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中译本初版时我没得着空读，这次再版，断断续续读完了这本上下册868页的大书。相似时期的西方文化通史，在我读过的里面，这是最好的一部。像这样一本大书，本来难免有些段落写得讲究，有些段落粗放。巴尔赞的书却不是这样，纵览五百年，涵盖西欧各国，却每一段都来得切实精准。现在，我们绝无这样的作者，多数作者腹中货色不多，每年出一部;看人家，宿儒饱学，这本书从发愿到落成，经过六十年。出版之际，作者已年届九十三。
此书好评如潮，这里我只零星讲几点。
作者的博学令人惊叹。无书不知，且不说同样熟悉艺术、音乐、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也不陌生。如今互联网发达，要是还有谷歌，什么信息都可以在网上查到。但在文史这一行，会搜索信息与满腹学问满不是一回事。知识在资料库里有一种组织法，装在脑子里是另一种组织法：只有装在同一个大脑里，知识才会勾连成一个鲜活的整体，满腹学问才能满腹经纶。
巴尔赞远不止勤奋、认真、博学，更突出的特点倒是深见卓识。这些深见卓识多半体现在绍述之中。时而，他也就一个论题单独议论一段。这些段落多半深富哲理，读者在这里，比在绝大多数哲学论文那里，应能学到更多“哲学”。
文化与政治交织，这本文化史不可避免会常常触及政治史话题，作者在这方面也颇多深见。有一节说到“政府理论”，本来，没有哪个政府的运作能合乎理论，也没有哪两家政府的运作方式一模一样，政府结构的形成及其实际运作，要看机缘，要随形势与利益格局而定。那么，为什么需要政府理论呢?因为，“西方人总是想与自己的经历拉开距离，客观地看待它们，把它们分门别类，归纳到可以传播的模式”。由此就来了理论，因为“对过去和现在的经历做合理的解释，到以同样的方式促进改变，向世界提出新的原理或哲学，两者之间只是一步之差”(268-269页)，啊啊，这一步之差却差之千里。我也一向认为，人的探究，包括政治探究，总是解释性的;你自探究你那里的政治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其中利在何处弊在何处;你的政治方式，别人当然可能学习、效仿，但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他者，效仿哪些以及怎么效仿，要由他者依乎他自己的情况去摸索。西方则有一种倾向，以为可以由自己的经历构造出普遍理论，既然普遍，就可以到处应用。
另有一节讨论历史学，指出19世纪20世纪之交，“史学的实质和特征发生了剧变……历史学家变成了研究过去的社会学家。”(706页)这一节所阐发的历史哲学极为精当，的确，虽然作者贯通各个文史领域，他毕竟首要地是史家。多种多样的因素促成了这五百年的文化变化，而作者提到最多的是平民化。这一见解，连同他的历史哲学，都深得吾心。
这些大论题，作者多有他独到的见解，行文之中，三言两语的知人知世，则所在多有。“‘研究’成了一个具有欺骗性的词……教学大纲里也许有大量的文科课程，但是，如果不用人文方式教授，它们就毫无教育价值。”(657页)“愤怒可以是一种廉价的感情，随意使用以显示自己的正义。”(342页)是啊，在我们这个“道德滑坡”乃至“道德崩溃”的环境里，千万别以为既然有“道德义愤”泛滥，我们就多了一丝希望。我想，这么一部大书，是得有些这样一语中的的句子穿插其间才提神。再随手从几页范围里摘录两三句吧。“感伤是把行动拒之门外的感情，无论是真正的还是潜在的行动。”(437页)“崇高需要粗犷和宏大，有了和谐就没有崇高。”(446页)“鲍姆加登创造了‘审美’一词。他不可能知道这个词今后会造成何种破坏。”(444页)不说德文，单说中文里“审美”“审美判断力”这些用语，真不知造成了多少破坏。把艺术的鹄的归为美，已经高度误导，“审”这个字更不知所云，难道我们是在审视、审判吗?审再加上判断，似乎真是在审判。当然，找到一个替代词也不容易，但我们不妨试试艺术感受，艺术感受力、领会力。
对于文化史上的人物事件，作者多有独特的判断。总的看来，作者格外属意带点儿怀疑色彩的智者，拉伯雷、蒙田。我猜想巴尔赞会觉得自己也比较接近这个类型。睿智难免怀疑色彩吧。作者对中世纪后期的文化思想评价很高;这类评价这几十年来倒不少见，但这也跟作者不把近现代发展一味视作进步有关。有些不那么彰显的人物获得很高评价，例如19世纪中叶的Bagehot和O.W.霍姆斯(那位美国著名大法官的父亲)。反过来，有些如雷贯耳的大名，并未多说多论。Bagehot和霍姆斯那两节各占两页，莎士比亚一节也不过三页，而且，这一节并未放到他生活创造的16、17世纪之交，却放到两个世纪后其地位确立的年代，更有甚者，Bagehot和霍姆斯获得的都是好评，而莎士比亚——歌德那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布鲁姆称之为西方经典核心的莎士比亚——浑身都是缺陷。对某一作者的具体批评，我当然常常并不同意，不过，在我读来，这类贬评，未见得是作者的周全评价，更多是针对一些流行看法提出争议。听听主流之外的评价——只要评价者不是刻意在标新立异——通常倒有益无害。毕竟，这不是一本教科书，更不是咱们这里的教科书，似乎随便哪个写书的教授都是在为历史人物做所谓的全面而公正的评价。我更喜欢巴尔赞的写法：我们街上人不知道的事多谈几句，我们都知道的少谈几句，得到普遍推崇的不妨多谈谈缺点，反正是个人看法。
这本书的书名叫“从黎明到衰落”，所以，说到这本书，不能不说说作者的文化大势观。1500年，大致是西方走出中世纪的年代，是黎明，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今天，日薄西山，这个伟大的时代落幕了。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但很少人做出这样明确的判词。作者说，的确，在20世纪上半叶，虽然情况已经相当明显，但生活在彼时的人毕竟仍在庐山之中，不似现在，西方文化的衰落已经明明白白。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分水岭。可以看到，就在那段时间前后，文化人的政治观发生了巨大转变。巴尔赞列举了一系列鼎鼎大名，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涂尔干、汤因比、柏格森、庞德、马勒、理查德·斯特劳斯、邓肯，他们纷纷歌颂战争，吹嘘本国军队，煽动对敌国的仇恨。尽管作者列举了这些人以及很多其他名人，我们仍不难再续上胡塞尔、舍勒以及更多的名字。据巴尔赞称，实际上只找得出五六个人像罗素那样的例外。他接着说：“在拿破仑战争中从未发生过这类情形。”(760页)当然，古代更不是这样。这种巨大的转变由何而起?这是我们每个关心文化史的读者都愿认真思索的，作者也努力加以解释。
这当然只是当代文化衰落的一角。巴尔赞笔下，西方文化方方面面都在衰落。有救吗?西方曾没入中世纪，在无垠的文化废墟上，这里那里，一两个修士在修道院昏暗的油灯下，阅读誊写古代辉煌文明残留下来的文著。如今，说不定这里那里也有几个有心人，未被大众文化的滔天巨浪所裹挟，他们坚持学习已被忽视的文学和哲学杰作，揣摩无人问津的绘画与乐曲，坚定地认为只有它们才与“更充实的生活”相辉映，默默地守望文化的再生。(8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