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孟浩然研究
孟浩然在盛唐诗坛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高洁的品格和精湛的诗歌艺术对当时许多诗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自唐代以来他一直受到诗评家的关注。本世纪的学人在孟浩然的生平、思想和诗歌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择要介绍如下。
一、孟浩然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孟浩然生平研究的成果很多，主要有：刘甲华《河岳诗人孟浩然》、李光璧《整理孟浩然传记之中心问题》、王达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谭优学《孟浩然行止考实──唐诗人行年考之一》、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孟浩然》、屈光《孟浩然首次入京考》、陈铁民《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孙维城《孟浩然入京事迹考》、屈光《孟浩然二次入京考》、王从仁《孟浩然“年四十游京师”考辨──兼与傅璇琮先生商榷》、孙维城《孟浩然三入长安考》、王达津《孟浩然生平续考》、李景白《“李白遇明皇”事质疑》、陶敏《孟浩然交游中的几个问题》、李浩《孟浩然交游补考》、王辉斌《孟浩然集中之卢明府探考》、刘文刚《两唐书孟浩然传辨证》、王辉斌《孟浩然年谱》（上、下）、王辉斌《孟浩然入京新考》、李浩《孟浩然事迹新考》、屈光《孟浩然开元八年前后首次入京补考》、王波《孟浩然行年新考》、陶新民《孟浩然行踪辨异》等。
上述研究成果基本上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进行探讨的：
入京的次数和时间两《唐书》皆认为是浩然四十岁时入长安，千年以来无异辞。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亦认为孟浩然开元十六年冬（四十岁）入京师应进士第。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孟浩然》则认为此说“大为可疑”，他认为孟浩然在开元十六年，年四十岁以前即已淹留长安。后来陈铁民在其《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中又对傅璇琮之说表示异议，认为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断孟入京赴试的时间为开元十六年冬，似无大误”。
四十年代，李光璧《整理孟浩然传记之中心问题》首先对此说提出异议，认为四十应是约数（实际上是开元二十年，浩然年四十四），且是二次入京。首次入京，当在年三十时。文章还就其本诗所述，论其三十入京之痕迹；再由其游踪地理考其四十入京之详细行程、路线。
三十年后谭优学的《孟浩然行止考实》也持孟浩然一生两入长安说，但他认为两《唐书》所说孟开元十六年入长安系第一次入京，孟浩然第二次入京“必在开元二十一年”。此后屈光相继撰《孟浩然首次入京考》和《孟浩然二次入京考》，力主孟浩然两入长安说，屈光认为，谭优学虽然提出了两次入京说，但他：第一，沿袭四十入京说；第二，历叙浩然自京返楚路线有误；第三，二次入京的年份考证不准确。据屈光考证，浩然首次入京在三十二岁左右，时为开元八年。文章又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孟浩然》中提出的孟浩然开元十三年至十五年入京的说法不能成立。屈光最后认为，开元二十年冬或开元二十一年春（年四十四或四十五岁）又应襄州刺史韩朝宗举荐二次入长安。
孙维城先是著《孟浩然入京事迹考》支持二次入京说，但他对屈光文中所论两次入京的时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孟第二次入京正是《旧唐书》所称的“年四十来游京师”的一次，时为开元十六年，然后通过对开元八年至十一年间任尚书左丞者的考证及根据屈文对开元十一年至开元十三年任尚书左丞者的考证，得出孟约于开元十三年――十五年间游历长安的结论。在此文发表后不久，孙维城又著《孟浩然三入长安考》，认为孟浩然一生实三入长安。与此同时，王达津也著《孟浩然生平续考》，提出孟浩然多次入京，其可考者有三次，第一次是开元七年（719），他三十岁后曾入京，第二次入京似在开元十一年，第三次入京当在开元二十年冬，到达可能在二十一年春。
游吴越的时间对于孟浩然吴越之行的时间，学界存在着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杨荫深的《王维与孟浩然》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编撰的《中国文学史》都认为孟浩然游吴越在其四十入京师之前，是“游吴越倦了才西入京师”的。
2、李光璧《整理孟浩然传记之中心问题》一文则认为，孟二次入京（开元二十年冬）返里后，才游吴越的。
3、王达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则认为孟浩然是入京返里过程中折道东向，去游吴越的，具体时间“是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冬开始的，一直到开元二十五年才启程还乡。”
4、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也认为孟浩然是在入京返里后才东游吴越的，具体时间定在开元十八（公元730年）年夏、秋之际，这年年底抵越州，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冬赴永嘉，吴越还乡在开元二十一年五月，且平生只有一次游吴越的经历。
5、谭优学《孟浩然行止考实》认为“此行以开元十三年自洛首途，以开元十五年冬回到荆襄，历时三年，时间绝不可能更后。”
6、陈铁民《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认为，孟之游吴越应在久滞洛阳之后、开元十六年入京之前，也即开元十四年夏秋至十六年夏。
7、陶新民《孟浩然行踪辨异》认为陈贻焮先生《考辨》所定的开元十八年入吴越“还是较为妥当的”。
8、刘文刚《两唐书孟浩然传辨证》及《孟浩然年谱》虽然也认为孟浩然的吴越之游是在开元十六年离京之后，但他认为，孟浩然离京之后并未直接返里，而是先前往蓟门，再经洛阳，然后于开元十七年秋离开洛阳，往游吴越一直到开元二十年仲夏才归襄阳的。
以上诸文均对孟浩然此次吴越之行的路线作了勾画和探寻，结论小有出入。
孟浩然的交游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郁贤皓的《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陶敏的《孟浩然交游中的几个问题》、李浩《孟浩然交游补考》、王辉斌的《孟浩然集中之卢明府探考》、刘文刚的《交游补述》（《孟浩然年谱》本）等。
孟浩然遇明皇事质疑李光璧《整理孟浩然传记之中心问题》认为《北梦琐言》、《唐诗纪事》、《韵语阳秋》诸书所记载的孟浩然“赋诗忤玄宗”事并错误百出 ，不可信。后来李景白相继撰《“孟浩然遇明皇”事质疑》、《“孟浩然遇明皇”事质疑兼论孟浩然的功名仕进思想》、刘文刚《两唐书孟浩然传辨证》等皆论及此事，且持相近观点。
另外，刘文刚的《两唐书孟浩然传辨证》还论及孟浩然的“名与字”（ 认为孟浩然名浩字浩然）、“鹿门隐居”（ 在其二十岁至二十四岁之间，即景龙二年至先天元年）、“入张九龄幕”、“病卒”等事。
刘文刚的专著《孟浩然年谱》是目前较为详尽的孟氏年谱。
二、孟浩然思想研究
自唐代以来孟浩然在人们心目中就一直是一个隐士的形象。但到本世纪上半叶，学术界的看法就有了变化。
闻一多在其《孟浩然》一文中认为：“孟浩然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但是他“虽然身在江湖，他的心并没有完全忘记魏阙。”文章还认为他的隐居是为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从汉阴丈人到庞德公，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对于少年的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个影响”。
刘甲华的《河岳诗人孟浩然》首先对人们说孟浩然是隐逸诗人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说法忘记了孟的另一方面――他的儒家精神和仕进志趣，总计他的一生，早年学书剑，壮年游历，中年走京师，晚年在张九龄手下做事，所为的无非在做官，冀以实现他的志愿。所以“我们应该说他是不得志的文儒，那能说他是一个’隐逸诗人‘。”文章还探讨了孟浩然的思想与性格之间的冲突，认为：“在思想上，他继承了家世所重的儒风，锐意仕进；而在性格上，他却是放荡不羁，乐意山水。他既不能约制性格去成就思想，当然要得到相反的结果，使他的思想不能顺利地实行。”
陈贻焮在其《谈孟浩然的“隐逸”》对闻一多的观点作了申发和辨证，他认为闻一多所说孟浩然的隐居为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观点“是不很完全的”，“这些是原因，但并非最主要的”；孟浩然前期的隐居，是“在’隐居‘的名义下”，“努力在为科举，为入世作准备”，而且 ，“这种’隐居‘ 可以造成名誉，于进于退都是有利的”。至于孟浩然后期的隐居则是因为“壮志受到现实的挫折”，“政治上没有出路”。所以文章认为，“不要以为孟浩然前前后后总是隐居，实在前后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应该了解这种差异、这个过程，应该从发展上来观察他。”
此后李景白《“孟浩然遇明皇”事质疑兼论孟浩然的功名仕进思想》、李育仁的《论孟浩然的思想特征》、丁成泉的《孟浩然“好乐望名”辨》等文也都认为“功名仕进”是孟浩然的主导思想，儒家的进取思想是其思想发展的主线，“隐逸”只是他生活的一面，甚至可以说是其表面，道、释思想是其不得已而出现的一条副线。
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认为孟浩然是“盛世隐士的典型”，其典型意义在于他代表了盛唐大多数终生不达或官至一尉的失意文人共同的精神面貌：时代给予他们凭个人努力和才能获得一切的幻想，而现实中的矛盾又常常粉碎他们的希望。王士源所说的“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正是融合了魏晋名流清朗潇散的风神仪表，盛唐拯世济人的时代精神，以及陶渊明躬耕田园的高尚节操而形成的盛唐隐士的典型风貌。也正因为如此，他与陶渊明虽在精神上相通，却又有很大的差别。在谈及孟浩然的这种精神风貌对其诗歌的影响时，作者指出：“孟浩然在诗中常以阮籍、陶潜和东晋的名士名僧自喻或比喻友人，不只是出于用典的需要，也反映了他的审美趣尚，即有意将陶渊明田园诗和晋宋山水诗中的自然观统一起来，寻求东晋文人在自然中领会的意趣。但因他缺乏深刻的玄理思辨，所以他的田园诗基本上沿袭了初唐以来山水田园诗已经形成的以观赏为主的表现方式，同时融入他在终生不达的生活经历中体会出来的陶诗真趣，因而能兼取陶、谢之长，融主观感受于客观观赏，通过塑造典型的隐士形象，反映出田园中的盛世气象，以及中下层地主文人寻求人格的独立、内心的自由和崇尚真真挚淳朴之美的艺术理想。”
三、孟浩然诗歌研究
本世纪涉及到孟浩然诗歌艺术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闻一多的《孟浩然》、刘甲华《河岳诗人孟浩然》、刘开扬《论孟浩然和他的诗》、王达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陈贻焮《孟浩然诗选•后记》、陶文鹏《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李景白《清幽雅淡 平易自然──漫评孟浩然诗歌的艺术风格》、章尚正《两位开一代山水诗风的先驱──谢灵运与孟浩然山水诗比较》、李景白《孟浩然诗歌风格的再思考》、程发义《谈孟浩然田园山水诗的“味”》、柯素莉《孟浩然诗歌魅力探寻》等。
闻一多《孟浩然》对苏轼所说孟浩然“韵高而才短”观点不太同意，认为“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的孟浩然的诗”，而且，“古今并没有第二个诗人到过这境界”。另外，他在西南联大授课时的讲义中也有一节是专论孟浩然的，他首先认为在盛唐诗坛上，“作品中具有鲜明个性的，当首推孟浩然”，而且“他的诗格绝不是因为受王维的影响而形成的”，“旧来王孟合称，实不甚恰当”。他还认为孟浩然“对初唐的宫体诗产生了思想和文字两重净化作用”，“他在思想净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当与陈子昂平分秋色，而文字的净化，尤推盛唐第一人。”可见闻一多对孟浩然评价之高。
刘甲华的《河岳诗人孟浩然》首先对人们称孟浩然为田园或山林诗人不以为然，说他是河岳诗人。接着认为，孟浩然一生思想与性格的冲突虽然使他作不到大官，但他那放荡不羁潇洒脱尘的性格表现于诗，“则为悠淡自然，别有妙境，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最后将孟浩然诗歌艺术的来源分为三期：第一期，学汉魏西晋的古诗；第二期，学东晋宋齐梁的古体而间或采取近体诗的形式；第三期，融会古诗和近体诗，一方面采取汉魏六朝古诗的精华，一方面又旁摭隋唐新兴的近体诗的美点，于是成功了古体式的近体诗，其好处是：“古澹悠深，自然寄逸。”
刘开扬的《论孟浩然和他的诗》则认为“孟浩然的诗除了少数不满意封建官僚制度和’权势‘，以及描写自然风景的优美而外，有很多的诗篇都是不足取的。总的说来，他的诗的思想性是不高的，那是由于他的远离社会生活，因而他的诗就缺乏生活的气息。”
王达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则认为，孟浩然虽有一部分带有出世色彩的作品，但其主要诗篇，仍然表现出一种始终并未忘却的积极问世的倾向，其山水诗内含的主要倾向也是在于始终不忘政治，用世、济苍生的愿望。该文认为，孟浩然诗歌的艺术造诣同样是有他不可磨灭之处：第一，诗人的诗有由用世心的执着和不屈于权贵的豪迈而形成的一定的风骨，起着一定的承前启后的作用；第二，他描写山水景物，兴象宏阔、高远、清新、豪逸，自有它艺术的魅力和影响；第三，孟浩然的诗更近于自然，佇兴而发，不假雕琢，比之王维，仍有工整与不求工整的区别；第四，孟浩然诗更接近现实，比陶、阮以及陈子昂诗要更明朗化，这也是诗歌新的动向。
陈贻焮的《孟浩然诗选•后记》对孟浩然诗歌独特的艺术精神作出了确切的阐发。文章指出，孟浩然的田园、隐逸诗虽然没有较广阔的内容，但侧重于写在襄阳村居时的种种高雅行径和闲情逸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学习了陶渊明写诗的经验，重视清新而浑然一体的感受，通过一系列的诗歌创作，以襄阳江村和本人为原型，经过艺术概括，竟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幽雅、恬静的意境以及与此意境相协调的“风神散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从而形成了清淡的独特艺术风格，为百花齐放的唐代诗坛增添了别有韵致的奇葩。文章还抉发出孟浩然诗歌创作的艺术精髓――“妙悟”，进行了独到、深入的分析。认为孟浩然作诗，虽不像韩愈、孟郊诗派那样“钩奇抉异”，在构思和表现上惨淡经营，也不像寒山、拾得那样信口吟哦，率而成章，而是有待于“妙悟”，即诗人在生活中触景生情，忽有所悟，一悟之后，则诗思如泉，泻于笔下，这样往往能写出好诗来。文章还对人们常常忽视的孟浩然诗歌“浑健”的一面稍加强调，但是“冲澹仍然是它的主要艺术风格”。
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些专论孟浩然诗歌艺术的论文虽然角度各异，但少有进一步的深入。
陶文鹏的《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专门探讨了人们很少注意的孟浩然诗歌理论，故显得角度新颖。文章通过对孟浩然谈诗的诗句的钩沉整理，发现孟浩然很重视诗歌着重写心灵、抒发感情这一美学特征，强调“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还明确表示反对当时那股内容空虚、词藻浮艳的形式主义诗风，提倡应以《风》、《雅》式的作品积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猛烈抨击、扫荡诗坛上的齐梁颓波；孟浩然诗歌创作中的美学追求是“以清真为核心，在清空、清幽、清淡、清旷的多种美感中洋溢着清新气息”；文章最后还对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它“较早地反映了盛唐时期审美风尚的变化，并体现了当时诗人们共同的美学追求”，“是由陈子昂过渡到李白的诗歌美学观的一座桥梁”，“对于盛唐诗风的继续发扬，无疑地起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对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且颇多新意。该书首先指出，“从山水诗发展的历程和地域来看，孟浩然可说是在神龙至开元前期吴越和荆楚两地山水诗兴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南方山水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在对孟诗具体分析时，作者认为，“孟浩然将兴寄引入山水诗，尤其是近体，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孟浩然多次在山水诗里强调兴的发生，这在开元以前的山水诗里是罕见的。”他“明确指出了人对自然的会心在山水诗创作中的重要性”，“使山水清兴和托喻寄讽的’兴‘在理论上区分开来了。”作者最后总结道：“孟浩然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前辈诗人，其’经纬绵密‘（ 殷璠《河岳英灵集》）之处仍残存着山水诗从初唐之繁实转向盛唐之清空的过渡痕迹。但他以比兴寄托和壮逸之气充实了南方山水诗的骨力，并从题材和精神旨趣两方面将田园隐逸和山水行旅结合起来，使陶渊明的感受和谢灵运的观赏融为一体，以不刻画不雕琢的白描手法写景抒情，直寻兴会，寓情致和故实于鲜明的兴象之中，继陶渊明所开创的以意为主、由情见景的意境和平淡自然的风格之后，又形成了情景交融、意在象外的意境和冲淡清旷的风格。其强调 ’发兴‘的创作体会和淡化意象、注重传神的表现艺术，给盛唐山水田园诗提供了重要的艺术经验，因而在王维之前，将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发展推向了高潮，并代表南方山水田园诗的最高成就，与北方的王维构成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两座高峰。”
另外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学术界曾经就孟浩然的《春晓》诗进行过讨论，在这两次讨论中，《光明日报》都曾就讨论的情况作过综合报道。
孟浩然作品的整理本世纪对孟浩然作品的整理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陈贻焮的《孟浩然诗选》是较早出现的一部孟诗选注本，该书对孟浩然的37首作品作了编年。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徐鹏的《孟浩然集校注》、赵桂藩的《孟浩然集注》都对孟浩然现存诗歌作品作了校勘、注释，虽然它们在一些作品的注解和编年方面存在着分歧，但也都各有其贡献。
另外，刘文刚的《孟浩然佚诗新辑》、房日晰《孟浩然诗辨伪》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二节王维研究
一、本世纪王维研究概述
王维是盛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兼画家，他多才多艺，在当时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身后也得到历代诗评家的广泛关注和高度称赏。
本世纪前半叶的王维研究很有限。王维研究的专著只有日人梅泽和轩著、傅抱石译的《王摩诘》，而且此书以介绍王维的绘画为主。其他的著作则是将王维与陶渊明或孟浩然合论的；专题论文有两三篇，其中只有朱湘的《王维》是专论其文学成就的。相对说来，傅东华的《王维诗•导言》对王维诗的艺术旨趣及其原因的探讨较深入些。
本世纪较早全面、深入地研究王维，给王维以客观、公正评价的学者，是陈贻焮。他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和六十年代初，先后发表了《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论王维的诗》、《王维生平事迹初探》、《山水诗人王维》、《王维的山水诗》等系列论文，对王维的生平、思想和诗歌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同时，又编选了《王维诗选》，该书选诗一百五十二首，注释甚详，《后记》直接为诗人作传，资料翔实，推断稳妥，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学界研治王维所可信赖的材料。
本世纪王维研究的高潮是在八、九十年代。随着思想意识的解放、学术观念的更新，人们对王维的思想和诗歌艺术也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对王维的评价也越来越高。这一时期，学界除了对王维的一些生平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对王维思想尤其是与佛教禅宗之关系也有深广的探究，至于其诗歌艺术，更受到学界空前的关注和评论，人们从各个角度分析其诗（特别是山水诗）的意境和成就。1991年5月，全国首届王维诗歌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了，这次会议依据陈贻焮提出的希望成立王维诗歌研究会的建议，成立了隶属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王维研究会”，同时决定编辑出版《王维研究》。此后每隔两年，王维研究会就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王维诗歌学术研讨会，出版一辑《王维研究》会刊，极大地推动了王维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高了人们对王维在中国文化史、诗歌史上崇高地位的认识。九十年代末，王维作品新的校注本也终于面世了，这标志着王维研究到世纪末已经欣欣向荣、全面开花了。
二、 王维生平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的一些著作和论文虽然也涉及到王维的生平，但是都未有新的突破。陈贻焮的《王维生平事迹初探》是本世纪最早一篇对王维生平进行重新检讨的论文，该文除了对生卒年、擢进士第时间等向有歧说的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且抉发了王维隐居终南山之时间、隐情。六十年代也出现了两篇研究王维生平的文章，即卢怀萱的《王维的隐居与出仕》、金丁的《王维丁忧时间质疑》。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谭优学、葛晓音、杨军、王达津、陈铁民、王从仁、陈允吉、张清华等学者相继撰文对王维生平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究和讨论，使得人们对王维生平行事的了解更为深入和细致了。下面将结合学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简要地介绍一下本世纪王维生平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生年问题王维的生年，两《唐书》没有记载，最早对王维生年进行考订的是清人赵殿成，他在《右丞年谱》中根据《新唐书•王维传》说王维享年六十一的说法，推断王维当生于武后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本世纪以来，学界对王维的生年问题曾经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公元701年说。这是赵殿成的旧说，在本世纪前半叶一直未有异议。陈贻焮于五十年代发表的有关王维的系列论文均沿用此说。
陈铁民先是在其《王维年谱》中沿用赵殿成说，后来又针对王从仁、杨军等人对赵说的商榷，撰写了《王维生年新探》，维护赵说。该文在逐项辩驳王、杨等人立说的根据，又为赵说提出两条新的证据：一，王维《与魏居士书》中有“仆年且六十”，通过考察文意，此文当作于入肃宗朝后，约在乾元元年之后，与赵说适相合；二，王维在《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京兆韦公神道碑铭》中称“维稚弱之契，旷年弥笃”，据两《唐书》韦安石父子诸传参考，知王维与韦斌唱和在开元二年以后，依赵说，其时王维十五岁；若按王、杨等人新说，王维年已二十三，显然不合。
葛晓音在《王维前期事迹新探》注里曾经觉察到赵殿成关于王维的生年的考订与其弟王缙生年相牴牾，提出疑问；她在后来发表的《答〈《王维前期事迹新探》质疑〉》中则为赵殿成说也提供了一个佐证：王维《燕支行》下王维自注“时年二十一”，而此诗可考知当作于开元十年，所以赵说王维生于公元701年不误。
（2）约公元692年说。此说的首倡者是王从仁，他在《王维生卒年考辨》中提出：第一，王缙的生卒年是王维生年的重要旁证；二，王维在上元元年所作的《责躬荐弟表》中自称“逼近悬车，朝暮入地”，其时年近七十；三，王维《赠从弟司库员外絿》诗中所谓的“徒闻跃马年”，当指开元二十二年右拾遗事，时年四十三岁；四，王维十九岁应京兆府试，据《太平广记》引《集异记》载，曾得一位强有力公主的庇借。依赵殿成说当在开元初，而其时并无这样一位贵公主。其人应是协助李隆基诛韦武党的太平公主，故王维应京兆府试应在景云元年；五，王维《终南别业》诗称：“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诗成于天宝三年以前。依赵说仅四十左右，不当称晚；王维天宝初与苑咸酬唱时自称“冯唐已老”，依旧说正当中年，不当称老；而作于济州官舍的《赠祖三》有“结交二（一作三）十载”，依旧说亦难通。王文的结论是王维约生于武后如意元年（公元692年），享年七十左右。
王文发表之后，得到了张安祖、赵昌平等人的响应。他们都为王说提供了新的论据。其中张文认为，王维与祖咏结识在其十六、七岁时，《赠祖三》中的“三十”应是“十三”之误，这样开元九年则是三十左右。赵昌平文则指出：一，《王右丞集笺注》卷七《慕容承携素馔见过》诗所谓“年算六身知”中的“六身”为“七十三”，正谓年近七十；二、同书卷九《春日上方即事》中“鸠形将刻杖”，为“过七望八之年”：以此二条合王从仁文提出的“逼近悬车”条观之，维之享年当在七十上下，王文所定王维生卒年为公元692年至公元761年，较之旧说，更为合理。
另外，杨军《王维事迹证补》着重论证王缙生卒年不误，以证王维不生于公元701年，而推断其享年不下六十六岁，与王从仁文也有暗合之处。
（3）公元694、695年说。此说是姜光斗、顾启在《王维生卒年新证》中提出的，他们的论据也是王维《责躬荐弟表》中的“逼近悬车”一条。
（4）公元700年说。此说是张清华在《王维年谱》中提出的。他在该谱中认为王维与其弟王缙年龄应相仿，王缙与王维可能是同年生即“两头生”（因为此年有十三个月），王维生年可定于公元700年初，王缙应生于公元701年的1月或2月。然此说推测成分太多，至今尚未发现有响应者。
（5）公元699年说。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持此说，后来只有王达津在《王维的生平和诗》沿用此说。
贬谪济州对于王维贬谪济州的原因，近人多沿用《集异记》里的说法，谓王维手下的舞蹈演员，因不谨慎，偶尔私自表演了只能为皇帝享用的黄狮子舞，王维因而获罪被贬。但是，王从仁在《王维和孟浩然》和《王维五考》中提出了自己的新见，他认为王维出贬济州，“是做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的牺牲品”，因为王维与岐王关系很深，与宁王、薛王也有交往，所以导致最高统治者的猜忌而被贬，舞黄狮子事，只是借口而已。
关于王维离开济州的时间，谭优学的《王维生平事迹再探》定为开元十四五年。王达津的《王维生平及其诗》则将此事定在开元十二年。
葛晓音的《王维前期事迹新探》则认为，王维大约到开元十六年左右才离任的。其证据有二：一是王维的《裴仆射济州遗爱碑》中曾经记载了裴耀卿在济州修筑河堤之事，而此事经考证当发生在开元十五年，可见王维开元十五年仍在济州；其二，王维《赠祖三咏》诗题下原注云：“济州官舍作”，而此诗至早也应作于开元十六年。王维当于这一年的暮秋离开济州的。
陈铁民《王维年谱》和《王维生平五事考辨》均认为，王维当在开元十四年夏之前，已经离开了济州司仓参军任，其主要根据是王维作的《送郑五赴新都序》一文，谓此文为开元十四年四月王维于长安所作。（葛晓音前文认为此序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之后）。
史双元的《王维漫游江南考述》和杨军的《王维生平的若干问题――就〈王维年谱〉与陈铁民同志商榷》一致推断裴耀卿赴宣州在开元十四年八月以后，王维离开济州在开元十五年暮春。他们二人的分歧在于：史文推断王维《送郑五赴任新都序》是开元十五年四月作于长安，杨文则断为十四年春作于济州。
王勋成《王维谪济州司仓参军年月及行踪考》认为王维离济州任赴洛阳候选的时间当在开元十三年十一月，而且王维离济州是在裴耀卿刺宣州之前而不是之后。
张清华《王维年谱》则认为王维于开元十四年春寒食节前离开济州西归。
王维离开济州以后直至开元二十二年再度出仕之前的行止，赵殿成《王右丞年谱》付之阙如，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新探》也认为难明。葛晓音《王维前期事迹新探》、陈铁民《王维年谱》、谭优学《王维生平事迹再探》、王达津的《王维生平及其诗》皆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葛晓音文认为王维于开元十六年暮秋离开济州后，于开元十七年寒食节时途经汜上，然后从开元十七年春开始屏居淇上。何时离开淇上，无考。王维离开淇上后，直到献诗给张九龄被擢为右拾遗之前，主要隐居嵩山。
王达津文认为王维离开济州后即还长安，自开元十四年始，隐居终南和辋川，直至开元二十一年，其间只于开元十七年曾往东都，隐嵩山。
谭优学文认为王维回到两京，或曾短时间转官吴越，入蜀也当在这几年间，而赴榆林、新都郡，隐居淇上，“闭关”嵩山，大都只有摆在这一段时间里，才没有扞格。
陈铁民文则认为王维离开济州后，即到长安或洛阳等待朝廷给予新的任命，不久致官淇上，寻即弃官隐淇上，开元十七年在长安，始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学顿教，后四年疑仍闲居长安，开元二十二年曾隐居嵩山，二十三年拜右拾遗，遂离嵩山至东都任职。此四文中，谭文属于推断；王文口气虽然较为肯定，但未提供证据；只有葛文、陈文提供了一定的佐证。
张清华《王维年谱》也认为王维于开元十四年夏回到长安以后，未马上任职，而是闲居，下年即为官淇上。
隐居次数及隐居地点对于王维一生隐居的次数和地点，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
（1）少年隐居。关于这一问题，赵殿成《王右丞年谱》、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新探》均付阙如。
葛晓音《王维前期事迹新探》首先指出，王维十八岁前曾在洛阳东北一带隐居过，作者据王维《哭祖六自虚》诗，考证出他们少年时的隐居之处当在洛阳东北的郊县。
陈铁民《王维年谱》据王维《哭祖六自虚》，认为王维于开元六年（年十八）前居长安时，曾和祖六隐居过终南。王达津《王维的生平及其诗》也据此诗认为王维曾少年隐居，并谓其居住南山，往来东洛。
杨军《王维生平的若干问题》则认为王维《哭祖六自虚》诗中所云“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当指隐居嵩山、隐居终南，这些都是王维中年以后的事。他否认王维登进士第前曾有过隐居行动。
（2）隐居嵩山、淇上。对于王维隐居嵩山事，赵殿成《王右丞年谱》阙如。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新探》推测可能即在开元二十年的前几年内。王达津的《王维的生平及其诗》则将此事定在开元十七年。谭优学《王维生平事迹再探》则认为，当在开元十四、五年至二十二年之间。葛晓音《王维前期事迹新探》认为此事当在王维离开淇上之后，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之前。陈铁民《王维年谱》则定在开元二十二年。姚奠中《唐诗札记》在辨析“山东兄弟”时提到“一般注者都没有深考王维当时的家，根本不在蒲州一带，而在嵩山之阳。”张清华在《〈王维年谱〉证补》中同意姚说，并作了进一步的补考，认为“王维确实在河南登封的嵩山居住过，具体地点在太室山东侧的王渡河。......王维居嵩山东溪时间应从少年十五岁以前起，至开元二十三年任右拾遗这段时间。”
王维隐居淇上事，赵殿成《王右丞年谱》、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新探》均未说明。王达津《王维生平及其诗》虽然亦未明示，然据其系王维《淇上即事田园》一诗于开元十七年可知，他认为王维隐居淇上与隐于嵩山同年。谭优学《王维生平事迹再探》认为此事当在开元十四、五年至开元二十二年之间。葛晓音《王维前期事迹新探》认为王维屏居淇上在三十岁（开元十八年）左右，可能他当时在这一带当个小官，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后来，她在《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中又认为王维隐居淇上主要是得到当时在黎阳任县官的丁?的资助。陈铁民《王维年谱》疑此事在王维官淇上后不久，即开元十六年。
（3）隐居终南、辋川的年代。王维的诗文中，说过自己曾隐居终南，又说自己曾在辋川隐居过。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初探》提出王维隐居终南，在开元二十八九年之后，天宝三载之前的三四年间；而始隐辋川，则当隐终南之后，天宝七载之前，后至天宝十五载安禄山陷长安前，曾有较长时间住在辋川，有时又较长时间离开辋川，乾元元年后遂不复在辋川。陈铁民《王维年谱》大体从之，并有所补证，认为王维隐终南，在开元二十九年之后，天宝二载之前，隐辋川最晚始于天宝三载。尽管在具体时间上略有出入，但认为隐居终南和辋川，是王维后期的事，二人是一致的。
然王达津《王维生平及其诗》将王维隐居终南和辋川定在自济州归后到开元二十一年之间，但他未出示证据。
杨军先是在《王维诗文系年》中推断王维自济州重返长安，本拟偶时哲以图进取，无奈谶纬祸起，汲引路断，又遭丧偶之不幸，遂退隐终南，并依大荐福寺道光禅师受教，时在开元十六年以后不久。后又在《王维生平的若干问题》中说王维隐居终南在开元十六年王缙中高才沉沦草泽自举科以后不久。
陈允吉的看法与上述学者均不相同，他在《王维“终南别业”即“辋川别业”考――兼与陈贻焮等同志商榷》推定，王维的蓝田“辋川别业”的具体位置当在终南山东缘北麓，和终南山相当靠近；同时，按照当时人对蓝田一带地方的称名习惯，完全可以把“辋川别业”直截了当地呼为“终南别业”。文章还分析了王维《终南别业》诗和《唐诗纪事》的有关记载来证明“辋川别业”就是“终南别业”。如果此说成立的话，王维初隐终南之日，亦即始居辋川之时。唯王维任右拾遗前为全隐，后为半官半隐。
对于陈允吉这一新说，陈铁民在《王维生平五事考辨》中进行了反驳，他认为陈允吉文中所论只能说明王维诗中的“终南别业”有可能即指“辋川别业”，尚不足以证明“终南别业”就是“辋川别业”，他又举出多条材料证明王维的隐居终南和隐居辋川并不是一回事。他最后说，王维隐居终南的时间，更确切地说，应在开元二十九年春自岭南北归之后、天宝元年官左补阙之前，历时约一年左右。
和陈铁民一样，张清华也在《〈王维年谱〉证补》中对陈允吉的新说予以反驳，明确表明自己同意陈贻焮和陈铁民的说法。他在后来出版的《王维年谱》也将王维始隐终南的时间定在开元二十九年，但他认为王维居终南山的时间约两年多，可能在这里过了三个秋天：即开元二十九年、天宝元年、二年。
另，刘志云《欲觅千古游人处――唐代诗人王维辋川别业初探》、樊维岳《王维经营辋川别业时间初探》均涉及到王维辋川别业的营建及规模，故附记于此。
受伪职史实关于王维陷贼被迫受伪职之事，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沿用《旧唐书•王维传》的记载，对王维此事多持批评态度。
杨军在1982年发表的《王维事迹证补》中首次引用王维集中《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认为这一段文字为我们提供了陷贼官员遭遇的真相。王维自己同样饱尝了折磨和屈辱。本传称“禄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阳”（新旧书略同），恐系猜测之词。
杨军此文发表以后，得到了陈铁民的认同。他在《王维生平五事考辨》中对王维集中《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的有关文字作了进一步的诠释。他认为，这段文字，提供了王维陷贼遭遇的真相，可补史传记载之不足，并纠正其误。如根据这段文字，可知王维的“服药取痢，伪称瘖疾”，是借机逃离长安，摆脱安禄山的控制；又维是在备受折磨、侮辱之后，被叛军捆缚、用武力强行押送到洛阳的，所谓“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并不是事实。
1992年，杨军又发表了《王维受伪职史实甄别》，继续对王维受伪职问题进行探讨。他指出，王维的扈从不及是因为玄宗仓皇出走，未让群臣扈从，这才决定了他陷贼的命运，与陈希烈、张均之流的卖身投靠有本质的区别。从至德元载六月算起，直到至德二载四月，王维都在囚禁中；而安禄山在二载正月初六即被杀而死，可知王维并没有向安禄山屈服。这也表明，作为一位朝官，王维在危难中是保持了应有的节操的。安禄山给王维“给事中”，和别人的头衔一样，都是徒有虚名而已。陷贼后王维忠君爱国的立场坚定不移，《凝碧诗》的写作标志着王维尽到了诗人的天职，也是他在特殊战场为朝廷作出的贡献。
拜右拾遗的时间王维第二次出仕即擢右拾遗的时间，一般都沿用赵殿成《王右丞年谱》的说法，认为在开元二十二年。葛晓音《王维前期事迹新探》首先考证出王维《上张令公》诗中之“张令公”非“张九龄”，而是张说，所以王维上张九龄诗不始于《上张令公》而始于《献始兴公》。张九龄封始兴伯在开元二十三年，王维被张九龄任命为右拾遗而“解薜登天朝”也当在开元二十三年。
同样，陈铁民的《王维年谱》也据王维《京兆尹张公德政碑》文意，《上张令公》、《献始兴公》诗意，将王维任右拾遗事断在开元二十三年。
杨军的《王维生平中的若干问题》针对上述陈铁民文中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陈铁民文中“径把’始兴县开国子‘称作’始兴县开国公‘，进而简化成’始兴公‘未必合宜。”他指出，“始兴公”只不过是张九龄的代称而已，与其封爵没有直接联系。王维称张九龄为始兴公，是因为张九龄是韶州人。“既然’始兴公‘于张九龄加封始兴县子或始兴县伯没有必然联系，我们便不能把王维写《献始兴公》的时间定于开元二十三年三月以后，因为这以前同样可称之为’始兴公‘。”
杨文发表后不久，陈铁民又在《王维生平五事考辨》进行了反驳，重申了自己的观点。陈文指出，始兴同曲江一样都是韶州的属县；《献始兴公》作于开元年间，当时韶州尚未改为始兴郡，王维不可能以“始兴”作为韶州的代称称呼张九龄。其实，“始兴公”并不是“始兴县开国公”的简称，而是一种爵号之省称加“公”的称呼。所以，断王维拜右拾遗在开元二十三年三月九日之后，并非无据。
官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两唐书王维传均称王维在太子中允后所任官为太子中庶子，因有本传这样明确的记载，故历来论王维生平者都取成说，信而不疑。
杨军《王维生平的若干问题》一文考证出唐代东宫不设太子中庶子之职，故有唐一代不可能有人任过此职，两唐书王维传所载实误，后来诸多著述习而不察，以讹传讹。那么王维在太子中允以后究竟担任什么职务呢？杨军推测说，“所谓’太子中庶子‘或是’太子中舍人‘之误。......又’太子中舍人‘可以称为’太子中书舍人‘，’书‘、’庶‘同音，容易误作’太子中庶子‘和’中书舍人‘。《新唐书》本传不载中书舍人或以是。”他对《旧唐书》本传所载王维尝为中书舍人也提出了怀疑。
对于杨军这一新说，陈铁民并不同意。他在《王维生平五事考辨》一文指出，唐代确实不曾设置太子中庶子之职，只有太子左、右庶子之职，虽然如此，但是仍不敢轻易地断定两唐书本传的记载有误，因为唐人有时以“中庶子”概指左右庶子。两唐书王维本传中的“中庶子”疑即此义。至于王维所任中书舍人一职，可以举王维的《请回前任一司职田粟施贫人粥状》和《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诗为证。
交游及其他王维一生交游甚广，赵殿成《王右丞年谱》中已经考出一些。陈贻焮在《王维事迹初探》中述及王维在济州时与崔录事、成文学、郑、霍二山人等失意之士和在辋川与裴迪的交往。
陈允吉《王维与华严宗诗僧道光》和《王维与南北禅僧关系考略》两文中主要考察了王维与佛教中人的交往。他在前文中论证了道光是一个华严宗的僧侣，并考述了王维同他的密切关系，以及对于王维诗歌创作的深刻影响；在后文中，陈允吉通过寻检王维的诗文和其他有关史料，考知王维在开元年间，与禅学北宗的僧侣有着很深的交谊，特别是与普寂、义福、《楞伽师资记》的作者净觉、惠澄等人，都曾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关系；文章还探讨了王维与南宗的关系，尤其是与神会、燕子龛禅师、瑗公、璿禅师、元崇等人的交往。文章最后指出，王维与北宗僧侣的交往，“主要是在开元年间”，而天宝以后，“他的主要交游对象，已经转向南宗僧侣。”
继陈允吉之后，陈铁民也著《王维与僧人的交往》文探讨王维与佛教中人的交往，然论点有异。陈铁民指出，有些学者把王维结交的南宗僧人给“扩大化”了。他认为，与王维有往来的僧侣，目前可确考为南宗者，仅只神会、瑗公二人。实际上，王维与当时的各派僧侣都有广泛的交往。开元时期，他与北宗禅僧往来颇多，但同时又与华严宗、密宗、律宗等僧侣有交往。特别是曾师事道光禅师十年，思想上受到过较多的影响。天宝年间，随着南宗顿教的北传，王维又同南宗僧人有所接触，但他也并没有因此而疏远北宗僧人。终王维一生，一直与北宗禅僧有来往（如与元崇、舜阇黎的交往，即在晚年）。
另外，陈铁民还著有《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分别考察了王维与当时执政者、王公大臣、中下级官吏、怀才不遇的士人、隐者、和尚、居士、道士等人的交游，并从中看出王维的人生志趣和政治态度。
还有一些成果涉及到王维有否吴越之行及入蜀等问题。
赵殿成认为王维无吴越之行，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初探》也忽略了王维这一行踪。谭优学《王维生平事迹再探》论证了王维曾到过越州、京口、庐山等地，时间约在开元十四五年至二十二年之间。陈铁民《王维年谱》也认定王维曾到过九江、润州（州治即京口），但时间是在开元二十九年王维自岭南北归之时。史双元《王维漫游江南考述》则断定王维在开元十五年到十七年之间有过一次南游，历时两三年之久，文章还详细论列了王维此次南游的行踪。
另外，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初探》认为王维曾到过巴峡，时间可能在开元二十八九年。谭优学《王维生平事迹再探》考订王维曾经入蜀，到过渝州，时间则约在开元十四五年至二十二年之间。
三、王维思想研究
王维的思想比较复杂，而且一生中的前后期也是有所变化的。所以，学界对其思想的研究比较深入而广泛。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就对王维一生思想之发展及诗歌中所表现的性情和生活态度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五六十年代，学界又对王维的政治立场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态度进行过讨论。八九十年代，学界则对王维与宗教尤其是禅宗的关系格外关注，产生了许多论述王维禅宗思想的成果。
（一）、八十年代以前
本世纪上半叶傅东华的《王维诗•导言》是本世纪较早涉及到王维性情和思想的文章，该文认为，王维的奉佛造成了他“无可无不可”主义，主张“以不动为出世”，而视“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这虽不是纯粹的释教精神，却不能不说是由释教出发的。小尹在其《唐朝以来一个最大的艺术家――王维》中就有一节是专论王维的性情的。他认为，王维“有这样一个大方的家庭，他又这样的慧敏，修养又如此深，自然他不会是个极端性情的人。他该属于平庸，沉着，天真一流的。”“他爱他的弟弟和妹妹，也敬爱着母亲，更忠贞于他和妻之间的情感。”“他不像他人一样说哭便哭，说笑便笑；但他的确有着锐敏的感觉，同时也有轻风一样的乐与哀。正像书法上的藏锋一样，那么浑厚，有力，修圆的外表。”
五六十年代学界偏重于对王维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探讨。陈贻焮在其《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中认为，“王维中年以前接近当时比较进步的政治力量，思想感情中也的确存在着进步的和积极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却又是他许多诗歌带有人民性与积极意义的根据，但并不能就此过分地对他晚年给以夸大的评价。后期王维是消极的，是妥协的。他不满意不良的政治倾向、不满意李林甫，但也不能不去歌功颂德。我们不认为他甘愿背叛朝廷，去作安禄山的官，但他毕竟不敢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反抗。他不愿巧谄以自进，但又不干脆离去。他不甘同流合污，但又极力避免政治上的实际冲突，把自己装点成不官不隐、亦官亦隐的’高人‘，保持与统治者不即不离的关系，始终为统治者所不忍弃。这些，我们不应只看作为佛学对他所产生的坏影响，相反，他的学佛，也应看作为他思想意识中妥协一面发展的必然结果。”
稍后发表的署名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的《杰出的诗人王维》也探讨了王维的政治倾向、对待政治的态度以及他后来为什么由热衷政治而转向退隐田园的问题。该文认为，王维的政治倾向首先表现在对张九龄的支持上，他的政治倾向“和唐初以来的开明政治是一脉相承的”，
又是和当时的“腐败政治势力”明显对立的，“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就不能不承认他的政治倾向的进步价值”，“王维本不是一个主张归隐的人，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那时代的政治比较清明”。“政治的恶浊，这就是王维归隐的根本原因。”“王维归隐后既不是清一色的积极，也不是清一色的消极。积极的与消极的两种东西并存着。而且有着一个消长的变化过程，一般说来，越到后来消极的东西越加发展，越加占了主导的地位。”
当时类似的文章还有周通旦的《从王维的思想分期论王维的思想》、卢怀萱的《王维的隐居与出仕》等。另外，当时新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等，对王维思想的分析和评价也和上述陈贻焮、北大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所撰写的文章观点相近。
（二）、八九十年代
从六十年代中期直到七十年代末，学界对王维思想的研究没有任何进展。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人们又开始对王维的思想比较关注，不过此时人们注意的焦点是王维与宗教（尤其和佛教禅宗）之关系。
王维与佛教之关系王维一生奉佛，故学界对其与佛教之关系格外关注，但是这一方面真正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是到八十年代才出现的。
陈允吉是本世纪较早对王维与禅宗之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的学者。他在八十年代初相继发表了《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王维与华严宗诗僧道光》、《王维与南北禅僧关系考略》等。其中《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一文认为，虽然王维早期受过佛教其他宗派的影响，特别是明显地受过禅学北宗的影响，但是随着禅宗日益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在中年同神会在南阳相遇以后，他终于完全接受了禅宗那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教义。
在陈允吉之后，研究王维与佛教之关系的文章越来越多了，主要有马欣来的《试论王维的佛教思想》、贾晋华的《试论王维对禅宗的反影响》、姜光斗的《论王维的佛教思想》、洪丕谟的《王维、白居易与佛教》、严国荣的《居士信仰：王维文化心态的动态分析》等。
其中马文对学界一直认为王维学佛已是“蝉蜕尘埃之中，浮游万物之表者”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唐王朝对文人的态度是优礼有加，但不予以重任，这对那些抱负远大，尽欲一鸣惊人的文士们是极其沉重的打击。文人慕道、奉佛、归隐首先是为了忘却那条想走而走不成的路。王维就是如此，他对佛教、禅宗的接受、信奉是有限度的。他虽尝真心学法，但并未“解悟”、“解脱”。他又学佛，又背佛。学佛因为他寂寞空虚，背佛又说明他学佛是自我排遣，而不是人生信仰。文章认为，由于严羽、胡应麟、王渔洋等人的评论，遂使王维成为超然物外、高不可攀的神秘的禅宗代表，这是不合王维实际的。贾文则指出：王维的思想和诗作深受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但有的学者把王维之后才出现的讲求直觉、暗示、象征的公案禅法，也用来印证王维的诗歌艺术，似有违禅宗发展实际历史。王维在“平常心是道”的洪州禅兴起之前，已采取了自然任运、触处即真的悟道态度；在凝练隽永、富于诗意的机锋、公案出现之前，已写出了众多饱含禅意、含蓄冲淡的山水写景诗。而且两京收复后，肃宗召神会进京入内供奉，南宗禅大盛，与王维在天宝初年写《能禅师碑》盛赞南宗禅，为其张扬分不开。文章指出，王维与洪州禅的种种相合当非偶然，洪州禅的开宗立派在王维之后，因此应该是王维影响洪州禅而非相反。王维对于洪州禅的中国化、老庄化和诗化，应该说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姜光斗文认为，王维不仅倾心于如来禅的渐修理论，更倾心于祖师禅的顿悟学说，当然王维宣传得最多的，还是南宗禅的“中道观”。由于王维是在家居士而非出家僧人，再加上当时佛教宗派都极活跃，所以王维并无严格的宗派观念，他在信仰禅宗的同时，既可超越慧能、神会的某些思想，又可信仰净土宗等其他佛教宗派。另外，王维的禅宗思想常常和道家的虚无观念交融在一起。严国荣文则专门探讨了佛教居士信仰对王维心态的影响，文章通过王维一生爱佛、求佛、信佛的变化过程，看出居士信仰在王维一生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认为超越“我执”与“法执”的居士信仰是王维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艰难选择的结果，后来王维由忏悔到“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强调实践、方便的“菩萨行”，更彻底地体现了居士信仰。
另外，张清华的《诗佛王摩诘传》中有一节《任运自然得禅趣》也专门在对比中讲了禅宗对王维诗歌思想及艺术风格的影响，讲了禅宗与王维诗的关系。
王维与道教、道家思想的关系学界对王维与道教关系的探讨远远落后于对王维与佛教关系之研究，其中探讨得较为深入的文章有史双元的《论道家思想对王维生活和创作的影响》、陈铁民的《王维与道教》等。史文指出，在服药、行气、保精几个方面，王维都有所实践，其生活态度确实有着浓厚的道家色彩。在王维的政治观、人生观特别是艺术观中道家思想的烙印十分鲜明而突出，如其诗文中常传布道家“无为而治”、“毁圣弃智”、“委身自然”等思想情绪。王维首创纯以墨色写形的水墨山水画，诗风以清淡为主，也与老子尊尚朴素阴柔的美学观有关，王维的艺术观最得道家精髓，是艺术化地发扬光大了道家思想。陈文则指出，王维不仅受到道教求长生、好神仙风气的影响，还有过一段学道求仙的经历。由于王维并修佛、道，两教又具有一些可以互相调合的基本观点，再加上他所接受的道教思想、理论，多具有与佛教思想、理论接近或可以相通的特点，所以王维的诗文中常常表现出融合佛、道的思想倾向。
王维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审美观虽然传为王维所作的《山水诀》和《山水论》决非王维所作，但在《王右丞集》中，仍有不少谈美和艺术创作的言论，包含着相当的美学见解。
陶文鹏的《论王维的美学思想》是本世纪较早对王维美学思想进行钩稽论列、系统整理的文章。该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王维对美和美的本质的认识，发现王维积极提倡并在艺术创作中努力追求一种真实自然、朴素清新、娟洁蓬勃的美；第二部分论述了王维对于审美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见解，指出王维提出了“审象于净心”，必须把审美当作悠然闲适的“不急之务”来进行的思想；第三部分则论述了王维欣赏山水自然美的趣味；第四部分论述王维对于创造艺术美的规律的见解：王维提出了“凝情取象”，以“暗识”去“审象求形”，创造艺术要“取舍惟精”，力求“传神写照”等精辟的论点；第五部分指出，王维能够融画意入诗，使“诗中有画”，是他在理论上明确认识到诗画有共同性所致。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论及王维的艺术审美观，如陶林的《王维的禅宗审美观及其山水诗的空灵风格》、张清华的《禅宗艺术观与王维诗的风格》、的《王维的诗学观与盛唐诗的繁荣》等。其中，张清华后文指出，王维在《别綦毋潜》诗里提出“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把“江左风”与“建安体”结合起来，体现在诗歌创作的有机整体里。这一理论是王维同时代的诗论家与诗人都未明确提出的，王维率先提出，说明了他的艺术实践经验、他的诗学观和盛唐的近体诗一样，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是盛唐美学思想的高峰。而盛唐好诗迭出，形成我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艺术高峰，与这一诗歌理论和美学追求有直接关系。
四、王维诗歌艺术风格及成就总论
学界对王维诗文创作成就和艺术风格的研究，方法多样，角度不一，所以也是比较深入和细致的。总的看来，在本世纪上半叶，学界多笼统地评价和分析王维诗歌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技巧；五六十年代，学界曾经展开过一次关于王维诗歌如何评价的讨论，所以较偏重于王维诗歌思想意义和其山水诗社会意义的分析；从七十年代末以后，学界对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探讨趋于细致和深入了，出现了一大批从禅意、绘画、音乐等角度研究王维诗歌艺术性的文章，而且此时还有人分析王维各体诗歌的不同特点和创作成就，更将王维与古今中外诗人进行比较研究，使得王维诗歌研究到世纪末形成较大的规模，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相对说来，人们对王维文赋的研究则稍嫌单薄，取得的成绩很有限。
本世纪上半叶此时学界对王维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一些专著和少量的单篇论文中，而且侧重于王维诗中清淡的韵味。
傅东华在《王维诗•前言》中认为，“王维诗中并不寓什么深奥的哲理，也不含什么浓烈的感情；他的好处只在一种清淡而深长的趣味。”杨荫深的《王维与孟浩然》也指出王维的诗，“可以称得’淡而有味‘四字”，“他在诗中爱用静一方面的词句”，“只是低声吟咏，令人如闻溪流之声，淙淙有韵。”他还将王维的诗歌创作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三十岁左右，此时他“是一个纯粹的隐居诗人”；第二个时期，是他三十岁之后，此时的诗“多含有一种不平之气”，“这在他作品上表现的，便是’愁‘、’忧‘、’怜‘，便是伤感气味很重的时期。”第三时期，此时王维痛定思痛，诗中又表现出他的“古澹悠远”的趣味了。
同样，当时的一些单篇文章也多作如斯观。如小尹在《唐朝以来一个最大的艺术家》中就指出，王维“是善用胸臆的，利用了诗人的感觉来写出大自然的美妙，不加修饰的建范着潇洒艺术的园亭；自是出尘妙品。”承名世在《王孟的优劣》中也认为“王的长处是清远隽逸”。方管的《王维散论》更以诗人的生活过程，以及这过程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来说明王维诗歌“静”的风格之所以产生的必然原因。文章认为王维的成熟的作品大抵都是辋川时期的作品，因为他这时是功成名就身退，于现实社会已毫无不满，对现实社会已毫无要求。于是歌颂安闲幽静的自然景色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但是王维诗中自然景色虽是安静，可也并不极端，并不至于寂寞。总之，寂绝之中稍缀以实有，眼前不见而远处却在，这就是两个妙法，为王维所经常运用，直接的以镇静那其实也并不安静的自然，间接的以调和自然与社会，而真正目的则在于抚慰人们的感情，使之安静而不至于极端。文章最后还说，“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要算最完全最高妙的实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唯一的诗人，他的诗作乃是中庸注意的最美的花朵。”
五六十年代此时，由于整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较之本世纪上半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界开始改变过去较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批评习惯，渐渐重视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这一转变体现在王维诗歌研究方面，就是有一些人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地拿王维的田园诗和安史之乱后的杜甫反映社会现实阶级矛盾的作品相比，说他的田园诗是粉饰生活歪曲现实的，甚至说王维的诗歌不但毫无价值反而具有反动的作用，把王维说成是反现实主义诗人。但是更多的学者还是能够结合王维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对王维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
在五六十年代的王维诗歌研究方面，陈贻焮发表的《论王维的诗》、《王维的山水诗》、《山水诗人王维》等系列论文，较为学界所关注。他在《论王维的诗》一文中首先分阶段地探讨了王维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如他认为，王维的早期诗歌“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通过各种不同的题材的描写”，“义正辞严、直截了当地抨击权贵，为怀才不遇的人们叫屈”；王维后期，虽然在政治上并未和上层统治集团脱离，但是，“从他的一些诗作中，可见他的爱憎并未完全因学佛而泯灭，他的积郁不平，也并未完全为辋川风月所销磨。”对于王维后期的山水田园诗，他的看法是，其中“许多作品的确是消极的，充满了佛老思想和灰色的人生情调”，但是因为“诗人投身到大自然中，从当时污浊的政治空气中苏醒过来，认识到了大自然的美，平添了生命的活力和向上的精神，从而使他后期的诗歌得以从玄言禅意、奄奄一息的低调中一振而起，写出了一些具有独特艺术特色的作品。”他认为王维这方面的成就“不仅在于描写了安适的隐居环境和生活，还在于表现了田家风景与农民生活的可爱”，此外，“他能以开阔的胸襟，劲健的手腕，涂抹出祖国雄伟的崇山峻岭”，“又能用清新的情致、匀润的色调渲染出溪山一角的幽境。”该文最后对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是很高的，并分析了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成就的种种原因，以及近来得不到重视的一些缘故。其《论王维的山水诗》则认为王维山水诗的总的艺术特点和优点是：“注意把握并描写客观景物作用于审美主体所产生的浑然一体的整个印象。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既渲染、烘托总的印象和情绪，又形象地生动地描绘具体景物；既看到全体，又看到局部和个别，以后者为主，以前者为辅，层次分明；既有虚叙，又有实景；既有白描，又有彩绘。作者是画家，又精通音乐，在取景设色、调度诗歌音律上，也有其独到之处。他的山水诗不象谢灵运的那样仅从实处绘声绘色、堆砌景物，而能从虚处素朴地陪衬以全景、渲染以情绪、烘托以情事，作到情景交融而免除了板滞繁芜的毛病，也不象储光羲的那样，仅有景物情事的粗略描写。”其《山水诗人王维》也对王维的诗歌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认为王维“真不愧为山水诗典范作家和艺术大师。”
在陈贻焮《论王维的诗》文发表后不久，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教研室在他们撰写的《杰出的诗人王维》中也对王维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他们对当时有些人全盘否定王维诗歌成就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王维诗歌的内容相当复杂，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成分，但仍以积极的成分为主。王维在自己的诗作里写出了对进步的政治倾向的歌颂，表现了追求实现这种政治的激情和豪迈的气魄，并歌颂了追求真理实现进步理想的人物和行为。王维是逐渐认识到那个社会的污浊而归隐的，所以在他的某些山水田园诗里不能不打上现实斗争的烙印。在这些诗歌里，充满着对自然美好景物的描写，就寓含着对现实社会的否定的意义。作为王维的山水诗来说，更多的意义是他用出色的艺术才能，形象地感人地描绘出了大自然的美。该文最后评价道：“王维的诗歌有对生活情趣和对美好愿望的描写，有对现实的不满和揭露，有山水的描写，有生活的题材，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多方面优美的诗歌，他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
同样，王运熙在《王维和他的诗》中也对王维及其诗歌成就给予了较为全面公正的评价。他认为，王维以他的写景诗在当时诗坛放射出闪耀的光芒，成为田园山水诗派的领袖。这个流派中的其他优秀诗人孟浩然、储光羲等人的成绩都赶不上他，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在展示自然界的丰富多采和表现作家对自然的深入细致的感受上面，较王维也不免有所逊色。他不愧为诗国中首屈一指的风景画大师。盛唐诗坛的繁荣局面是由各种风格的作品组成的。其中王维的许多写景诗对自然美作了精致动人的表现，也是重要的贡献。文章还分析了王维的边塞诗、社会诗、送别诗，认为这些诗篇在艺术描写上也比较优秀，一部分尤为杰出，形式都和内容取得和谐的统一，产生了相当强大的感染力。
当时对王维诗歌艺术成就和风格特征进行探讨的文章还有：邓魁英的《王维诗简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4（2）王维研究小组的《对王维诗歌的评价》、彭立勋等《关于王维及其诗歌评价的几点意见》、王葆生的《王维不是反现实主义诗人》、羊春秋的《略论王维抒情小诗的艺术特色》等。
八九十年代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对王维诗歌风格特征和艺术成就的探讨更为深入，角度更为多样，评价更为公允。但相关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结合王维的山水诗或者其他题材的作品来谈的，所以，下面仅缕述一些总论性的、评价性的成果，结合特定题材、体裁的具体性的探讨则放在后文有关小节中介绍。
刘禹昌的《王维诗赏析》虽然是一篇以王维诗歌作品赏析为主的文章，但作者在文章的开头提出了对王维诗歌成就的一些新看法，他认为不能囿于成见，习焉不察，仅目王维为山水田园诗人，而使我们不能见诗人的“大全”，王维的诗歌创作是丰富多彩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艺术风格同具“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他不是“偏精独诣”的“名家”，而是“具范兼熔”的“大家”。
许永璋的《王维诗品新议》也从王维的时代遭际、哲学思想来探索其诗歌之卓绝成就，以平亭诸家之论，冀复其在诗坛上应有之地位。文章对王维的作品按题材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不但对其中的山水田园类作出了较高的评价，而且对朝省应制类、朝市林泉类、禅定禅悦类、诗画浑成类的评价也不低。
史双元的《王维诗歌与盛唐气象》试图抛弃成说，独辟蹊径，从整体上给王维诗歌以全新的评价。他认为，对于王维的作品仅仅从消极者否定，积极者肯定这一模式出发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调整角度，重新认识它的价值，认识其诗作整体上表现出的时代精神――作为中国文化骄傲的“盛唐气象”。王维的作品主要记录了那一时代人们的普遍希冀和追求，对盛世功业的自信和满足，对美好平静生活的渴望和享受，对各种思想的宽容和吸收，对文化艺术开拓创造的热诚追求。他的诗主要传达出明彻而平静的印象――一个净化了的时代的印象。盛唐的煌煌巨业及其由盛转衰的变化使得诗人对崇高美的景仰中混着伤感，缺乏力量和气魄，但并不单乏，具有盛唐时代特有的浑厚和深沉。文章还从五个方面论证王维诗歌反映盛唐气象所取得的成就：首先是表现了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其中既有对建功立业的赞颂，也有对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其次，在王维笔下，盛唐气象被描写得更充分，更富诗意；大量山水诗，真正表现出盛唐特有的安恬、富足的神态，宁静、和谐的气氛；再次，王维其人其诗是充盈丰实、并行不悖的盛唐文化精神的缩影；复次，王维和李杜一起，在创造精神的启动下，各自开辟了一块崭新的诗歌天地，三位大诗人风格各异，共同组成了盛唐诗歌的顶峰；最后，王维诗歌艺术上的杰出成就，本身也构成了后代难以企及的盛唐文化的一个部分。
陈铁民的《论王维诗歌的多样风格》也是一篇对王维诗歌艺术风格进行较为全面探讨的文章，该文认为，王维的最具自家面目、最独树一帜的风格，是清淡、简远、自然。这种诗风，使他能够在百花争艳的盛唐诗坛上卓然特立。但是，王维的其他许多作品，或雄健，或浑厚，或奇峭，或壮丽，或婉曲，或平实，或俊爽，或秀雅，也都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些作品多数作于王维生活的早期，更富有盛唐的时代气息。而且，这些诗歌的创作，对于开元诗坛革除齐梁遗风的历史任务的最终完成，无疑产生了促进的作用。
和上述论文一样，九十年代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也对王维的创作成就作出了新的的评价。如林庚在其《中国文学简史》中说：“王维在整个盛唐的文艺中，可以说是发展得最全面的。”“王维在文艺上的全面发展，也就使得他在诗歌里成为一个全面的人才。我们很难指出王维诗歌的特点，因为他发展得如此全面，如果一定要指出，那就是代表整个盛唐诗歌的特点：深入浅出，爽朗不尽，融汇着历代诗歌的精华。”“在盛唐解放的高潮中，王维主要的成就，正是那些少年心情的、富有生命力的、对于新鲜事物敏感的多方面的歌唱，那也就是当时诗歌的主流。”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也指出，“王维和李杜一起，在盛唐时代创造精神的鼓舞下，各自开辟了风貌不同的崭新的诗歌天地，成为盛唐诗坛上的大家。”“王维的诗歌，题材丰富，体裁多样，思想洒脱，情趣横溢，兼具阳刚美和阴柔美。他是盛唐边塞诗的先驱，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把写景与抒情、自然和工丽完美地统一起来，标志着对自然美的艺术表现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由于他的丰硕创作成果，中国山水诗的艺术达到了高峰。”他们还认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以一种高度净化的美的意境，以及旷逸恬淡宁静和谐的情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盛唐气象。”
总之，八十年代以后的学者多强调王维诗歌中所表现的盛唐气象，将王维与李杜并论，大大提高了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五、王维山水诗研究
在王维的诗歌创作中，山水诗成就最著，也倍受后世批评家关注。本世纪以来，王维山水诗研究方面的成果尤为丰硕。
本世纪前五十年，未见对王维山水诗进行专门探讨的成果。六十年代初，陈贻焮首先发表了《王维的山水诗》，对王维的山水诗作专门研究，此后，萧涤非的《关于王维的山水诗》和张志岳的《诗中有画――试论王维的艺术特点》也对王维的山水诗发表了很好的看法。文革十年中，王维山水诗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七十年代末，叶式生《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的发表，标志着王维山水诗研究的复苏。此后二十年间，学界对王维山水诗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有关的佳作也不断涌现，较具代表性者如：袁行霈的《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较早对王维山水诗与禅宗及绘画之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同时亦预示着此后二十年间王维山水诗研究的大势所趋；陈允吉的《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则较早地将王维山水诗的意象与禅宗理念结合起来研究；葛晓音的《王维•神韵说•南宗画――兼论唐代以后中国诗画艺术标准的演变》，则较早将王维放在中国古代绘画史、审美观念发展史上进行纵横考察；陶文鹏的《传天籁清音，绘有声图画――论王维诗歌表现自然音响的艺术》，可说是国内较早对王维山水诗中的音乐美进行深入探讨的专论；而赵昌平的《从王维到皎然》、《王维与山水诗由主玄趣向主禅趣的转化》两篇长文，则有意踵武上引陈允吉文，通过对玄禅之辨及王维禅宗思想的时代与个性特点的讨论，进一步阐发禅宗意识转化为王维诗内质的必然性与具体形态。
综观本世纪关于王维山水诗研究的诸多成果，可以发现它们又主要是围绕“诗中有画”、“山水诗中的禅意”等问题展开讨论的。
诗中有画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在述及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时，也常在引用苏轼的“诗中有画”这一评语后稍加阐释。如苏雪林的《唐诗概论》就认为，王维“本是一个画家，所以能以恬静而鲜明的笔调摄取自然真相”，“而且他的小诗善能捉住一瞬间的印象而清澈生动的表现出来”，如《鹿柴》、《木兰柴》、《北垞》，“写光线变动与西洋画之印象主义相似”，“我们竟可以说他是中国诗里的印象派”。陈贻焮在《论王维的诗》一文中也说：“的确，王维的许多山水田园诗写得很美。绚丽的色彩，幽美的境界，真象图画一样，能唤起人们新鲜生动的视官感受。”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对苏轼这一论断的探讨更趋细致和深入，且人言言殊，理解各异。
有一些学者认为，“诗中有画”不足以概括王维诗歌中最重要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如叶适生的《浅谈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就认为，王维山水诗除了“诗中有画”和“有声画”之外，还有更高一级的独到成就，特点就是其“诗如电影”，是画面、音响、动作的有机结合，这是“诗中画”的最高境界。姜光斗、顾启的《王维山水诗艺术初探》也认为，苏轼的评论，只是认识到了王维山水诗融化绘画艺术的一面，从而就浓淡相配、随类赋采，动静相衬、宫商跌奏，应物象形、景与境谐，经营位置、虚实相生，概括集中、气韵生动，精工自然、风清骨峻等六个方面对王维山水诗的艺术进行了分析。
张明非的《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从另外的角度对之加以讨论：自晋宋到唐，三百年间，有成就的山水诗人不独王维一家。他们的诗各具特色，但大都鲜明如画。然而，本来可以用来概括他们共性的“诗中有画”，却成了王维山水诗的特征。这是为什么呢？她认为这是因为王维在这方面有高人一筹的独到之处：即在于追求一种含蓄、淡雅、空灵、形神俱似的最高境界，充分发挥诗歌表情达意的特长，以表现画面难于表现的内容，将诗歌和绘画艺术融汇贯通，使诗情画意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而不只是“以画入诗”。而在意境创造方面，不只力求每一首诗写得有意境，而且以他的许多诗创造了一个共同的意境，即幽美怡静的境界。
葛晓音在《王维•神韵说•南宗画》一文中探讨王维山水诗与绘画之关系时，更是提出了一些十分独到的观点。她认为，王维的诗画堪称盛唐艺术的代表，但他的造诣和成就并不限于明清人所标榜的虚和、萧散、简约、淡远的风格和意境。从现存唐宋人观王维图的记载看，王维的画是非常注意写实的。同样，他在山水田园诗中，“既注重对景物的精确描绘，又善于融入抒情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创造优美的意境，其中一部分风格近似于北宗画的精工和雄伟。”“王维诗的意境正是凭着一个诗人兼画家对自然美的特殊敏感，通过辩证地处理形的虚实、主次、繁简等关系构成的，而不是舍形求意的结果。”“王维诗常借助精心结构的画面表现深长的含意，并不如明清人所说来自天籁，不用人巧。”所以，此文不但是对明清人关于王维诗画评论的综合检讨，也是对近现代学者多强调王维山水诗淡远、空灵的意境的一个纠偏。
更多的论者则是在赞同苏轼此评的前提下，结合王维诗歌创作的实际，或从总体上探讨王维“诗中有画”的具体表现形式，或从某一方面深入剖析王维“诗中有画”的突出特征。
如袁行霈在《王维的禅意和画意》一文中就认为，王维的“诗中有画”是因为他虽用语言为媒介，却突破了这种媒介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语言的启示性，在读者头脑中唤起了对于光、色、态的丰富联想和想象，组成一幅幅生动的图画。具体地说，他善于从纷繁变幻的景物中，略去次要部分，抓住其主要特征，摄取最鲜明的一段和最引人入胜的一刹那，加以突出表现，并且总是突出自己最鲜明的印象和感受，以唤起读者类似的体验，使他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同时，还把绘画“经营位置”的技巧，运用到诗歌中来，特别注意所描写的景物之间的关联，善于处理画面虚实的布置，以达到“诗中有画”。
还有些学者对王维“诗中有画”的一些具体表现形式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如佘庆华的《王维诗中的色彩》、文达三的《试论王维诗歌的绘画形式美》、陶文鹏的《传天籁清音，绘有声图画》、《谈王维创作感觉意象的艺术》、金学智的《王维诗中的绘画美》、寇养厚的《诗中有画与画中有诗――论王维诗歌的绘画美和音乐美》、益军的《诗家妙思
画师巧构――王维诗歌的结构艺术》、毕宝魁的《论王维诗中的“画境”》、张浩逊的《关于王维诗歌“绘画美”的三个问题》、赵玉桢的《试论王维诗“诗中有画”的主体内涵》、翟振业的《王维山水诗与电影表现艺术》等。
其中，佘庆华文认为，王维在诗中描写客观世界的时候，常以画家的眼光观察事物，发现和研究在不同的时间、环境、条件下，客观对象的某种色彩与人的某种情绪的联系，并利用色彩能刺激人，人对色彩有心理反映的特点，在诗中把客观物象的色彩人性化，情感化，通过恰当的描绘物象的色彩来渲染情绪，抒发情感，烘托意境，产生以景动情的艺术效果。用动化、多样化、整体化的色彩来表达人物的感情，把色彩同声、态组合进行描写，便是王维诗中运用色彩的特点。
文达三不同意前此有关“诗中有画”的某些界说，认为王维诗歌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一、他的诗同他的画一样，常常表现出一种清幽静穆、缥缈空灵的境界，就思想情感的基本表达方式而言，他善于发现和捕捉客观外物与主观情感的契合点，从而托物以寓情，立象以尽意，以再现为表现；二、他善于将色彩、线条、构图等本来属于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全面地融汇入诗，在读者的头脑中唤起生动逼真的生活画面；三、他的“诗中画”的色彩、线条、构图，具有相对独立于描绘对象的形式美，这些形式本身能够引起特定的心理反应、审美体验，具有表情的功能，不仅仅是忠实再现客观对象的手段而已。
陶文鹏前文着重探讨了王维诗歌表现自然音响的艺术，他指出王维在山水诗创作中，是同时以诗人的灵心、画家的慧眼和音乐家的锐耳来捕捉、表现自然美的。他把音响的描写当作为自然山水传神写照的一个重要手段，使声音成为构成形神逼肖、气韵生动、具有立体感的自然景物形象的要素，他对自然音响的素材能严格地选择、提炼，能融情入声，并运用多样化的手法使音响和景色和谐交流，使他的“有声画”显出鲜明特色。其后文则指出，王维在表现姿态万千的自然美时，诗人既能在总体上收摄和概括雄伟壮阔的山水景色，又能细致入微地刻划各种自然事物，笔下的自然意象，有雄壮之美，也有精微之趣。以广摄与细取互相渗透、补充而构成的意象，粗中有细，小中见大，方之于绘画，可以说是融写意的疏体与工笔的密体于一幅之中。在王维诗中，自然界的美丽景色和神奇音响往往是有机配合、水乳交融的。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意象、一幅幅配着音响的图画使读者耳目一新。
金学智文用绘画中的“条件色”这一原理来分析“空翠湿人衣”、“客舍青青柳色新”、“月色冷青松”等诗句的艺术效果，新颖而有说服力。此外，作者还着重论证了“王维把中西绘画共有的线型透视和空气透视的规律运用于其中，表现了受透视规律制约的空间层次”。同时指出王维运用中国画所特有的透视法，用诗的语言来表现“三远”（
即高远、深远、平远）。最后作者分析了王维表现诗中画的构图美、意境美所运用的“以虚带实”、“以人点景”等艺术手法。
益军文则从诗歌本身的文字结构、谋篇布局，探讨王维山水诗“以画法为诗法”的结构艺术。他指出，王维的山水诗常常是以画法和诗法相结合来结构的，有的诗可以明显地看出画笔与诗笔明暗两条线索；有的诗则运用“双体结构”映衬、反衬之法，对比强烈，宾主有序；有的诗格老味长，从容不迫。
毕宝魁文指出，王维诗中确实有画，主要表现是他将一种兼工（工笔）带写（写意）的画风融进诗中，而创立了一种把刻意求工和浑然天成、熔为一炉的诗风。
最后，再介绍一下本世纪有关王维绘画研究的一些成果，专著主要有傅抱石译、日人梅泽和轩著《王摩诘》、何乐之的《王维》，专题论文则主要有童书业的《王维画法的特点――中国美术史札记之一》、陈允吉的《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杨军的《“雪中芭蕉”命意辨》、陈传席的《王维和水墨山水画研究》等。
禅意禅宗的王维山水诗的影响，也是学界研究的焦点。袁行霈的《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和陈允吉的《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可以说是本世纪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
其中袁文认为，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王维有些诗是禅学的枯燥说教，有些诗则在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的描写中蕴含着禅意，而王维诗中的禅意，集中地表现为空与寂的境界，还表现为无我的境界。有必要区别看待。他后期诗歌意象空灵，境界清幽，呈现出一种闲淡冷寂，悠然自在的情趣，显然与禅学的浸润有关。其中自有消极的因素在，若辩证地看，禅宗常使用形象的表达方式和诗的语言，当诗人投身大自然并进行创作时，“顿悟”的方式往往能引导他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在刹那突破一点，进入富于哲理意味和艺术趣味的世界。这种意外的收获，恐怕王维自己也未曾明确意识到。
陈文则认为，王维在描绘山水风景的过程中，时常把自身进行的理念思维和审美体验结合在一起，在自然美的艺术形象中寄托着唯心主义的哲学思辨，塑造那种虚空不实和变幻无常的境界，从而把禅理有机地“组合”到“诗情画意”中去。诗人特别喜爱刻画清寂空灵的山林，表现光景明灭的薄暮，这些从他的诗中反映出来的特有现象，都是同他力图在作品形象中表现禅宗色空思想分不开的。另外，陈文还对王维山水诗中表现“动”与“静”的关系、“禅悟”的认识论、“任性逍遥，随缘旷放”的生活理想进行了探讨。
此后，有关王维诗歌与佛教禅宗之关系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较具代表性者有：曲世川的《王维的佞佛和他的山水诗》、孙昌武的《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史双元的《禅境画意入诗情》、《王维诗中的禅趣》、贺新居的《王维的奉佛与诗歌初探》、陶林的《王维的禅宗审美观及其山水诗的空灵风格》、李育仁《对王维诗中虚幻境界的思考》、张清华的《禅宗艺术观与王维诗的风格》、邱瑞祥的《禅宗的“净心”思想与王维山水诗的艺术风格》、《禅学理念与王维山水诗创作手法》、毕宝魁的《王维佛教思想对其诗歌艺术的影响》、赵玉桢的《王维山水诗源于禅宗吗？》、姜光斗的《辋川诗与南宗禅》、〖日〗内田诚一《王维“安禅制毒龙”考辨兼其佛教诗的实践性》、赵昌平的《王维与山水诗由主玄趣向主禅趣的转化》、陈允吉的《王维〈辋川集〉之〈孟城坳〉佛理发微》等。
曲世川文认为，王维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并在长期的优美静谧的山水园林生活中，形成了具有佛教特征的任运自在的美学观念，表现在他中晚年的山水诗中，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以静寂为任运自在之美，写了一些静寂、肃穆的山水诗，二是以清丽为任运自在之美，写了一些优美、幽深的山水诗，三是以自然为任运自在之美，写了一些物事的自生自灭、自动自息的山水诗。他中晚年山水诗的清远的风格，正是他任运自在的美学观念的体现。
孙昌武文认为，禅宗思想对于形成王维山水田园诗那种“澄淡精致”、“浑厚闲雅”的独特风格，起了积极作用。其影响于王维的诗歌艺术，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以禅悟入诗、以禅趣入诗，以禅法入诗。具体地说，以禅悟入诗，违背了诗歌重主观抒情和形象描绘的原则，损害了诗的内容，也破坏了艺术上的完整；以禅趣入诗，在内容上往往是消极的，却有助于突出自然界清幽、静谧、肃穆的诗情，有助于形成他的诗高简闲淡、凝神静虑的境界；以禅法入诗，大大丰富了诗歌的构思方法和表现方法，使他的诗歌在意境创造上不重迹象重传神，主客观浑融一体，在意蕴的表现上，言有尽而意无穷，语短情浓，更值得重视。
史双元前文认为，王维的一些诗作，往往把自己心领神会的禅悟包含在具有美学意义的象征性图景里，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景中再现空灵清静的禅悟之境，“以假造之景象”，“显示人生、宗教或道德、哲学某种深邃义理”，这使他的诗既含蓄隽永，又平淡自然。后文则指出，王维将他所理解的禅理，所感受的禅境融入诗情画意之中，这类诗大都具有“俗”、“真”，明、暗，显、隐二相，既可以从世俗的角度得到美感，又可以从“胜义谛”感悟生慧。文章进而分析了王维一些作品中的禅理、禅趣、禅境。
陶林文指出，王维禅宗美学观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空寂之美的追求与赞颂”，但这种空寂“是根植于现实和人世以心灵体悟到的空寂，是内含着万物的实有和灵动的空寂”，并由此导致空灵美学风格的产生。王维诗中出现最多而且最能代表诗人风格的是“山、明月、白云、清泉、松、竹等意象”，“形成了以’空山‘为中心，再向上下左右四方伸延的多层次的立体空间结构，而不是单向演进的结构”，因而王维的山水诗有“一种空朦旷寂而又灵动之至的美学效果”。
李育仁文则认为王维“是有选择地接受了大乘般若学的’中观‘学说的某些影响”，同时也受《庄子》的“逍遥”、“齐物”，特别是“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物化”思想的影响。这不仅使王维有着消极的人生态度，而且使其诗中产生虚幻的境界。作者不同意有的文章把王维优秀的山水诗说成是“寄托禅理”之作，更不同意“用佛经、王诗互相对照、注释”，从而“完全抹煞王维诗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社会功能，即美感作用”的做法和论断。
赵玉桢文对学界普遍认为王维山水田园诗受禅宗思想影响提出了不同意见，作者首先从王维山水田园诗创作的过程和几次隐居的心态着手，分析王维中前期所作的山水田园诗并未受禅宗多大影响。作者指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除个别专谈佛理禅机之外，都不能说他们渗透着禅宗思想充斥着禅宗生活情趣。王维山水诗中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幼年时生活环境的熏陶，是王维对大自然幽美环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依恋之情，二是前代田园山水诗尤其是陶、二谢诗对王维山水田园诗有着深刻的影响，三是他高妙的山水画艺术与山水诗艺术的互相影响，相辅相成，这是三者之中的关键。文章最后说王维山水田园诗中洋溢着生活美和艺术美，王维把自己充沛的感情和充实的思想通过自然界的蓬勃生机和美妙情趣在诗中艺术地表现出来了。
赵昌平文认为，王维的《终南山》、《初入终南》等诗，“虽然气调仍较明朗宽大，而体格亦仍较多对前代的借鉴，然而在山水诗中表达禅趣的意向是明确的，因而在诗歌意象上表现出虽仍不废刻画，但却力图摆落对象的具体形相，多通过化实为虚的手法来使对象虚化的倾向。这类诗作可以视为由主玄的山水诗至主禅的山水诗之接合部。”
文章又指出，“《辋川集》的意义在于，它本身并非有意证道之作，而是一组游览诗，但它又是一组含蕴了诗人深刻的心理积淀、文化积淀，因而将业已转化为诗人才性的禅的讲究刹那体验的思维形态，融入了即时即地心境的游览诗。也就是说，在诗人心物相缘的创作过程中，禅的意识，已不再是诗歌的外围成分，而成为诗心的内含成分，并熔炼了诗人的种种艺术素质，随时随地地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又引起了对山水诗诗体形式的新要求，从而又促进了五绝体势的发展。”
另外，葛晓音在《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中对王维山水诗与禅宗之关系的分析也颇为独到，作者首先指出，“南宗的顿悟性空之说对于王维观照自然的方式是有影响的”，“有助于诗人在欣赏自然时摒除烦虑和杂音”，“在虚静之中可以听到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感觉到平时难以觉察的动静”，写出了诸如《鸟鸣涧》这样的好诗；其次，王维还善于用丰满的色相渲染禅寺，如《游感化寺》“所有意象的选择都格调一致，色彩鲜明，富有宗教壁画的装饰趣味，从而构成了一幅金碧辉煌的梵天仙境图，生动地展现了佛经中描绘的极乐世界。”作者还指出，“将禅境化入多种风格的记游诗，以丰富山水诗的内容和表现艺术，正是王维对山水诗的重要贡献之一。”作者最后认为，“王维的空静之境固然是吸收了禅家涤清烦虑、自悟性空之说的产物，但也是他追求真淳高洁的审美理想融合在高度提纯的自然美之中的结晶。当他晚年在长安’唯以禅诵为事‘，丧失了生活情趣之后，即无好诗，亦可足证对禅境的体会并不是王维取得高度成就的主要原因。”
六、其他题材的诗歌、诗歌体式和文赋研究
边塞诗和其他题材诗歌在山水田园诗之外，王维还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送别诗和应制诗，但是学界对王维这些题材的诗歌的研究无论从质量和数量上远逊于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研究。
就边塞诗的研究而言，主要有张清华的《论王维的边塞诗》、王从仁的《论王维的边塞诗》、马秀娟的《论王维的边塞诗》、王志清的《王维边塞诗雄悍慷壮的人格塑型――兼论鲍照的影响》等。
其中张清华文首先从内容上分析王维的边塞诗，将其分为五种类型，同时指出其艺术上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意境新颖，皆出常境，诗中有画，画中寓情。
王文认为，王维的边塞诗反映了游侠少年豪情和边塞将士的英勇奋战，表现出作者开阔的胸襟、炽热的情感；唱出了高昂、奋发的时代强音；抒写了壮士有志难酬、将军有功不赏的情怀；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军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也寄托了寒士阶级的愤懑不平。王文还以开元二十五年王维赴凉州为界将其边塞诗创作分为前后期，认为后期创作主要表现了边地人民的生活，刻画边塞风光，开出了新的路子。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方法上，王维曾尝试从各种体裁写边塞诗，他较多地运用七古写边塞题材，是由四杰走向高岑的一个环节；以七绝写游侠、边塞生活，也是王维的创举。其七律亦有雄阔一路，还在边塞诗中表现出描绘人物的特长。
马文对王维边塞诗思想内容的分析和张文、王文大同小异，对艺术特点的论述着眼点则不同，主要从写景与状人两个方面分析。在写景方面，该文认为，王维前期创作的边塞诗中就已具有“诗中有画”的特点，只是与山水诗不同，表现的是阳刚美：“体现在境界的阔大雄浑，气魄的宏伟奔放，笔力的刚健苍劲，读之令人感奋，催人向上，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在状人方面，其边塞诗不少是“以描写人物活动为主体的，景物描写是这些活生生的人物活动的场景而处于从属地位”，王维写人物的方法是“常常用最省净的语言，抓住人物的某一典型活动，寥寥数字就勾勒出人物的形象”，又“侧重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还侧重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借助于典故刻画人物”。
有关王维送别诗的专论目前似乎只有师长泰的《虚实变换 情味俱深》。该文着重探讨了王维送别诗的艺术特色：一，抒情与写景的融合，王维继承并发展了魏晋南北朝送别诗借景烘情的传统手法，创立了融山水描写与抒发别情于一体的送别诗的新格局；二，实境与虚境的变换，唐以前的送别诗侧重于实境的描绘，而围绕着送别时的所见所闻来抒写别情。王维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写法，把送别诗的境界拓展到别后的山程水驿之中，造成了送别实景与别后虚境的变换；三，借地形以叙行色。
对王维应制诗进行专门探究的文章也只有维治译的日本学者入谷仙介的《王维的应制诗》一文。该文主要以应制诗为中心就王维宫廷中诗进行探索，作者认为王维应制诗大体上也是充满了祝福皇帝的昌盛荣华的文字，与其他诗人情况没什么两样，但他仍能试着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它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手段。
王维诗歌体式研究朱湘的《王维》是本世纪较早对王维诗歌创作进行较为全面探讨的文章。该文对王维的各种诗体一一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王维在古体中五古长似七古，绝句中五绝长似七绝，律诗中五律长似七律。这种工短句而不很工长句的事实并非偶然的，它与作者的文体间是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因为作者的文体是一种重神韵的文体，讲究暗示而不讲究直叙，着重弦外之音而不着重于言尽于辞，所以短句成了他的得意的工具，短句再加短篇，所以王维的五绝独擅今古。文章又指出，王维的五律诗中写一种清超的风景，与五言绝句中所写的充满禅性的幽景不同，而王维的七言古诗可以当得“平稳”二字。
在朱湘文发表之后将近六十年时间内，未见有人对王维的诗歌作专门的分体研究。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学界又出现了一些分体裁研究王维诗歌的专论，如王志的《试论王维五言山水诗的意境美》、韩宪臣、毕宝魁的《王维乐府诗初探》、张明非、陈列的《从王维五古看唐代五古诗的嬗变》、张传峰的《论王维的七律》、邱瑞祥的《论王维五言律诗的情感倾向》、《王维的古体诗与盛唐气象》、《论王维的七言律诗》、〖日〗入谷仙介的《关于王维早期的乐府诗》等。
其中，韩宪臣、毕宝魁文认为，王维早期的乐府诗首先具有很强的娱乐性，足以显示出他是位文字巨匠；另一方面也充分地反映了他青春时期的精神风貌；其乐府组诗在结构上还有一个特点，即第一首歌咏实景，第二首以下则为适合座中客人的要求而展开想象进行虚构，不象一般组诗那样，仅把大体上相同情趣的几首作品并列起来。王维就是在易懂的乐府诗篇中尖锐地揭示出华美的外衣中裹藏着的精神世界，委婉地抒发自己的情怀。
张明非、陈列文则认为，在盛唐诗人中王维是较早对五古进行探索并取得显著成绩的一个，概括起来说大约有以下特点：一，建安江左，兼容并取；二，熔铸陶谢，益以风神；三，借鉴近体，运律于古；四、因为王维处于五古的转折阶段并促进了五古的转变。所以，王维在唐代五古转折阶段起了很大的作用。
邱瑞祥前文认为，王维古体诗中积极入世情怀显露出雄浑博大的诗境和刚健流畅的风格，这些正是盛唐气象的积极产物和代表风格；中文认为王维的五律呈现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倾向，表露出儒家的中和之美；后文则认为，王维在七律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位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与拓展的过渡性人物，是通向杜甫七律的桥梁，具体表现为：表现领域的扩大；极力塑造高远的诗歌意象；追求章法的变化。
入谷仙介文则提出了他在对王维诗歌日译过程中发现的有关早期乐府诗的一些用典的问题，目的是要探讨王维究竟是以什么作为典故的，进而重新看待青年时期的王维。
王维文赋的研究王维不但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同时也写了相当数量的文赋。但学界对王维文赋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专题论文主要有陶文鹏的《论王维的文赋创作》、张清华的《王维的文赋》等。其中陶文鹏文指出，王维的文章中，有少数是思想内容积极健康、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在形式上，绝大多数是唐代风行的“时文”即骈文，但他能骈中见散，既保持骈文对偶齐整、音韵协调的特色，又具有语言流畅、气势充沛的散文美，显示了由骈文向散文转化的迹象。他的不少以送行为题材的作品，都在篇末生动地描写送别时的环境或别后行人旅途中的自然景色，寓情于景或景中含情，使文章摇曳生姿，富于诗的深远意境。这是王维文章一个鲜明的艺术特色。
七、王维与孟浩然和其他诗人之比较
王维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艺术成就，和他对前代、同代诗人的广采博取是分不开的，所以本世纪也产生了一些将王维与前代、同时诗人进行比较的研究成果。
与孟浩然之比较就王孟并论的专著而言，主要有杨荫深的《王维与孟浩然》、王从仁的《王维和孟浩然》等。
杨著主要说明了王维和孟浩然的种种相异之处，如他指出，两人虽然同是描写田园的，但情调却截然不同，“浩然有时毕竟还要高呼直喊起来”，而王维“只是低声吟咏，令人入闻溪流之声，淙淙有韵”；王维的诗“与孟浩然一同读起来的时候，真会觉得一个是怎样爱静，一个在静中总是带着一些动的”，至少孟浩然“心中一些不平之气，常常会在字里行间发吐出来的”；“王维的写景诗大多是静的，是客观的，浩然却是动的，是主观的。一个是竭力避免自己的影子放到诗里去，一个却喜把自己的影子和诗篇去混合。”
和杨著不同，王著则在肯定王孟并称、王孟地位相当的前提下，探讨了王孟各自的生平和文学成就。王从仁在引言中认为，王孟并称有着丰富的涵义。首先，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是情趣相投的莫逆之交；更重要的是，他们共同开创了盛唐诗坛上一个主要的创作流派――山水田园诗派；在思想作风上，他们都以“高人”、“隐士”著称；在诗歌体裁上也有共同的好尚，都擅长五言诗。当然，王、孟也有所不同，如王维歌咏的题材就不止山水田园，他的风格也有雄阔的一面；即使是两人的山水诗也有一定的区别。作者又具体论述了王孟山水田园诗的区别：首先，王维诗中，诗人的自我形象与外界景物融成一体，作者的个性与自然达到了完美的契合，他善于通过景物的描写，表现个人的感情。孟浩然诗中，诗人的形象是独立的，并不断地在所描写的自然环境中活动着，作者的感情是直抒出来的。其次，王维的诗，静中有动，往往以静写动。孟诗中，首先使人感觉到的，是诗人情感的波动，他所描绘的景物却往往是静美的，万籁俱寂的。再次，王维诗以清秀精工著称，语言锤炼，时有警策之句、醒人耳目的“诗眼”；对景物的描摹，则善于彩绘。孟诗清新自然，篇幅大多短小，语言平淡，擅长白描手法。另外，王维的诗受佛教思想影响较大，孟诗则不明显。总之，王维的诗丰润而富有生趣，孟浩然的诗清淡而韵味悠长。
除了上述专著，本世纪还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专题论文。承名世的《王孟的优劣》可以说是较早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该文认为，王孟虽然并称，“其实孟诗远不及王”：“王诗的长处是清远隽逸，孟诗虽也清远，隽逸却不及王，其长处在比较矜炼而已”；“王维早年得志，胸襟开阔，所以他的诗没有寒酸的气息。孟浩然一生潦倒，胸襟因穷愁而狭小，加以才情较差，所以他的诗不能脱寒酸的气息。”
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见有人将王孟作专门之比较。八十年代以后，学界才又出现了一些相关的文章，如丁成泉的《论王、孟山水诗的艺术经验》、贺新居的《王、孟诗歌之比较》、李浩的《王维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之比较》、胡遂《论陶谢王孟田园山水诗审美意趣之异同――兼论山水诗从六朝到盛唐意境演进过程》、冀勤的《孟浩然王维诗风格琐谈》、朱起予的《王、孟诗歌差异论》、赵玉桢的《王维•孟浩然齐名质疑――论王维为高孟一等的大诗人》、赵玉桢的《论王维、孟浩然思想境界的差异》等。
其中，丁成泉文从景物形象的塑造、表现手法和诗与画的结合三个方面，探讨了王维以及孟浩然的山水诗的艺术经验。贺新居文从四个方面概括了王孟诗歌的内容，指出王诗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比孟诗略胜一筹。就山水诗而言，王维受佛教思想影响较深，处处可见受绘画影响的痕迹，这些在孟诗中都很难找到；就田园诗而言，王维善于写静，以有声写无声，是幽静；而孟诗中的静往往是“寂静”，是直写其静；王诗中的景色是一幅幅静美的田园画，孟诗则如一个个蒙太奇镜头；王诗“物我一体”，是“无我之境”，孟诗往往有诗人活动的影子，是“有我之境”，孟诗喜直接抒情、议论，王诗多以景见情，情景交融。二人各有成就，不宜轩轾。李浩文从思想、创作时间、观照自然的角度、抒情方式和体裁等方面，对王孟山水田园诗作了比较，着重于同中有异，分析其特点及其成因，指出孟浩然是由于晋宋山水田园诗过渡到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桥梁和重要转折点，熔陶谢于共冶，和山水田园于一体，基本上为盛唐山水田园诗定下了基调；王维则以其天才之资将诗、画、音乐和山水、田园结合得天衣无缝，更臻完美，把盛唐山水田园诗推到了顶峰。胡遂文对王孟诗歌进行了比较：孟诗个性鲜明，诗人自我形象特别活跃，呈现“淡美”的意趣；王诗则泯灭个性，消尽意气，从而达到一种“思与境谐”的境界。冀勤文从王、孟的不同经历入手分析了二人退隐的不同原因，认为王维在遭受到人生的挫折、正视了社会的诸多矛盾之后自甘退隐的，因此，他的内心趋于平静，是充实的，反映在诗中便呈现出一种真正恬淡美好的风格。孟浩然的退隐则是失意者寻求的一种解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他在描写山水的心境里，很明显地流露出一份抑郁和对社会冷淡的情调，这在王维诗中是找不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孟浩然完全不受时代氛围的影响，在其秀丽淡雅、宁静清冷的诗风中，也带有盛唐时期的特色。朱起予文指出，孟浩然诗总的特点是“冷”，其意境是清远的；而王维诗意境是清秀的，富有人情味的。孟浩然是疏野的，其诗表现的是一种既有别于田父野老、又不同于隐逸官僚的具有乡绅特征的思想；王维则是一位文人，一位正统的、有着高度文化修养的诗人兼画家。孟诗总是存在于相对封闭的空间中，视境不免局促；王诗的视境往往是阔大的，无限的。赵玉桢后文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王维、孟浩然向来齐名并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片面的结论。因为两位诗人除都创作了不少优美的山水田园诗这一点相似外，再也没有共同之处。仅就诗作来说，从宏观方面来看，两位诗人成就、对诗史的贡献有大小之分，艺术风格有丰厚与单弱之异，思想境界有高下之别，这些巨大的差异决定了王、孟诗作从总体上根本不能划分到同一层次。
另外，葛晓音在《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中也对王维与孟浩然在山水田园诗创作上的异同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比较，作者认为，“如果说孟浩然以
比兴寄托和壮逸之气充实了南方山水诗的骨力，那么王维就是在充分吸取南方山水诗表现一书的基础上，开辟了北方山水田园诗的新境界，以雄浑壮丽与清新自然相结合的风格，实现了汉魏风骨与齐梁词彩相交融的艺术理想。”再如，作者指出，“如果说孟浩然的山水诗是以感受为主，而较少刻画，以淡化意象取胜的话；那么王维则更擅长于精确刻画形貌特征，用精心结构的画面表现丰富的感受，因此他笔下的山水无论色彩或构图都比孟浩然鲜明。”
王维与其他诗人之比较学界除了喜欢将王维和孟浩然进行比较研究，还将王维与陶渊明、谢灵运等前代诗人进行比较，以期探讨其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渊源，将王维与其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如李白、杜甫、储光羲、裴迪等人进行比较，以探讨他们诗歌创作之异同；更有人把王维与外国诗人如华滋华斯、泰戈尔等人的诗歌进行比较，探究人类共同的文学审美趣味，也有人研究王维诗歌对日本等国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八十年代之前，虽然没有人将王维与这些诗人进行比较的专题论文，但是在一些论著和论文中，实际上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比较。如陈贻焮《论王维的诗》在探讨王维诗歌风格形成原因时指出，他的一些诗蕴藉、素朴，深受《国风》艺术风格的影响。他累用《史记》中的题材（如《夷门歌》等），不失原作慷慨悲壮之情。而其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又莫如《楚辞》和陶渊明。王维不仅采用了《楚辞》的形式，发展了它的意境，创作了许多骚体诗；就是他的一些近体诗，境界精美，且一往情深，颇有哀怨之思，所受《楚辞》（尤其是《九歌》）的影响，也莫不隐约可辨。王维是陶渊明之后成功的田园山水诗人。他们都热爱自然，都具有平和恬静的心情。他们的风格都是浑成的，格调也都是高雅的，但他们的诗歌，也有所不同。其中最显著的是：陶诗着重白描，王诗长于彩绘；陶诗虽善写风景，而表现生活感受居多，王诗虽情景交融，却仍以景物描写为重。再如，王运熙的《王维和他的诗》也论及王维与陶渊明的异同，他认为王维一些山水诗如《竹里馆》等的艺术描写都比较生动，情景交融，语言自然，跟陶潜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颇为类似。“但这里所刻划的人，对社会现实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超尘绝世，陶醉于自然的美景中，它也不象陶诗那样在表面的恬淡中包藏着对现实的消极反抗，表现了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愤慨，这里所有的只是官僚地主赋闲生活中的优游自在，因此在思想内容上就谈不到有什么社会意义。”
葛晓音的《王维•神韵说•南宗画》是较早将王维放到中国山水诗史上探讨其艺术渊源和影响的专题论文。该文在论及谢灵运对王维的影响时说：“大谢状物的精致使王维懂得形象确定性的重要”，“同时大谢的堆砌和繁琐又使王维明白形象的过分确定也会限制人的想象空间，使诗歌失去回味的余地。因而他善于用清丽去冲淡大谢的华靡，用简约压缩大谢的繁缛。”
此后，产生了许多探讨王维与陶、谢、李、杜等人之异同的文章，如任嘉禾的《陶潜与王维――诗史上儒道结合与佛道结合之比较》、马秀娟的《山水诗的一大飞跃――王维与谢灵运山水诗之比较》、胡遂的《论陶谢王孟田园山水诗审美意趣之异同》、万亚峰的《试论李白、王维创作倾向的分化》、王竟时的《试论“二谢”与王维山水诗的艺术风格和特色》、王友怀的《追楚辞逸步而自见新意》、王志清的《山水诗中物的心态化试论――王维杜甫山水诗比较研究》、李金坤《储光羲、王维诗歌之异同》、师长泰的《〈辋川集〉王、裴五绝诗比较》等。
其中，任嘉禾文认为，陶潜的思想以先秦“儒家八派”中的“颜氏之儒”为主体，陶诗中所表现的典型情绪、典型性格都出自“颜氏之儒”，王维属于“孟氏之儒”，王诗中体现了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典型情绪，体现了“兼济”与“独善”相统一的孟子式的典型性格。作者还论证了王维以孟子思想为主导与当时现实的矛盾，因而走上了“儒佛（禅）结合”的道路，这也对王维诗歌风格产生影响。胡遂文指出，王维诗中的“物我一体”不同于陶渊明的“物我交流”。谢灵运和王维在通过对自然山水的观照来体悟哲理这一点上品共同之处，但这种体悟反映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往往是一种与景物基本脱节的说教；体现在王维山水诗中却是一种苞含于大自然的物态无趣之中的宇宙人生的至理。王维采取的这种摒除知性逻辑干扰的直观顿悟方式，最符合创造意境的审美规律。胡文还把山水诗从六朝到盛唐意境演进过程描述为：从谢灵运的客观状物到谢朓的融情入景，到孟浩然的“期以放性”，再到王维的“思与境偕”，这就是中国山水诗从产生到盛唐阶段意境演进的一般过程。万亚峰文指出：安史之乱，成为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时的每个作家通过对时代气候的不同感受，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重新选择了自己的创作道路，体现在他们出世与入世的分化上，王维和李白就是这两种倾向各有代表性的作家。在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的冲突中，李白表现出了更强烈的理想主义世界观，毫不顾忌客观现实的压力，大胆创作；而王维进步的政治理想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被吞噬了，性格的弱点则有了进一步的显现。王友怀文的角度比较新颖，先从王维骚体诗融汇《楚辞》词语而出新意和受《楚辞》骇目谲怪的风格影响两个方面分析后，认为王维众多的骚体诗“不只是对骚体形式的简单模仿，而更能让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表达诗人的情志，表现诗人的写作技巧，显示着诗的意境美。”至于《楚辞》对王维诗歌艺术的整体影响，王文拈出王维幽静的意趣与屈原诗句中幽静一面的投合，二人对芳草香花的特殊兴味，和善于通过色彩表现诗人明快朗丽的感觉等的绍承中表现出王维诗的艺术个性。李金坤文指出，在山水诗方面，储光羲、王维皆体现出一种阔大开朗、意境雄浑的气象。但王维在创作上力求追一种超尘脱俗而虚幻空寂的禅悟之境；而储光羲描写山水，多以世人手眼客观而真切地加以描写，力求写出它的真趣，给人以美的享受。在田园诗方面，储、王都表现出一种安适自得、乐在其中的情趣。但王维诗多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来描写的，只能是一种“无我之境”；而储光羲却不同，他完全是以当事者的身份置之于农家之列，完全是一种“有我之境”。如果以秀静恬淡、情境高爽来概括王维山水田园诗风格的话，那么储光羲则表现为真朴自然、淡远醇厚的风格。师长泰文则指出，由于思想感情相合，生活情趣相投，加之深受王维的影响，裴迪的诗也同王维的诗一样，具有平淡自然的风格。但二人毕竟生活经历、思想境界与艺术修养不同，因此他们同咏辋川之作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从总体上看，裴诗的艺术水平不及王诗高，但也有少数篇章写得情景交融，意境悠远。具体地说，王维《辋川集》二十首绝句中，除了少数几篇偏重实写，其余绝大多数诗都重在虚实结合，显得构思多变，形神兼备。这与裴迪大多数诗偏重实写形成对比。二者在艺术构思、表现手法上有明显差别，因而也造成不同的艺术效果。
另外，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在论述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时也经常将王维与陶谢进行比较，且时见精辟之论。如作者指出，“王维学习大谢，并不像沈宋和二张那样热衷于章法和格调的模仿，而是超出一格，对大谢的古体山水诗平铺直叙、面面俱到、不分主次、寓目辄书的基本表现方式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形成了突出主线、详略得宜、曲折有致的多种结构方式，并在一向以意象密实为特色的古体中创造出空灵的意境。”作者又指出，王维和陶渊明的相合之处，主要是在安贫乐道这一点，因此他“最容易接受的还是陶诗所提供的现成的田园模式，即鸡鸣狗吠、桑麻榆柳、村墟烟火、菊花壶酒、穷巷柴扉这些安贫乐道之意的特定意象”，但是，王维“善于将陶诗的典型意象吸收到自己的田园生活中去，没有满足于对陶诗意象的综合和模仿。”
还有一些文章将王维与域外诗人进行比较，如金丹元的《试比较王维与华滋华斯山水诗的近似审美意识》、孙振华《两位集进取与高蹈于一身的“大自然歌手”――试比较王维与华滋华斯》、朱晓亚的《王维与泰戈尔诗歌比较》等。也有学者探讨了王维诗歌在域外的流传和影响，如雪田的《王维的诗有俄译本》、〖美〗于宝玲著、周发祥摘译的《王维研究与翻译近况》、周发祥、洪庭木的《王维研究在国外》、王丽娜的《王维研究在海外》、马歌东的《试论日本汉诗对王维五言绝句幽玄风格之受容》、〖韩〗柳晟俊的《王维诗对李朝诗人之影响考》等，都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八、作品考辨及文集整理
诗文的考辨本世纪学界对王维诗文作品的考订和整理同样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陈贻焮的《王维诗选》是本世纪关于王维诗歌考订方面第一个具有较大规模的成果，该书对王维的许多诗作的作年进行了考订，并为之作了编年。
本世纪专事王维诗文考订的文章主要有：程会昌的《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曹济平的《关于王维写作〈辋川集〉的年代问题》、陈贻焮的《〈关于王维写作《辋川集》的年代问题〉读后》、韩维钧的《王维现存诗歌质疑》、杨军《王维诗文系年》、陈铁民的《王维诗真伪考》、毕宝魁的《王维诗二考》、李浩的《王维孟浩然诗地名考辨》、杨军的《王维文校理札记》等。
而谭优学的《王维生平事迹再探》、王达津的《王维生平及其诗》、陈铁民的《王维年谱》、杨军的《〈王维的生平和诗〉质疑》、张清华的《〈王维年谱〉证补》、《王维年谱》、陈铁民的《读张著〈王维年谱〉札记》等，在探讨王维生平事迹的同时，也做了不少王维诗文的考订工作。
作品集的整理和版本研究对王维作品集进行重新整理的的成果，主要有傅东华的《王维诗》、陈贻焮的《王维诗选》、陈铁民的《王维集校注》等。前面两书是选本，其中陈贻焮著因为考订精审、注释简明，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在学术界一直具有很大的影响。陈铁民著是对王维现存作品重新进行校理、笺注、编年的成果，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八、九十年代王维生平和诗文考订等方面所取得的实绩。清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也曾经过叶葱奇的勘校，被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在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三次排印出版，满足了王维研究界的需要。另外，陈杭编制的《全唐诗索引•王维卷》、陈铁民整理的《王维事迹资料汇录》、《（王维）画评》、《（王维）诗评》（均为《王维集校注》附录），对王维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有一定的帮助。
对王维作品集的版本和流传情况的研究成果，则主要有万曼的《唐集叙录•王维文集》、陈耀东的《王维集知见录》、陈铁民的《王维集版本考》等。
本文是《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第七章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