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大约是夕阳西下时分。这一时段的特殊性，使得它为古今诗人所青睐，乃至在中国悠久的诗歌史上形成了写作传统。自《诗经》而下，凡诗中所见“黄昏”均有丰富蕴涵，唐诗更不例外。无论是“穷年忧黎元”的杜甫，还是“向晚意不适”的李商隐，均为“黄昏”赋予了深重的家国忧患，而刻意效仿杜甫的李商隐，其“黄昏”意象中，总有杜诗的脉绪。这两位生活在同一王朝不同时期的诗人，均借“黄昏”营造氛围，抒写悲愁，都能做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身处晚唐的李商隐，尽管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抒写，但并未走向人们习常理解的悲凉哀叹，而是和杜甫一样，写景叙事，借古讽今，充分体现了大唐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与家国情怀。

一、 “黄昏”生于忧患

“黄昏”，在杜甫诗中首见于肃宗至德二年（757）创作的《哀江头》。这时的杜甫46岁，度过了“七龄咏凤凰”的童年，“裘马颇清狂”的青年，经历了屡试不第的沮丧、旅食京华的十年困守。就在他刚刚步入“致君尧舜上”的“正轨”，即面对了“国破山河在”的惨破。自己身陷叛军成了俘虏，连想要效忠的皇帝都逃离了京都。也许从未在意过的“黄昏”，这时却成了一个“痛点”：“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曾经纵情游乐的曲江，却只能“潜行”“吞声”，到了“归家”的时刻，却只有满城胡骑扬起的尘灰。国已破，家何在？诗人满目昏黄，心事浩茫，忧端齐山，洞难掇。

在李商隐诗中，“黄昏”首见于《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此诗作于开成二年（837）腊月。李商隐当年26岁，进士登第，春风得意，怀揣对功名、爱情的热望，东归济源省母。这对童年就“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的义山来说，终于有了归宿感、成就感。不幸的是，进入冬季，恩师令狐楚病重，他从长安驰赴兴元，代恩师草撰遗表，十二月奉师丧回长安。短短一年间的突变，对一个青年来说，可谓天上人间。途中有诗《自南山北归经分水岭》：“水急愁无地，山深故有云。那通极目望，又作断肠分。郑驿来虽及，燕台哭不闻。犹余遗意在，许刻镇南勋。”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按曰：“首句突而生动，令人宛见经分水岭时中心惶惶，不知所适情状。”（中华书局2004年版）恐惧不安，无所适从的李义山，行次长安西郊，却把目光投向了国家百姓，创作了一百韵长诗，追溯唐王朝百余年间治乱兴衰的历史，叙述“甘露之变以来西郊农村所遭天灾人祸及民迫为‘盗’情况”：“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节使杀亭吏，捕之恐无因。咫尺不相见，旱久多黄尘。官健腰佩弓，自言为官巡。常恐值荒迥，此辈还射人。愧客问本末，愿客无因循。郿坞抵陈仓，此地忌黄昏。”吏治败坏，民不聊生。“穷民”沦为“盗贼”。天旱人饥，节使杀人，亭吏丧命。“亭午犹起，况黄昏乎？”“黄昏”成为忌惮的时分。义山所“忌”，何尝没有杜诗之“哀”？杜甫身临“国破”之境，形神俱乱，身心俱哀。而民沦为盗，官逼民反，更是令人不寒而栗。李商隐终年47岁，杜甫终年59岁。在他们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杜甫46岁遭受的衰败乱离苦痛，李商隐26岁时就要经历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们都为国为民用尽了气力，却挽救不了衰颓零落。

二、 “黄昏”寄于愁苦

杜甫诗中，共有五首诗写到了“黄昏”。除《哀江头》写在战乱陷贼的长安，其他均写于漂泊西南时期，时间在唐代宗广德二年（764）秋至大历二年（767）之间，有《奉汉中王手札》、《咏怀古迹五首》其三、《返照》、《独坐》。在创作了《哀江头》十年后，杜甫于大历二年（767）在夔州吟成《独坐》：“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敛洲渚出，天虚风物清。沧溟服衰谢，朱绂负平生。仰羡黄昏鸟，投林羽翮轻。”白首多病，终日倚仗，身体孱弱，独坐愁惨。背对孤城，面向暮秋。高远幽深的天空，隐藏着国家的衰落，隐寓着生命的衰迈。身着朱绂，算是官吏，不但不能为国尽力，辜负了一生追求，竟然连归根故乡都办不到了。黄昏之际，羽翼轻盈投林的归鸟，让已届晚年的杜甫羡慕不已，也让他“悲”“愁”相加，以至于“心苦悲”：“江水长流地，山云薄暮时。寒花隐乱草，宿鸟择深枝。旧国见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鬓发白成丝。”（《薄暮》）归巢栖息的鸟儿，还能选择茂林大枝，而人连鸟都不如了，这又是怎样的境况？“黄昏”“薄暮”“返照”成了他遣闷书愁的特殊时空。

对细腻敏感的李商隐来说，“黄昏”更是寄于愁绪。李商隐诗中有13首写了“黄昏”，依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可编年者为：

开成二年（837）《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时年26岁;

开成四年（839）《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时年28岁;

会昌四年（844）《小桃园》，时年33岁;

大中二年（848）《楚吟》，时年37岁;

大中四年（850）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时年39岁;

大中四年（850）夏《汴上送李郢之苏州》，时年39岁;

大中四年六月《魏侯第东北楼堂郢叔言别聊用书所见成篇》，时年39岁;

大中十一年（857）《哀筝》，时年46岁。

如果粗略地算，可以说，“黄昏”陪伴了李义山的一生。26岁写“黄昏”，借村民之口，极形危惧，为民发声，替国担扰。26岁中进士第，算有治国资格，28岁任弘农尉，沉沦下僚。从早到晚，只不过“黄昏封印点刑徒”例行公事而已。直到39岁，仍然“封牢”“锁印”，做个参军。十年光阴，碌碌无为，不再是弘农尉的牢骚，而是“黄昏愁”了。“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手封狴牢屯制囚，直厅印锁黄昏愁。”46岁任盐铁推官，算是能办点实事，可惜时日不长，即被罢去，而他的生命也走向了终结。他反复地在追问“谁伴过黄昏”：“人高诗苦滞夷门，万里梁王有旧园。烟幌自应怜白纻，月楼谁伴咏黄昏。露桃涂颊依苔井，风柳夸腰住水村。苏小小坟今在否，紫兰香径与招魂。”（《汴上送李郢之苏州》）“上国昔相值，亭亭如欲言。异乡今暂赏，脉脉岂无恩。援少风多力，墙高月有痕。为含无限意，遂对不胜繁。仙子玉京路，主人金谷园。几时辞碧落，谁伴过黄昏。镜拂铅华腻，炉藏桂烬温。终应催竹叶，先拟咏桃根。莫学啼成血，从教梦寄魂。吴王采香径，失路入烟村。”（《杏花》）无论露桃、风柳、紫兰、杏花，都逃不脱孤独走入黄昏的命运。“暗楼连夜阁，不拟为黄昏。未必断别泪，何曾妨梦魂。”（《魏侯第东北楼堂郢叔言别聊用书所见成篇》）“暗楼”“夜阁”“黄昏”并置，意料不到“黄昏”时分，竟然如此“暗淡”“深黑”，但也未必能阻断离别的泪水，何况黑夜从来都妨碍不了托梦的灵魂。如果说“谁伴咏黄昏”还充满期待，那么“不拟为黄昏”的突然，便渗透了失去光辉的依恋。尽管有“未必”“何曾”的逆挽，但读来难免令人心生孤独，神情暗淡。身心的孤独凝聚在大中十一年（857）所作的《哀筝》里：“延颈全同鹤，柔肠素怯猿。湘波无限泪，蜀魄有余冤。轻幰长无道，哀筝不出门。何由问香炷，翠幕自黄昏。”聽着古筝的哀泣，留下一片翠色的帷幕在黄昏中飘浮。“月楼谁伴咏黄昏”“楼上黄昏欲望休”“几时辞碧落，谁伴过黄昏”，从这些咏叹中，同样能看到杜甫“独坐”的身影和无可奈何的苦悲。

三、 “黄昏”浓于色彩

“黄昏”时分，在诗文中又往往被写作曛、暝、晡、暮、日夕、日暮、日晚、薄暮、暮晖、云暮、暮景、暮霞、夕阳西下、日脚下平地等，但只有“黄昏”这个词语，让读者一眼看上去，便能产生视觉冲击。这个“黄色”是可以直视的，是明亮的，是一个金黄的、橘红的、温暖的、拖着长长射线不忍离去的太阳模样。日脚踩着大地，依恋着大地，用力放射着光。这个由“无限好”走向幻灭的过程，与历史的发展太相像了。杜甫漂泊夔州，楚王宫、白帝城、明妃村，这些“古迹”更加唤起了他的历史感喟，而渐渐要淡去的一抹金色夕阳，洒落在这些历史遗迹上，更是显出世事的沧桑、宇宙的苍茫、人心的落寞、生命的衰歇。“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咏怀古迹五首》其三）昭君出塞的凄美故事，交织着沉鱼落雁之貌美与凄楚悲怆之怨情。昭君之怨，是对命运的无奈。或锁在深宫人不识，连寻常人家女子的生活都不能过;或替皇家骨肉远嫁异邦，只能让故土之思咬啮心扉。“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衰年肺病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返照》）楚王宫，相传为楚顷襄王所游之地。楚顷襄王所代表的就是那个让屈原绝望的时代。刘希夷《春女行》云：“忆昔楚王宫，玉楼妆粉红。纤腰弄明月，长袖舞春风。”白帝城东依夔门，西傍八阵图，三面环水，雄踞水陆要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蜀汉刘备讨伐东吴，兵败白帝城，忧伤成疾，只能托孤诸葛。从“向黄昏”至“正黄昏”，其间埋藏了多少才子佳人，扼杀了多少志士仁人？这许许多多难以名状的惆怅，萦绕在“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杜甫心头，是永远难以排遣的“艰难苦恨”。

在审美形态中，色彩居于首位。“色是光之子，光是色之母。”在赤、橙、黄、绿、青、紫通用的六标准色中，黄色最明，属于“明调”。“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这种感觉，首先诉诸视觉，继而引起心理反应，引出某种情绪，抒发于诗歌，便成为意象——有意味的形式。在李商隐的诗中，这一意象担负了更为痛苦的生命期待。著名的《乐游原》便是为品味那无限好的夕阳而作。“无限”是达到了顶点的、最好的、最最好的：“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将不适之意融化进无限好的金色光芒里，此时此刻的情境犹如梵高的画，是蓝色与黄色的组合。在纯净的碧蓝天空中，映现着赤金色、黄铜色、米黄色……蓝色是海水，黄色是火焰。这是生命燃烧得最炽热的时刻。“无限好”的结局一定是再走向下一个开始。于是“黄色”由明亮变得昏暗，牵动着人心，走向天地昏黄，万物朦胧。李商隐去世时才47岁，是强仕之年，是生命处于辉煌的年龄。可是命运却让他如暮年的杜甫一样，把目光投向“古迹”，只能借“登古原”“向后看”的“回顾”来化解不惬意、不愉快，从而安慰壮志雄心，也许还会有骏马奔腾的华清别馆，也许还会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曲江游园。“华清别馆闭黄昏，碧草悠悠内厩门。自是明时不巡幸，至今青海有龙孙。”（《过华清内厩门》）“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艳与谁期？迎忧急鼓疏钟断，分隔休灯灭烛时。张盖欲判江滟滟，回头更望柳丝丝。从来此地黄昏散，未信河梁是别离。”（《曲池》）虽然《过华清内厩门》《乐游园》写作时间难以确定，但从“自是”“未信”的婉曲中，还能感受到他尚未写出如《锦瑟》般“枉然”的伤感，也没有像杜甫《曲江》诗中“人生七十古来稀”的生命悲惋，色彩是意境创造的灵魂。杜甫的“黄昏”，景为情生，景中入神;李商隐的“黄昏”，寓情于景，情景相生。均能创造生命精神，合情合理地把自己的命运与社会、国家融为一体，把深重的忧患用色彩晕染在诗里。

“黄昏”从自然现象与现实生活两方面看，正是鸟归巢、人投宿的时刻。“曰黄昏以为期”（屈原《离骚》）“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夕阳無限好，只是近黄昏。”“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夕阳西下几时回？”“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些十分熟悉的诗句，总会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思，也构建了悠久的中国诗歌史的“黄昏”传统。唐王朝近三百年，诗歌的发展，因初盛中晚的习惯定势，只要说到杜甫，眼前必然呈现一片丽日中天;一旦提起李商隐，自然是“夕阳无限好”的满目颓唐。其实，就人的一生而言，身临其境的时代，总有幸福与辉煌。杜甫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是玄宗成为明皇的发端，是大唐王朝将要走向巅峰的历史节点;李商隐生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是“元和中兴”上升的初级阶段。杜甫充分享受了富足开放的“开元全盛日”，李商隐则深刻体会了挥洒才华的尽情快意。恩师临终拟撰遗表要他代撰，一方诸侯王茂元择他为贤婿，这难道不是一个人的辉煌时刻？当然“黄昏”总归要来临，盛极而衰是规律，没有哪一个人能不面对。可贵的是，当他们经历着国家祸乱、遭受着生活磨难时，他们勇敢地面对自然的黄昏、人生的黄昏、时代的黄昏，独坐静观，像欣赏一幅美丽的图画。色彩由明亮逐渐变得昏暗了，强烈的“意不适”情绪也逐渐化进朦胧的意境中。“无限好”的时刻太短暂了，它出现在黄昏前，“只不过”（孙玉文《李商隐〈乐游原〉“只是近黄昏”的“只是”》，《语言研究》2021年第1期）是近黄昏时的一段辉煌啊！即使是近黄昏的一段“无限好”，充分享受了，就令人满足，令人艳羡。而夕阳西下，必将迎来的是明日喷勃跃起的朝阳。正因如此，在杜甫、李商隐的“黄昏”里，没有“一曲新词酒一杯”里“夕阳西下几时回”的疑虑，更没有“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枯藤老树昏鸦”。

（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