌中的反传统倾向》、陈伯海的《宏观世界话玉溪――试论李商隐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
其中陈伯海文从整个古代诗歌发展的潮流着眼，论述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文章第一部分考察李商隐在晚唐诗坛所处的地位，认为晚唐诗歌创作的各个流派中，应以“温李”一派为大宗，而李商隐又不限于这一派的正宗 ，他的成就和影响超越了“温李”诗派的范围，成为整个晚唐诗坛的典型与高峰；第二部分研究李商隐及其所代表的晚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认为李商隐及其所代表的晚唐诗，实质上是古典抒情诗发展到高潮后的一阵余波，是文学创作的主流由抒情写景向叙事说理转折过渡中的一卷水涡。作为这阵余波和旋流的弄潮儿，李商隐的地位虽不能同站在抒情发展高峰上的李白以及开辟“以文为诗”新天地的杜甫相提并论，毕竟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李商隐的诗歌创作还构成了联系唐诗与宋诗、宋词之间的特殊纽结点，把握古代诗歌史的来龙去脉，从而去发现和总结文学发展变化规律性问题。
另外，一些专著也涉及到对李商隐诗歌成就的评价，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第八章“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下编的第八部分“他不是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等。
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在论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时认为，李商隐是唐诗繁荣发展期的最后一位有独特艺术成就的诗人，而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除了用他的诗歌反映所处的时代以外，可以说主要是由咏史诗和无题诗的成功创作而奠定的。李商隐咏史诗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善于选取典型的历史题材，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融合在一起，并抓住有典型意义的情节或细节，加以着力描绘渲染，从而将自己的感情和议论自然地寓含在鲜明的形象之中，达到艺术的概括性和描写的具体性、寓意的深刻性与形象的鲜明性、议论的奇警与情味的隽永的和谐统一”；而其无题诗的特点和优点则在于，“十分注意比兴本身形象的鲜明、生动、完整，力求其既富于生活实感，又具有启发性，能引起读者由此及彼的自然联想。”
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则探讨了李商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认为“他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影响，便在于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中国文人以诗歌创作作为舒泄哀怨愤懑和克服身心困厄的根本手段这一传统。李商隐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以深厚的学力和过人的才华创造了令人目眩神迷的诗美，使诗（特别是中国古代格律诗）的思想容量和艺术质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从而大大丰富了文人们克服内心痛苦、寻求心理平衡的手段。”
三、诗歌题材和体式研究
诗歌题材研究本世纪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李商隐诗歌的题材和体裁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就李商隐诗歌题材的研究而言，主要成果有：刘开扬的《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关于李商隐的政治诗》、马茂元的《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玉溪诗论之一》、陈贻焮的《谈李商隐的咏史诗和体物诗》、陈伯海的《略论李商隐的政治诗》、韩理洲的《李商隐的咏史诗》、陈伯海的《李商隐和晚唐咏史刺政诗》、杨柳的《李商隐咏女冠诗初探》、张明非的《李商隐的政治诗》、钟来因的《唐代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李商隐玉阳山恋爱诗解》、王蒙的《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刘学锴的《李商隐的托物寓怀诗及其对古代咏物诗的影响》、《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苏涵的《一个弱者的爱情世界》等。
其中刘开扬的《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把李商隐的爱情诗分为三类：（一）他年轻时恋爱中的作品，恋爱的对象有宋真人姊妹和柳枝，这两次恋爱都失败了；（二）写他和他的妻子王氏相爱和王氏死后的悼亡诗；（三）不知道所写恋爱对象是谁的作品。文章认为，李商隐的爱情诗有可取之处，而封建糟粕也是很多的。“他的诗表现了一些真挚的爱情，而且对封建礼教束缚着男女青年，不让他们自由相爱，也是有一些反映的这是应该肯定的地方。”但是，“李诗对封建势力的不满却表现得不够有力，并且几乎完全没有表现出当时的社会生活来，这是它的弱点。”而其《关于李商隐的政治诗》一文则认为，虽然“我们不必把’爱国诗人‘的头衔加给他，但他的政治诗也反映了当时的朝廷和社会的政治面貌”，所以文章分析了李商隐的咏史诗、描写当时政治生活的诗以及战争诗，强调了李商隐诗歌中的现实精神，同时也看到了商隐政治诗的缺点，一是他对党争的危害认识得不足，他对令狐绹的剖白和屡启陈情，也是他思想庸俗的一面；对于社会混乱的原因，他更没有认识到；还有他的政治诗也有类似他的爱情诗的，写得很隐晦，用典太多，而且好逞才华，使读者读起来很困难。
马茂元文也强调了研究李商隐政治诗的重要性，他认为，“就研究的程序来说，先从直接表现政治态度的作品入手，弄清作家创作思想的基础及其倾向性，然后由此及彼，互相印证，对进一步进行全面的探讨，将会起着开启关键的作用。”文章指出，“积极关心现实和消极逃避现实的互相矛盾着的心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李商隐诗歌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把政治上的感触和生活上的抒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个人的身世遭遇，通过日常生活的歌咏而表现出自己对现实重大问题的肯定或批判，这是李商隐大量政治诗中的主要内容；从这可以看出他在思想上所能达到的高度。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我们不能忽略其另一面，那就是他诗歌中所表现的浓厚的消极感伤情绪。”文章最后认为，“政治诗是李商隐全部诗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从质量或数量上看，它们在文学史上以及诗人创作中所应占的地位，都并不低于他的爱情诗”；“从政治诗来看李商隐，他虽不能和稍早的张籍、白居易等诗人相提并论，但却高出于与他齐名的杜牧和温庭筠”。
陈贻焮文则指出，李商隐体物诗《牡丹》中“运用大量富于生活气息的典故来描写、烘托因某一事物而引起的种种感受和情绪的作法，在以前的诗歌中是罕见的”，然而，这只是“一个很有趣很成功的尝试”，“很难在一般诗中，甚至在咏物诗中被普遍地加以运用的这一事实，却显示出这一作法在构思和表现上所存在的严重局限性”。对于李商隐咏史诗中艺术上的创新，陈文同样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商隐这类诗歌的构思和表现显然受到了李贺的影响。是李贺使他懂得了怎样凭借历史陈迹或前人诗文的启示而驰骋想象，进行构思和表现；但同时又体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特色，作出了新贡献。”陈文又极赞赏其咏史绝句，说李商隐的“这类作品大多想象生动，感受逼真，将历史陈迹和传闻写活了”，“此外他还特别注意构思的凝练，取材的精当，力求出奇制胜，小中见大。”在论及李商隐“一些专写特定生活环境中特定感受和情绪的精美诗篇”时，作者指出，这些诗“表现入微”、“体物入神”，“但最可注意的是，由于他有时将一些感受、情绪、感情写得很形象很具体，以致使诗歌或多或少地带有象征意味”，这就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
陈伯海的《李商隐和晚唐咏史刺政诗》一文则认为，诗人咏史的深刻性，在于他能够从政治着眼来看待一些历史现象，经常把封建帝王的荒淫恶习同政治上的祸国殃民联系起来考察，使得作品中的暴露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文章还探讨了李商隐咏史刺政诗题材表现上的贡献和体裁上的创新。张明非文则认为，李商隐的政治诗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点，从中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李商隐的真实面目，显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清醒的见解，而且不为尊者讳。
钟来因前文指出，李商隐的爱情诗与道教关系密切，前人谓其诗风清峭感怆、谲怪、隐僻、精深，均与道教有关。文章联系唐代崇尚道教的风气及李商隐玉阳山学道的经过，认为义山为追求爱情的幸福，触犯了封建礼教，也违反了道门教规，受到重大挫折，这对其生活、思想、诗风都有重大影响。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道教给义山爱情诗打上的烙印：第一，充满了仙风道气的爱情诗，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瑰丽多姿、极富仙家色彩的爱情画卷；第二，义山大量运用隐比手法、比兴体制来写爱情生活中的种种感受，致使这些诗呈现出隐晦、精深的风格；第三，义山爱情诗受道教好静虚无的影响，在恋爱的悲剧中更易产生感伤、颓废的情绪，使他的诗涂上了浓郁的悲剧色彩。钟来因后文选取李商隐“学仙玉阳山”期间所写的有代表性的恋爱诗三十首，一一剖析，揭示出其中隐藏着的奥秘。作者认为，道藏中的秘诀隐文的表达方式给义山的爱情诗打上深刻的烙印。他的无题诗的制题艺术，爱情诗的隐比、象征手法，都从道藏学来。因此，揭开其中隐藏着的道藏的奥秘，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这些恋爱诗。
王蒙文认为，李商隐的政治诗既有一种旁观者的清醒，又有一种旁观者无法投入的无可奈何的悲凉。作为政治上的失败者（甚至连失败也谈不上），李商隐对政治无益无效的关注与政治进取愿望，拓宽了加深了熔铸了他的诗的精神。文章还指出，李商隐善于将负面的情绪用艳丽精致的形式加以表达，诗中充满了迷茫与悲凉的体验。文章对李商隐诸多名作的分析大都发人所未发，且文笔洒脱，激情洋溢，很有个性。
刘学锴前文首先勾勒出咏物诗的发展史，指出李商隐之前的咏物诗形成了借物托寓和单纯体物两种传统。李商隐的咏物诗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兼具多种类型，但最能体现其咏物诗艺术特征及成就的则是托物寓怀之作。他的这类诗的最主要的特色和贡献，是实现了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文章还指出了义山对文学表现真实个性的重视是实现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的内在原因。咏物诗的创作离不开对物与人、形与神、情与理等关系的处理，义山在这些方面对传统都有明显的发展。概言之，从物与人的关系看，义山把前二者比较简单的比附发展为注重整体神合的较高层次的象征。从形与神的关系看，义山此类作品的显著特征是离貌取神，物与情或理的关系看，义山此类作品的特征是不涉理路，极饶情韵。总之，无论从感情的产生或传达看，义山托物言志诗都更接近于“兴”体，而与传统的比体和赋体咏物诗判然有别。刘学锴后文则指出，李商隐咏史诗的第一个特征是强烈的讽时性，第二特征是具有较高的概括性与典型性。李商隐为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作了多方面的成功尝试，具体而言，一是用假想推设之辞突破史实局限，更深刻地揭示讽刺对象的本质与灵魂，二是将两件本不相接之事，略去时间距离，将其紧相组接，以突出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三是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或微物来表现深刻的主题，四是在史实或传说的基础上加以生发，创造出带有虚构色彩的场景，五是深入开掘历史现象的某一本质方面，熔铸多方面的生活内容，使之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典型性。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长的情韵是李商隐咏史诗的第三个特征。如果说，讽时性赋予咏史诗以鲜活的生命灵魂，典型性赋予它丰满充实的血肉肌体，则抒情性便赋予它动人的情韵风神。
苏涵文则对李商隐的爱情诗作了人格阐释。作者认为：政治失落和三次爱情失落造成了李商隐的弱化人格，这决定着诗人的艺术选择。具体而论，首先，是他的人格特质中孱弱、退缩的一面的主导作用，使他只能以委婉曲折的方法在艺术中追求爱情的自由。其次这种性格驱动他去追求相应的刺激情境，在那情境中获得满足。再次，这种人格特质使他既执著于情的苦恋，又不能隐去爱情生活的真实事迹，从而形成了情的高度浓化和可叙述内容尽量淡化的艺术特点。李商隐的弱化人格所营就的爱情诗的艺术价值有三点：一是对情的偏执造成了深隐朦胧之美；二是以“弱者的强爱”这种特殊的爱情形态深刻揭示了人间爱情悲剧的共性；三是从一个特殊的方面使后人更深一层地认识了晚唐衰弱的时代精神。总之，缺陷的人格的另一面竟是艺术的圆满。
诗歌体式研究本世纪从体裁方面研究李商隐诗歌的论文不太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对其七律、七绝的探讨，如，萧艾的《试论李商隐的七言律诗》、周振甫的《李商隐绝句初探》、初旭的《沉博艳丽，高振唐音――李商隐七律艺术探微》、房日晰《李商隐七绝论略》、赵谦的《论李商隐七律的内在结构效应》等。
其中周振甫文认为李商隐绝句中反映身世之感的较多，在反映身世之感的诗里，结合不同内容，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这些诗写得深情绵邈，沉博艳丽，用词精炼，跟其他各体的诗具有同样的艺术特点，可供我们借鉴。商隐的绝句，可能在当时有许多不便明言的，写得比较隐晦，注家也有各自作出不相同的解释的。我们可以在精工富丽的辞章中体会到他的婉转的情思。初旭文则认为，在七律的发展史上，第一座里程碑是杜甫，那么，第二座里程碑当之无愧的则为李商隐了。文章分析道，李商隐“沉博艳丽”的风格，具体表现为情致缠绵、意境幽深，诗思婉约、律法精严。工于比兴，深于寄托，清词丽句。这些都突出表现在他的七律中。房日晰文指出，李商隐的绝句深刻地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揭示了晚唐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艺术上又能苦心孤诣，戛戛独造：第一，含义深邃，意旨微茫；第二，议论精辟，感情深沉；第三，构思奇妙，诗味隽永；第四，感情细腻，意境婉约；第五，语言淡宕，风神摇曳。赵谦文论述了商隐致力于改变七律内在结构的几种手法：一是用隐喻手法使之具有表层意象与深层联想意义的复调结构；二是用反讽式、层递式、时空式比较结构，使外在意象语言层面和推论语言的潜逻辑层面有机整合；三是利用意象的感觉示意功能，构织密集的意象群落；四是大量用典，尤重在典故中几项蕴含的多种关系的互相作用；五是运用复义手段，将多重意旨附挂于某个意象。文章具体分析了这几种手法的效应，视角独特，言之成理，是李商隐诗歌体裁研究中少有的较有深度和新意的成果。
四、诗歌艺术渊源和对后世的影响
八十年代以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界虽然也涉及到义山诗的艺术渊源和影响，但并无专文探讨之，大多比较简略。
如，张振佩的《李义山评传》就指出了义山诗的历史根源：“盛唐融合南北文学而成的诗，是初盛之变，而韩白等又为盛唐诗内在矛盾的暴露，冲突的结果，更产生出晚唐温李一派新型的诗。”文章还将义山与杜甫、义山与李贺、义山与温飞卿等人作了比较，论及义山诗的影响时，主要强调了对西昆诗派的影响。
沈茂彰的《玉溪生诗管窥》谓义山之诗受赐于老杜、韩愈、令狐楚、六代、盛唐、佛典者甚多。
缪钺在《论李义山诗》论述义山诗的渊源和成就时，颇强调李贺的影响，说“义山诗之成就不在其能学李贺，而在其能取李贺作古诗之法移于作律诗，且变奇瑰为凄美，又参以杜甫之沉郁，诗境遂超出李贺之上。”文章还论述了义山诗与词体之关系：“义山虽未尝作词，然其诗实与词有意脉相通这之处”，“盖中国诗发展之趋势，至晚唐之时应产生一种细美幽约之作，故李义山以诗表现之，温庭筠则以词表现之，体裁号异，而意味相同。”
陈寂的《李商隐诗探微》有一节是“李诗的渊源和继承”，认为李之于杜（甫），相同处不单在面貌，而且贯彻在精神。
另外，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也对李商隐的艺术渊源和影响作了比较简略的介绍。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指出：“李商隐的诗歌，特别是他的爱情诗，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从晚唐韩偓等人、宋初西昆派诗人、直到清代黄景仁、龚自珍等都在诗的风格上受过他消极或积极的影响。此外，唐宋婉约派词人，以及元明清许多爱情戏曲的作家，也都不断地向他学习。”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他接受了汉魏古诗和乐府歌词以及梁陈宫体诗的影响；在唐代诗人中，对他影响较深的，是杜甫的五言和七律；他的七绝有着杜牧那种清丽俊逸的格调；而他那些奇特的想象，却是汲取了李贺的浪漫主义手法。”
八十年代以后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才产生了一些对李商隐诗歌艺术渊源和影响进行深入探究的论文，有些文章还将李商隐与外国诗人作了比较。
这一时期研究李商隐诗歌艺术渊源的论文如吴调公的《李商隐诗歌渊源论》、吴企明的《李商隐诗歌的艺术渊源初探》、刘学锴的《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等，论述都较前人更为深入。
其中吴调公文认为，李商隐从屈原诗歌艺术宝库中学到了象征手法和浪漫主义气氛的渲染技巧；受徐庾描写丽人思妇的影响而写了较多的爱情诗，在色彩瑰丽上也受了徐庾的影响而形成他的“百宝流苏”的风格；李商隐受杜甫的影响表现在频频以时事入诗，抒发忠荩之感，还具体而微地学习、师承了杜诗的沉郁风格、炼词炼律的精细；在构思的奇巧和词采的冷丽幽凄上则很受了李贺的影响。刘学锴文从宏观角度审视李商隐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感伤主义传统中的地位,较有深度和新意。该文首先从诗人的为人、作品基本主题、微辞托讽、抒写艳情绮思、诗歌理论等方面对比了李商隐与宋玉，揭示出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然后从文学史发展的长河中考察李商隐对感伤主义文学传统的贡献，并对文学史的感伤主义勾画出一个简略的发展轮廓。文章认为：“李商隐的诗歌，融时世身世之悲感于’沉博艳丽‘之中，贯感伤情调于咏史、咏物、无题等各种题材体制之内，将宋玉、庾信、杜甫、李贺诸家的感伤质素与文采华艳都加以融汇吸收，成为感伤主义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
相对说来，探讨李商隐诗歌对后世影响的成果则多一些。主要有：吴调公的《李商隐对北宋诗坛的影响》、《李商隐在清代的余波绮丽》、王玉祥的《李商隐对苏曼殊诗的影响》、王兆阳的《论李商隐的诗对词的独特风格形成的影响》、刘学锴的《李商隐诗与唐宋婉约词》等。
其中吴调公前文认为，在北宋时期，学习李商隐诗歌的显然有两个作风：早先是西昆体的生搬硬套，扩大了李诗的糟粕；后来是王安石、黄庭坚，在善于创新的前提下汲取了李诗的营养。到了南宋，由于民族矛盾尖锐，发抒悲凉沉痛的哀国之思的诗歌一时成为主流，这距离李商隐的风格较远，故李诗的余波一时消歇。吴调公后文则指出，李商隐诗派经历了明代的中衰，进入清代以后，在诗坛的影响扩大了，特别在清初和清末两个时期，更加呈现出余波绮丽的局面。文章比较详细探讨了李商隐诗歌对清代诗人钱谦益、吴伟业、王闿运，以及光宣之际的湘鄂诗人、江南诗人的影响。文章最后说，“清初的几位大诗人，可算是既善于学习前人而又善于脱胎换骨。而晚清的学李也不乏名家。因此相对说来，作为李商隐诗歌的出色的绮丽余波，大概应推有清一代的承传者了。”刘学锴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的关系：以义山诗与婉约词在诸方面的相似点，说明义山诗在由五七言诗向词演变过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探讨义山诗的一些重要质素与特征对婉约词的深远影响。文章认为，李商隐在诗与词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义山的绮艳之作，词化特征比较显著的有三类：一类是经过改造的“长吉体”艳情诗，一类是用近体律绝形式写的无题诗、准无题诗、有题的爱情诗和风格绮艳的咏物诗，一类是吟咏日常生活情思的小诗。这三类诗的词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一、题材的细小化；二、内容的深微化；三、意境的纤柔化；五，语言的圆润化。在审美类型上，都属于婉丽纤柔、温润妩媚的优美型、阴柔型。而义山诗对唐宋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在艳绝之中融入身世时世之感与人生感慨，二、李商隐诗歌的比兴寄托不是偏于理性的“志”，而是融和着生命血肉的“情”，是对悲剧身世和人生的深沉悲慨。这种自然流露的纯感性的寄托，对词的影响比传统的托物寓志方式要大得多。义山诗的深层意蕴多因触事（物、情）而兴慨，表现得比较隐微，适应了由诗到词的演变过程中，寄托由志到情、由显到隐、由有意到无意转化的趋势。三、表现感伤情调和感伤美。这是义山诗的审美特征。这种审美特征主要影响了南唐词及以后。四、时空交错与跳跃的章法结构。这一点，在李贺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义山加以继承和改造，给人以缥缈变幻、回环往复的感受，并对唐宋词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总之，此文使人们长期以来对义山诗与唐宋词之间关系浮浅、笼统的认识更为深入、细致了。
另外，还有几篇文章探讨了李商隐诗与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异同及其在国外的影响，如蒋小雯等的《李商隐和华滋华斯》、许渊冲《谈李商隐诗的英译》、刘若愚的《李商隐与西方现代读者》等。
蒋小雯等文从几个方面比较了李商隐与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相同相似之点。文章认为：“李商隐和华滋华斯都是被卷入生活的诗人。他们都关心社会现实，而不是藏头去尾地躲在生活的背后养神安息。”“李商隐和华滋华斯都善于咏物、写景，而且都能突出地表现出人和自然的交流，人和自然的融汇”，而且他们的诗“在朴实的词句后面隐藏着深奥的意蕴”。刘若愚文探讨了李商隐对西方当代读者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原因。作者认为李商隐的长处正在于深入人生，尝遍了生活的各种滋味。正是他对待人生的这种积极态度赢得了现代西方读者的理解和欣赏。作者认为李商隐是“巴洛克”风格的诗人，他认为李商隐的诗和“巴洛克”文学美术一样都寻求神秘奇异的境界，都趋向于繁缛眩目的作风，这种相似便是引起西方读者对李商隐的诗感兴趣的又一原因。
五、无题诗研究
无题诗是李商隐诗歌中及其重要的部分，不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一直是学界热衷探讨的课题。本文下面将在参考陈冠明的《李商隐的无题诗和锦瑟诗》和刘学锴的《李商隐无题诗研究综述》等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对本世纪学界的有关研究情况进行简略的介绍。
无题诗的范围李商隐诗集中标明“无题”的诗，朱鹤龄注本中有十六首，冯浩注本中十五首，其他各家注本大致相同。纪昀提出摘句首二字为题的，如《碧城》、《锦瑟》等诗，也算“无题诗”。这就将“无题诗”的范围扩大了许多。这个说法得到了本世纪大部分学者的认可。
李长之、吴调公、刘学锴、余恕诚均认为这类诗为“类似《无题》”。也有人称之为“例同《无题》”。
刘开扬则提出，用“句中二字”作题的诗，也“等于《无题》”。
徐朔方认为，“至少就文字表面而言”，那些“以抒写艳情或爱情为内容”的，“是否另有寄托则在疑似之间”的“一些七言律诗”，均可列为《无题》诗。因此，一方面，只要具备以上条件的，即使有题的，如《圣女祠》等七首七律诗，也可作为《无题》诗看待；另一方面，对以《无题》为题的十五首和以“句首二字为题”的“近三十首”诗却作了如下的“限定”：《无题》诗非七律的均在排除之列，即使是七律的，如《无题》（万里风波），也因非关爱情，在排除之列。此外，以“句首二字为题”的诗也只剩下《锦瑟》等七首，以上三项，凡有“《无题》诗”二十首。
杨柳的《如何理解李商隐的诗》一文，则从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角度，将《无题》诗划了一个范围，即指“摅写作者不愿明言的生活遭遇或思想感情的偏什”，共有六七十首。其中包括：一、题目标明《无题》者二十首；二、拈篇中数字为题，例同《无题》的诗；三、概括题旨命题者，如《药转》、《曼情辞》、《晓起》、《可叹》、《离思》等。
无题诗的内容和作意从清代以来，人们对李商隐无题诗内容和性质的理解就有分歧。说法主要有两种，即寄托说和爱情说。
清代学者多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是有寄托之作，而其中吴乔等人更将全部无题诗都说成是为令狐绹而作。到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这种观点为张采田、汪辟疆等人所继承。不过，张氏对李商隐无题诗所寓意的对象的理解与前人稍异，他认为李商隐无题诗除了一部分寓意令狐，还有一些作品是为李德裕写的，其中寄托了对李德裕的怨旷之情。由于张采田等人的过于比附、过于绝对，所以，寄托说在本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响应者只有萧艾、杨柳等数人。如萧艾在其《试论李商隐的七言律诗》将许多七律《无题诗》看作“希望令狐绹对他汲引”的诗。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则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无题》诗，是干谒之作，是“直接、间接影射令狐家的”。
二十年代末，苏雪林撰成《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考证义山恋爱的对象有女道士、宫嫔和娼妓，并认为无题诗中的“紫府仙人”是为所恋女冠而作，“含情”、“凤尾”、“重帏”、“昨夜”、“来是”、“飒飒”、“相见”等则分别抒写义山与所恋宫嫔飞鸾、轻凤幽会、间阻的情景，及对方死后对她们的追悼。这种爱情说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许多学者对苏氏的索隐猜谜的方法不以为然，如张荫麟《评雪林女士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张尔田《论李义山恋爱事迹》均认为苏氏所说的义山恋爱事迹有泥解之弊，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严格说来只能算是艳情诗。另外，有些学者则比较同意苏氏之说，亦持爱情说。如朱偰的《李商隐诗新诠》就继续敷演李商隐与宫嫔言情而作《无题》之说。陈贻焮的《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和葛晓音的《李商隐江乡之游考辨》都在对苏雪林的考证有所纠偏的基础上，继续探讨李商隐的恋爱事迹。
但是，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中有寄托之作，也有艳情（或爱情）之作。如张振佩的《李义山评传》就在明确反对梁启超艳情说、苏氏恋爱说之后，同意纪晓岚的说法，认为“无题诗并不是专为某一事件而作，而是各有其作意的”，他将无题诗分为狎邪之诗、怨怼之作、哀感之作、讽刺之作。
本世纪下半叶，将无题诗分别观之的学者更多。如刘学锴、余恕诚在《李商隐诗选》《前言》中就认为无题诗的性质和内容并不单一，其中确有一部分“寄托的痕迹比较明显，寄意也比较清楚”，另一部分“寄托的痕迹似有似无，多数和纯粹的爱情诗非常相似”，也有“明显是艳情冶游之作”。周建国的《李商隐的无题诗、寄托诗考辨举隅》则分析了义山无题诗中的艳情诗，寓意令狐绹的诗，以及别有寄意的政治诗，还探讨了某些制题隐晦、词旨婉曲政治诗的隐词以寄情况。
尤其是对其中寄托似有似无的作品，人们的理解就更加多样化了。人们或认为其中所抒写的“悲剧性爱情和爱情心理，又总是隐隐约约地和诗人的悲剧身世及人生体验有着某种联系”，或认为不能“截然排除其中蕴涵着更深的隐痛”，或认为“他把自己对社会人生那种凄凉的情感，那种恍惚不定的心态也悄悄地织进他的爱情篇章中了”，甚至认为“它实际上乃是作者全部人生经验的形象化表现”，“许多无题诗既可以理解为爱情诗，但又不仅仅是爱情诗，因为坚贞纯洁的爱情和高尚的精神寄托，在同一诗歌境界中得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无题诗中的爱情，既可以说是一种特定的情绪，又可以说是一种净化了的精神追求”。美籍学者刘若愚也认为，对李商隐无题诗的三种见解（为令狐父子而作说、秘密恋爱说、讽刺宫廷及党争说）均不能令人信服，其弊病在于陷入过分追求“创作意图”的谬说之中。刘氏主张“对这类诗作象征意义的理解，而不是（一味求索）它们的寓意”，“与其将某首诗作提供的潜在线索，使诗的戏剧性情节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解释或多种理解。我们要再现的就是诗的戏剧性情节，而不是考证诗中的人物原型”。
无题诗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多沉湎于对无题诗内容和性质的探讨，而相对忽视了对无题诗艺术的研究和分析，真正对无题诗的艺术作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七十年代末以后的事。这些研究又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无题诗寄托方面特点的探讨。刘学锴的《李商隐的无题诗》从四个方面揭示了无题诗寄托的特点：对藉以寄托的人物情事的生动性，作品本身性质的两重性，寄托内容的抽象性，寄托方式的整体性。陈伯海《怎样看待李商隐的〈无题诗〉》一文认为，它“综合了齐梁言情与汉魏咏怀这两个传统，......创造了一种新的比兴形式。......以情寄情，爱情的相思与政治、人生的’相思‘犹如水乳交融般地渗合在一起。”
二、对无题诗构思特点的探讨。周先民的《李商隐无题诗构思特点》指出，“《无题》诗往往是围绕着理想’郁结‘所形成的中心去构思，又往往被带有条件反射特点的记忆所触发，因而它的内涵丰富而复杂，感情真挚而强烈；相反相成、瞻前顾后的自由联想使得它的意绪纷繁而飞动，对’距离美‘的潜心追求使它的形象瑰美而精微。”
三、对无题诗意象组合方式与结构特点进行探讨。郝世峰的《选玉溪生诗补说前言》认为，“他的诗歌结构常常不注重意象间的表面关系，而是以心使物，因心造境，偏于表现意象下面的深层底蕴，因此，意象间的表面逻辑关系相当隐约不定，甚至彼此不相干连，......这样的结构才最足以表现诗人那种迷离惝怳的心境。”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也指出，“他除了用重叠的象喻之外，还常常把一些片断的意象组织在一起。”刘学锴、余恕诚在《李商隐诗选》增订本《前言》中也认为“以心象融铸物象”是李义山诗形象构成的重要特点，“无题诗虽多包含情节和事件，却不是事件的简单再现，而更多伴随着心境的表现。作事件看，常常若断若续，莫知所归，作物的境象和某些心象序列分的交织与融合看，则更能窥见作者的’文心‘。”赵景波的《论李商隐无题诗的朦胧机制――兼论中国古典意象诗的的解读规律》则从语境学、结构学、符号学的角度对李商隐无题诗的意象进行了颇有新意的探讨，他指出，李商隐的无题诗多以诗人流动的意识构成潜在意脉，表面上被互不相联系的意象覆盖。这种内化的潜隐的意脉是造成无题诗朦胧效应的结构学原因。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诗由有多重性格的符号构成。在概念符号、表象符号和意象符号中，李商隐的无题诗更多的是运用意象符号（包括同构意象、浸染意象、比附意象）。这些意象都有多重意味，加上诗人打破了物理时空框架，按照自己的心理时空对这些意象进行“蒙太奇”式的组接，致使这些意象中的表象因素无法在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中运用组合，因而呈现给人们的是一个不能用语言准确表述的艺术境界。王蒙的《混沌的心灵场――谈李商隐无题诗的结构》认为李商隐无题诗结构的第一个特点是可简约性、可直通性。李诗难点在意旨的理解上，这其中又难在神龙不见首尾的虚拟和前言不搭后语的语序上。其间意旨混混沌沌，若即若离。但如果把它的较平易的首二句和尾二句连通起来，弃其腰而取其首尾，删繁就简，则所写为何，就明白了许多。跳跃、空白、首尾相对平和与中段的异峰突起，是这类诗结构的第二个特点。有弹性、可更替性、可重组性是这类诗结构的第三个特点。诸特点中又贯穿着一个统一性原则，这就是情感、意象、用典、形式的统一。认为李商隐从心灵出发，以内转的潜气为依托，精心搜索编织，铺陈营造，探寻寄寓，建成了他特有的城池叠嶂、路径曲幽、陈设缛丽、堂奥深遥的诗的宫殿。这一类诗的结构可称之为心灵场。
四、对无题诗的基调、意境、风格等方面的特点进行探讨。研究者比较一致地指出，《无题》诗的基调是“浓厚的感伤”，“凄艳而不轻佻”，“浓烈而凄清”。在意境方面，则大都认为它具有“朦胧”的特点。“它们要表现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种情绪；不是一幅时间、地点清晰可考的画面，而只是一种空灵缥缈但是可以把握的意境。......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具有音乐作品可以意会、较难言传的特点。”“无题诗......犹如无标题音乐，往往是作者某种潜在情绪的触发及展现”。关于无题诗的艺术风格，除了比较一致地指出并肯定其朦胧美以外，研究者还分别指出其“追求一种细美幽约的美”，“化沉博为精纯，寓渟蓄于舒展”，“兼绮丽和深沉的风格”。
五、从爱情诗的角度对无题诗的特点进行评论。吴调公在《李商隐研究》中说：“在他的诗中，不仅略去庸俗的爱情细节，并且善于勾勒一个’余味曲包‘的总的轮廓，......正面文章往往不多，着意渲染的只是有助于抒发某种感情的特殊气氛。” “逶迤婉转的脉络，......和迷离惝怳的内容是相适应的。”“他的典型感情的概括能力，复杂的心理描绘，以及通过背景气氛的渲染和用象征手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领，都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镜。”李中华的《试论李商隐的无题诗》也认为：“多数无题诗并不注重爱情事件的交待与勾勒，它抒发的是一种纯粹的情致”，“略去了爱情的线索，隐去了主人公的身分，将非情的成分脱略殆尽。”
锦瑟诗的题旨自宋代以来，人们对《锦瑟》诗的题旨所作的解释和推测就纷歧繁复，本世纪的歧说也有十几种之多，兹介绍其中较有影响者：
一、恋情说。宋人刘颁的《中山诗话》谓锦瑟是令狐绹的青衣名，计有功的《唐诗纪事》略同。此说遭到了明清两代大多数学者的辩驳，故响应者不太多。清屈复在《玉溪生诗意》中笼统地定为“男女慕悦之词”，但又认为“有寄托”。苏雪林在其《李商隐恋爱事迹考》中则认为此诗是咏“他所恋爱的宫嫔”的。刘开扬《论李商隐的爱情诗》又认为是“追忆他年轻时恋爱的事”，恋人当然是王氏。
二、悼亡说。清朱彝尊以为是“埋香瘗玉”的“悼亡诗”。冯浩从之。姚莹《论诗绝句》云：“《锦瑟》分明是悼亡，后人枉自费平章。”近人心史（孟森）《李义山锦瑟诗考证》也认为，李商隐以锦瑟为嘉偶之纪念，为悼亡之作，盖作于大中五年秋。刘盼遂的《李义山锦瑟诗定诂》同意孟心史的悼亡赋诗之说，并加以补正。马茂元亦认为，“仔细寻绎诗意，觉得悼亡之说确不可易。不过所悼念的不可能是商隐的妻子王氏，而是他所爱恋的另一女子”，“至于这位女子是谁，’锦瑟‘二字是否影射或直接就嵌用了她的名字，则无从考证。”黄世中的《〈锦瑟〉笺释述评及悼亡说新笺》也主此说。张国光的《试解〈锦瑟〉之迷――李商隐倾向于李德裕党之一证》则认为，《锦瑟》是“悼亡”和政治诗的结合，认为“望帝”句“系悼念武宗之死与会昌新政的被废搁”。
三、听瑟曲说。禹苍《说锦瑟篇》认为此诗“实是写听瑟曲而引起的情怀”。
四、伤唐室残破说。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说：“余颇疑此诗是伤唐室之残破，与恋爱无关。”
五、编集自序说。此说出何焯《义门读书记》引程湘衡说，亦见王应奎《柳南随笔》。高步瀛认为此说无疑。钱钟书也认为此说无“瓜蔓牵引，风影比附”，“最为省净”。周振甫在《李商隐锦瑟诗初探》中，又引钱钟书用瑟的“适、怨、清、和”的乐音来解释诗的中间二联，认为这二联正好“说明《李义山诗集》的主要内容和它的艺术特色”，周振甫推此说是“创辟的新解”。持此说者还有钟来因等人。
六、回顾生平兼编集自序说。此为上说的补充。见李固阳《就锦瑟诗与周振甫先生商榷》。李文认为，这首诗既然编在集子的开头，就标明集内诸篇记录着一生事迹，确乎起了’编集之自序‘的作用。但李文否定钱钟书的“适、怨、清、和”说，认为这是“回顾平生” 之作，是李商隐“慨叹自己的际遇”。
七、自伤身世或自叙平生说。何焯《义门读书记》首倡此说，汪师韩《诗学纂闻》和之。张采田《李义山诗辨正》以为“悼亡诗定论”，而其《玉溪生年谱会笺》则直视诸家为臆说，又以为“自伤身世”说“斯真定论”。薇园的《稻花香馆杂记•香奁或无题诗》亦认为义山一生仕宦不进，终身坎壈，故开卷锦瑟一篇，乃假物以自伤。本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专著多从此说。许多有关《锦瑟》诗的论文，如汪辟疆《玉溪生诗笺举例》、王达津《古典诗歌札记》、程千帆《李商隐锦瑟诗张笺补正》、魏明安《评锦瑟诗的笺解》、李文初《李商隐锦瑟诗颈联发微》等，也均从此说。阎琦则进一步认为：“’自伤‘说已笼括’悼亡‘说在内”，“故’自伤‘说最为通达”，可以“粗定下来”。梁枢的《〈锦瑟〉新论》则认为《锦瑟》是一首“自伤身世的音乐诗”， 李商隐是以琴瑟的音乐在“演奏其身世之感”。美籍学者刘若愚更是认为，《锦瑟》诗可视为人生如梦这一共同主题的变奏曲，这种看法不排除对诗人妻子或任何人的忆念，也不排斥对诗人往昔生活和其诗作的沉思。这样构思政合乎李商隐晚年情况，此诗显示了诗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美籍学者王福民也认定《锦瑟》诗是李义山的“自叙诗”，“是他一生际遇的自叙”，“是作者站在旁观者的地位把他一生的’前尘‘加以欣赏的结论”。吴奔星的《诗的明朗与含蓄――兼论李商隐的〈锦瑟〉》则指出，“从思华年的内容上看，不外以党争引起的宦海沉浮为经，以夫妻生离死别为纬交织成篇。”“诗人的一片惘然之情，是由象征官场的尘网和陷入一往情深的情网所产生的失落感引起。”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
八、“不可知”说。此说的倡导者是屈复，他在《玉溪生诗意》中认为：“凡诗有所寄托，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若《锦瑟》、《无题》诸篇，即是“不可知者”。梁启超也说：他对《锦瑟》等诗讲的什么事，“理会不着”，只觉得诗美，“含有神秘性”。王士菁则说：《锦瑟》是“恍惚迷离”的，“究竟写的什么，恐怕只有诗人自己心中有数吧？”谢无量说：《锦瑟》等诗“究竟何所寄托，殊难证明”王蒙的《一篇〈锦瑟〉解人难》从鉴赏学的角度剖析诗意，认为从诗人的写作触发动机来全然肯定或否定一说，前提都不充分。王蒙指出，此诗所咏的“核心是一个情事”，是一种“惘然之情”，其中“包括了丧妻之痛、漂泊之苦、仕途之艰、诗家的呕心沥血和收获的喜悦以及种种别人无法知晓今人更无法知晓的个人情感”。“诗人经过人生沧桑之后，当他深入再深入到自己内心的深处时，他的感受是混沌的一体的、概括的、莫名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是惘然的无端的”。
六、樊南文研究
李商隐的文尤其是骈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研究者却不多，本世纪对樊南文研究的单篇论文主要有：董乃斌的《论樊南文》、《李商隐散文简论》、吴在庆的《樊南四六刍议》等。
其中，董乃斌《论樊南文》是本世纪较早对李商隐文进行全面、深入探讨的论文，该文着重分析了李商隐花费极大精力所从事的骈体文，说李商隐为文曾经历了一个由散入骈而最终以骈文为专业的变化过程，并从三个方面探究了这种变化的意义：首先，这种转变表明，在韩、柳大力提倡“文从字顺”、明白晓畅的古文，并在社会上发生巨大影响之后，骈文依然有不小的市场；其次，应该看到，是李商隐的生活道路促使他变成一个以写作骈文为专业的人，而他所以走上这条生活道路，又有着某种必然性（如其职业特点和令狐楚的影响）；第三，商隐之所以下苦功钻研骈文，并非全然被动地由于外界的原因，真正的动力还是蕴藏在他本人思想深处的要致身通显以实现政治抱负的强烈愿望。对于李商隐四六文的思想内容，作者指出，樊南四六虽然许多都是代笔文字，但从中却不时透露出李商隐本人的政治观点，作者还指出，樊南四六中较好作品的真正优点，在于通过某些修辞手法的适当运用，使文章不但具有一般的辞章之美，而且增强了形象性和含蓄性，从而超越了一般应用文的水平而进入艺术的境界。《李商隐散文简论》则侧重探讨了李商隐的散文，作者认为，李商隐对古文仍是很重视的。他将李商隐现存的李商隐散文分成两类，一类侧重议论，一类侧重叙事，并指出它们的风格都接近韩、柳古文。吴在庆的《樊南四六刍议》是继董乃斌前文之后论商隐文的又一大成果。文章指出，商隐初习古文，后转习四六的个中因由有二：一是作者长期为幕，必须迎合时尚，捉刀代笔，身不由己；二是古文运动影响的减弱及商隐对儒道某些主张的怀疑。商隐四六，多代人立言，这是被人视为内容空洞从而备受冷落的一大原因。该文认为，商隐四六的价值首先在于丰富的史料性上。李文多代显要如令狐楚、王茂元、崔戎等而作，这些人与时政关系密切，状表呈启、酬赠往来，必然关涉时事并表达意见，这就使李文具有认识作用；其中的行状、祭文、遗表、碑铭等涉及一大批人物生平行事，所记或可与史载相印证，或可补史载之阙，或可纠史籍之误。其次，商隐四六在艺术上除了形式美之外，还有其特殊价值。一者，其中相当数量的应景文章，内容情感两皆空泛，用骈文可于隶事用典中掩饰空泛。二者，商隐四六在叙事抒情上也颇多值得总结的艺术经验。
另外，一些散文史论著如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马积高的《赋史》、姜书阁的《骈文史》也都涉及到李商隐的文，唯介绍较简略、论述稍浮浅。
七、李商隐文艺观研究
李义山诗中有一些论诗之作，而且他的创作中也体现出比较鲜明的创作观，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义山文艺观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
早在三十年代，张振佩在其《李义山评传》“章十一”中就从四个方面初步论述了“义山的文学意见”：义山的文学生活、义山对创作内容方面的主张、对格律方面的意见、义山的文学功效论。当时和稍后出版的一些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也简单地提及义山的文学主张。
吴调公《李商隐研究》是较详细论及李商隐的审美观的著作，他从李商隐的文学作品中抽绎出：一、婉约的优美感和坚韧不移的风骨，二、李商隐对悲剧性生涯的体验与探索，三、美的理想火焰永远在寂寞中燃烧等三点审美观。吴调公的《李商隐文艺观探微》》1983年第2期）则是较早出现的专论义山文艺思想的文章，该文认为，如果说中唐时代诗歌和散文这两个文艺运动的共同倾向是侧重于文学的思想性和较多地汲取儒家思想的进步方面，那么，李商隐的文艺思想恰恰是侧重于文学的艺术性和摆脱儒家的道统，要求解放个性。他的以发抒真情为内容和融各家之长作为形式因素的文学主张，既标志了晚唐初期对儒家思想的一次突破，也标志了他纠初唐四杰之偏。文章还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李商隐的文艺观：不系今古，挥笔为文；流莺巧啭，比托遥深；博兼众体，不取“偏巧”。盖国梁的《李商隐诗歌创作的美学观点》一文则发挥了钱钟书、周振甫对李商隐诗歌艺术美的看法，文章援引周振甫先生在《李商隐选集》中所说的“商隐的诗，有摹写自然的，有润饰自然的，有通于自然的”的见解，并称周先生的识见“可谓精锐，洞中肯的”，特别是象商隐的无题诗，几乎可以说大都达到了钱钟书先生所说那种“通天”的完美境界。而周振甫先生指出：商隐在《献侍郎巨鹿公启》一文里论诗时所提出的“虑合玄机”，是已经看到了“造化之秘”，文章最后说，可见，“他的诗歌创作达到如此完美的艺术境界，是在其美学观点的指导下，有艺术的思维构成和创作的内在动机的。”
另外，八九十年代新出版的几种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也对李商隐的文学观有比较详细的探讨。
如罗宗强在其《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认为，李商隐对诗歌艺术的独特探索，反映了唐代诗歌思想的又一次重要发展。他将李商隐的探索分为三个方面：一、追求朦胧情思与朦胧意境的美。“他在艺术上着意追求的，就是如何才能不把内心完全袒露无遗，而只到此为止。神龙见首不见尾，一个个意象，仿佛露出一鳞半爪，留下了许多原该衔接而不予衔接的空白。这些空白仿佛迷蒙云雾，其中隐隐约约，让人猜度。这样的艺术追求，应该说是李商隐的一个创造。”二、追求一种细约的美。三、感情的表达方式是多层次、细美幽约、迂回曲折，而感情基调则是凄艳而不轻佻。他在分析李商隐的文学理论时也认为：“他追求朦胧情思与朦胧意境，追求细美幽约，所以他不重诗教，而重情感表达。”
王运熙、杨明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着重分析了李商隐对前代或同时诗人的批评，指出：“李商隐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多样”，“他既重视、钦佩李贺、杜牧的日常抒情写景之作，更推崇贾谊、李白、杜甫等关怀国事民生的篇章，还肯定了宋玉假托巫山神女寄托讽喻的辞赋。可见，在内容题材方面，他要求有裨于教化，但也重视抒发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情怀，取径较为宽广。”“在思想方面，他既肯定儒学，但有时又赞美老、庄自然之道，超越了儒家的思想规范，还认为道非周公、孔子所可独霸，因而对深受道家影响的元结作品备加赞美。在文章样式上，他兼长古文、骈文，既重视古文，推重古文家元结、韩愈；又爱写骈文，注意向南朝骈文名家任昉、庾信等人学习，并加以赞美，还慎重为自己的四六文编集作序。其诗特长律体（今体），但也有若干古雅峭劲的古体诗。他在理论批评方面的多样化表现和他创作方面的多种态势互相呼应。”
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则认为，李商隐在文学思想上，“大胆地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明确反对文学创作上的师圣明道，而主张缘情体物、抒写性灵，更彻底，更自觉地使文学与儒家政教脱钩，而成为表现个人感情角落，心灵世界的产物”。“李商隐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实践，纠正了古文提倡者全盘否定骈文的片面性，又以注重感情和气势改变了骈文过分追求形式美而忽视内容充实的弊病，这对中国古代散文理论和散文创作的健康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李商隐从元气自然论的文学本源论出发，在诗歌创作方面，特别强调要言志缘情，抒写性灵”，而且，“他所说的’志‘不是狭隘的儒家政教，而是泛指各类诗歌中诗人之志”。可见，“李商隐不仅在散文理论上是对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理论之否定，在诗歌理论上也是对元、白早期诗论为代表的新乐府理论的否定。”
八、作品集的新整理
和诗文研究一样，本世纪李商隐作品的整理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李商隐诗集新的整理。1985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叶葱奇疏注的《李商隐诗集疏注》，这是本世纪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李商隐诗的新的全注本。本书原诗以清朱鹤龄本为底本，参校北宋本、南宋本（清陆敕先校订本）、钱谦益抄校本及《才调集》、《文苑英华》等，校记附于注释中。本书除正文外，设有“注释”和“疏解”，疏解不仅绎述诗意，对诗的作年和时代背景，篇中的兴寄和寓意，以及运笔深婉、用典用字隽永之处，也加以阐述。书末所附李商隐的史传年谱，历代有关他的重要诗话选录等资料，也很有参考价值。
和叶著相比，刘学锴、余恕诚编著的《李商隐诗歌集解》则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李商隐诗歌作品整理的集大成性质的著作。该书是李商隐诗歌的会校、会注、会评、会笺本。校勘方面，用明刊汲古阁唐人八家诗本为底本，参校了明嘉靖蒋氏中唐人十二家本、明姜道生唐三家集本等明清刊本、抄本，并以唐、宋、元三代主要总集、选本进行校勘。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力图校定一个集合各本之长和诸家合理校改意见，同时又能较全面地反映各本文字异同的会校本。诗歌编年方面，在充分吸取冯浩、张采田等人考证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对李商隐的“江乡之游”与“巴蜀之游”及大量系诗进行辨正。不编年的诗，按题材、内容相近分类编次。注释方面，主要是在鉴别正误当否的基础上，舍弃旧注中一些明显的错误，删削少量明显重复者，其余则一概收录，便于研究者的比较选择，或从不同方面加以利用。笺评方面，先大体上按时代先后排列历代对一首诗的笺解与评论，然后再以按语的形式表示编著者对这首诗的意见。会笺、会评汇集了自宋至近代众多评家、注家和学者对义山具体诗篇的解说与评论，内容涉及考证本事、叙述背景、阐明旨意、论文谈艺等各个方面，甚至由此引发对义山其人其诗的总体看法。书后附有李商隐的传记资料、各本序跋、书目著录、李商隐年表及编著者关于李商隐生平事迹考辨等有关资料。
本世纪还新出版了一些李商隐诗歌的选本，如安徽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选的《李商隐诗选》、陈伯海选注的《李商隐诗选注》、周振甫选注的《李商隐选集》、王汝弼、聂石樵的《玉溪生诗醇》等，均各有特色。
虽然目前尚未出现一部新的李商隐文的整理本，但刘学锴、余恕诚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据他们发表的《〈李商隐文编年辑注〉工作设想》介绍，他们已开始将商隐所有存世之文（包括《樊南文集》、《樊南文集补编》及新辑佚文）合为一编，按年编次，辑录诸家笺校注释、系年考证，并加上编著者考订补正的成果。预计全编（约150万字）可在1998年年底前完成。
另外，刘学锴、余恕诚还整理了《李商隐研究资料汇编》，已交中华书局，不久也将面世。
第二节温庭筠研究
温庭筠虽是与李商隐齐名的晚唐著名诗人，但是，无论从研究的深度还是研究的广度看，人们对他的生平和诗歌的研究都远远不及李商隐研究。本世纪前半叶，学界主要对温庭筠生平进行了的一些资料整理和考证，诗歌研究则显得较为零散和肤浅；五十年代初直至七十年代末，是温庭筠研究的萧条期；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在继续深入探讨其生平事迹的同时，逐步对其诗歌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使得温庭筠研究在世纪末初步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局面。
一、生平研究
早在三、四十年代，学界就已对温庭筠的生平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934年，夏承焘发表了《温飞卿年谱》，该谱穷搜博引，钩沉发微，首次对温庭筠一生重要行事逐年进行了考订，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同时，邹啸的《温飞卿与鱼玄机》、《温飞卿与柔卿》探讨了温庭筠与两位女诗人的交往情况。此后，顾学颉又先后撰著《温庭筠〈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诗旧注辨误》、《新旧唐书温庭筠传订补》，在厘定旧说之谬的基础上，对温庭筠的生平事迹作了进一步的整理。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温庭筠生平进行了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其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陈尚君的《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王达津的《温庭筠生平之若干问题》、黄震云的《晚唐诗人温庭筠是温彦博的七世孙》、《温庭筠籍贯及生卒年》、顾学颉的《温庭筠交游考》、陈尚君的《也谈温庭筠生平之若干问题》、牟怀川的《温庭筠生年新证》、徐匋的《温庭筠入蜀考辨》、黄震云的《对〈温庭筠生年新证〉一文的意见》、牟怀川的《关于温庭筠生平的若干考证和说明――兼驳〈意见〉》、徐匋《温庭筠从宗密禅师结社考》、牟怀川的《温庭筠从游庄恪太子考论》、黄震云的《温庭筠累年不第偃蹇终生及其原因考》、徐匋《温庭筠开成年间事迹考》、刘范第的《温庭筠贬谪时地辨》、彭志宪的《温庭筠未曾再贬及有关问题》、殷大云、黄震云的《温庭筠生平纪事和诗文系年（上、下）》、牟怀川的《温庭筠改名案详审――兼辨两〈唐书•温庭筠传〉之误》、梁超然的《温庭筠考略》等。
综观上述诸多成果，研究的焦点又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上：
籍贯和世系关于温庭筠的籍贯，《旧唐书》说是太原人，而《新唐书》则谓温大雅并州人。对于新旧《唐书》记载的歧异现象，顾学颉在《新旧唐书温庭筠传订补》中认为，“盖太原、并州系一地，唐属河东道。唐初为并州，后改称太原，祁其属县也。庭筠传以郡概县，省祁字；大雅传从唐初名：实则所指系一地也。”顾氏此说为夏承焘所沿用，并被采择到《温飞卿系年》中。陈尚君在《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中则指出，“史称庭筠为太原祁人，系指郡望，并非家居所在。”“庭筠一生，从未涉足太原一带，所作诗文，也不以太原为乡土。他常提到的故乡，均在江南。”“庭筠占籍应即在无锡附近。”而王达津在《温庭筠生平的若干问题》中则对陈尚君这一新说提出了商榷，他认为，“温籍贯太原，但寄籍却不在江南。陈尚君说未确。温庭筠应家鄠县。”随后，陈尚君又在《也谈温庭筠生平之若干问题》中，又对王达津说进行反驳，并对其观点作了补证。与王达津文差不多同时发表的黄震云的《晚唐诗人温庭筠是温彦博的七世孙》、《温庭筠籍贯及生卒年》两文也对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温飞卿系年》引顾学颉说“太原并州系一地”说作了订补，他认为“并州是太原，这是温庭筠的籍贯。”
史传谓温庭筠系温彦博的裔孙，清代学者赵绍组在《新旧唐书互证》中提出疑义，其理由是世系表不载庭筠，《旧唐书》也未言温庭筠系彦博之裔。对于赵绍组的质疑，顾学颉《新旧唐书温庭筠传订补》引庭筠开成九年秋呈友人一百韵诗，证明飞卿为彦博之后“无可置疑”。后来，黄震云在《晚唐诗人温庭筠是温彦博的七世孙》一文，又对顾学颉说作了补证。另外黄震云还在《温庭筠杂考三题》中对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温飞卿系年》中的一些错误进行了纠正，并重新列了一表。
生卒年温庭筠的生卒年是本世纪温庭筠研究界讨论得比较热烈的一个问题。飞卿生卒年，史籍无徵。夏承焘在《温飞卿系年》中首次作了考订，他认为温庭筠《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以下简称《感旧》）诗中的“李仆射”为李德裕，又引温氏《开成五年秋，......一百韵》（以下简称《百韵》）进行对比，定二诗同为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之作；又由《百韵》诗“收迹异桑榆”句，逆推温氏约生于公元812年。顾学颉的《温庭筠〈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旧注辨误》虽然推论与夏承焘无大出入，但他认为温与李仆射（李德裕）年龄相差约三十岁。按此推算，温庭筠约生于公元817年。
和顾、夏二文不同，陈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则在征引更多材料的基础上，认为《感旧》诗中的“李仆射”并非“李德裕”而应为“李绅”，并初步推算出温庭筠的生年，约在德宗贞元十七年，即公元801年。稍后发表的王达津的《温庭筠生平之若干问题》则主张复用夏承焘、顾学颉等人摒弃的“李蔚”旧说，又说温作《百韵》诗时正年轻，认为温庭筠应生于公元824年。陈尚君《也谈温庭筠生平之若干问题》则对王说进行了反驳。
黄震云《温庭筠籍贯及生卒年》也对“李仆射”发表了意见，该文径取“嵇绍、山涛”之喻，以“筮仕年”为四十岁，以“垂髫”为八岁，然后从李钰（公元784年――公元852年）的年龄推算温的生年为公元817年。牟怀川《温庭筠生年新证》以温《上裴相公启》中“至于有道之年，犹抱无辜之恨”为依据，认为“有道之年”即郭有道（郭泰）的享年四十二年。然后考定该《启》是开成四年首春求恳裴度之作，由此逆推，温生于公元798年。并再与其他线索，尤其是《感旧》诗相印证，认为李仆射非李绅莫属。后来，黄震云、牟怀川又分别发表了《对〈温庭筠新证〉一文的意见》、《关于温庭筠生平的若干考证和说明――兼驳〈意见〉》，对各自的观点进行了补证。
至于温庭筠的卒年，学界也有异说。夏承焘《温飞卿系年》根据温庭筠《赠蜀将》题下自注：“蛮入成都，频著功劳”，谓指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之事，作温诗最后可系年者，并谓温“卒于咸通末，得年六十左右。”对于夏承焘此说，陈尚君和施蛰存均不同意。陈尚君在《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中认为，此诗应作于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入蜀后不久，并不是温庭筠晚年之作。施蛰存《读温飞卿词札记》据《南诏野史》认为，应指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事，也不是温庭筠最后的作品。施蛰存又引《宝刻丛编》卷八：“唐国子助教温庭筠墓志，弟（温）庭皓撰。咸通七年。”而温庭筠有《榜国子监》，末署“咸通七年十月十六日，试官温庭筠榜。”故定温庭筠卒年当在咸通七年（公元866年）。王达津的《温庭筠生平的若干问题》则发挥“李蔚”说，把温的卒年推迟至中和二年（公元882年），陈尚君后来曾在《也谈温庭筠生平的若干问题》中对王达津此说提出质疑。牟怀川的《温庭筠生卒年研究综述》则在综合以上各家说法的基础上，又引香港学者黄坤尧《温庭筠》一书中的有关论据，认为温庭筠当卒于咸通八年（公元867年）左右，误差不超过一年。
贬尉问题温庭筠被贬的时地，两《唐书》本传所载颇有异同。夏承焘和王达津考证的结论都是温被贬两次，一在大中末贬为隋县尉，再为咸通四年贬方城尉。刘范第的《温庭筠贬谪时地辨》肯定了第一次被贬为大中十三年（夏承焘说），否定了大中十一年（王达津说）。第二次被贬时地的唯一根据是纪唐夫送温庭筠一诗。刘文通过对此诗及有关史实考证，认定此诗实乃贬隋县时作，故他认为第二次被贬说殊难成立。彭志宪《温庭筠未曾再贬及有关问题》指出“温庭筠实仅任过隋县尉，没有再贬方城尉，而且任隋县尉的时间应在大中二十年（公元858年）”。
与庄恪太子关系问题温庭筠与庄恪太子的关系问题，顾学颉在《温庭筠交游考》中认为其《庄恪太子挽歌词二首》仅以普通书生身份作诗挽吊，又据“邺客瞻秦苑”句，似此时庭筠尚在邺都，准备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恐与庄恪太子无识面之缘。陈尚君的《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同样根据挽歌词二首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温庭筠曾从太子游，其《太子西池二首》、《雍台歌》两诗均与太子有关，当属从游时作。文章还认为，庭筠入东宫游，疑出于李翱荐举，当始于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可能三年九月始离去。并谓“东宫从游是其生平中值得注意的事，此后负谤畏讥，物议纷纷，似皆与之有关”。牟怀川在其《温庭筠从游庄恪太子考论》中也认为挽歌词二首于“沉痛悲叹之外，隐隐透露了诗人与庄恪太子的特殊关系。这并不是一般的’都人恨‘，而是一个从游文人因其事关己所发，由衷的兔死狐悲之词”，并认为“温之入侍庄恪太子不早于开成二年三月”。
二、诗歌研究
八十年代以前从世纪初直到八十年代初，学界对温庭筠诗歌的研究都是以具体作品的考证、笺释、辨误和赏析为主。如沈曾植的《温飞卿诗集兰畹之意》、温廷敬的《读温飞卿诗集书后》、《温飞卿诗发微》、顾学颉的《温庭筠〈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诗旧注辨误》、刘逸生的《茅店鸡声体物工――温庭筠〈商山早行〉》、王同策的《〈商山早行〉写的是秋天吗？》、霍松林的《温庭筠的〈商山早行〉诗》等。
八十年代以后1981年，林邦钧发表了《温庭筠和他的诗》，该文标志着学界对温庭筠诗歌进行较深入、系统探究的开始。该文从思想和内容两方面切入，按思想内容将温诗分为咏史诗、抒怀诗、妇女题材诗和艳情诗，他总结温庭筠诗歌的艺术特色为“典丽精工，婉曲含蓄”，乐府七古以富艳绚丽著称，律诗以清竣工细见长。
此后，陆续出现了一些从整体上研究、分析温庭筠诗歌的文章，如王翊群、朱嘉耀的《试论温庭筠诗歌的积极意义》、黄震云的《温庭筠的诗歌艺术特色》、孙安邦的《试论愤世刺时的温庭筠》、张晶的《温庭筠乐府诗中的女性形象》、《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交融――温庭筠乐府诗散论》、俞明仁的《温庭筠散论》、王希斌的《论温庭筠乐府诗的思想内容》、《绘阴柔之色写阳刚之美――论温庭筠乐府诗歌的艺术特色》、刘尊明的《温庭筠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其审美意义》、刘尊明的《禅与诗――温庭筠艺术风格成因新探》、〖日〗山木敏雄的《试论温庭筠文学的一个侧面――时间流逝中的不安定存在》、成松柳的《温庭筠诗歌艺术风格初探》、黄崑的《衰绝晚唐――飞卿：温庭筠诗歌简论》等。
其中王翊群、朱嘉耀文认为温庭筠刺时的作品是其诗歌积极意义之所在。他们把这类作品分为揭露社会现实、直接抨击封建统治者，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而鸣不平，运用“咏史”形式，曲折表达对统治者不满等三大类。黄震云文不仅分析了温诗的艺术渊源，认为“温诗继承汉魏乐府、初盛唐时期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又吸引了陶渊明、谢灵运清新自然的风格，沿袭元白长卿的平易，韩愈孟郊的奇瘦，李贺的幽晦壮丽，形成自己韵格清拔、富丽堂皇、含蓄深刻而又浅显细腻的多样风格”。而且从意境表现上对温诗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剖析，将温诗研究带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张晶前文将温庭筠诗和词中女性形象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温庭筠乐府诗中的女性与其词中的女性形象之共同点，便是在魅力动人的外在形象中透出深沉的哀伤。其差异则在于：后者近似于油画，而前者则近于浮雕；后者只是透过悲凄的目光，向我们泄露出许多心灵的隐秘，前者则能见出鲜明的个性差异，各有风神，各有其性格特质；后者较为单薄，而前者更为丰厚复杂化了。总之，前者较之于后者，更为深刻，更富内涵，更有社会意义。张晶后文用鉴赏与论证相结合的方法，细致地论述了温庭筠乐府诗的美学价值与社会价值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对进一步理解温庭筠乐府诗的美学价值与社会价值是有意义的。文章重点分析了温庭筠的《春江花月夜》和《张静婉采莲曲》两诗，作者将前者归为“以美写丑”一类，认为“读者在欣赏温氏这类作品时，首先欣赏到的是优美动人的个体意象，然而，读完全诗，由艺术作品的形象结构所唤起的整体感受却是丑”。作者将后者称为“以美写怨”式的作品，说诗的个体意象优美、富丽、绰约，给人以很强烈的审美感受。但是诗人通过优美的个体意象的特定组合，使整首诗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美感是悲凄哀怨的。作者最后指出，温庭筠个体意象的创造特征在于：首先，温诗的意象极富色调美；其次，温庭筠的乐府诗，虽然意象中充满色彩美感，但它并不呆板粘着，并不显得堆砌、质实，而善于化实为虚，使意象具有一种灵动之美；再就是，常常于具象和抽象的巧妙转逆之间创造意象，这也是温诗某些意象富有空灵之美的重要因素。
王希斌后文也从美学角度分析温庭筠的乐府诗，并把温庭筠视为唐代诗坛上居于李白、白居易、刘禹锡之后的第四位乐府大家，指出他的乐府诗有的词彩浓艳、意象华美；有的富有情韵，意境悠远，还有的峭拔奇丽、雄浑刚健，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作者认为，温诗如此多样的风格，证明他在谋篇布局上的学习李白，更宗法李贺，被后人垢病的齐梁诗体的浓丽、汉赋的夸饰也被移入，在韵律、句式和格调上已经非常接近当时新兴的抒情诗――词的创作体制，可以认为温庭筠的乐府诗正是他创作词的基础。
刘尊明后文认为温庭筠的游历佛寺、交结寺僧诗，写景咏物诗，羁旅纪游诗，隐逸闲适诗大都具有冲和平淡、俊逸清丽的风格，这与他受华严宗第五祖宗密禅师、深受禅宗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熏陶有关。
山木敏雄文以温庭筠的乐府歌行体为中心，从多方面来探讨它的的艺术风格，着重指出，在温庭筠的诗词中，以各种形式描写了时间流逝中的不安定存在：“温庭筠所描写的是水面映出的晃动虚像等不安定的存在和注定要醒来的梦，并且以’梦‘来暗示有所值的事物的丧失。此外还通过女性粉妆的残退零乱、王朝的灭亡、晚春的景色等来刻划，来说明美的存在时间的流逝中是有限的，它时刻包孕着趋于灭亡的危惧和不安定感。”文章还探讨了这些手法和作者心情的关系，认为这些诗的共同点，就是作者虽然胸怀抑郁，但又不去寻找出路，采取了借在时间流逝中趋于灭亡的不安定的存在来抒发感慨的态度。
成松柳文则指出，温庭筠诗歌艺术风格的建立，首先是吸收了前辈诗人包括杜甫、李贺、李商隐、贾岛等人的艺术精华形成其诗风芜杂的特点，另外其诗风又很典型地代表了晚唐诗整体风貌，体物细微曲折，有向审美和艺术主体回归的态势。
三、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纪对温庭筠诗歌作品的整理成果，主要有吴遁生的《温庭筠诗选》、刘斯翰的《温庭筠诗词选》和清人曾益等笺注、今人王国安点校的《温飞卿诗集笺注》。另外，林邦钧的《温诗顾注补正二则》、黄震云的《晚唐诗人温庭筠佚诗二首（〈赠隐者〉、〈思桐庐旧居便送鉴上人〉）》、林邦钧的《〈温飞卿诗集笺注〉摘误》等，也可参考。
万曼的《唐集叙录•温飞卿集》对《温飞卿集》的流传和版刻情况进行了介绍。
第三节温李之比较
温庭筠与李商隐同时代，诗人号为“温李”，也使得后人多注意“温李”这一称号的含义，对他们二人的诗歌创作进行比较。
八十年代以前本世纪较早对“温李”并称发表意见的有玄修，他在《说李商隐》中谓世人将“温李”“相提并论，皆非知言”，“温李之称，指偶俪文字言，非论其诗也。”后来陈寂的《李商隐诗探微》也论及“温李的分歧”，他认为，温李虽同是雕琢藻丽，而李较清峭深婉，温较柔靡巧缛，所以在诗史上李的成就较高，而温却是花间词人之冠了。 在思想内容上来看，温所说的是主观的个人得失，李所说的是客观的国家兴衰，积极和消极意义显有不同，把温、李混淆在一起，说他们同样是唯美的、象征的、神秘的、颓废的东西，这就是对他们没有经过精细分析作区别对待，而把李的作品价值降低，也可说是不辨淄渑了。范文澜的看法则不同，他在《中国通史》第四册中指出：“在晚唐，李商隐是旧传统的结束者，温庭筠是新趋势的发扬者，晚唐诗人温李并称，其余诗人都不能和他们比高下，因为此后诗人（包括词人）都是温李的追随者。”
八十年代以后对“温李”齐名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出现在八十年代以后。黄震云在《谈温李齐名》中也对“温李”齐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温李齐名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二）温李齐名反应了他们诗词上的成就：首先，他们丰富的诗歌著作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托古讽今的作品，在含蓄中露出悲愤的心情，其次，他们在晚唐文坛上的地位均较高，再次，温李诗歌中都有相同数量描写男女爱情的和少量的恻艳作品。于翠玲的《温、李齐名说浅探――兼及温、李的酬赠诗》认为，昭宗朝翰林学士裴廷裕在《东观奏记》中以“词赋诗篇冠绝一时，与李商隐齐名”的温李齐名说，广及诗文辞赋，并不仅指诗歌方面，而后人却把它片面理解为诗歌，至宋代已有扬李抑温的观念，清代常州词派本想力挽狂澜，后王国维以其词品极似“画屏金鹧鸪”再次一锤定音。故是“温李齐名”反映的只是当时晚唐文坛温、李双峰并峙的局面，而以后随着温庭筠文著的失传，这种辉煌也就一去不返了。
另外，还有一些文章直接将温李的诗歌创作进行比较，分析颇为细入。如林邦钧的《温、李诗比较》从思想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比较，他指出，温李诗的思想内容有不少相同之处，也具有同样的特点：盛世难再的悲叹多于理想的追求；不满现实的冷嘲热讽多于现实的抨击、抗争；诉哀乞怜的怨忿、思归慕隐的向往多于奋发有为的进取。但李诗在反映现实的深度或广度上为温诗所不及。而且温李诗的思想内容方面的区别也影响他们的风格：在沦落潦倒之后，温多思归慕隐；李多身世之悲、沉沦之痛。表现在诗中，温庭筠的律诗得王韦之澄淡清疏，工慕山状水，时抒闲逸之情；李商隐律诗承少陵的沉郁顿挫，多托物寓怀，常吐哀艳之词。所以有温薄李厚、温清李浓之别。吴肃森的《谈李商隐爱情诗与温庭筠恋情词艺术风格的亲缘关系》就指出，从爱情的题材，缛丽的语言，婉曲、含蓄的表现手法，以及沉痛感伤的倾向，都可以看出温庭筠词的婉约风格是李商隐的绮词艳语从正面起推动作用的结果。但他们也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并各有其长处与不足。简括地说，李商隐的爱情诗，在艺术上达到了成熟的境地，它能委曲尽意地写出爱情相思的心理过程；且语言华美而不失流走自然。但是他的许多诗艺术表现过于虚空，往往给人一种飘忽朦胧而又捉摸的感觉；再加上章句间跳跃较大，以及炼词伤意等，都给作品增添了费解的成分。温庭筠的恋情词深受李商隐爱情诗的艺术影响而又有所进展。他加强了词的组织性，用暗示、联想的手法，使它能表达李商隐在五、七言诗中所难于表达的内容和情感。但是，也由于他过分讲究藻饰和文字声律，从而产生了许多文字流弊；同时也由于文人的阶级意识和生活的限制，作品的内容日益空虚，并逐渐远离了人民。房日晰的《李商隐、温庭筠之七律比较》也指出，李情深，温浅露。李有着极丰富的感情，并将深切的感受与情绪渗入作品，主客观融为一体，其诗幽微缠绵，曲折丛深，凝重而浑厚。温诗往往是客观的描写，在作品中主观感情的融注似嫌不足。类似的文章还有陈铁镔的《温庭筠诗与李义山诗的比较研究》等。
本文是《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第十一章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