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学界对政治生态问题的关注度日趋增加。学界在关于政治生态的内涵及构成要素、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治理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通过梳理相关成果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着五个方面的不足：研究对象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为重点；研究方法较单一；成因分析不够深入；治理路径上倾向党内自我纠正，忽视外部制约力量；对治理效果缺乏相应的跟进与防御措施。今后学术界还应在这些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推动政治生态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化。
关 键 词：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建设 研究综述
政治生态学是运用生态理论和生态思维方式来模拟构建政治学理论体系，从而进一步拓展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阈。政治生态学研究起源于西方。1947年，自美国学者J.M.高斯首次将生态学的观点与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以来，西方的政治生态学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和蓬勃兴起，王沪宁、王邦佐、刘京希等学者开始对政治生态学的相关概念和问题展开了研究。但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关于政治生态问题的研究并未引起国内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习近平多次强调指出，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从政环境，并要求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摆在突出位置来抓。经过全党近几年来的持续用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取得明显效果，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新的气象，也由此引发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普遍重视和关注。不少学者对政治生态污染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突出的理论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和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发展进程。
一、关于政治生态的概念界定
(一)政治生态的内涵
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将政治生态定义为政治系统运行中其内部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政治状态。谢金峰认为“政治生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生态是指社会政治生活的宏观环境，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狭义的政治生态是指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内各政治主体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状态，是党内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生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其中，党内政治制度是根本，党内政治文化是灵魂，党内政治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态最直观的反映、最具体的体现。”[1]燕继荣运用政治系统分析方法，也对政治生态做了广义和狭义的解释。广义的理解是“把政治生态等同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总和”，它包括了政治系统中的各种要素，如各种政治制度和规则(正式的制度、规则和程序与非正式的制度、规则和程序)，各种政治行为主体(组织性的行为主体和非组织性的行为主体，群体性的行为主体和个体性的行为主体)，各种政治行为方式(政治场域的进入方式、政治角色的竞争方式、政治资源的配置方式)，各种政治文化和不同政治心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个体性的心理和群体性的心理)等。相对狭义的概念是“把政治生态看作是政治系统运行的外部环境，这种外部环境的范围和构成要素由于‘政治系统’定义的不同而有所改变。”[2]包心鉴认为“政治生态是一定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生态联动，是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3]
(二)政治生态的构成要素
学者们对于政治生态构成要素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和多维度性特点。夏美武认为政治生态的构成要素主要囊括了时空要素、权力要素、结构要素、制度要素、主体要素、文化要素、生产力(经济)要素、生命要素、法理要素这九大核心要素，并要求我们应从政治社会系统整体和系统要素间关联的高度去看待某一具体要素的发展变化，而不是孤立地对待任一要素。[4]郝宇青认为政治生态的构成要素包括政治主体的静态和动态要素。“政治主体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的生存方式，以及在此政治环境下养成的政治习性”，属于政治生态的静态要素；“政治主体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属于政治生态的动态要素。[5]杜运泉从横向、纵向两个维度分析了政治生态的结构。“从纵向来看，政治生态的最小分析单元可以界定为县域，最大分析单元是国家，中间还有市域、省域两个层次。从横向来看，政治生态可以从制度、行为、价值三个维度进行分析。”[6]
二、关于政治生态污染的主要表征
如果我们把政治生态理解为制度、文化和行为等三个方面有机统一的整体，那么对于政治生态的污染问题，大致可以从党内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活等三个方面来进行梳理。
(一)党内政治制度方面
1.“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且缺乏制约。李斌雄和姜向红认为一把手带头搞腐败，导致本地区本部门窝案易发多发。“目前我国党政‘一把手’权力依然比较集中，如果缺少监督制约，极为容易引发腐败行为。”[7]吴海红指出：“有些地方，一把手大权独揽，一言九鼎，整个地方或单位就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政治系统，不仅下属的命运，甚至一个地方或单位的前途命运，都由着一个人的意志去决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受践踏，制度的原则规定被无影无形的潜规则代替。”[8]
2.监督机制不健全，发挥作用不力。纪明指出：“目前，权力运行中最大的问题是权力监督链条薄弱，几近断裂，导致监督不得力。”[9]王晓琴认为“当前对权力的监督存在盲区，现有的权力监督机制，监督主体对‘一把手’监督力度较弱，作用发挥不突出，同时现行的权力监督主体比较分散，相互之间缺乏有机互动，加之监督规则不健全，监督主体间缺乏沟通交流，导致一些地方的监督工作‘形同虚设’，失去其自身价值。”[10]
(二)政治文化方面
1.部分党员干部道德滑坡堕落。张哲认为：“当前政治生态中确实存在着党员干部道德滑坡的问题。有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热衷于摆门面、耍花架子；有的沉迷于文山会海、应酬接待，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有的大话、空话、套话连篇，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有的习惯于当‘甩手掌柜’、做‘二传手’，坐而论道，不干实事。”[11]张元圆指出：“党员干部“政治素质、政治觉悟、政治定力仍存在不足，思想不纯问题尚未解决。集中表现为部分党政干部并没有将马列主义作为终生信仰，也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情感认同。不能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无法坚决抵制物质利益的诱惑，难以坚持自我。”[12]
2.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盛行。常显武指出：“有的以个人意志代替集体领导，特别是有的‘一把手’，‘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决策一言堂’，使民主集中制边缘化。有的以行政身份行使党内权力，轻视班子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喜欢居高临下事先定调，把党的会议开成了行政会议；也有的委员没有主张自己的一票之权，把‘班长’当‘首长’，把‘一票权’当成‘拍板权’，产生盲从的依赖感。”[13]赵长茂认为“对‘一把手’监督失效，党内民主氛围遭到破坏。由于监督缺位、监督无力，有些地方和领域‘一把手’践踏民主集中制原则，搞家长制、一言堂的情况比较普遍。”[14]
3.“四风”问题有所收敛但屡禁不止。桑春红认为：“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官场‘四风’问题有卷土重来之势。一些地方形式主义严重，有些领导干部过分追求政绩，在地方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一些地方官僚主义突出；一些地方享乐主义蔓延；一些地方奢靡之风盛行。”[15]张倩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四风’问题有所收敛，但未绝迹。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件看，仍有部分党员干部心存侥幸，‘从明里来，到暗里去’，仍试图‘搞变通’、‘打擦边球’，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四风’问题的新变种。”[16]
(三)政治生活方面
1.腐败现象大量存在。山成忠对腐败现象做了列举：“一些领导干部滥用权力，干预资源开发、土地转让、房产开发、城市规划等事项，严重破坏市场公平原则，导致行贿之风盛行；有的领导干部策划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借机大肆敛财；有的领导干部秉持“雁过拔毛”的理念，贪污挪用扶贫款、涉农款、救济金、医保费等，全然不顾人民群众的冷暖；有的领导干部抱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朽思想，任人唯亲，搭建‘势力圈’，划分‘势力范围’；有的领导干部明码标价，买官卖官，造成吏治腐败，形成‘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暂缓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的恶劣风气，等等；尤其在基层，‘苍蝇’扑面，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腐败问题时有发生。有些地方和单位甚至出现了‘窝案’、‘串案’和塌方式腐败，影响极为恶劣。”[17]王国勇也指出当前腐败问题的特点：“第一，腐败群体化。腐败官员相互勾结、利用，其贪污腐败呈现群体化、集团化的特点。他们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互相利用，形成了利益共同体，顶风违纪。第二，官员以权谋私现象严重。一方面，部分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设租寻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巧立名目、吃拿卡要、贪图小利，不给好处不办事；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出现‘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亲属谋福利、找工作，优待亲属，利用其职权为子女牟取不正当利益。第三，腐败‘合法化’。当前贪污腐败涉及的金额数量大，许多腐败现象假借合法之形行腐败之实，在‘合法’的名义下，钻政策‘空子’，打‘擦边球’，通过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来腐败，公然为一些地区、当地部门及个人谋取私利，为了利益置制度、规定于不顾。”[18]
2.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宋歌指出：“在实际工作中，少数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的风气不正，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该用的干部不用，不该用的却受到提拔重用。”[19]杜治洲更是指出：“干部考核、选拔任用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机械性，存在关笼式、利益链条式、权力交换式的用人方式，官场逆淘汰现象严重。”[20]
3.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王厚明认为：“当前，党内生活总体上是好的，但是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价值观念多元化，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等有所抬头，存在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等不良倾向，影响着党内生活的成效和质量，影响着党组织功能和党员作用的发挥，给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严峻挑战。”[21]李敏杰认为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表现在两个层面：“从个体层面看，党内个体之间关系异化，人身依附现象较为严重。从组织层面看，少数领导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以个人意志代替集体意志，把民主集中制变成‘集中民主制’。”[22]
三、关于政治生态污染的成因分析
(一)理想信念迷失
1.市场经济滋生了权钱交易土壤。高祖林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等价交换成为市场交易的基本准则，金钱财富堂而皇之进入社会殿堂，个人正当利益得到肯定，物质利益追求不再遭受非议，经济生活中的种种商品交换规则不可避免会向政治领域渗透；社会阶层结构调整，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随着‘财富榜’出炉，财富占有的排名浮出水面，富豪们的财大气粗引来部分人羡慕，有些党员干部就可能心态失衡；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一些富裕起来的人群追求奢华享受，有的挥金如土极度奢靡享乐，奢侈品横行市面受人追捧，对党员干部会产生种种诱惑；党风政风影响社会风气，社会不良风气也会侵蚀党的肌体，诚信缺失、人情至上、唯利是图、各种潜规则盛行，社会道德沦丧的种种问题必然会反映到党内；一些不法商人为了非法获利，想方设法以各种手段诱惑甚至‘围猎’领导干部，寻求权力的保护和利益输送，一些领导干部放松警惕就可能落入陷阱。”[23]张晓林指出：“为什么说‘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对于‘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至关重要，原因就在于商品交换原则的侵蚀不是一般的侵蚀，而是剧毒侵蚀、源头侵蚀，是恶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一个污染源。”[24]
2.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发生动摇。王长海指出：“从主观认识看，对于人生观、世界观的认识及改造过于放松和忽视，背弃理想信念，思想蜕化变质，是一部分人堕落成腐败分子的重要原因。”[25]蒋来用认为：“不正之风之所以盛行，消极腐败之所以蔓延，干部出这出那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缺钙，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锈损，拒腐防变能力蜕化或丧失。”[26]
(二)制度机制失灵
1.权力结构不合理，权力运行不透明。刘京希认为腐败现象的产生直接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国传统的行政干部制度。“我国现行的行政干部制度，在干部任用上，主要采用的是由上而下的层层任命的方式。根据权力关系生态图式，这就难免出现权力只为所有者——干部任用权的掌控者——存在和运行，权力行使者主要甚至仅只为干部任用权的掌控者负责和服务的状况。”[27]因此，他认为要根治腐败，就要从传统的行政干部制度改革入手。任中平认为：“基层‘微腐败’之所以难以根治，原因就在于权力过于集中，且运行过程不透明。权力集中和权力运行不透明带来的结果就是权力行使的任性，而任性的权力是腐败最好的催化剂。”[28]
2.显规则虚置，潜规则盛行。戴长征认为：“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从正面肯定倡导人们的合法合规行为，从反面排斥惩戒违法违规行为，以此为政治行为提供尺度、边界和底线。如果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丧失这样的功能，失去这样的作用，则意味着制度悬置和规范失效，在此情形下，社会政治生活必然失序，出现混乱和冲突局面。”[29]燕继荣认为：“政治生态不良的根本问题是显规则虚置，而潜规则盛行。考察人类生活的各种组织行为，从家庭到社会组织再到国家，任何组织都有其制度和规则。倘若这些制度和规则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和遵守，其组织行为都会保持正常状态，系统运行的生态环境也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当这些制度和规则徒有形式，不被人们所遵守或采纳，现实中所通行的却是另外一套游戏规则的时候，该组织和系统就会因为‘制度失灵’而陷入困境。”[2]
3.权力监督软弱无力。魏岳认为“没有设置独立的监督机构对领导干部的道德失范问题进行管理，缺少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的监督保障，权力运行流程监管往往仅限于走形式甚至严重‘缺位’。同时相应惩处机制不全、不细、不实、可操作性不强，难以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进而引起其他违法乱纪行为产生足够的震慑。”[30]夏远永也认为：“目前，纪委、监察、审判机关等反腐败机构职能过于分散、重复，难以形成反腐合力。”[31]
4.民主表达渠道不畅。王天楠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完善，民营经济有待发展，直接导致了公民社会的不完善，民间力量弱小，人民群众主动政治参与意愿不强烈，表达与沟通能力弱。在表达渠道方面，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影响，利益表达过分倚重官方系统，缺乏广泛的利益输入通道，形成利益表达方面的单一。”[32]李辉山认为：“受现实生活中传统的权力配置机制和体制的制约，如果社会各个阶层民众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实现自身诉求，传统的政治生态系统便无法解决广大民众政治参与需求与现实实践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民众对现有的政治生态系统产生失望情绪，从而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33]
(三)传统腐朽文化浸染
1.“官本位”特权思想根深蒂固。王孙旺指出：“由于长期专制主义的影响和当前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官本位的思想在一些官员头脑中根深蒂固。一些官员以追求权力最大化为从政的最终目标，在日常生活中以享受权力为最大荣耀，以炫耀权力为最大快乐。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引下，官员的行为必定滋生不正之风，败坏社会风气，污染政治生态空气。”[34]乔丹认为：“‘官本位’这种消极的封建糟粕文化是我国政治生态出现问题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党内领导干部工作中的思想意识形态深受其害，头脑里深藏着‘有权有钱、升官发财’的封建陋习，这种政治行为及作风与党内政治生态发展观点背道而驰。”[35]
2.圈子文化和码头文化源远流长。柴宝勇认为：“传统社会的码头文化由来已久，历朝历代都不乏‘结党营私’之群、‘朋党帮派’之斗、‘玩权弄党’之祸、信奉码头文化的人以利益相交，极力维护少数人的利益。”[36]陈朋认为：“当前，破坏、污染政治生态的因素纷繁复杂；而圈子腐败是污染性最强、影响最直接的因素。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些典型案件来看，一些官员落马大多同编织、运作各种圈子进而利用圈子大肆滥权有关。对于个人，圈子腐败是终结其政治生命的重要因素；对于党和人民，圈子腐败是破坏政治生态的一大毒瘤。”[37]
3.人情关系和面子文化推波助澜。江省身指出：“由于各种人情关系，导致公职人员背负极重的人情负担。三亲六故的繁杂琐事不仅挤占了公职人员的工作时间，而且不断蚕食与腐化公职人员的信念，最终被人情网络绑架，关系圈中核心人的心态也从无能为力转变为推波助澜。”[38]郑文靖认为：“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党政部门和党政干部要保持独立性是比较困难的，人们办事的依据很大程度上掺杂着人与人关系远近亲疏的感情因素。”[39]
四、关于政治生态建设的路径研究
(一)党内政治制度维度
1.确定政治生态评价标准。郭伟认为良好政治生态的集中表现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40]王合清指出生态系统是否健康至少要达到三条标准：“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巩固，组织架构稳定可持续。二是党员干部干事有激励、有保障，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三是在这个系统中，通过大家的协同配合、各尽其职，整体战斗力不断增强，能够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41]王习贤认为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应包括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党内高度团结统一、大批优秀的党员队伍。[42]
2.加强制度建设，破除潜规则。刘云山认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首要的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要的是严格遵守党章、还必须严格执纪。切实维护纪律规矩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通过强化纪律的刚性约束，推动政治生态不断改善。”[43]邓志宏从公权异化的角度指出：“在公权力隐形异化阶段，制度治腐至关重要。首先，在触犯了现有纪律、规矩、公法的情况下，必然要受到惩治和制裁。其次，应尽可能周全和穷尽地治理各种异化情况。再次，制度需要跟进反腐形势动态更新和完备，要分清楚发生异化的主体责任轻重，甚至应界定清楚主动腐败和被动腐败的情况和量刑。最后，制度治腐还要建立配套的支撑体制，要在制度上体现出腐比不腐更加受损，不腐比腐更有价值。”[44]
3.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孙立樵认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为此，要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45]刘先春指出：“党内政治生态的恶化通常和娱乐化、随意化、庸俗化的党内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过好组织生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化、制度化，才能真正发挥党内政治生活的作用，增强党内政治生态的自我净化功能。”[46]
(二)政治文化维度
1.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鲁彩荣认为：“要铸牢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信念，一是抓实理论武装工作、二是抓实党性教育、三是抓实党员的日常教育、四健全党内各项学习制度，确保党内各种学习、教育的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47]王雪梅指出：“坚定共产党员理想信念，还需要发展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48]
2.加强建设、培育和弘扬主流文化。禹辉映认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就是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树立正确的大局观，做到自觉认识大局、服从大局、维护大局；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必须向党中央、党的领袖、党的决策看齐，自觉做到不偏不离。”[49]刘先春、敖小茂认为：“一是加强党内主流文化建设，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要根据时代进步不断实现党内主流文化的与时俱进，增强党内主流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论说服力和实效性，弘扬主流价值观，使党内充满正能量。二是培育党内道德文化，在党内坚持以优良家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社会主义先进道德教育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增强党员干部的道德自觉性和道德责任感。三是弘扬民主和法治理念，培育党员干部的民主精神和法治精神。”[50]
3.大力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靳志强认为：“在现代法治条件下，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有助于培养人们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的规范或规则的心理认同和理性自觉，有助于增强维护自己与他人正当诉求的意识，提升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51]熊光清认为“党和政府应对公民的民主意识进行积极引导。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民主意识在推进政治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进行正确的民主意识宣传与教育，使公民树立正确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另一方面，培养民主意识既要吸收国外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和有益的政治文明成果，又要立足中国国情，培育适应中国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要求的民主意识。”[52]
(三)政治生活维度
1.坚持选人用人正确导向。牛君认为正确选人用人是改善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当前，遏制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违规提拔等选人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关键在于严格执行‘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选任标准，严格按照‘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选任导向。”[53]刘静认为要正确选人用人，就要“严格执行党章规定的干部条件和好干部标准、严格按照程序选任干部以及严格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54]
2.以反腐败为契机净化政治生态。王恩江主张：“以反腐败工作推动政治生态建设的首要之义在于建构政治系统的秩序观和价值系统。其次，打通系统内部各个部分正常的能量交换渠道，使整个政治系统协调发展。再次，清除腐败文化，建构良好的政治文化。最后，通过推进反腐败工作形成确立制度性长效机制，为政治生态建设提供基础性制度平台。”[55]祝福恩指出：“坚持以零容忍态度、猛药去疴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推进反腐败斗争，使反腐没有特区、没有特例，让政治生态得到有效净化和优化。”[56]
3.畅通公民政治参与渠道。李杨认为：“在现行体制内建立一套规范化、程序化、定量、定期、公开、有效的利益要求表达渠道以及反映这些利益要求的民意表达机制，允许不同的利益要求和意志通过合法渠道进行表达同时健全利益整合机制，构建和谐社会利益分配系统；否则，一部分利益群体成员就可能从体制外寻找利益表达的途径和渠道，这不仅会威胁到整个政党体制的稳定，而且会挑战现行体制的权威。”[57]丁晓永主张：“积极培育非政府组织，让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NGO)的合作互补、良性互动，形成广泛合作、多元主体共同治理。”[58]
4.利用大众传媒进行舆论监督。李明德指出：“大众媒介应当在坚持政治主旋律的前提下，为思想的碰撞提供平台、包容非主流意见、允许观点的自由竞争、弥合各方分歧，这才是良性政治生态的具体体现。”[59]在薛琳看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从政环境，网络媒体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网络媒体不仅能以极短时间传播海量信息，而且传播主体和传播渠道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可以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表达意见提供新平台，为发展党内民主、加强纪律教育提供新路径。”[60]
五、关于政治生态问题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一)政治生态研究取得很大进展
首先，对政治生态内涵的解读越来越深刻。从最初张友渔认为“政治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的理念研究社会政治现象及其所处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的产生与发展”[61](P327)这种单一定义到现在对政治生态内涵的解读越来越多元化、多维度、多层次。比如，谢金峰从党内政治生态和社会政治生活两个维度对政治生态做了狭义与广义的理解；燕继荣从政治系统分析角度也给出广义与狭义的定义；包心鉴强调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
其次，政治生态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比如关于基层政治生态、制度治党、优化干部队伍、构建廉洁的政治文化、全面从严治党、民主政治参与、大众传媒与政治生态的研究等等，深入探讨了其与政治生态的内在关系。这些都拓展了政治生态研究的新视角，为深入研究政治生态提供了新思路，对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再次，为其他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近些年来，学者们在研究政治生态理论时也运用政治生态学的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对其他相关领域进行了探究。比如张哲的在政治生态视域下探索党性教育科学化；黄科的政治生态视域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建构；李燕的政治生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困境及对策探析等等。这些都有助于拓展政治生态学的理论边界、推广政治生态学的应用、促进政治生态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
最后，政治生态治理路径的研究成果丰富。学者们关于治理政治生态的对策研究主要是两类：一是综合性对策研究，强调此类对策的学者主张从多维度进行思考和分析，注重全方位的归纳和解决问题。比如桑春红从法治路径、文化路径、民主路径三个方向提出建议；祝福恩提出领导主体维度、党规党纪维度、监督体制维度和干部队伍建设维度的四维结构；牛君、季正聚认为，抓住关键少数是政治生态治理与重构的逻辑起点，树立正确干部选任导向是关键环节，强化监督问责是根本保证。二是专门性对策研究，从某一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注重拓展研究的内容和深度，“量体裁衣”以期盯紧和治理好一个子系统，从而对其他系统形成生态联动。比如，王恩江主张以反腐败为契机推动政治生态建设；张哲建议从优化干部队伍建设入手；周敬青主张破除党内潜规则，重构政治生态。可见，政治生态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多项并举、协同发力，又需要专项专治、对症下药。
(二)研究工作存在的不足
1.学者们多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为突破口。从上面的综述可以看出，2014年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给予政治生态问题高度关注之后，国内学界对政治生态已有较多研究和论述。就研究对象来说，学者们倾向研究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其研究数量和篇幅远超其他领域政治生态的研究，基层和地方的党内政治生态同样受到重视。有部分学者直接把国内政治生态建设聚焦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有部分学者直接把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与政府政治生态建设等同研究。
2.研究方法较单一，多注重规范研究。目前来看，国内学者对政治生态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中规范研究多于实证研究、定性分析的运用多于定量分析。规范研究与定性分析更专注于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即注重分析政治生态的应然状态、而忽略了实然状态，对现实状态的政治生态没有做大量的调研数据和收集一手材料，更很少结合当地或特定地方的政治生态进行说明。理论研究成果偏理论性、概括性、空洞性，缺乏现实性、具体性、针对性。
3.成因分析不够深入，泛泛而谈。关于政治生态恶化的原因，一方面学者对这方面研究得比较少，要么泛泛谈之，要么直接省略，指出问题之后便提出治理路径。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将政治生态恶化的表现与原因放在一起来谈。比如官员的思想滑坡、信仰缺失、腐败行为大量存在、选人用人存在偏差、“一把手”权力集中，独断专行等因素在部分学者的表述中既是问题表现又是恶化原因。可见，一旦在主体、制度、监督等各系统之间形成恶性循环，政治生态便受到污染。反之，在治理政治生态的过程中，如果能盯紧和规范好其中一个子系统，也会对其他的系统产生“生态联动”，久而久之，就会增强政治生态系统的自净机制。
4.治理路径倾向于党内自我纠正，忽视外部制约力量。目前来看，学者们提出净化政治生态的路径把焦点放在党内作风整治等方面，对顶层制度设计的建设性意见较少。同时，对民众的力量也没有足够重视。民主表达的渠道受到阻碍，可是受到怎么样的阻碍、为什么受到阻碍、如何清除这些阻碍，如何拓宽民主表达的渠道、如何吸纳民众进行政治参与、非政府组织能发挥多大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如何与政府有效衔接以及这些组织的地位、权力边界等问题统统没有涉及。政治生态的系统性决定了要想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须各方面协调发力、有机互动。在中国，要有优良的党风带动政风和社会风气，这毋庸置疑。但优良的政风和社会风气对党风形成的反作用也同样重要。
5.对治理效果缺乏相应的跟进与防御措施。目前，学者们对如何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提出了大量可行性建议。当然，治理政治生态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取得效果，不可操之过急。不过，学者们在提出建议后，并没有提出关于后续的审核机制。对策研究缺乏效果追踪、评价以及相应的跟进措施。忽视了日后恶性政治生态反扑的可能，也就对其缺乏防御措施。
(三)关于政治生态研究的展望
1.应重视民众、社会组织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学术界关于政治生态的研究多侧重政党，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组织作为治理和管理国家的重要机构、共产党员作为国家公务员队伍主要成员，其治理能力和行政作风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着人民对党和政府政绩的感知。但如果过分侧重政党等政治主体则会忽视民众、社会组织等民间力量对净化政治生态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公民的民主意识日渐觉醒、政治参与的机会大大提高、参与的平台越来越多，公民已成为影响政治生态重要力量。因此，研究政治生态的优化不仅要重视政党的领导和示范作用，还要重视民众、社会组织在政治生态建设中的监督与制衡作用。
2.政治生态研究方法应实证与规范相结合。政治生态的系统性决定了对政治生态问题的研究应当多从系统的研究方法出发，且政治系统本身就是由多次输入、输出、反馈过程构成的循环往复的逻辑互动。当前，政治生态的研究注重学理解释，缺乏实践探究，注重政策解读，忽视实例分析。因此，学者在强调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政治生态建设的同时，也要收集分析政治生态建设的实践经验，对政治生态建设理论的数据库“输血”，用实践来弥补理论层面的不足，在历经多次的理论设计到实践再到理论设计后，探索一种最适合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模式。
3.系统分析政治生态的多维诱因。当前，学者们对政治生态的原因分析较少或与存在的问题相互混淆，这对研究政治生态造成不便。将现象与原因混为一谈，可能会“抓错药、发错力”，影响后续的治理工作，降低措施的可行性。有因才有果，忽视产生问题的原因，只能治标不治本。只有认真分析政治生态存在问题的多维诱因，在能找准“病根”对症下药。
4.深入研究政治生态预防机制和检测机制。政治生态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各项措施能够有机衔接、协同发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合力作用。学者们在研究中提出的对策忽视了缺乏后续的效果追踪、评价以及相应的跟进措施，而只有形成“预测—检测—重构—跟进”的治理闭环才能推进构建务实高效的政治生态治理体系。因此，政治生态研究应有一个更高的政治视角，在分析具体政治生态问题的基础上，形成对国内政治生态发展的规律性把握，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政治生态预测和检测机制，并能对恶性政治生态反扑做出前瞻性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