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
――《管锥编》[1]
题记所引一段话，吾意以为乃钱锺书在《管锥编》中他所追求的文化旨趣和研究方法的提要，所谓一书之纲领罢。与大多数学者所忌讳“做小”而“趋大”相反，钱锺书喜欢并专心做的学问就是“小”，并且公开明言：“我一贯的兴趣是所谓的‘现象学’。”[2]“我想探讨的，只是历史上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3]不仅如此，他还有意抵制概论体系：“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4]我想正如习惯于做概论体系的学者不必居大蔑小以已之长攻人之短，崇拜并想维护钱氏的学者也不必走到另一个极端以否定大概论。各人的文化旨趣不同学术路径便会大相径庭。正因为人人都去做大概论了，钱先生去做“小学问”便是绝无仅有了。但千万别视小为“小”，钱锺书的文化野心却是第一流的，试看上引的那段话：“积小以明大”――一部《管锥编》中积累了多少文化细节的根本研究？他一个人为我们无数的大概论学者支撑起了文化、文学研究大厦的宽厚基础，他还从方法论上悬置了一个很高的鹄的：“积小以明大，举大以贯小，推本以至末，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他的根本目的就是五个字可以概之：“阐释之循环”。无论是仅仅做餖飣琐屑学问的或者是高蹈空洞思想研究的，都应该在阐释之循环面前低下骄傲的头。我们做大概论和叙述文化史、文学史的学者们从此还可以仅仅靠演绎法和概述法来写漂亮文章吗？
钱锺书并非没有体系，不过他的体系并非常见的概论体系，而是文化史、文学史细节现象集大成的解释体系；钱锺书最宜写文学史、文化史了，因为他对纵向演变与横向关系看得最透彻最广博，但他还没有将所有血肉枝节的“小”都积累完善，他是不会以演绎代替归纳的；钱锺书并非学问的守门人、引证的大师，引文不过是寄主，阐释性文字则是寄生物，寄生物与寄主进行着最立体的大型思想对话。[5]我们可以肯定说钱锺书是中国伟大的阐释批评家。
在我看来，钱锺书并非一个思想家，这不是他的学术旨趣所在，虽然他的精辟思想在他的著作里俯拾即是。他曾经引录方回《瀛奎律髓》的批语说：“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所谓“小结裹”即是“评点、批改侧重成章之词句，而忽略造艺之本原”。[6]钱氏在引用方回的批语后的评论，用“忽略”一词表明他认为做学问仅仅只有“小结裹”一定有严重的欠缺，正如他的旨趣和方法论所显示的：“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小结裹必须要在“举大”、“明大”、“探本”的基础上俯视，在系统的循环阐释背景下，它才是有价值的，从这点来看，钱锺书是兼善东西学术精义、熔铸古典研究方法与现代方法的大师。换句话说，我们不要看到钱锺书有堆积如山的小结裹，就以为他没有大判断。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不妨稍稍荡开几步，让读者看看钱锺书具有大判断的深刻思想，以下所引的两个大判断，与《管锥编》里的小结裹之阐释论息息相关，其他钱氏更多的大判断我这里不涉及。
其一：在评论西班牙哲学家加赛德的大著《现代论衡》时，钱锺书指出：“加赛德教授认为一个时代中最根本的是它的心理状态，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不过是这种心理状态的表现。这一点我认为不无道理。一般把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认为是思想或文学的造因的人，尤其要知道这个道理。这样看来，与其把政治制度，社会形式来解释文学和思想，不如把思想和文学来解释实际生活，似乎近情一些。政治、社会、文学、哲学至多不过是平行着的各方面，共同表示出一种心理状态（参观Rivers: Psychology and Ethnology），尤其是讲《社会学与心理学》那一篇，至于心理状态之所以变易，是依照着它本身的辩证韵节（dialectical rhythm），相反相成，相消相合，政治社会文学哲学跟随这种韵节而改变方式。从前讲'时代精神'，总把时代来决定精神，若照以上所说的观点看来，其实是精神决定时代——spirit taking its time，结果未必不同，重心点是换了位置了。”[7]
钱锺书这篇在1932年、22岁时写的评论，思想已经深刻地颠覆了当时正成为世界时代显学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成绩来看，它的学说与它的影响力恰好形成了自相矛盾的悖论：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观念影响和疯魔了全球一代又一代激进左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进而魔化了无数穷人，因而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精神决定时代”，从人类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历史和社会的演变，特别从心理状态这样微妙细致而对人类大事、社会具有本质的影响力，由此来看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内涵，钱氏的这个大判断可谓深得人性论的哲学要义。
钱锺书的这个大判断深得许多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思想的旁证。按照休谟的论断：人的利益和人类的所有事物都是由观念支配的。奥地利学派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米塞斯，他说人的行为是受各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因而社会和社会事物之间任何具体秩序皆是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经济学家凯恩斯也说：“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步侵蚀相比，既得利益者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或多或少，无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者，而是思想。”他认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不论他们正确与否，都比一般所想象的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的。哈耶克对此说得更是斩钉截铁：“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这一信念是自由主义者的基本信条。”[8]
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代表作《乌合之众》）认为：民族的精神或种族的灵魂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国家精神是从人们心中无形的民族精神的非理性途径中产生出来的，并支配了一切社会制度的形式，历史就是民族或种族性格的产物，民族或种族性格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9]无论是人类集群的分歧，或者是变革，或者是制度的创造与执行，还是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都是由精神、观念、理念通过心理状态决定的，即使我们任何人要犯错误，也是出于自我的心理状态和理念支配。归根结底，是我们的精神心理为我们的一切选择做出决策。思想改变人类，思想也改变历史。
其二：关于历史与现在、未来的关系，钱锺书指出：“我以为史学的难关不在将来而在过去，因为，说句离奇的话，过去也时时刻刻在变换的。我们不仅把将来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我们也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同一件过去的事实，因为现在的不同，发生了两种意义。”[10]
钱锺书的史学观深刻之处在于人类总是根据当代的需要解释历史，正是“一切古代史也是现代史”或者“一切现代史也就是古代史”的意思。勒庞说过这样的论点：“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制度和政府只扮演了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色。各民族主要受其种族秉赋的支配，也就是说，受各种品格的遗传残留的支配，而秉赋则是这些品质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必需品的束缚，是决定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11]遗传和种族品格就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之精神，精神则表现为所有细微广大的心理状态与习俗惯例。这正是钱锺书所阐释的“精神决定时代”和“过去被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之大判断思想。
从上述两个大判断来看，钱锺书在《管锥编》里所做的对古代文献之大量小结裹研究，是为了将中国古代种种文化习俗、惯例、生活模式、文学描写的具体元素，定型为一个个的观念史，杂错纷呈而构成为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心理状态和精神特征，让无数的细节组成一个遗传的品格系统，让我们后人自己去看看今日我们怎样没有选择和无法逃避地被传统影响着的。
有些肤浅和自以为是的文学批评者曾经臧否过钱锺书缺乏理论体系的建树。但是钱锺书的旨趣既不在于做一个思想家，也对思想体系的凭空建构不信任，他感兴趣的是历史上现象之具体的鉴赏、阐释与评判，那么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他关注的“现象学”是什么？他鉴赏什么？评判什么？他为什么要对具体的细节进行精致周到、甚至是彻底搜罗式的分析和解释？
因此还是需要反复揣摩钱氏对他的科学旨意的夫子自道：“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这“小”肯定是要有范型或者代表性的性质，这“末”必须与“本”有本质上的联系，才可以达到“阐释之循环”的目的。这大与小、本与末是什么关系呢？这“大”与“本”就是历史顽强传承的心理、精神、性格的系统性所在，所以对其进行“贯通”和“探穷”，就是追究它们在历史遗传和积淀上的继承和渐变，更重要的是分析出为什么这一细节元素会这么执着地延展着，这就是“精神决定时代和社会”的奥秘。当每一个元素细节的心理观念历史系统被整理出来之后，就需要评判。评判是对习俗、惯例、意义、价值和精神内涵进行厘定和挖掘，它蕴含着大判断。
钱锺书钟情于鉴赏，这是他的天性和天才所在。鉴赏是为了“免于偏枯”，为了生气勃勃活灵活现的感性把握，精善于鉴赏的解释家就是一个心理学分析师，文学艺术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表现人性微妙曲折、复杂渾融的心理状态，心理状态是精神、思想和灵魂具体而微地活动着的生命形式。同一元素、母题细节在历史纵向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一定是整个民族反复体验、互相交流共有的种族人格心理，同时包含着时代的意义特征。试举一例证之：在《管锥编-周易正义-八 大过》一篇，钱氏首先从周易之卦象原典解释，遂历历引出种种中国传统里“双重两性道德”的细节，诸如“冀年老而能得少室也”，“于老夫则奖之，于老妇则责之”，“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学道修行，男期守身，而女须失身”，“女戒淫邪，男恕风流”，等等，而加以总结道：“盖视女人身为男子行欲而设：故女而守贞，反负色债，女而纵淫，便有舍身捐躯之功德。”从中可见出：在有关文化心理中间，其实还有很多微妙、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现象：是为“歧视而不齐观之极致矣。”[12]在文学艺术与文化哲学中间，以心理学为桥梁最为准确丰富。只有在无数细节的具体现象鉴赏中，才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结构。这些就是遗传的密码，就是始终影响着今日和未来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本力量。
文学史、思想观念、文化积淀之间是一种怎样周延圆融的互证关系呢？首先，文学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人性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过程之复杂深刻剖析表现，精神通过心理影响甚至决定文化，是值得人文学特别关注的大问题，而心理之形成其实来自于具体生活的完满而复杂的场域。譬如《管锥编-全晋文卷三十三》：“盖晋人之于《老》、《庄》二子，亦犹‘《六经》註我’，名曰师法，实取利便；藉口有资，从心以撦，长恶转而逢恶，饰非进而煽非。晋人习尚未始萌发于老、庄，而老、庄曾滋成其习尚。”[13]以下举出林林总总的细节证据来证明上述结论。——这段总结，重要的价值在于“人性精神之心理惯例”之文化史意义：人性总是在具体生活的场域，依据利便实用主义心态，“从心以撦”，开始是生出一种恶习，继而便是逢迎这种恶习，当初为了掩饰谬误，接着便是加倍煽动谬误为正义。找出神圣的藉口做资本，养成一种文化观念，推波助澜，任性夸张。
其次，人类绝大多数的思想观念活动，是由习性养成又受到习性支配的。习性来自于人们的生活状态、群体环境、利害关系、生活历史、日常生活信念及宗教感、道德意识和文化传统，佛教谓之“集”。无数的“文化细节场域”是感性与理性交融一体，生成一个人的习性之系统，既生成之，又在生命的过程中支配照应着，凡是以往经过主体对特定事物、事件判断或认定过的具体见解，常常会很容易地通过主体抽象的思想或观念，因为一切习性场域和这些具体的见解生长在一起，同时当这些见解出现时，一定伴随着感性的情绪出现，当这些具体见解再次唤起的时候，记忆中的情绪和感觉会同时被唤醒，二者会形成必然的关联。——此中一套文化生成史，可以《管锥编》中考察“助哭”风俗和“别泪”文化证之。钱氏详细地考察了许多“行泪贿赠泪仪”之故事情境，先考察习俗里的丧哭只是陋习礼仪，并非情感宣泄，遂成民族人情心理积淀。继而拈出“哭泣可为仕宦之终南捷径”，“谄泪在睑，遇便即流；巧言如簧，应机必发”，“古人云：‘妇人以泣市爱，小人以泣售奸’，诚然哉！”
“卖哭之用，不输卖笑”。[14]习性集成积淀，便成为文化心理的条件反射，极有生命力。
再次，习性的背后就是整个生活场域，生活场域支配着习性，习性在任何时候以潜意识和意识形态决定主体去选择一个立场，于是在这样的立场下，人们会在内心很快做出符合自我生活场域、习性、立场和思想观念完整系统一致性的判断。如果你要否定他的一个具体判断或见解，就是否定他的整个人。他是有自我的一个文化逻辑存在的。人的执着就在于此。[15]
因此，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的价值在于还原出生活场域、习性、精神心理、具体观念和思想过程之完整的感性生命系统。这是一个通过感性进行文化解释的场域。——解读整体的文学史和文化的结构，需要通过文学作品在文化细节和文化整体的“积小以明大、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探本以穷末”之循环阐释系统来完成。整体的文学作品在历史上是一个系统，生活场域的一切细节就是人的精神心理的详尽证据。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从《管锥编》看到钱锺书的文化旨趣和研究方式，既是文学史的，也是文化史的；既是思想观念史的，也是精神心理分析的；既是细节微观的，也是系统宏观的。让文学研究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资源，用文化史的阐释解构文学整体。其中最重要的中介便是精神心理。
既然需要确证有资格“明大”的细节和具体现象，钱锺书必须采取科学的归纳法：这就是“积小”、“贯小”、“推末”、“探本”的系统性。下面我想再引证钱锺书在另一篇论文的论述来佐证钱氏的方法论与科学性：
在探究“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这一专题时（写于1937年，27岁），钱锺书这样来陈述自己的方法论：“我们所谓中国文评的特点，要是：（一）埋养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者的意识田地里，飘散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的著作里，各宗各派的批评都多少利用过；惟其它是这样的普遍，所以我们习见而相忘。（二）在西洋文评里，我们找不到它的匹偶，因此算得上中国文评的一个特点。（三）却又并非中国语言文字特殊构造的结果，因为在西洋文评里，我们偶然瞥见它的影子，证明一二灵心妙悟的批评家，也微茫地、倏忽地看到这一点。（四）从西洋批评家的偶悟，我们可以明白，这个特点在现象上虽是中国特有，而在应用上能具普遍性和世界性，我们的看法未始不可推广到西洋文艺。”[16]
钱锺书这样强调“自古到今”、“各宗各派”和“普遍”，著作里都有，批评里都用过，而且是精神意识里埋养着的。——要把时间上历史性的系统和空间上广泛散布的特点都找出来，那需要怎样的见识力和鉴别力？那需要做怎样完全归纳的文献调查和搜索？
钱锺书还要将本民族的特点限定在人性上具有普世价值的层面，虽然在西洋没有成为传统和遗传的共识，但是却会有“偶悟”和一些“影子”，这样要做的工作才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这样的特征才不会是奇难杂症类的怪僻。钱锺书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做到：举大——有世界性和人类性的宏大视野和抽象理论，有普适价值观念；历史意识——有史家穷尽资源的考证功夫，有历史学的纵向系统性；普遍——从各宗各派、不同风格和倾向的人物与实践里寻找共同的表现。——只有这样归纳出来的研究结论，才是“精神结构和心理状态”的结晶，正是这些结晶，才会是决定时代和社会文化的种族遗传性。
这就是钱锺书所作的阐释（解释）的深层次目的，它们既是大判断，更是小结裹。心中胸有成竹地建构了“本”和“大”，才可以从许多小节和末节上看出系统性；相反，观千剑而后识器，阅尽人间春色，才可以具有审美的大判断。二者互为因果成立，是为循环周延。我不知道中国有几个学术家能够具有这样伟大而又不可证伪的文化野心。野心仅仅是一种想象力和向往，最后还要看到层累的成果。《管锥编》就是这样的伟大作品。
研究文学史的学者一定记得泰纳以后欧洲最大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观点：“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对文学的科学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副望远镜，一头可以放大，一头可以缩小，必须把焦距调整适当，使它能纠正肉眼的错觉。”“我的工作便是追溯每一种心情、情绪或者憧憬，把它列入它所属的某一类的心理状态里去。”[17]勃兰兑斯把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西欧文学看成一个浑然的整体，从各国的文学思潮中清理出它的纵横交错的来龙去脉，并充分地联系历史传统、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文化背景、各国流派间的关系，以及作者个人的经历和他的其他作品，进行综合分析。他还说：“我一方面将努力按照心理学观点来处理文学史，尽可能深入下去，以图把握那些最幽远、最深邃地准备并促成各种文学现象的感情活动。另一方面，我试图尽可能以一种深入浅出的形式将结论表达出来。要是我能够采用侧影和轮廓之类精确而生动的形式，表现出作为各种文学现象之基础的隐蔽的感情和抽象的观念，那么我的任务便算完成了。出于偏爱，我始终将原则体现在趣闻轶事之中。”[18]——读到上面的表述，我几乎怀疑这就好像是钱锺书的先声，我大胆地猜想，钱锺书受到勃兰兑斯这位自由主义者很深的影响，恐怕钱锺书本来的学术目的，就是仿效勃兰兑斯，为中国文化传统写一部“心理学观念的文学史”，可惜残酷而荒唐的时代和社会，使钱氏这个要做一部宏大中国文学史的愿望彻底落空了。如今只留下一部准备写心理学观念文学史作资源库的《管锥编》。
我们需要对《管锥编》作非常耐心的解读，以窥破这一部伟大的文化史元素的阐释批评巨著之秘密。至少有三个视角可观察研究它的阐释成就：文化史、文学史元素和原型母题单位的提取；小结裹里的大系统；开放性的大型阐释对话。——我将在其他文章里逐一探讨这三个问题。我有兴趣的是钱氏的方法论，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对《管锥编》作完全分析性的阐释，最后得出归纳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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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P171，中华书局，1979年版
[2]转引自《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三辑，P74
[3]钱锺书：《中国诗和中国画》，《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4]钱锺书：《读拉奥孔》，《七缀集》第29页。
[5]参观[美]J·希利斯·米勒论文《作为寄主的批评家》，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米勒在该文中说：引文是寄主，包围并缠绕住引文的阐释性文字是寄生物，寄主养育着寄生物，使它得以生存，但同时又被它扼杀。或问，寄主和寄生物能够幸福地共同居住在同一文本的住宅之内，互为依存或分享食物吗？
[6]钱锺书：《管锥编》，P1215，中华书局，1979年版
[7][10]钱锺书：《旁观者》，见《钱锺书散文》，P138-139，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7
[8]张维迎：《改革最大阻力不是既得利益者，是理念》，爱思想，2014-12-12,原载：澎湃新闻
[9]【法】古斯塔夫勒庞：《心理学统治世界》，P001，高永译，金城出版社，2011-9
[1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P155，秦传安译，哈尔滨出版社，2011年5月
[12]钱锺书：《管锥编》，P24-26，中华书局，1979年版
[13]钱锺书：《管锥编》，P1128，中华书局，1979年版
[14]钱锺书：《管锥编》，P1435-1438，中华书局，1979年版
[15]此处参考徐传礼《论思想的僵化》的观点加以发展，转引自《胡适全集》34卷，第784页
[16]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见《钱锺书散文》P390-391，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7
[17]【丹】乔治·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P1-2，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18]【丹】乔治·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P1，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