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自私的，每个人都会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皆如是说，一方面源源不断为这一元命题提供证据，一方面基于这一元命题建设理论。

硬心肠的理论家证明弱肉强食有理，软心肠的理论家则费尽心思发明一套机制来说明：虽然人都是自私的，后来却发展出了善良、互助、法治。“血亲互助”“看不见的手”“契约论”，这些理论是否成功，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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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自私这一命题不只是理论家的法宝，同时似乎也已成为普通人的共识。

布雷格曼异于是，他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否认这一臆想出来的元命题，断然声称“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都是相当正派的”。

不假，很多畅销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支持人性本恶这个元命题。《幸存者》全球热播，《蝇王》卖了数千万册，作者戈尔丁还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这些作品，说到底，是小说，是虚构作品。现实与此相似吗？布雷格曼找出了6个汤加男孩被困阿塔岛一年有余的真实故事，那里发生的事情跟蝇王的故事几乎完全相反。

难道我们的基因里已经深深植下了自私的种子？《自私的基因》畅销全球，但在生物学界饱受质疑，实则，理查德·道金斯本人在这本书的后续版本中也放弃了人类天性自私的主张。针对道金斯，布雷格曼介绍了科学家别利亚和柳德米拉在西伯利亚一家养狐场所做的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实验，这场实验的结论，用布雷格曼的话来总结，是“最友好者生存”。人类在动物界生存下来，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只有人会脸红，只有人有眼白——眼白透露了视线或关注点的方向，这些都是交流的产物。

人类当然有他残酷的一面，单说最近的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日本人残害中国人、纳粹残害犹太人，但那种认为人类变得越来越残酷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布雷格曼引用史蒂芬·平克及其他资料说明，人类并不天生好战，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人类的好战之心逐渐受到了抑制。

好吧，道金斯的理论也许有点儿迂阔，但也有很多心理学实验得出了人性本恶的结论。坊间博识之人，多半都听说过津巴多的监狱实验，一些大学生受试者分成两组，9个充任狱警，9个充任囚犯，他们本来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可在短短几天的实验进程中，“狱警”们转变成一批凶神恶煞，“囚犯”们变得极度焦虑、惊恐。

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同样出名。实验项目招募了一些人来充当“老师”，另有一些实验团队成员充当“学生”被绑在隔壁房间的椅子上。老师提问，学生回答，回答错了，老师被要求按下电击开关。电击设备的电压不断提高，直至会让学生尖叫甚至昏迷。学生的这些表现是团队成员装出来的，但受试者并不知情，他们虽然对“学生”表示同情，但大多数仍然会服从命令，一直电击这些极度痛苦的学生。米尔格拉姆由此得出结论：人类会盲目服从去做那些可怕的事情。这些实验非常有名，被广为传播，被写进教科书，然而，布雷格曼征引各种材料表明，这类实验都是被导演的，有些甚至可说是骗局。

但人性本恶的元命题似乎并不只是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编造出来的，现实中到处可以找到例子。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的邱园公寓，一位年轻女士凯瑟琳凌晨回寓所，在寓所边上，一个凶犯袭击了她，凯瑟琳不幸死去。附近公寓有很多人听到她的呼救，有人推开窗户大喊“放开那个女孩”，然而，在长达半个钟头的行凶过程中，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

这起凶杀案后来在美国人所周知，作为人心冷漠的典型案例。然而，关于邱园凶杀案的新闻报道大大失实，后来的调查研究表明，邻人们从熟睡中被呼救声惊醒，立刻有两人报警，一位较晚被叫醒的女邻居还冲出公寓找到严重受伤的凯瑟琳，而凯瑟琳正是在她的怀里断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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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社会新闻里读到很多凶残、邪恶、变态，但我们必须记得，新闻不是社会整体状况的平衡写照。更何况，有些记者出于种种目的以偏概全，歪曲事实，甚至捏造事实。据新闻报道，卡特里娜飓风把奥尔良市变成了一个野蛮社会，布雷格曼通过深入调查揭示，真相远非如此。布雷格曼写道，大量研究的结果表明“新闻是一种危害精神健康的有害品”。

现实世界中人并不像这类新闻渲染的那样不堪。布雷格曼于是讲诉了丹麦人在纳粹眼皮底下救援数以千计即将遭到围捕的犹太人的故事。当然，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并没有像这次行动中的丹麦人那样去对抗邪恶，布雷格曼承认，这是一个例外，但他还另外举了一些事例，说明在正常社会条件下，人们会自发去帮助别人、救援别人。

在那些坚持人皆自私元命题的理论家眼里，普通人也许不是也不必一味自私，但那只是因为他们不够理性。理性总是教人自私，作为理性的楷模，经济人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真的吗？你一意要开一家书店，是因为书店能带来最高利润吗？也许你已经丧失理性了？当然，一家企业没有利润就不能持续存在，然而，挣得一份利润跟利润最大化之间还有很远的距离。

针对以上种种，布雷格曼做了方方面面的考察来说明“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都是相当正派的”，我们人类是“最善良的物种”。人类更像倭黑猩猩，“对不平等有天生的厌恶倾向”，而不那么像好勇斗狠的黑猩猩。那么，问题倒转过来了：那些唯利是图的行径，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将会回答这个问题。

布雷格曼列出的暴行的第一个来源可能让人吃惊：移情共感（empathy，本书译者译作“同理心”）。是的，共感是善良之源，然而，运用不当的共感则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暴行的第二个来源：权力。经验和实验表明，在一个小团体中被推为领袖的，通常不是马基雅维利式的邪恶君主，而是友好、善良之士。然而，权力就像麻醉剂，这些人握有权力之后，常常会变得无视他人的痛苦。大规模人类社会的领袖则从一开始就不是“善类”，这类所谓的文明社会似乎天然需要某种不平等，赋予一个人或一小撮人以巨大的权力。由是观之，“长期以来，文明都是一场灾难”。

那些得出宏大而惊人结论的心理学实验从来都很可疑——物理学实验的结论若不同于我们凭常识得出的结论，我们多半要放弃后者，但事渉我们自己的思想感情，我们凭什么该去相信某一个所谓实验而不相信生活经验教给我们的结论？新闻和现实中的确有些事情匪夷所思，但我们未必就能由此出发来概括全世界的现状。自私的基因，理性经济人，人云亦云，耳朵听得长了茧子。质疑、驳斥也不是没有，韩少功一篇《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就是好例，奈何难阻沧海横流。今又有布雷格曼花费精力去重新调查真相，站出来高声质疑流行成见，值得为之鼓呼。

不过，为之鼓呼到此为止。我对布雷格曼的结论大多存疑。我相信，在正常社会条件下，尤其在没有重大利害冲突的时候，大多数人蛮善良的，但似乎不能由此断定人性本善。作者相信人类暴行在不断减少，看起来人类是在不断进步，可是而今恰恰是那些坏人最容易爬上高位，文明又被说成一场灾难。至于结语中“赖以生存的十大准则”提倡要宽容，要理解，要爱自己，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它们肯定很好，说不定也管用，就像鸡汤一样，可我还是不相信任何人能够发明出“消除仇恨、不公正和偏见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