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以科学的态度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同时，也要以科学的态度认识西方文明和其他各文明的历史。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寻求富强，中国志士仁人以西方文明作为镜鉴，反思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解放思想，推动社会变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衍生了历史虚无主义。有些人将中华文明史视为专制主义的、静止的、缺乏生机的黑暗历史，将西方文明史视为民主的、运动的、生机勃勃的光明历史，从而否定中华文明史。就思想根源而言，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人们借以认识西方文明史的现代西方史学著作中，存在着大量“神话”历史。现代西方神话历史为西方霸权提供解释和辩护，将西方历史神圣化，从而扭曲、遮蔽了真实的历史。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就必须要反思、研究、批判现代西方神话历史。下面，本文就现代西方神话历史的形成、西方文明的“古希腊起源”论、西方神话历史中的霸权意识、回溯式目的论存在的认知谬误等问题，对现代西方神话历史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一、现代西方神话历史的形成和演化
历史是已经消失的过去。人们必须通过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著作来认识历史。人们要了解西方历史，也必须通过西方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著作来了解。
说起西方文明，人们头脑中就会出现这样一幅历史图景：爱琴海孕育了古希腊文明。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古希腊文明绽放出照耀世界的光辉，它创造出民主、自由、理性和艺术。“古希腊产生罗马，罗马产生基督教的欧洲，基督教的欧洲产生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工业遇上民主政治又产生美国，体现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面对这一历史图景，人们不禁会产生一种感觉：现代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早就植根于古希腊文明，西方文明在人类历史的巅峰地位是历史的必然，它引领人类发展是天命所归。
现代历史学的规范目标，就是要通过各种学术方式尽可能地真实“再现”过去发生的事情。因此，很多人认为，他们所读到的西方历史是真实的。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在现代西方史学著作中存在大量的神话历史。18—19世纪的西方历史学所“再现”的西方文明历史，就是一个神话历史。前面所说的历史图景，集中体现着这一西方神话历史。
历史学家“建构”历史的目的不同，被“建构”的历史就会有不同的面孔。当历史学家以准确地、真实地再现过去为目标，并在尽可能多地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历史著作时，被“建构”的历史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历史。但是，历史还有一种相反的面孔——神话。神话是“以过去为载体而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神话历史制造者的出发点“诚然是要理解过去，在许多（虽然不是全部）事例中，他们也许真的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扩大或加深这种理解，而是要使之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历史学家与神话历史制造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之处：“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
这里必须强调一点，作为真实的历史和作为神话的历史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区分。在真正的历史编纂实践中，“作为叙述过去的互为补充的方式，历史与神话之间的区别微乎其微。”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历史复杂多样。在任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都要从一定的价值关注出发，搜集、选取、甄别材料，然后再研究这些材料。价值关涉是研究得以可能的前提，历史研究更是如此。“历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用于编排和取舍历史资料的理念，均受到性别、阶级、国籍、种族和时间等诸多因素的极大影响，所以探求历史真相的行动具有很大的相对性。”
除了人类认知的主体性因素外，现代西方神话历史的形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和突出的客观因素，那就是西方历史存在数个文明断裂的“黑暗”时代，缺乏可信的文字记录。在公元前12世纪，东地中海地区繁荣的青铜文明突然崩溃，北方“蛮族”南下，爱琴海古希腊地区文明急剧倒退到无文字的“黑暗”时代，延续约四个世纪之久。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整个地中海形成一个文明圈。公元5世纪，在“蛮族”不断南下冲击下，罗马帝国崩溃，西罗马帝国灭亡，地中海文明圈分裂，西欧地区陷入“黑暗的中世纪”，长达近千年。即使到了公元12世纪，西欧地区识字的人也极少。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写道：“我们可以回忆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我国，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
在“黑暗”时代，可信的历史记录极少。古希腊地区流传的是各种神话和传说。关于西欧各国，伏尔泰指出：“在18世纪以前，我们这些高卢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布列塔尼人、萨尔马特人对于自己，除了征服我们的人告诉我们的一鳞半爪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我们甚至没有传说故事，我们不敢设想自己的起源。”这些民族甚至“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纪元前的、用他们的古代语言记述的文物”。换言之，作为现代欧洲的中心地区的西欧，有真实的、可信的文字历史记录的时间极短。
因此，在18世纪以前，西欧主要国家的历史基本上是虚构的历史，或者说，神话历史。在中世纪，欧洲各地的家族、部落，公侯、国王等，为了显示其权力的神圣性，纷纷在罗马传说、圣经历史中虚构家族历史、王国历史和民族历史的神圣起源。法国贵族宣称他们的祖先是赫克托尔的儿子特洛伊人法兰库斯（Francus），英国贵族宣称他们的祖先是特洛伊英雄、罗马创始人埃涅阿斯的孙子。哈布斯堡家族也宣称赫克托尔是其祖先。同时，封建君主为了统治还编造王朝历史。就法国17世纪以前的历史著作，伏尔泰这样评论说：“但是这些历史著作中赤裸裸的谎言比比皆是，我们怎能接受？”
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撰写体制化，成为历史学科，客观性成为它的一个基本规范。但是，必须看到，作为国家学术机构，历史学科又是民族国家将自身合理化、神圣化的工具。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18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或许是规范的、严谨的。但是，就整个西方历史而言，由于历史中存在的将近千年的历史记忆空白，再加之民族不断迁徙，西方史学不得不借助古典文献、语言学、考古学、神话学来“构建”欧洲各民族和各民族国家历史。在这种情况下，神话历史难以避免。
德国史学根据《日耳曼尼亚志》构建德意志民族神圣起源的历史，是欧洲神话历史的代表。《日耳曼尼亚志》由古罗马学者塔西佗创作于2000多年前。该著作描述了日耳曼人的起源和风俗。15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德意志民族意识不断增长，再加之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德意志民族急需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样的民族身份问题。15世纪，《日耳曼尼亚志》手抄本被发现。塔西佗所描述的日耳曼人的自由、勇猛、忠诚、质朴、身材高大健壮、种族纯洁等特征，对德意志学者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一些学者不顾千年历史中的复杂变化，直接把日耳曼人视为德意志民族的祖先。从16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一些德国历史学家根据塔西佗笔下日耳曼人的“特性”，借助语言学、民间诗歌、考古学、人类学、人种学（伪科学）等，不断构建德意志民族神圣性（自由、美德、种族优越而纯粹等）的起源及其历史。
但是，《日耳曼尼亚志》所描述的日耳曼人的形象，“只是类似于希腊人和之后的罗马人眼中的许多异族的典型形象，而其他作家过去就曾将这种典型形象用来描述埃及人和西徐亚人”。《日耳曼尼亚志》与其说是一篇真实的民族志，不如说是一篇借“高贵的野蛮人”批评罗马帝国堕落腐化的讽刺性、政治性的文学著作。对此，伏尔泰敏锐地指出：“塔西佗称赞日耳曼人的风俗，贺拉斯也颂扬蛮族革太人的风俗，但两人都不了解他们所称颂的对象，他们只是要讽刺罗马而已……他是批评他的国家，而不是为他的国家撰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学派在西方学术界兴起，在历史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是代表性著作。一般而言，人们认为历史知识和理论是对历史的反映。但是，建构主义历史学派认为，历史知识、理念、理论是一种“发明”。比如欧洲。在建构主义历史学派看来，不是先有欧洲和欧洲历史，然后才有关于欧洲的理念和关于欧洲的历史认识，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在各种力量激荡中，有了“欧洲”理念的需要，然后欧洲理念和欧洲历史被“发明”出来，由此形成欧洲认同，进而形成欧洲实体。
西方建构主义历史学派夸大认知的主体性，对此必须予以批判。但是，大量以“发明”、“创造”为题目的西方历史学术著作的出现，这本身就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史学突出的神话历史特征。
二、古希腊的“发现”和新欧洲文化自我意识的投射
从古希腊这个西方文明的“起源”中，人们看到了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内在特质，看到了这一特质在历史中的展开，还看到了西方文明站在人类历史之巅的“必然性”。西方文明的“古希腊起源”论，是现代西方神话历史构架的基石。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之源，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是，将古希腊视为西方文明之源，不是历来如此，而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才出现的事情。在中世纪，西欧各民族（或者王国）无视古希腊，它们都是在罗马帝国特洛伊神话谱系或者《圣经》谱系中虚构自己的民族或者家族的神圣起源。当西欧资本主义兴起，新的欧洲文化自我意识出现，西欧人追问“我是谁”时，西欧人才突然“发现”古希腊，发现自己的“根”。古希腊“成为”西方文明之“源”是新欧洲文化自我意识在历史中投射的产物。
在古代文明时期，“欧洲理念对古人而言，其实没什么意义”。古希腊人不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就本文讨论的主题而言，这里仅指出一点，即在古希腊，欧洲仅仅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而且与现在所说的欧洲地理区域存在巨大的差别。“欧洲与亚洲，作为独立的区域，对希腊人来说是没什么意义的，因为对他们而言，一切非希腊的事物就只是‘未开化的’。希腊经常被认为是单独存在的整体，与欧洲及亚洲有所区分。”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人：欧洲人、亚洲人、希腊人。他认为欧洲人勇敢但智力欠缺，无法统治邻邦。亚洲人智力发达、能力强大，但怯懦。希腊人在地理上居于二者之间，勇敢而聪明。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看，欧洲是指古希腊的西方（或西北方）寒冷荒凉、文化极其落后的地方。在罗马帝国时期，整个地中海形成一个文明圈。在罗马帝国范围内，人们认同的是法律意义上的罗马人。
在中世纪，具有文明意义的欧洲才开始形成。这个欧洲指的是拉丁基督教世界。拉丁基督教世界是罗马帝国灭亡、地中海文明圈破碎的产物。在西欧地区，蛮族不断入侵，摧毁了西罗马帝国。这些蛮族建立国家，逐渐接受基督教。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一定历史时期，东罗马帝国皇帝意图恢复罗马帝国版图，不断向西征讨，再加上教派尖锐对立，由此形成拉丁基督教世界和希腊基督教（东正教）帝国的对立。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阿拉伯帝国延西亚、北非迅速扩张，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大部分伊比利亚半岛。在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伊斯兰教）帝国的冲击过程中，拜占庭帝国的西部疆域和阿拉伯帝国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北部疆域，以及两大帝国在地中海的势力范围，划定了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地理疆域。在这个疆域内部形成了与两大帝国不同的文化实体。
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视野来看，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随着生产力的恢复，拉丁基督教世界进入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西欧小国林立，民族不断变动。拉丁基督教（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和教阶制度将这些小国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西欧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尽管发生了各种内部战争，还是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本身就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同时，西欧的君主也深受罗马帝国威望的影响，希望建立新的罗马帝国。在一定意义上，神圣罗马帝国是“失败”的“新”罗马帝国。
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文化自我意识中，古希腊（及其作为象征的雅典）不占有什么重要地位。拉丁基督教世界（西欧封建社会）的文化自我意的核心要素是拉丁基督教（罗马天主教）和罗马帝国的“帝国”意识。从文化象征来看，当时西欧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罗马教廷所在地罗马（西罗马帝国都城）是人们仰慕的神圣之城。从文化认同的历史渊源来看，人们认同的是《圣经》历史和罗马帝国的特洛伊神话。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欧各民族都从圣经历史和古罗马传说中寻找自己的民族的神圣起源。即使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它“热爱的主要是罗马而非雅典——是维吉尔而非荷马，是万神殿而非帕特农”。希腊学者娜希亚·雅克瓦基认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7世纪中叶，欧洲（尤其是西欧）人重视罗马，轻视古希腊。在15世纪兴起的文化旅游中，欧洲人心目中的文化圣地是罗马、耶路撒冷、伊斯坦布尔（东罗马旧都君士坦丁堡），向南是埃及，向北是作为罗马人的起源之地的特洛伊。
在17世纪以前，欧洲（西欧）人并不认为自己与古希腊有特别的关系。作为古希腊象征的雅典在欧洲的文化象征体系中也不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并不是因为当时的学者不知道雅典，也并非到雅典的旅行有特别的困难。1436和1444年，安科纳人基里阿库斯两次来到雅典，他在日记里描述了这座古城。这些手稿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后来大部分遗失。剩余的手稿直到18世纪中期才被人们了解，在19世纪末被人们高度评价。安科纳人基里阿库斯的手稿之所以长期默默无闻，就在于在当时西欧人的拉丁基督教意识中，古希腊属于被基督教排斥的异教时期，属于与拉丁基督教对立的东正教（希腊语）拜占庭帝国。还有一点，古希腊人是毁灭特洛伊的敌人。
17世纪末18世纪初，西欧社会意识巨变，古希腊才从沉寂的历史中浮现出来。或者说，欧洲人“发现”了自己的文明之“源”。
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兴起，新的欧洲文化自我意识出现。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诉求的理性（科学）、自由、平等、民主等新理念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冲击着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保罗·阿扎尔将1680—1715年称为欧洲思想的危机时期。他这样描述道：“多么鲜明的对照！又是多么迅猛的转型啊！等级制度，清规戒律，权威维护下的秩序，牢牢约束生活的教理：这是生活在17世纪的人所喜爱的。然而，束缚、权威、教条，这些正是紧随其后、生活在18世纪的人所厌恶的。前一代人是基督徒，后一代人向基督教发出挑战；前一代人信奉神法，后一代人笃信自然法；前一代人能在一个分化成不同阶级的不平等社会里生活得安然自得，而后一代人唯一的梦想就是平等。”理性、民主和自由成为新的欧洲文化自我意识的核心理念。
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欧洲地缘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从意大利转移到西北欧。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地中海文明圈的中心一直在东地中海。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凭借地理优势，成为西欧连接东地中海商贸中心的枢纽，商业资本主义开始繁荣。西北欧各国则处于欧亚经济贸易体系的边缘地带。随着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拓和美洲的殖民，大西洋三角贸易开始形成并不断扩大。大西洋三角贸易又通过新航路连接印度洋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圈。这样，以荷兰、英国为代表的西北欧国家，在新的国际经济贸易中成为枢纽。世界市场拉动了西北欧国家的商业和制造业，给新兴资本主义注入强劲动力。罗马天主教是西欧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罗马天主教廷是西欧封建制度的中枢，它的封建势力通过教阶制度渗透西欧各国。因此，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往往表现为王权国家（以及后来的民族国家）反对罗马教廷的斗争。
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旧的欧洲文化自我意识中的核心要素，基督教、罗马帝国，以及作为文化象征的神圣之城罗马、作为罗马人起源的特洛伊神话、作为神意历史的《圣经》历史，都无法承载新的欧洲文化自我意识。
新欧洲人将欧洲视为一个理性、自由、民主的文明。新欧洲文化自我意识需要一个新的、神圣的文明之源，需要新的文化象征。当这种新的欧洲文化自我意识投射向历史的时候，欧洲人“发现”了理性和民主的古希腊，发现了古希腊文明典范——雅典。娜希亚·雅克瓦基指出：“在现代世界中，欧洲将希腊视为文明的发源地，赋予它新的血液，并以此为镜窥见了自己的面孔；而作为发源地的希腊，其循序渐进、悄声无息的显现，当属18世纪的事情，且绝不取决于任何‘民族传统’。”
古希腊被视为欧洲文明的“起源”，是新的欧洲文化自我意识向历史投射的产物，是重构历史的产物。这并不是说古希腊文明是虚构的，而是说古希腊与现代欧洲文明的内在联系是建构的产物，是一种神话历史。在18世纪，当欧洲人把自己视为理性、自由、民主的文明时，理性、自由、民主还不是现实，而是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理念。当这种理念被投射到历史时，他们“发现”了古希腊和雅典，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一定意义上，古希腊和雅典不过是现代欧洲文化自我意识的历史“镜像”。
三、现代西方神话历史中的霸权意识及其五大迷思
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欧洲全球霸权形成的过程。新的欧洲文化自我意识在解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时，同时也是在解释欧洲霸权的合理性。新的欧洲文化自我意识渗透着霸权意识，它投射于历史所形成的神话历史，渗透着欧洲霸权的迷思。
西欧本来是欧亚大陆经济体系的边缘之地。通过大航海，西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在美洲进行殖民掠夺。从美洲掠夺的白银为西欧加入欧亚大陆的经济贸易体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本。同时，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在印度洋、东南亚进行殖民扩张，意图垄断世界贸易的航路和独霸东南亚的香料产地，成为海上贸易帝国。殖民扩张推动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西欧殖民扩张不断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欧洲霸权。在世界范围的殖民扩张中，欧洲人看到了落后的美洲原住民，看到了人类的“童年”。在亚洲的贸易和殖民扩张中，欧洲人开始接触有着悠久历史的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随着欧洲科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不断提高，欧洲人对这些文明从一开始的仰望转变为平视，进而转变为蔑视。相对于欧洲的迅速发展，土耳其帝国、莫卧儿帝国这些古老文明的代表，似乎长期处于停滞之中。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的欧洲文化自我意识，在回答关于欧洲“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时，它是在文明比较中来确定自身的性质。为什么欧洲充满活力，迅速发展，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古老文明却陷入停滞？是什么使欧洲成功？又是什么使其他文明失败？同时，新的欧洲文化自我意识还要证明西欧国家世界范围内殖民的“正当性”。
16—17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17世纪末进步的观念出现，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在这一时期，受牛顿物理学影响，历史认识发生深刻变化。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家不再以上帝的意志来解释历史，而是从人类历史本身，用人类历史的本质、内在联系、规律等范畴来解释历史。伏尔泰的《风俗论》开创了新历史学。它研究人性和人类精神的进步，研究理性如何克服各种障碍来实现人类精神。
新的欧洲文化自我意识以今视古，以历史为载体认识现实，解释现实，服务现实，形成现代西方神话历史。新的欧洲文化自我意识中的霸权意识和新的历史认知相结合，形成了关于西方文明的五大迷思。
第一，西方文明特质论。西方文明特质论认为西方文明有突出特质，这种特质使它充满活力和创造力。18世纪，当欧洲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时，东方文明陷入停滞。“在亚洲仍备受尊崇的年代中，亦不乏视欧洲为世界最有价值的大洲的声音……18世纪后半叶，欧洲优先就定型为不断重复的普通概念。”在西方思想家看来，欧洲文明特质是欧洲充满活力的决定性因素。如何确定这种决定性因素呢？就是将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最初主要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行比较，将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不同的、突出的特征（或者想象的突出特征）作为这种特质。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特质的名单不断变化，如欧洲的地理（气候）、欧洲的宗教、欧洲的科学和艺术、欧洲的自由、欧洲的贸易、欧洲的人种等等。在西方思想家构建欧洲文明特质时，同时也会构建一个相反的东方文明特质。这些特质是东方文明失去活力，陷入停滞的根本原因。
在欧洲成为世界霸权的情况下，西方文明特质论就成为欧洲文明优越论，即西方文明有一种优越于其他文明的突出特质，使它摆脱了其他文明的停滞命运。欧洲是人类历史的例外。将古希腊视为西方文明之“源”，其实质就是为欧洲文明特质在历史中寻找一个文化根源。杰克·古迪认为，现代欧洲将古希腊视为自己的文明之源，这种观念背后“有一种强烈的目的论因素，并认为欧洲的传统在古代已使自身卓尔不群，而古代又被看作欧洲随后的优势的根源”。
第二，西方文明内在发展论。西方文明内在发展论认为，从古希腊到现代欧洲的历史进程，是欧洲文明特质不断展现（或者丰富）的进程，有着内在的联系。就像一颗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不断展现其内在的丰富性。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在他著名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以理性的发展为线索，将古希腊以来的欧洲历史描述为人类精神的发展史。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绝对精神的历史，绝对精神外化，在时间和空间中逻辑地展开，不断展现自己的丰富性，不断认识自身，与自身同一。黑格尔将西方历史描述为人类通过理性实现自由的历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关于欧洲文明内在连续性最有代表性的思想表达。
第三，西方文明天定命运论。西方文明天定命运论认为，欧洲人是上帝的选民，西方文明具有天定命运。欧洲的崛起、欧洲屹立于世界之巅，是上帝的意志的体现。地上天国将在西方实现，历史在西方终结。在启蒙运动中，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思想家对教会和中世纪历史编纂学进行了严厉批判。但是，基督教的核心理念深深地影响着启蒙思想家。美国学者卡尔·贝克尔指出，启蒙思想家们“嘲笑了宇宙是在六天之内创造出来的这种想法，但仍然相信它是被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者按照一个合理的计划所设计出来的一架精美的机器，作为人类的居留所”。不管是自然的秩序，还是人类理性的进步，最终体现着上帝的意志。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哲学家’们展望着未来，就像是展望着一片美好的乐土、一个新的千年福王国”。这种基督教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无意识，转化为一种世俗的、学术语言，深深地渗透在西方史学中。从科学认识而言，历史学揭示人类历史的客观进程和历史规律。但是，当历史的必然进程和西方文明特质论和西方文明内在发展论相结合时，就会形成一种历史目的论，即西方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指向一个必然的历史目标，这个历史目标是西方文明的特质的内在丰富性的完全展现。这种西方文明的历史目的论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化的天命论。
第四，西方文明世界引领论。西方文明引领论认为，欧洲具有天定命运。它充满活力，不断创新，引领人类进步。西方文明引领论预设世界的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欧洲居于世界的中心，其他大洲则处于世界的边缘。欧洲是“世界历史唯一的积极谋划者，某种程度上是‘源泉’。欧洲发布命令，其他地方服从。欧洲主动积极，其他地方被动接受。欧洲创造历史，其他地方在与欧洲接触之前没有历史。欧洲是中心，其他地方是边缘。只有欧洲人才能引领改革和现代化，其他地方的人不能”。换言之，欧洲向世界传播文明，引领世界发展。当然，东方文明的巨大历史成就无法忽视。因此，东方文明被视为西方文明的史前史。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将人类精神进步分为十个时代。经历部落、游牧、农耕三个时代之后，人类进入第四个时代，即古希腊时期。由此开始，人类重大精神进步事件，如科学分类、科学进步时期知识科学的复兴，印刷术的发明，以笛卡尔、洛克为代表的科学方法的出现，启蒙运动兴起等，都发生在欧洲。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东方是人类自由的起点，而西方是人类实现自由的终点。东方文明完成其使命后，就丧失活力陷入停滞，不再有历史。换言之，从古希腊开始，只有西方才能不断创造人类历史，引领人类历史。
第五，西方文明使命论。西方文明使命论认为，西方创造人类历史，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引领人类历史发展。因此，当其他大洲还陷于“野蛮”状态或者“停滞”状态时，欧洲就负有“‘开化’‘不文明’的权利和义务，即所谓的‘白人的重担’或‘文明的重担’”。在18世纪末，西方启蒙思想家有个共识：欧洲文明的活力在于自由，亚洲文明的停滞在于东方专制。欧洲要传播文明，要给专制下的人民带来自由。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写道：“这些辽阔的国土上有着大量的民族，他们有的地方仿佛就只是在期待着接受我们的办法来使自己文明化，并在欧洲人中间找到自己的兄弟们来使自己变成为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学徒；又有的地方是在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君主或愚蠢不堪的征服者之下饱受奴役的民族，他们许多世纪以来都在召唤着解放者。”作为启蒙思想家，孔多塞或许是真诚的。但是，在欧洲殖民扩张的历史背景下，欧洲文明使命论必然成为为欧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辩护的理论。
总而言之，这五大迷思深深地渗透在西方18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撰写中，它们又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迷思。人们一旦接受这些迷思，就会不自觉地形成这样的观念：西方是具有独特优越性的文明，是具有无穷创造力的文明，是拥有科技、哲学、艺术不断发展的光辉灿烂的历史的文明，是具有天定命运的文明，是承担着人类使命的文明。其他各文明（各民族）应当接受西方文明的传播（扩张）。任何反对西方文明传播（扩张）的民族，都是保守愚昧、抱残守缺，自绝于人类发展正道的民族。
四、现代西方神话历史的回溯式目的论及其衍生的三大方法论错误
现代西方神话历史所描画的西方文明的内在特质、历史的内在连续性及其注定引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者说天定命运），从认识论角度而言，在一定意义上是由回溯式目的论产生的认知幻象。
什么是回溯式目的论呢？简而言之，回溯式目的论是指因历史认真的回顾性特征而衍生的“历史必然如此”的目的论幻象。历史研究是一种回顾性认知。历史研究的是已经有了既定结果的事情。历史研究要从既定结果出发，寻找历史事件发生的各种原因、发展的过程，要确定各种条件、各个发展环节对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意义。但是，在这种回顾性认知中，研究者可能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思维误区，产生目的论认知幻象。在现实生活中，当某一事件正在发生时，人们要采取某种决策去解决该事件产生的问题。在进行决策时，人们并不知道事件的结果。面对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面对各种各样可能性，人们只能在时间有限、对事态了解有限的情况下，根据可能的结果采取某种决策。人们可以选择的决策不是一种，而是多种。每一种选择都可能会改变事件的进程和发展的方向。同时，在同一个事件中，参与者往往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这些参与者之间有时还是一种博弈关系。在这些参与者的决策相互影响的情况下，事件的发展和走向往往超出决策者的预期。决策者不得不根据出乎意料的新情况进行新的决策。因此，在历史事件发生时，就历史人物而言，他的选择是多样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未来是开放的。但是，当事件成为历史，人们回顾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时，就会产生一种感觉，好像一切错综复杂的因素都在为这一事件的既定结果“准备”条件，都在“推动”事件走向这一结果。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因素，这个历史事件就不会发生，或者就不是这个结果。因此，在回顾性历史认知中，历史研究者可能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感觉，似乎冥冥中有一种力量推动事件必然发生，向着一个既定结果演进。这就是回溯式目的论。在回溯式目的论的历史叙述中，历史就成为向一个既定目标不断演进的“必然”的进程。
现代西方神话历史从西方文明的现代霸权地位出发，回溯历史，寻找霸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认识论角度而言，它会更深地陷入回溯式目的论。现代西方神话历史中回溯式目的论方法论错误如下：
第一，以结果做原因，预设西方文明特质。
就现代西方的文化自我意识而言，18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是在以历史方式回答西方文明“我是谁”这一问题，同时，也是以历史的方式回答欧洲文明迅速发展的依据、欧洲世界霸权的依据等问题。在以今视古的认知方式中，现代西方神话历史往往通过东西文明比较，将西方现代社会某些突出特征，比如科学、个人自由、民主等，作为西方文明特质，并将其作为欧洲崛起的根据，进而研究西方文明的历史。但是，从社会形态发展而言，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突出特征，实际上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现代西方神话历史中，很多学者将这些“特质”作为西方发展的原因，并将西方目前的这种“特质”（优势）推延到古代时期。这样，在一定意义上，它就预先设定了西方文明某种内在特质，因而也就预设了西方文明在其起源（或者就潜力而言）时就从根本上优越于其他文明。
就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历史而言，它是各文明碰撞融合的产物。在12世纪，西欧还是一个“蛮族”世界。伊斯兰文明、拜占庭文明、中华文明在西欧的传播，迅速提升了西欧各民族的文化水平。伊斯兰文明本身也是在阿拉伯帝国百年大翻译运动中，学习、融汇、创新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波斯文明的产物。美洲的发现和殖民、美洲白银的流入、新航路的开拓、世界经济体系的变化，这些都可以视为世界各大文明不断碰撞的产物。西欧的崛起，不能否认西欧民族本身的一些特点的作用，但是，更不能忽视世界范围各种外部条件的作用。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各个民族和国家不断博弈。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西欧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逐渐占据了特权位置。贡德·弗兰克认为，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这个特权位置，才是理解西欧国家先后崛起的核心要素，“而非任何的自身特点和能力”。贡德·弗兰克完全否定一个民族的特点和能力在崛起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他指出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不能离开外部各种关系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变化来理解某种文明特质，同时，也不能忽视文明特质在外部关系作用下的发生、生长过程。否则，文明特质将被神秘化。
第二，寻找相似性，虚构内在连续性。
现代西方神话历史将西方现代社会某些特征作为文明“特质”来研究“过去”。这样，在历史研究中，认知者就会更加关注与这些西方文明“特质”相似的事物，将这些处于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时期的相似事物选择出来，联系起来，形成一条因果链条。这些事物也由此成为现代社会的某种突出特征的“先兆”“根源”和发展的“阶段”，历史也由此成为西方文明内在特质不断展开其潜力的单线式发展进程。
但是，西方神话历史描绘的这条单线式的、极度简化的历史进程，是以牺牲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为前提的。
西方自由民主源于古希腊文明这一观点是现代西方神话历史的核心论点。但是，这一观点无视历史多样性，夸大了古希腊的独特性。实际上，在古希腊，也有城邦不是民主制。在地中海东岸的波斯帝国境内，也存在大量的民主制城邦。杰克·古迪认为：“东方专制主义和城邦民主之间，无论是希腊还是腓尼基都没有显著区别。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城邦众多。”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在世界各地，人类早期社会的小型民主是一种普遍现象。古希腊的雅典确实是这种早期小型社会的民主制典型，但并非独特现象。另外，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这些相似性有可能只是外部特征。但是，神话历史却将其视为西方文明内在本质的展现。这就夸大了这些事物的独特性，夸大它们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
第三，将历史目的论化、泛道德化。
在回顾历史时，认知者会产生回溯式目的论幻象，不自觉地产生“历史向我走来”的感觉，产生“一切都是注定如此”的错觉。现代西方神话历史虚构出的历史连续性，在历史回溯认知中，会产生历史目的论幻象，即历史向既定的、神圣的目标演进。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神话历史的回溯式目的论进行了深刻批判。针对19世纪英国史学中渗透的回溯式目的论，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指出：“这种方法的全部结果，将是把一种特定的形式强加于整个历史情节之上，并且产生一个表现整个历史必然美好地汇聚到今日的通史图式。”埃里克·R.沃尔夫指出，这种历史目的论会将历史泛道德化，“因为它将历史转化为一个关于道德的成功故事，一场时间上的赛跑，每一个奔跑者将自由的火炬传给下一个接力跑者。历史因而被转化为一个有关促进美德的故事，一个关于贤德的人如何战胜恶徒的故事。往往，这又成为胜利者如何因战胜而证明其贤德的故事”。在这种泛道德化的历史认知中，人们会以现代西方的某种价值标准，如自由、民主，来认识、评价历史，把某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历史命运的载体，从而把历史认知变为道德评价。一个时代的人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他们不是为了遥远的、自己根本不知道的某种历史结果而生活。当回溯式目的论将遥远的历史结果作为历史的必然命运来评价另一个时代的人的活动时，就会误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会夸大历史事件的作用和意义，甚至赋予它根本不存在的意义。这种认知实际上遮蔽了真实历史。正如埃里克·R.沃尔夫所说：“如果我们只把古希腊解释为一个史前的‘自由女神’，在蛮荒的黑夜高举道德目标的火炬，那么我们关于古希腊会知道些什么？”（注释、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来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