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不言而喻。教师之所以是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正是因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宣传和教育的。社会上的人们，每每对教师寄予美好的期许，“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唐·李商隐《无题》），作为教师的写照尽人皆知。但在我们国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为对教师的尊称，带有鲜明的制度特征与国情特征。
其实，“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称呼并非我国的首创，据说，这个提法，其雏形来自一位生活在十六至十七世纪之交的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培根是英国的哲学家、散文家，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启蒙主义者。网上流传着一段未能查到出处、据说是培根的名言——“教师是知识种子的传播者，文明之树的培育者，人类灵魂的设计者。”且不说这句话的知识产权是否属于培根，从字面来看，这第三句话就极易产生歧义，这对教师的作用带有明显的拔高性质。应当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人类灵魂的设计者”，“设计者”当然不等于“工程师”。因此，无法就此断定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一语就是培根发明的。
另一出处据说来自苏联。1932年10月26日，斯大林在高尔基寓所与40余位作家进行座谈。从其重要性来看，延安文艺座谈会可能由此借鉴的。根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批评家捷林斯基的详细记录，斯大林在会上就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对作家们说，“生产人的灵魂是一种重要的生产。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学问题》，1991年第5期，P166）斯大林最后一句话，人们通常将之表述为“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先不说这个论断是否正确，至少应当澄清，斯大林说的是作家，而不是教师。
奇葩的制度，奇葩的国度，往往盛产奇葩的言论和行动。最高领袖提出了“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其他职业、其他系统往往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借花献佛。苏俄政治家、教育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很快在教育系统落到实处。1939年7月8日，他《在欢迎荣受勋章的乡村学校教师晚会上的讲演》中指出：“很多教师常常忘记他们应该是教育家，而教育家也就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论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 年版，P186）这篇演讲也已收进《现代教师读本——教育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版）由此可见，这篇演讲正是我国引进“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正式文本。有一点是许多人未加留意的，加里宁的原话是，教育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他并没有说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教育家”显然不等于教师；在加里宁的讲话中，“很多教师”“应该是教育家”，只是应然判断，而非实然结论，至少不能说“所有教师都是教育家”。然而，1950年代中国政府对苏一边倒，把这样的称呼照搬中国，人们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因此，简单地将教师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显然不符合加里宁的原义。
要分析“人类灵魂工程师”一语，首先要搞清何谓“灵魂”？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里，奉行无神论和无鬼论，任何鬼神意义上的灵魂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在我们的官方文件和教科书中出现的“灵魂”一词应当如何理解呢？我以为，这里的灵魂，从广义上讲，指的是与存在相对的意识，或与物质相对的精神。从狭义上讲，灵魂也可理解为人的心灵、感情、思想等等。不过，后者仍然从属于前者的意识与精神的范畴。然而，在唯物主义旗帜举得最高的“文革”时期，恰恰是我国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时期。虽然物质极度贫乏，但在领袖的号召下，人们过分强调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过分强调精神的重要作用。中央报刊称“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斗私批修”时要求人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甚至提出要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精神原子弹”，以致在1969年社会上广泛出现了向毛主席请罪表忠心，“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荒唐风潮。
要分析“人类灵魂工程师”一语，也应弄清何谓“工程师”？“工程师”属于工程学的用语，在“百度百科”的解释中，工程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是用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原理来设计有用物体的进程。实践工程学的人叫做工程师。从一般意义来理解，工程师的工作领域、工作对象、工作过程，主要面对自然界的无生命领域。在这里，我使用了“主要的”这一限制词。青年学生是一个生命旺盛、个性多元、思想活跃的群体，对于这样一个群体的情绪、感情、心灵、思想等等完全属于人类精神和心理范畴的东西，工程师们运用工程学的手段与技能去施工，是不是有些过于粗暴与野蛮？
“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称呼，意味着人的灵魂是可以塑造、可以加工的。在我们老掉牙的哲学教育中，既然称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头脑固有的，当然也不应是教师嫁接的、工程塑造的，它只能来自社会实践，也就是说，只有社会存在才能决定社会意识，而不可能来自被歪曲了内涵的工程师。而我们一些人试图让教师以工程师的手段与技能，以外部输入、外部塑造、外部嫁接的方式来型塑青年学生的灵魂与思想，而不是让学生通过广泛的社会实践来逐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这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列宁指出，“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0年，P28）用工程学对付心理学，用工程方法对付思想问题，看起来似乎是机械唯物主义，实际上，强制个性多元、心灵独立、思维活跃的青年学生，接受特定的思想灌输与人格再造，而这一行径本身，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
所谓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内在的前提是，作为灵魂组成部分的道德、情操、心智等因素，教师必须优于学生。作为工程学的常识，什么“模具”制造什么“铸件”，扭曲的模具怎么可能铸出合格的铸件？然而，教师不是模具，学生也非铸件。如果将教师置于“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高地，作为目标、要求和校训是可以的，然而，目标、要求与校训并不等于现实。我们如何相信教师的道德、情操、心智就一定优于学生，我们如何相信学生的道德、情操与心智就一定不如教师？这当然毋须以接连出现的强奸女生的校长、教师为反证。这些常识性的东西，即使千年之前的古人，也比今人更明智，唐代著名学者韩愈指出，教师的功能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这当然是正确的，由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都是十分正常的。即使孔子曾以郯子为师，郯子的功业、名望又怎么能与孔子相比？（《师说》）
孔子可谓我国教师的祖师爷，孔子也不相信教师具有灵魂工程师的作用，在他的哲学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既然人的品性是天生地造、不可移易的，即使像他这样的“至圣先师”，也无能为力。孔子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将人们分为三六九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既然他对人们分了等级、排了座次，那么，他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何以不能发挥其“诲人不倦”的独到优势，让人们从低阶迈向高阶，从而把人们齐刷刷地培养成为复兴周礼的接班人？这是否也说明，“工程师”对于人类灵魂的塑造功能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或者根本不现实。其实，孔子也不认为在道德、情操、心智上，教师一定比学生更优秀，他有一则名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不仅特指官员，对教师也同样适用。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里，“人类灵魂工程师”一语，似乎在欧美国家未见使用，从目前看到的确切资料中，这个说法见于解体前的苏联和今日中国。而在当代许多论著和作品中，“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说法，往往被视为极权制度下党化教育的产物。比如，美国精神病学家Robert Jay Lifton就曾指出：“创造出一个包含并且仅仅包含不折不扣的‘真理’的环境，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首先要把人类灵魂置于全面的观察控制之下。”（《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对中国的‘洗脑’的研究》第22章，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三年前去世的捷克著名作家约瑟夫·什科沃雷茨基（Josef Skvorecky），他最著名的小说就以《人类灵魂工程师》冠名，已被公认为描写极权体制下荒谬生活的经典之作。
“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口号，是极权主义思维在教育体系的具体体现。教育的成果由学生体现，教育的后果也由学生体现。按照灵魂可以实施工程施工的思维，其所培育的学生往往具有四种特征，即模型化、格式化、工具化、羊群化。
一、模型化。英国哲学家罗素一语道破这种教育体系的本质，“那些赞同机器做成的生铁般的制度的人，所缺乏的就是对别人的尊重。……他的职责是把儿童塑造成一种模子：在想象中，他把自己当作是陶工而儿童则是陶土。”（《罗素论自由》，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P284）罗素这段话，让我想起谢富勒《教育的语言》中那些隐喻，如关于园丁的农业隐喻，关于塑造的工业隐喻，关于雕刻的艺术隐喻等等。如果说园丁隐喻尚有可取之处的话，毕竟他还知道他的培育对象是一生命体，那么，塑造隐喻则是根本无视学生的生命与个性。那将教师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实际上是把教育变成工业，将学校变成车间，将教学变成生产线，在其潜意识里，正是将学生当作生产线上的毛坯与零件，完全无视青年学生的生命、活力、个性与尊严，当作可以按照自己的图纸任意组装的工业产品。英国哲学家密尔指出：“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它规定好了的工作；它毋宁像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它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的走向生长和发展起来。”（《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P70）可以说，教师按照自己内心的模具对学生进行造型这个隐喻，失去了园丁隐喻最少的一点合理性。这样的教育是冷冰冰的、没有人性的工程思维，这是对人类心灵的戕害，是对青年灵魂的摧残，暴露的是极权主义无视人性的本质。在我国教育中，实际上同时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学生作为“政治模型”，一是学生作为“考试机器”。许多情况下，这两种情况合二为一，从而构成我国教育弊端的主要原因。
二、格式化。由“人类灵魂工程师”实施的模型化教育，只能产生规格、结构、功能同一的“毛坯”与“配件”。这种整齐划一的教育，一般称为“格式化”。密尔指出：“生活应当有多种不同的试验；对于各式各样的性格，只要对他人没有损害，应当给以自由发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应当予以实践的证明，……”（同上，P66）在一个曾经的计划经济国家里，与之配套的不仅有计划政治，也有计划思想。而这并不会因为放弃计划经济而消失。在这样的体制下，社会似乎履行着绞肉机的功能，个性不同、经历迥异、思想独立的人们，一旦进入这个社会，就在劫难逃地接受这部绞肉机的“加工”。存在诸多差异与不同的人们，被绞成肉酱重新“组装”，在外表的校服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统一之外，进而成为个性趋同、表情趋同、思想趋同的一批“新人”。我们的“灵魂工程师”履行的正是这种功能。这种格式化的社会管理方式并非凭空虚构，从纳粹魔掌侥幸逃脱的克莱普勒指出，在第三帝国，同一化“这个词让人们看见按钮、听见按钮的声音，它将人，不是机构，不是非个人的政府部门，置入均匀的自动化的状态和运动中。不同学校的老师，不同组合的法律和税收部门的职员、战斗部队和冲锋队队员等等等等，几乎在不变的形式下同一化了。”（《第三帝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2013年，P152）在这一点上，罗素有着清醒的警觉，“一个蹩脚的老师总是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并且顽固地要求所有的学生对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相同而具体的答案。”（《罗素论自由》，P205）为此，他建议说，“只有当一个人感到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个体，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个性，而不仅仅是拼板玩具的零件，或团队中的士兵，或一个国家的公民时，他才有教育别人的资格。”（同上，P128）这样的建议，在极权社会中，无疑天方夜谭。
三、工具化。“人类灵魂工程师”按照固定的模型、统一的格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正如罗素所指出，“他们将孩子看做实现社会宏伟计划的材料：工厂中未来的‘手’或者战争中的‘刺刀’等。”（同上，P128）工具是用来使用的，不是用来思考的。为了使这些工具得心应手，就必须消灭他们的思维。美国学者丹尼尔·科顿姆引用尼采的话说，“教育就是为剔除那些自由的灵魂、那些在任何方面独树一帜的人而设计的，而教育褒奖的则是那些愿意在碌碌无为的枷锁下屈服的人。”（《教育为何是无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P8）罗素曾对教育作过专门研究，他指出，“在每个国家中，历史教学都是为了美化国家。儿童学会相信他们自己的国家总是对的，而且几乎总是胜利的，他的国家产生了几乎所有的伟大人物，而且在所有的方面都比所有其他国家优越。”（《罗素论自由》，P285）而且“当一个国家描述自己的历史时，随便怎么吹嘘或粉饰都不为过。”（同上，P108）这样的历史教育，其实质是什么呢？“谁掌握历史，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历史。”（《一九八四 动物农场》，译林出版社，2008年，P26）克莱普勒的亲身经历极具说服力，第三帝国为了“让单个的战士，单个群组，不受外界的影响，不理内心的权衡，不顾任何本能的感觉，完全像一台机器那样去听从上级的命令，按钮一揿就随之运行起来。”（150）也就是将所有社会成员“机械化”。在最高领袖之下，每个人既是上级也是下级，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是上级和领袖手中的自动化器械，同时也是按钮的操纵者”（150），一级按钮控制二级按钮，二级按钮控制三级按钮，构成了一个控制严密、运行有序的工具体系。他说的是整个社会，教育作为社会的有机构成，也同样如此。
四、羊群化。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在批评政府的功能时指出。“他们借口统治，把人民分成两大类，狼和羊。”（《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P406）这个情况不仅存在于美国建国之初的200多年前，在20世纪的中国，庞大的人群也被划分为势不两立的两部分——人民和敌人，目的基本是一致的，——“借口统治”。在极权国家的教育里，需要的不仅是工具，有时则是羊群。克莱普勒心有余悸地反思道，纳粹蓄心积虑地统一思想、统一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扼杀个体的本质，麻木其作为个人的尊严，致使他成为一大群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动物中的一只，任人驱赶着涌向某一规定的方向，……”（《第三帝国的语言》，16）这种动物显然更像羊群。1966年，“文革”狂飙突起，“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国的青年学生从城市到农村，如同懵懂莽撞的羊群，砸文物，烧古籍，打人抄家，横行城乡，严重者甚至打死教师。这些学生的行径正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加工的必然结果，也正是这种教育制度的必然产物。罗素在分析纳粹德国与红色俄国的教育本质时指出，极权国家的教育当局，“他们实际上是通过‘爱国主义’的教育，使孩子们为他们认可的国家利益去卖命。这种所谓爱国精神，就是指愿意为一些毫无意义的原因去相互厮杀。”（《罗素论自由》，P119）这大约是对爱国主义的异类定义，也是对某一类爱国主义的尖锐批评。而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中，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一些学生就会闹出一些动静，轻者上街游行，聚众起哄；重者烧美领馆、砸日系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在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民主、自由、法治已经进入我国的核心价值观。检视我国几十年的制度与观念遗留，应当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我才会说，别了，人类灵魂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