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是西方文明主导的时代，未来的时代将是东方文明主导的时代。信息技术革命和智能技术革命不应归入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而应从工业革命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段——智能革命阶段。从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角度分析，智能革命时代有利于东方文明的发展。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成为世界的主导文明的原因之一是西方人的分析性思维方式有利于开发和利用“物能”。智能革命以来东方主要国家能够与西方发达国家并行发展的原因之一是东方人的综合性思维有利于开发和利用“智能”。在智能革命时代，东方国家应该有自信心，认清全球发展趋势，不能跟在欧美国家后面跑，应充分发挥东方思维的优势，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东方文明将在人类历史上再创辉煌。
关键词：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智能革命；信息革命
一、引言
“智能革命”或称“智能技术革命”“人工智能革命”，始于20世纪下半叶。进入21世纪后，智能革命得到较快的发展。智能革命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标志，它是“研究人类智能活动的规律，构造具有一定智能行为的人工系统，以实现脑力劳动部分自动化的综合性学科”。智能革命以智能制造为主导，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其特征是“智能化”。有的学者称智能革命时代为“智能时代”，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为“智能社会”。
智能革命主导权的竞争是当代社会竞争的核心内容之一。进入21世纪后，世界主要国家的科技界和政界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把它上升为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视之为一个国家的工业、军事和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普京在2017年9月1日的演讲中提出，“未来谁率先掌握人工智能，谁就能称霸世界”。
近十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加大了对人工智能的研究、投入和规划。德国2013年4月制定“德国工业4.0战略”；日本2016年1月制定“超级智能社会5.0”；美国2016年10月制定《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英国2016年10月制定《人工智能：未来决策制定的机遇与影响》；俄罗斯2017年7月把数字经济列入俄罗斯2018—2025年战略方向；中国2017年制定《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欧盟2018年4月制定《欧盟人工智能战略》，计划2018—2020年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240亿美元。2018年5月10日，美国白宫组织研讨会，成立专门委员会，以确保人工智能领域美国第一的地位。
工业革命200多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远远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世界。但是，从有关资料来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各国在当前的智能革命潮流中走在世界前列。为什么工业革命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远远落后于世界？为什么在智能革命洪流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却能够走在世界前列？本文就这两个问题略做探讨，并对国外部分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东方各国未来前景的看法作简要介绍。
二、关于东方文明之未来的观点
关于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能否复兴，能否再次崛起，国外有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都作过预言，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最早预言中国将复兴的可能是1817年拿破仑提出的“睡狮说”。当年英帝国大使阿美士德访问清政府受挫后，在回国途中路过英属圣赫勒拿岛，顺道拜见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囚徒——拿破仑一世。拿破仑认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中国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动。”胡适曾在1915年写道：“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汤因比在1974年出版的《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中引用了拿破仑的话：“‘不要唤醒酣睡的巨人’。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马上就发动了鸦片战争，使中国觉醒了。”
近代学术界最早提出文明形态论和文明循环论的是俄罗斯文化哲学家丹尼列夫斯基（N.Danilevsky，1822—1885），他在《俄国与欧洲》（Russia and Europe）一书中，提出了与进化论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丹尼列夫斯基认为文明是有机体，每一种文明都有兴起、生长和没落的历程，有少、壮、老、死的轮回阶段。他的理论影响了后来的文明形态学和历史哲学。著名美籍俄裔社会学和文化学家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称丹尼列夫斯基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文明形态论的先驱者”。丹尼列夫斯基在《俄国与欧洲》一书中，从泛斯拉夫主义的立场出发，从文化循环论的角度“强调斯拉夫世界和欧罗巴世界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强调二者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应在包括文化在内的各个领域展开全面决战”。他认为，在这场决战中，最终取得胜利的无疑将是斯拉夫世界。因为欧洲文明即将衰落，欧洲文明“创造力最鼎盛时期”是16世纪和17世纪。19世纪，这种创造力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均大获丰收。“和即将迎来繁荣时期的斯拉夫世界相比，欧罗巴世界已经耗尽了生命力和潜在能量，开始趋于衰退”。津科夫斯基认为，“‘俄国与西方’问题是贯穿于俄罗斯思想史的主题之一。这一主题尤其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在俄国19世纪中后期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的论战中”。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也持文明形态论和文明循环论。他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中反对“西欧中心论”的说法，认为文明或文化是有机体，会经历类似于自然界的季节循环，每个文明都有其兴盛和衰退的阶段。当一个文明处于衰退和死亡的阶段时，另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崛起并经历兴盛。这种周期性的演变是不可避免的，它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固有规律。他认为每一种文化大约有一千年的生命。近代西方的文化已经出现了900年左右，所以它也应该快衰亡了。《西方的没落》就是因此而得名。他认为，在20世纪初期，西方文化正处于衰老期，这种文化形态就像中国的“战国时期”。他预言，“战国时期”之后是“帝国时期”，这个时期将在2000年到2200年出现。那时将出现更为优越的文明。
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也多次表达过中华文明将复兴的观点。他说：“如果中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足够的资金，30年之内科学的进步必大有可观，甚至超过我们，因为中国朝气蓬勃，复兴热情高涨。”“如果中国不采用军国主义，将来所产生的新文明或许比西方曾经产生的各种文明更好。”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罗素还认为，“在未来的一两个世纪里，美国会变得更重要，但随后（主导作用）将转到中国。我认为，这是美国非常担心的”。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持文明循环论，他在《历史研究》一书中，与斯宾格勒一样，反对“西欧中心论”，不同意西欧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顶端，认为世界上的各个文明都是“价值相等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生长、成熟、衰落的阶段。他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提出文明进化的“中国模式”，称中国文明演化有长久统一、偶有分裂的特殊性。他认为，“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昙花一现……未来是难以预见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中国文明未来之发展，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东亚可能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的主轴，在于其核心文化要素是中华文化，有其独特、丰富的历史遗产，包括中华民族逐步培养起来的“世界精神”“人道主义”“合理主义”等。他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具有超越单一民族的“天下”意识，表现出宽容博大的气度，形成了多元统一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将在世界文明走向统一、大同中发挥重大的影响力。“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已是“全人类所关心的事情”。
在日本，也有研究文明兴亡规律的学者。岸根卓郎于1990年出版《文化论——文化兴亡的法则》一书，提出了他自己的文明理论和分类法则。他从自然、生理和环境科学的角度研究文明的类型及其形成的原因。他认为，文明的类型是由宇宙的二极对立法则所决定的，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东西方文明差异的原因在于人体基因的差异。东西方人的大脑差异和东西方自然环境的差异形成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相互对立的重要因素。西方人是左脑型的，而东方人是右脑型的。左脑具有科学技术的思想方法的基础——语言、计算、分析和逻辑的中枢，右脑具有艺术、宗教思想和创造力的基础——非语言、直观、综合和空间认识的中枢。左右脑的差异促成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与对立。此种差异还表现在“美”的观念方面。西方的美是“直线的美”“完成的美”，故有终结；东方的美是“圆形的美”“未完成的美”，故无终结。因此，左脑型的西方人“知道的事情越多，就越想知道更多”，从而促进科学的发达和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右脑型的东方人则“知道的事情越多，就更加糊里糊涂，从模糊中促进哲学和宗教的发达及精神文明的发展”。岸根卓郎与丹尼列夫斯基、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一样，认为文明是有机体，像人的生命一样，有诞生、成长、壮年、老年和衰落期。东西文明交替的周期为800年，每次交替的时间为100年，形成一个周期为1600年的双螺旋结构的文明波。20世纪后半期至21世纪前半期的100年间，西方文明走向衰落，历经800年的西方文明进入下一个800年的休眠期，而处于800年休眠期的东方文明将迎来黎明，即将进入800年的活跃期。岸根卓郎认为，21世纪以后日本将成为世界文明的先锋，肩负着东方文明的重任。但他也预测，中国将在21—29世纪创造出大文明。
日本历史学家村山节等也持“世界文明八百年周期说”。他在《东西方文明沉思录》一书中，根据男女两性和宇宙规律来分析东西方文明的性质及其转换。他认为西方文明是男性文明，具有较强的权力欲和逻辑性，呈现出一种征服性、攻击性的男性性格和不断扩张的特点。东方文明正好与之相反，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感性，呈现出一种温和与非攻击性的女性性格和宽容的特点。两种不同的文明根据宇宙规律交替循环。南北半球在气候上正好相反，东西半球在昼夜上正好相反。文明也一样，当西半球处于文明期时，东半球就是黑暗、蒙昧期；而西半球是黑暗、蒙昧期时，东半球就到了文明期。根据这种理论，他认为公元前400年到公元400年的800年是西方的时代，即古希腊罗马的世纪。公元400年到公元1200年是东方的时代，即中国唐朝和波斯萨珊王朝的世纪。1200—2000年是西方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文明中心沿威尼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大英帝国—美国的路线迁移。2000年后的800年是东方的时代。21世纪是东西文明冲突、融合与交替的时代，在这个世纪，美国仍然唱主角。21世纪以后，世界文明中心可能会从美国继续向西，即跨过太平洋，转移到东方的日本或中国。22世纪之后，将是东方文明的时代。
由上可见，部分政治家、思想家、学者都认为文明变迁具有规律性，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间，西方文明主导世界。进入21世纪后，东方文明正在走上坡路，西方文明正在走下坡路。未来的世界是东方文明主导的世界。
三、工业革命与智能革命
科技界一般认为，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发生了四次较大的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技术革命”，时间为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叶，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力技术革命”或“电力革命”，时间为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革命”或“信息技术革命”，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时间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智能革命”或“智能技术革命”，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标志。
笔者认为，这种分类方法是不科学的，信息技术革命和智能技术革命应从工业革命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段——智能革命阶段。与“智能革命”相适应的时代称为“智能时代”，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称为“智能社会”，与之相适应的文明或文化称为“智能文明”或“智能文化”。
为什么要把智能革命从工业革命中分出来？首先，一般认为，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至20世纪初完成。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工业革命”条称：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大生产替代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社会变化过程。又称产业革命。它既是生产技术的革命，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首先发生于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于19世纪30—40年代完成；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等于19世纪先后开始，在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陆续完成”。
其次，“工业革命”与“智能革命”在性质上是两种不同的革命。一切科技革命在本质上都是人类扩展自身能力的革命，包括“体能革命”和“智能革命”。“体能革命”是以扩展和延伸人类体力、降低人的劳动强度为主要目的的科技革命。例如，农业革命主要是通过制造新工具，如制造新石器、铜器和铁器工具等来扩展、延伸人的体力和降低人的劳动强度。前两次工业革命，即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主要是通过“动力机器”，包括蒸汽动力、电气动力和核动力来扩展、延伸人的体力和降低人的劳动强度，属于机械动力方面的革命，在性质上基本相同，称之为“工业革命”较为科学。
后两次科技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和智能技术革命，在性质上十分接近，核心驱动力是信息、数据等，以扩展和延伸人的脑力、降低人的脑力劳动强度为目的。因此，信息革命与智能革命两者是分不开的，都是以扩展和延伸人类脑力、降低人的脑力劳动强度为主要目的的科技革命，统称为“智能革命”较为科学。
再次，工业革命与智能革命所制造和使用的工具性质不同。人类历史上前两次革命，即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制造和使用的工具是物质性的，即使用工具都是为了达到物质性目的。农业革命制造的物质性工具没有动力，而工业革命制造的物质性工具则有了动力。所以，“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对动力的大规模使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动力革命，让物质性工具发生了质变”。
有些信息工程专家认为，“信息技术的本质是意识性的”，而非物质性的。“计算机按照人设定的程序对数字化信息做各种处理，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识性的活动。”不过，这种意识性活动脱离了人的大脑，有些专家称之为人的“外意识”，以此区分人脑的内部意识活动。而“意识性的活动，都应该属于‘智能’的范畴”，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在其诞生伊始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意识性的智能化工具”。计算机完全不同于之前的各种物质性工具，它要达到的并非物质性目的而是意识性目的。因为，“信息不是物质，它既是意识的产物，也是人类意识活动的基本要素”。
最后，学术界普遍认为，智能革命是模拟人类智能活动及其规律的技术革命。智能革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与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差别很大。人工智能是“研究、解释和模拟人类智能、智能行为及其规律的学科”，主要任务是“建立智能信息处理理论，设计可以展现某些近似人类智能行为的计算系统”。蒋新松认为，人工智能是“研究人类智能活动的规律，构造具有一定智能行为的人工系统，以实现脑力劳动部分自动化的综合性学科”。童天湘认为，人工智能是“研究用机器模拟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科学”。“人工智能是人的智能在机器中的再现，但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智力的放大，亦即人脑的延伸。”“如果说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工具机的发展，使人类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导致了第一次产业革命；那么，以计算机为先导的智能机器的发展，则会使人类摆脱繁杂的脑力劳动，开创一次新的产业革命。”郭荣江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就像蒸汽和电力的机器逐步替代人类重复性体力劳动那样，由计算机代替人类重复性脑力劳动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了，而且人类研究认识自然的对象已开始转向人类思维的器官——脑，这无疑是认识上的巨大飞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和智能技术革命与蒸汽技术革命和电气技术革命的差别十分明显，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革命不属于工业革命，应将其从工业革命阶段分离出来，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四、工业革命、智能革命与东西方文明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间，东方文明远远落后于世界，西方文明成为世界的主导文明。随着智能革命的形成和发展，东方主要国家紧跟世界潮流，并走在世界前列。
01工业革命与西方文明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源于欧洲，工业革命使工业技术发生质的变化，对社会、经济、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使欧美各国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工业革命促使英国工业生产迅速发展，1840年英国工业生产已占世界工业生产的45％，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法国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20年代，完成于60年代末，约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其间法国的经济空前繁荣，1870年工业总值达120亿法郎，比1850年增加两倍”。德国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30年代，完成于70年代。1870年，德国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升至13.2％，超过法国，进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美国工业革命“约始于19世纪20年代，完成于60年代。其间美国工业总产值增加近9倍，1860年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7％，超过法国，仅次于英国”。
工业革命使欧美各国走在世界前列，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西方文明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工业革命200多年来，是西方文明主导世界的时代。
02智能革命与东方文明
智能革命始于20世纪下半叶，进入21世纪后得到较快的发展。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起步较西方国家晚数十年。不过，经过十多年的追赶，当前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已走在世界前列。《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2023》报告称：“截至2022年6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3000家，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4000亿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年度报告（2022—2023）》称：“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稳步增长、进入全球第一梯队，企业数量约占全球16%；33家人工智能企业跻身2023全球独角兽榜，占全球总量近1/3。”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21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呈现中美两国引领、主要国家激烈竞争的总体格局。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显著，人工智能创新水平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梯队，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从总体排名看，“46个参评国家分为四大梯队。进入第一梯队的只有美国和中国，第二梯队包括韩国、英国等9个国家，第三梯队有瑞典、卢森堡等13个国家，第四梯队有印度、俄罗斯等22个国家”。“在46个参评国家中，仅有美国和中国的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总得分高于50分，与其他国家拉开较大差距。”与往年相比，“中国人工智能创新指数的总得分与美国的分差进一步缩减”。具体来看，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一是开源项目影响力明显提升，二是全球“TOP 500”超算中心数量连年保持首位，三是人工智能企业蓬勃发展，四是科研产出持续增长，五是5G、物联网等相关技术发展迅速。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制的《2022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称：“中国连续三年保持世界第二，人工智能发展成效显著，在人才、教育、专利产出等方面均有所进步，但基础资源建设水平有待提高。”“中国排名前5的指标数量从2020年的12个增加到2022年的18个；在网络基础、人才、教育、创新制度、专利等方面排名上升，其中科学和工程博士占比、人工智能专利授权量、AI上市企业数量等多个指标进步显著，跃升榜首。”
由上可见，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智能革命能够跟上时代潮流，并能与发达国家齐头并进，走在世界前列。
五、智能革命与东方思维
工业革命200多年来，中国远远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世界，原因何在？除了清政府腐败无能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为什么中国的智能革命能够紧跟世界潮流，而且走在世界前列？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外，有没有其他因素？从一些资料来看，这与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有一定的关系。
01西方思维与东方思维的差异
关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学术界有不少研究，提出过不少观点。一是综合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之异，二是感性直觉（形象）思维与理性逻辑思维之异，三是圆形（曲线）思维与直线思维之异。目前学术界讨论最多的是综合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之异。
所谓综合性思维模式，是把客观世界看作是各个部分、各种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综合性思维的哲学基础是系统观和整体观。其特点一是善于把某种事物或现象的各个组成部分联系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二是善于多角度、多途径的想象组合，把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事物联想成为相互关联的整体；三是超越时空、大范围、大跨度的想象组合。古代中国的“一元论”“天人合一”“大一统”思想就是在综合性思维方式基础上形成的。
在综合性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古代中国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注重把握事物发展的全貌，注重集体主义；强调国家的统一性与完整性，强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性，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主张国与国之间应“协和万邦”“天下为公”“天下和平”；不喜欢战争，以战争为例外，从古至今崇尚和平，崇尚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到了现代，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互利共赢、互惠合作，主张不结盟、不对立。
西方的分析性思维方式，根源于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二元论”和“天人对立”的宇宙观，将一切事物都看作是由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所构成。人类是主体，外部世界是客体，主体能够征服和超越客体。“二元论”导致了物质与精神的分离，主体(人)和客体(自然)的对立。主体的任务就是解释客体“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所以西方人明确区分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精神和物质、现象和本质，并分别作出深入的分析研究。他们无论做什么，总是从已知推导未知，一层一层地分析，一丝不苟地论证，然后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种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严密精确的分析正是西方思维模式的主要特征，它导致了西方文明理性主义的发展。西方的分析性思维有利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其缺点在于过于孤立地、片面地看待事物。
在国际关系方面，分析性思维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喜欢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二是不喜欢和平共处、平等相待；三是喜欢建构对立面和鼓吹国外“威胁论”，以刺激本国国民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四是喜欢战争，以战争为常事，不断地向外扩张。
02西方分析性思维有利于探讨工业革命中的“物能”
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构成客观世界的三大要素。物质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材料；能量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力量；信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知识。“物能”（energy）在物理学中被称为“能”或“能量”，即物质运动所形成的“能量”，或物质运动所形成的“力”。物质的运动形式多种多样，其能量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并且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互相转换。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L.怀特（Levin Alvin White，1900—1975）从“物能”的角度研究社会文化进化，并提出新进化理论。怀特认为，人类开发和利用能量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类仅依靠自己的体能而获取食物的阶段，即渔猎采集时代，它是文化发展的幼年或青年时期，即原始共产社会时代。第二个阶段是人类能够利用自然界中的能源——太阳能而获取食物的阶段，即新石器革命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人类从攫取性经济过渡到生产性经济。第三个阶段是通过动力革命，能够充分利用新能源如煤、油和水力资源的阶段，即蒸汽的驾驭、内燃机的发明和人工电力生产的时代，也就是现代工业化时代。在这一阶段，工业革命促使封建主义让位于资本主义。第四个阶段是人类能够利用原子能的时代，也就是当前时代。前两个阶段属于农业革命，后两个阶段属于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使欧美各国迅速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许多国家由后进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这与欧美各国善于和充分开发、利用蒸汽动力、电力动力和核动力密切相关，也与善于和充分开发、利用“物能”密切相关。相反，中国等东方国家之所以在工业革命期间落后于世界，也与没有充分开发、利用“物能”密切相关。西方之所以能够充分开发、利用“物能”，与他们的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西方的分析性思维有利于充分开发、利用“物能”。物质（matter）为构成宇宙间一切物体的实物和场。世界上所有的实体都是物质，人体本身也是物质。除这些实物之外，光、电磁场等也是物质，它们是以场的形式出现的物质。物质的种类形态万千，物质的性质多种多样：气体状态的物质、液体状态的物质、固体状态的物质；单质、化合物、混合物；金属、非金属；无机物、有机物；天然存在的物质、人工合成的物质；无生命物质、生命物质；实体物质、场物质；等等。物质的种类虽多，但它们都有其特性，那就是能够被观测和分解。
自然科学的重要研究目标之一是分解物质的结构。物体都是由原子组成的，而原子是由相互作用的次原子粒子所组成的，其中包括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原子核，以及由许多电子组成的电子云。西方的分析性思维十分善于分解物质的结构，充分利用物质的能量。中国之所以在近代未能跟上世界潮流，在工业化时代远远落后于西方，也与综合性思维密切相关。李政道在《科学的发展：从古代的中国到现在》一文中强调思维方式在近代西方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整个科学的发展与全人类的文化是分不开的。在西方是这样，在中国也是如此。可是科学的发展在西方与中国并不完全一样。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腊文化也算作西方文化的话，可以说，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和古希腊有更密切的联系。在古希腊时也和现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觉得要了解宇宙的构造，就要追问最后的元素是什么。大的物质是由小的元素构造，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构造。所以是从大到小，小到更小。这个观念是从希腊时就有的（atom就是希腊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们是从开始时就感觉到，微观的元素与宏观的天体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人从开始就把五行与天体联系起来”。季羡林也曾说：“西方的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它抓住一个东西，特别是物质的东西，分析下去，分析下去，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他还认为，“微观的分析不仅仅是20世纪的特征，而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特征，20世纪也许最明显，最突出而已”。
03东方的综合性思维有利于探讨智能革命中的“智能”
智能革命主要研究如何让计算机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样思考，也可能超过人的智能。如前所述，在“物能”的研究中，西方人的分析性思维可以发挥较好的作用；而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中，东方人的综合性思维可以发挥较好的作用。
在工业革命和智能革命阶段，西方和东方的相对思维优势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两个革命阶段的性质、对象和目标均有所不同。工业革命以扩展和延伸人类体力、使人类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主要目标，主要开发对象是“物能”，包括（1）发明新机器，如珍妮纺纱机、动力织布机，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2）采用新能源及其设备，包括燃料和动力机械，如煤、电力、石油和蒸汽机、内燃机；（3）采用新材料，主要是铁、钢；（4）发明、制造新的运输和通信工具，如蒸汽机车、轮船、汽车、飞机、电报、无线电。智能革命是以扩展和延伸人的脑力和智力、使人类摆脱繁杂的脑力劳动为主要目标，主要开发对象是“智能”，包括自动推理和搜索方法、机器学习和知识获取、知识处理系统、自然语言理解、计算机视觉、智能机器人、自动程序设计等。人工智能所要实现的目标是物的智能化，即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静态的物可以运动起来，也可以通过信息传递和处理，实现物与物之间的自动交互。
以上差异决定了工业革命和智能革命阶段的研究方式也是不同的。工业革命主要是微观的研究，而智能革命是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李政道认为，“一百年前，英国物理学家汤姆孙发现了电子。这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物理思想，即大的物质是由小的物质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组成的，找到最基本的粒子就能知道最大的构造”。他认为，“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到了21世纪微观和宏观会结合成一体”。西方的分析性思维较适合从事微观研究，而东方的综合性思维较适合从事宏观研究。
智能革命涉及领域极广，横跨多个学科，东方人的综合性思维有利于涉及面较广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整合各种不同的信息。一般认为，人工智能“包括认知科学、知识工程、专家系统、定理证明、问题求解、自然语言理解、模式识别、博弈、决策、机器人控制等”，它与“控制论、信息论、数理逻辑、神经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和哲学相互渗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与传播知识社会局主任英德拉吉特·班纳吉（Indrajit Banerjee）表示，人工智能是把不同的技术、不同的工具、不同的信息整合起来，产生新的过程、机制，进而提高生产力。
智能技术革命的核心就是变智能问题为数据问题，这是大数据思维的核心。而东方人的综合性思维有利于从整体上分析众多数据之间的联系，并使之成为有机的整体。大数据是一种规模巨大的数据集合，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的能力范围，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较低的价值密度四大特征。东方人的综合性思维有利于处理复杂的大数据。
不少科学家认为，新一代的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不同，需要东方思维与西方思维相结合。如中国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陈清泉认为，今后“应该把东方思维和西方思维结合起来。……东方思维强调联系和宏观，善于综合归纳。而西方思维拿手的是分析，从大到小，从小到微。西方思维虽然善于借助科技手段分析，但往往忘记大局，而东方思维具体又缺乏分析手段，所以思维方法上，应该把他们结合起来，实现互补”。密歇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也认为，“东方人似乎更‘全面’地思考问题，更关注背景和关系，更多借助经验，而不是抽象的逻辑，更能容忍反驳意见。西方人更具‘分析性’，倾向于使事物本身脱离背景，避开矛盾，更多地依赖逻辑。两种思想习惯各有利弊”。
04东方综合性思维方式有利于智能时代的发展
综合性思维不仅体现在古代中国人身上，当代中国人也一样，思维方式主要是综合性的思维。
由大到小、由上至下是综合性思维的特征之一，由小到大、由下至上则是分析性或个体性思维的特征之一。例如，中国人姓名的写法，象征家族的姓在前，表示个人的名在后；而西方人则相反，表示个人的名在前，象征家族的姓在后。中国人计时顺序是年—月—日，而西方人正好相反，是日—月—年。撰写履历也一样，中国人一般是由过去到现在，西方人一般是由现在到过去。
包容性强是综合性思维的特征之一，而排他性强则是分析性思维的特征之一。例如，宗教信仰方面，中国人兼容，西方人专一。中国人在信仰上不排他，许多人既信佛教，也信道教和其他宗教。有些人见神就拜，见寺庙或教堂就求，无论它属于什么宗教。有些寺庙甚至把多种宗教的神像放在一起共同供奉和祭祀，如明清以来的许多寺庙，都是儒、道、佛三教同堂供奉。人们的祭祀和敬拜心理，也是拜的神越多越好，会得到更多神的保佑。包容性强的民族能够较好地与其他宗教和睦相处，宗教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较少，社会也较稳定。西方人一般只信仰一种宗教，不会既信基督教又信天主教或伊斯兰教。大多数信奉一神教的民族排他性较强，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冲突较多，社会也不稳定，经常发生各种冲突。正如罗素所说：“我们从犹太人那里学到了不宽容的看法，认为一个人如果接受一种宗教，就不能再接受别的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有这样的正统的教义，规定没有人可同时信仰这两个宗教。而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不相容；一个人可以是佛教徒，同时又是孔教徒，两者并行而不悖。”
思维方式的差异也体现在政府行为和政策制定方面。中国政府无论做什么事，都体现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十分注重从整体上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注重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全局与局部、公平与效率、长远与当前、东部与西部的关系。先考虑大原则、大框架，先做大计划，然后再一步一步实施。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种规划是典型的综合性思维方式的体现。
西方人则不同，无论做什么事，通常只有可见的几年之内的计划，每一届的总统选举或就职演说，只谈当选几年的计划，没有宏伟的远景规划。这是分析性思维或个体性思维的具体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注重从整体的角度考虑问题，提出一系列深化和完善改革的新思想、新理论、新理念，都具有综合性思维的特色。
例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个认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所有这些，考虑十分周全，内容包含各个方面，整体性很强，是典型的综合性思维方式的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符合中华民族特性的制度，同时也是符合综合性思维方式的制度。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巨大成就，就是因为中国有很好的制度和政策优势，这种制度和政策优势也与综合性思维方式分不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制度和政策优势，主要体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全国“一盘棋”。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府有能力集中资源和精力来处理重大问题和挑战，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同样，也可以处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共同应对。分则力散，专则力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具有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这种政策优势更加凸显，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无不得益于政策优势和科学引导。这种独特的优势也日益受到世界的重视。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聚力攻坚克难的根本保证。我国的制度和政策可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群策群力。以中国的制度和政策优势作为保障，我国科技专家一定能够解决人工智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高端芯片的技术难题，使中国成为智能时代世界强国。
综上，智能革命时代，东方人的综合性思维方式有利于开发和利用人工智能。如果能够借鉴西方的分析性思维，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东方各国必将走在世界前列，东方文明将会再创辉煌。
六、结语
中国科技界一般把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作为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分类方法不科学。信息技术革命和智能技术革命在性质上十分接近，而与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的性质完全不同，因此，应该把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革命从工业革命阶段分离出来，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统称为“智能革命”。
部分政治家和思想家、学者都认为文明变迁具有规律性。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间，东方文明远远落后于世界，西方文明成为世界的主导文明。进入21世纪后，随着智能革命的形成和发展，东方主要国家能够紧跟世界潮流，甚至走在世界前列。东方文明正在走上坡路，西方文明正在走下坡路。其原因之一是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人的分析性思维方式有利于开发和利用“物能”，而东方人的综合性思维方式有利于开发和利用人工“智能”。
在智能革命时代，智能革命主导权的竞争是未来现代化模式竞争的核心内容之一。东方国家应该有自信心，不能总跟在欧美国家后面跑，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综合性思维在智能革命中的优势，借鉴西方的分析性思维的长处，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未来，东方文明必将超越西方文明，成为主导世界的文明。东方文明将在人类历史上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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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星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国务院参事，100081。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