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陈业俊指出我在《语言哲学》一书的《索绪尔》一章中在两个不同意义上使用施指这个词。[5]在论述施指/所指时，施指和所指结合而为符号，但在论述任意性原则时，施指和符号却时常互相换用，例如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在施指中，语言符号是最抽象的，……由于符号无需与所指相似，就创造了条件，使得符号可以和符号相似。”[6]这里明显有用语的不一致，应予改正。

然而，应当以哪种用法为准来达成一致呢？索绪尔的定义是明明白白的：“我们把概念（即所指）和听觉形象[7]（即施指）的结合叫作符号（signe）。”[8]可在说了这话以后，索绪尔紧接着说，“但是在日常使用上，这个术语一般只指听觉形象”，例如指树这个声音。这是很自然的：我们拿符号来指什么东西，拿符号来指所指，所以，符号只能相当于施指，不可能相当于施指加所指——我们不能拿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来指所指。

然而在索绪尔看来，符号在日常用法中只指施指似乎是一种错误。在上面的引文之后，索绪尔又紧接着说：“人们容易忘记，树之所以被称作符号，只是因为它带有‘树'的概念。”这么说起来，人们把树叫作符号的时候，实际上符号还是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只不过人们把自己对符号的用法解释错了。

是用错了还是虽然用对了但把自己的用法解释错了，这有很大区别，这一点我们且不论，能够明确的是，索绪尔在日常语言里选取符号一词是勉为其难之举。“至于‘符号'，如果我们认为可以满意，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去代替，日常用语没有提供任何别的术语。”[9]索绪尔需要一个词来表示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而他在日常词汇中找不到这样一个词，他考虑了signe、terme、mot等词，说：“我们仍然没有获得这样一个词，绝对明晰地表明了施指与所指的整体性。”[10]可见，索绪尔用signe或符号这个词来指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究竟和这个词本来的用法有出入，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个人工概念。

索绪尔为什么找不到一个词来指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是日常语言贫乏吗？如果是那样，我们不妨自己造个新词，或者像索绪尔那样，在日常语词中选一个比较接近的，然后加上些人为的规定。

然而，索绪尔本人意识到，这恐怕不止是个有没有现成语汇的问题：“我们是希望称整体为符号，还是听觉形象本身可被称作符号，这是个我决断不了的问题。这是个需要解决的术语问题；这需要两个不同的词语。我将尽力避免混淆，这可能是个很严重的问题。”[11]这里让人难以决断的困惑大致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拿符号来指所指，所以，符号只能相当于施指，不可能相当于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另一方面，既然是符号，它必有所指，所以符号里带有所指，所以符号是施指和所指的结合。哪个结论是对的？抑或符号竟是两个结论的辩证统一？

当然是第一个结论对。索绪尔说，signe带有所指，所以它是施指和所指的结合。然而在同样的意义上，施指也必然带有所指，否则我们怎么能叫它signifiant，叫它“有所指者”呢？[12]于是施指本身也是个结合体，是下一层施指和所指的结合。这样我们就会陷入无穷倒退。第一步走错了，才会一步错步步错。凡陷入无穷倒退，我们就得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第一步。

索绪尔把施指和所指比作纸的正反面，我们可以说到纸的正面和纸的反面，但纸却不能只有正面或只有反面。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施指和所指总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可疑的比喻，我曾评论说：“纸的正面反面都实存，而声音和概念两者的本体论地位不同：声音是实存的，概念并不在同样的意义上实存：可以有无意义的声音，却不可能有无声音的意义。”[13]施指和所指之“结合”不同于纸的两面之“结合”，更不同于秤砣和秤杆的结合。[14]在秤这个统一体中，结合在一起的秤砣和秤杆是两样东西，两样本体论地位相同的东西。而在施指和所指中，一样东西是物质性的，另一样则是概念性的。施指和所指的关系不像秤砣和秤杆的关系，而像秤杆与其长度的关系。我们可以有秤砣和秤杆这两个词，此外还有一个秤这样的词来指秤砣和秤杆的统一体，但我们不会有一个词来指秤杆和它的长度的“结合”。诚如索绪尔所言，符号总已经带有它的所指，然而，恰恰因为它逻辑上已经带有这样东西，它就无法再次与这样东西结合。

难怪我们即使有了施指这个词，并且知道它只是符号的一半，实际使用的时候，还是难免把它和符号用混。甚至索绪尔本人也难避免混用。[15]

日常语言拒绝生育一个词儿来表示施指与所指的结合，不是因为它贫瘠。有一种深层逻辑限制着自然语词的生育。每天都投入实际使用的东西不得不比大多数哲学思考更加尊重逻辑。有鉴于此，我们在人为地为某个自然语词规定意义的时候，当慎之又慎。我们自以为考虑周详、言之成理，却仍然可能在更隐蔽处冲撞了自然的法则。硬行规定一个概念，通常不是问题的解决，反倒会掩盖自然概念中积淀下来的精微理路。由此我们也可多一份体会，为什么大师索绪尔在规定符号之为施指与所指之结合时如此审慎，如此犹豫。

然而索绪尔所创的施指一词不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吗？它投入使用转眼已近一个世纪，运行状态良好，用得越来越广，已经是通行的学术词汇了。施指一词之被广泛使用，自有道理。不过，在澄清这个道理之前，我们先不妨自问：我们写论文动辄使用施指，是因为的确非用它不可呢还是为了让自己的论文显得更学术一点儿？如果我们不用施指而是回过头来使用符号行不行？谁在用施指的时候像索绪尔所规定的那样想着它是符号的一半内容？

上面说到，把施指规定为符号的一半，是个不合逻辑的规定，所以，没有人能够实际上这样使用施指——我们能够做出不合逻辑的规定，却不能遵行不合逻辑的规定。（明乎此，教育部的官员可较少因为某些规定得不到实施而感恼火。）考察学术人对施指的实际用法，我们不难发现，它并不是在索绪尔一开始规定的意义上被使用的，施指大致相当于广义的符号。

符号之为符号，当然在于它有所指。语词有所指，所以它是符号。然而，有些东西，我们虽然平常不叫它符号，但它也能有所指，天平、玫瑰、奔驰车皆此类也。奔驰车有它物质的存在，同时也可能具有象征某种身份的意义。粗看起来，语词和奔驰车一样，有它的物质存在和意义两个方面，作为物质存在，声音有音量、音高，文字有笔画。但是，语音和奔驰车也有相当的区别。奔驰车首先是一辆轿车，其首要的存在是轿车，虽然它有时候也可以被用作符号。实际上，奔驰车能够作为符号存在，恰说明它首要的存在不是符号。我们能够把一把餐刀视作武器，我们却不能把一把餐刀视作餐具。[16]

德国满街都是奔驰车，没什么符号意义，但奔驰车仍保有奔驰车的良好驾驶性能，保有其本来的存在。[17]语词却不是这样，符号是它首要所是的东西，也差不多是它唯一能是的东西。语词不仅有所指，而且它除了有所指而外，一无所是。所以，我们可以说奔驰车和某种身份相结合，玫瑰和爱情相结合，却不能在同样的意义上说语词和它的意义相结合。

正因为语词和玫瑰有这种重要区别，所以我们平时把语词之类称作符号，不把玫瑰称作符号，而称作花、植物等等。可是，索绪尔在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同时，还在考虑一门更广泛的科学，研究所有能指、能象征、能代表等等的东西。我们需要一个词来统称这些东西，索绪尔建议的词儿是semeion，研究这些东西的科学被称作semiologie，通译符号学。[18]Semeion大致就是希腊语里表示符号的词儿，所以，我们差不多等于仍然采用了符号这个词，但扩大它的外延。于是，我们有了日常对符号的狭义用法，又有了符号学对符号的广义用法。

然而，有时候人们谈论广义上有所表征的东西而不愿和狭义的符号混淆，他们就仍然需要另一个词。施指这个词落到他们手中。检索人们对施指的实际用法，它就是广义的符号，而不是索绪尔所规定的符号的偏于物质性的那一面。当然，我们原本也可以不用施指而用符号，好处是那是个人人本来就明白的词儿。不过，用施指这样一个新造的词儿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突出了这一层意思：虽然有些东西通常不是个符号，但它有时候却作为符号起作用，即使我们没有注意到它在作为符号起作用的时候，它也可能在悄悄地有所指。现今的学术人特别热衷于通常事物的隐秘符号作用，无怪乎施指这个词大行其道，虽然它和索绪尔的原设想离开很远了。

（本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5]陈业俊在信上说：“符号是在‘结合'的意义上使用还是在‘施指'的意义上使用？这成为以后一系列混乱的根源。”这成为本文力图澄清的问题。

[6]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74-75页。“符号无需与所指相似”一句也有疑问，但本文不讨论这一点。

[7]Image acoustique，高名凯译作声音形象，屠友祥译作听觉印象（有别于发声印象），我折中两种译法。

[8]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102页。以下引文出自同一页。

[9]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102页。

[10]索绪尔，《第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7页。

[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85页。

[12]Signifiant，多译作能指，也有译作施指的，我取后一译法。我更愿向索绪尔专家建议译作“指者”。

[13]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73页。

[14]罗兰·巴尔特却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索绪尔的这个比喻，并强调说，符号由施指和所指结合而成这一主张“至关重要，应时刻不忘，因为人们总易于把符号当成施指”。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29页。

[15]例见索绪尔，《第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9页。上面所引罗兰·巴尔特“人们总易于把符号当成施指”指的也是这一难以避免的混用。

[16]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302-303页。

[17]它们是“社会出于意指目的加以衍义的实用物品”。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31页。

[18]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