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纪有关唐五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唐代文学进行整体研究的，而且由于唐代文学的创作成就又主要体现在唐诗方面，所以这些研究成果也大多以唐诗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这种研究现状，我们下面将把本世纪学界对唐代文学和唐代诗歌所作的整体性、通论性研究成果放在一起进行介绍。

第一节 唐五代文学综合研究

一、唐代文学概论和唐代文学史的编撰

唐代文学概论本世纪的唐代文学概论性的著作主要出现在三十年代，专著主要有朱炳煦的《唐代文学概论》和胡朴安、胡怀琛的《唐代文学》。其中朱炳煦著简述了唐代文学发达的原因、特点流派、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价值，并重点讲述了唐文的演进、分类及唐诗的演进。胡怀琛等著也简述了唐代诗歌、小说、戏曲、抒情散文和杂文作品的创作情况，介绍了一些唐代文人轶事，以及唐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书后附有研究唐代文学的书目。

同样，相关的专题文章也大多是唐代文学的简单介绍，缺少研究深度，如曦微的《唐代文学之鸟瞰》、张显丰的《唐代文学的研究》、张秀亚的《唐代文学一瞥》、黄江华的《唐代文学概说》等。但它们客观上起到了向当时普通读者介绍和普及唐代文学艺术的作用，所以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稍具深度的倒是从某一题材角度对唐代文学进行剖析的研究成果，如胡云翼的《唐代的战争文学》、孙俍工的《唐代的劳动文艺》、石笋的《唐代妇女文学之发展》等。这些成果的出现大多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新思潮的兴起具有密切的关系，如胡云翼著出版于二十年代国内军阀混战之中，具有较强的反战色彩。孙俍工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劳工至上的思想。石笋文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以后全社会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反映了妇女解放的呼声。

唐代文学史的编撰本世纪出版的严格意义上的“唐代文学史”并不多，在本世纪上半叶主要是陈子展的《唐代文学史》。该书共分唐代文学概说、初唐诗人、盛唐诗人、中唐诗人、晚唐诗人、古文运动、唐人小说、晚唐五代词人等八章，进行评述。议论简明扼要，初具“史”的规模。

五十年出版的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无论是在“文学史”的线索的梳理、规律的总结，还是在一些文学史主要环节、重大现象的研究方面，都较上述陈子展著前进了一大步。该书首先能把隋唐五代每一历史阶段的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比较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论述。这在前此的文学史研究中还是不多见的。其次，能够具体地提出作家的历史作用，评述其功过，而且其评价的标准也未完全受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比较注重文学艺术本身的标准，这也是难能可贵的。第三，在对一些文学史重要环节的研究中时有创见。如该书以杨炯的《王勃集序》为依据，最先指出龙朔年间曾有一场反上官体的斗争；在论及卢照邻的歌行体时，指出这种体裁的出现是诗的赋化的结果。总之，这部书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经过了二十五年的冷落之后，九十年代中前期又出现了两部新的“唐代文学史”，即罗宗强、郝世峰合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

从罗宗强、郝世峰著已经出版的上册和中册来看，比较注重各个时期文学风尚的描述和诗人群体的研究，在对文学家创作成就评价时，已经抛弃了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中经常使用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标准，较为看重艺术审美标准，另外，该书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史问题的认识，也较前此的文学史著作更为深入，如他们对初唐宫廷诗歌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对盛唐诗歌艺术风貌的认识，都较有新意和深度。

相对说来，乔象钟、陈铁民著则较为厚重、细密。他们在充分吸收了八十年代以后学界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文学史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描述。这首先表现在该书章节的安排上，他们首次把“唐初宫廷诗人”、“吴中四士”等诗人分别列为专章进行论述，把“大历至兴元时期文学”、“咸通至天佑时期其他作家”分别都用两章的篇幅进行探讨，充分显示了他们对前人所谓的“文学史低谷”、“中小作家”的重视，体现了文学史研究已经从以前的思想艺术价值评判开始朝着“文学史”意义的评判标准转化了。其次，他们也很重视文学体式的形成和演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他们将“律诗体制的完成”单列为一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后唐代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更新和转变。

总的看来，这两部隋唐五代文学史在体例和写法上，基本上还是沿袭的以前的模式，即先分大的时段，然后再以作家作品的评述为主。并没有充分显示文学艺术流变的历史轨迹，深入总结隋唐五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宏观规律。

值得注意是，世纪末出现了一部写法新颖、面貌不同的隋唐五代文学史著作，这就是由傅璇琮主编，傅璇琮、陶敏、李一飞、贾晋华、吴在庆等合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该书充分吸取了陆侃如的《中古文学系年》、刘德重的《中国文学编年录》、熊笃的《天宝文学编年》、吴文治的《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等文学史编年著作优点的基础上，分段对唐代进行文学的编年，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如生卒、历官、漫游等），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印刷等门类的发展，扩而大之如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等，择取有代表性的资料，一年一年编排，使读者看到文学上的“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由于编著者本人在编写这部书的同时，已经对相关的文学时段的史实、作家的生平进行了大量的考证，所以这部书并不仅仅是把学界已有的文学史考证成果的汇总，其中更体现了编著者的最新学术成果。尽管编著者们认为，这部书还只是一种编年性的资料“长编”，但是这部书的出版已经使有心的读者能够利用本书较为丰富的资源，描绘出富有才情的唐代文学流程图景，已经开始引出一些原先意象不到的新的研究课题。

二、唐代文学与政治制度之关系

众所周知，隋唐五代文学的发展，除了有自身的规律，还和当时的一些社会制度甚至政治制度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加上本世纪下半叶我国文学研究界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也很强调文学艺术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其它意识形态的关系，所以研究唐代文学与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的成果就非常多，取得的突破也较大。

唐代文学与科举制度之关系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这种说法，历代都有人赞同或反对。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大多囿于此论，援引《全唐诗序》所说“唐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或者引《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进士》所记：“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或暂更改，旋即仍旧”，得出唐代开国以来就以诗赋取士，所以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这样的结论。

但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有些学者对这种流行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皇甫煃在《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中，就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征引和辨析，论证了唐代以诗赋取士不始于唐初而始于神龙至开元年间，从而认为：“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进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象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却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针对皇甫煃文的这种观点，王水照又在《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中进行商榷，他首先指出，《唐诗选•前言》中所说的“进士科的发展与庶族的勃兴相联系，主要指唐中叶以前的情况，尤其对盛唐、中唐诗歌高潮的影响至为突出”，然后针对皇甫文关于唐代以诗取士“始于开元年间而定型于天宝之季”的论断，认为高宗调露二年即有“进士加试杂文两首”的记载，而“杂文”是包括诗在内的，因此将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初唐诗歌的初步繁荣和盛唐诗歌的高度繁荣的一个原因是不错的。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在研究唐代文学与科举之关系时大多从更广的角度考虑问题，作更深细的资料考证工作。所以产生了一些资料翔实、考证谨密的考论结合的论著，如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陈飞的《唐诗与科举》等。

其中程千帆著经过对大量材料的梳理、考订、判别之后，认为“对于唐代文学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他说，行卷是举子们用来直接显示自己在创作上的才能和成绩的作品，因此都是精心结构之作。行卷的作品“可以较自由地选择题材和主题，可以较自由地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可以有较富裕的时间来从事艺术构思，可以用较多的篇章、较大的篇幅以及各种各样的文体来充分显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才能和风格”，“就行卷之作这方面说，它也带来国一部分坏影响，但主流是好的，是起着促进作用的。”作者在这部著作中用三章的篇幅，分别仔细地考察、论证了行卷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对唐代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最后指出，科举制度是唐代以来采取的一种官员选拔制度，是强化期政权的重大措施。它不可避免要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进士科举，则又是唐代科举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这样，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应当一分为二，如果就它以甲赋、律诗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总之，此书无论是在科举对唐代文学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论述上，还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都给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以新的启示。

在程千帆之后对唐代文学与科举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是傅璇琮，他的成果重要体现在论文《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和专著《唐代科举与文学》中。在这些成果中，作者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清理与辨析，肯定了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余年以后，而此时唐诗已经经过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开始放出璀璨夺目的光彩，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这样，作者就充分论证了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不是以诗赋取士促成了唐诗繁荣，而是唐诗的繁荣促成了以诗赋取士。而且，作者还以大量的材料，论证了唐代进士科的考试诗赋对文学的发展产生的消极作用。但是，作者又指出，如果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角度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在当时政治上起进步作用的制度对文学又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科举制度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唐代文化普及从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超过了前代，而唐代灿烂的文学艺术就是以文化的普及为基础的。其次，科试诗讲究声律对偶，也刺激了文人对声律音韵的研究，从诗歌创作的形式来说，也不是没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再次，科举制度还形成了漫游的风尚，扩大了文人的行踪，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有利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这些论述是比较辩证和中肯的。傅璇琮在文章中还指出，研究唐代文学与科举的关系应该把视野放宽一些，可以把科举制对社会风气与文人生活的影响作为研究课题，进行较全面、历史的考察。这个研究方向也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

作为傅璇琮上述研究设想的实践，陈飞在十年以后出版了《唐诗与科举》一书。该书就是从唐代社会政治的大背景入手，分析了唐代科举制度的成败得失，以及它和唐诗“品格”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对唐代科举士子的心态、生活、信仰、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进取姿态的等情状作了较为深入、独到的剖析，同时还以大量生动有趣的史料实例，对唐代科举制度对唐诗所起的作用也作了入情入理的探讨和阐释。与上述程千帆、傅璇琮著不同的是，该书除了具有学术性，还注重趣味性和和可读性，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读物。

此外，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一些专论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之关系的文章，其中较具学术深度者主要有：马积高的《唐代科举考试与诗的繁荣》、蔡川右的《唐代诗人与进士科》、任爽的《科举制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命运》、尹占华的《唐代文人社会地位的变迁与文学的发展》、陈飞的《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精神品质》、尚定的《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

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另辟蹊径，从科举制度的外围生活形态――干谒风气的角度，探讨唐代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如薛天纬的《干谒与唐代诗人心态》、葛晓音的《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等。

其中薛天纬文指出，荐举是唐代相对于科举入仕的另一条求仕之道，唐代文人要想通过荐举之路走上仕途必然要行干谒之事。所以该文旨在通过列举大量的实例，引证一些历史资料，对有用世热情的唐代文人在行干谒之事的种种心态作出分析：“自矜与躁进”、“委屈与自饰”、“感激与感愤”。

葛晓音文从初盛唐取士举人的观念变化、礼贤风气在盛唐的形成，以及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和精神状态等方面，对唐代科举制度对盛唐诗歌风貌的影响作了新的探索。作者首先通过对初盛唐一百多年间朝廷用人标准变化的详细考察，认为在科举和荐举中逐渐形成的以荐贤为“至公之道”的观念，最终在盛唐开元年间成为朝野的共识，以及政治清明的主要标准，是造成初盛唐文人独特干谒方式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初盛唐干谒之风盛行的基本背景。作者还从初盛唐文人种种干谒方式中看出，初盛唐文人无论是贡举还是释褐，调选还是隐居，只要不放弃仕进，就离不开干谒。然而从初盛唐文人的干谒诗文来看，这种风气对他们的精神面貌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初盛唐文人在上书陈启时几乎都不承认自己是干谒，总是竭力将自己的行为与一般的干谒区别开来。这主要是因为以荐贤为至公之道的观念改变了干谒者的心态。统治者求贤礼贤的姿态使他们找到了自己与被干谒者在人格上平等的支点，从而在干谒中消除了仰人鼻息的屈辱感，理直气壮地将干谒视为出于公心、平交王侯的合理行为。初盛唐文人在干谒中不但力求与权贵保持人格的平等，而且表现出高谈王霸的雄才大略，以及对个人才能的强烈自信，反映了文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理想以及心胸宽广、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盛唐诗歌乐观开朗的基调正是由这种精神风貌所决定的。干谒对盛唐诗歌的另一重要影响，是缺乏世故的下层文人在诗歌中充分反映了幻想破灭后的激愤，尤其是布衣对权贵的不平之气，成为盛唐诗的基本主题之一。此外，干谒作为向先达者自炫才能的一种方式，往往要进献诗赋。特别是在唐初到神龙年间进士不试诗赋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干谒成为文人最重要的诗歌社交活动，对于诗歌发展的刺激作用，甚至超过了进士试。葛晓音此论解决了前此学界一直无法说清的初唐时期科举制度对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的问题。

唐代文学与幕府、使府之关系九十年代以后，在唐代社会制度与文学之关系方面，幕府、使府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其中又以戴伟华取得的成果为最多。

其《唐代幕府与文学》是大陆第一部比较系统研究唐代幕府与文学关系的著作。该书首先对古代幕府制度作了一番研究，阐述了唐代幕府之盛与文人积极入幕的原因，认为唐代幕府的兴盛与节度使相始终，尤其是方镇的出现使其成为常置，方镇长官大量网罗名士入幕，加上科举制度并不能使士子们如愿以偿，因而布衣、旅客、方士、隐士等等均通过因人请托、以文干谒、献计献策等方式进入幕府，成为幕僚。该书重点探讨了唐代幕府与文学的关系，指出唐代许多著名诗人的坎坷而丰富的幕府经历，使他们有机会接触显示社会，直接面向冷峻的人生和广袤的自然，从而创作出了无尽数的优秀作品。不仅诗歌，四六骈文以及传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与幕府也有至为紧密的关系。作者指出，既然社会上有大量的文士混迹幕府，不得不对章奏之学进行钻研。章奏之学的蔚然大盛，则必然影响到当时文学的风气。人们在研究古文运动时，对古文运动以后何以古文写作难乎为继，古文何以不会取代骈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曾多方加以分析，而显然幕府的兴盛与文人纷纷入幕为章奏之学，是其中重要因素。同样，广泛存在的幕府，是文人相对集中的场所，也为他们讲述、记录、传播故事提供了十分便利的阵地。中唐以后，传奇创作渐盛，这与中唐以后幕府的兴盛也是分不开的。

在取得了上述成果之后，戴伟华又搜集整理了相关的事类材料，编制了《唐代方镇文人创作编年》，进而直接对唐代文人入幕与文学创作之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攻坚，终于在几经磨砺之后，推出了《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这一文史结合的唐代文学研究新成果。

在这部书中，作者并不满足于吸收史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来解决文学史问题，而是自己动手，对现有的方镇幕府制度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考订。如该书第一章第一节通过对方镇制度的考辨，分析中央与方镇之间关系及其对文士的影响，发现“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的传统提法有失偏颇，认为大多数文人应是“先辟于方镇，次升于朝廷”，即经过“科举及第――服务方镇――入朝为官”的过程。再如，第三章第一节用统计的方法分别描绘了文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分布状况，对入幕文士的出身以及入幕任职情况进行了排列和展示，依据对文人分布和文人素质的统计，发现明人胡震亨以来关于盛唐文人入幕乃一时风气的观点与史实不符，作者指出盛唐入幕人数尚少，特别是文学家甚少，文人入幕非一时社会风气而是个别现象。

在研究思路方面，本书作者也未囿于传统的线性探索的研究模式，而是把文学研究建筑在文化地理研究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到历史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如作者在第三章中先是编制了《文学家入幕地点简表》，然后根据统计数字分析了文人入幕的分布情况，发现西川、淮南为唐代大镇，有特殊的地理、政治、经济地位，也是文人入幕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从文学家占籍来考察，籍里为北方者居多，而参幕则多在南方。对于这些新发现的问题，作者从各个角度作了尽可能的解释，同时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唐代文人的某种心态。在文人的知识结构中，他开始关注过去一段时间内几乎被忽视的区域文化。基于这样的史实，所以作者揭示出权德裕之所以能在唐代第一个从正面多次肯定楚辞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正是缘于他对楚文化的关注，而这又和他长期在楚地为幕的经历分不开。另外，作者还论述了使府文人对特定区域民情民俗的记载、对特定区域山川风物的关注，这些都使唐代文学的表现题材得到了开拓、文学语言得到了更新。

然而，本书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作者发现和解决了一些向为人所忽视、误解的文学史问题。如学界通常在解释盛唐边塞诗繁荣原因时，总是喜欢说盛唐文人多有赴边入幕之经历。作者在大量的材料排列和数据对比后指出，“所谓盛唐知识分子赴边为一时风气的表述是错误的”。作者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与仕进的关系。盛唐国力强大，政治开明，给士人提供了多种出路，科举考试外，有献文入仕，有因人举荐入仕等。入边取军功在盛唐尚是文人的理想，对武职僚佐更为实际，而且边帅的荣宠并不一定就能带来部下的升迁。第二，与游边的关系。盛唐人喜游历，游边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唐人游边一般不会深入，只是在幽冀、河东一代。第三，与个性的关系。高适、岑参等著名诗人入边幕在当时也还是个别现象，不能以偏概全。作者的这些分析不仅细入，而且也有相当的说服力。再如，作者在对唐代幕府中府主与幕僚均喜说闲话、讲故事的现象细致考察后指出，学界普遍认为的唐代传奇小说的繁荣与进士行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说法值得怀疑。他认为，牛僧孺的《幽怪录》（即《玄怪录》）并非成于早年（牛僧孺贞元二十一年和李宗闵同登进士第），当为幕府宾主之间的谈故事的记录，据书中提及的时间推论，大概是在淮南、东都、山南任上完成的；张读的《宣室志》，似成于大中十年至十二年宣州幕；裴铏的《传奇》，成书于乾符年西川幕府；高彦休编《阙史》在中和四年高骈淮南幕府；刘山甫《金溪闲谈》乃作于福建判官任上。作者最后认为，唐代传奇的创作实与幕府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它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唐代传奇生成的文化环境以及唐人小说繁荣的重要原因。这样的论断应该说是新颖而又辨正的。

三、唐代文学与文化思想之关系

有唐一代儒、道、释并存，是一个思想十分自由开放的社会，而这也是唐代文学之所以空前发达繁荣的一个外部原因。所以，本世纪学界不仅对儒家思想与唐代文学之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多角度的研究，还对佛教、道教对唐代文学之深远影响作了较为细致而深入的探讨。

唐代文学与文化思想之关系唐代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儒家思想和外来文化、其他世俗文化对唐代文学具有相当的影响，本世纪涉及这些问题的成果有不少。

在本世纪上半叶，学界主要从外来文化对唐代文学之影响的角度分析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刘恕铭的《唐代文艺源于印度之点滴》、任铭善的《唐学》、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罗香林的《唐代文化史研究》等。

从五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末，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从八十年代开始，人们注重分析唐代文学的文化品格研究，尤其是对儒家思想对于唐代文学之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就宏观研究而言，主要有刘修明等的《试论唐代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孙昌武的《唐诗与文化的积淀》和葛晓音的《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等。

长期以来，人们在分析唐诗繁荣原因时，都要论及当时文化开放的大背景。史学家们也在探讨唐代文化和风俗的“胡化”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般人心目中也形成了唐代是一个国际化社会的印象。但是，葛晓音在全部初盛唐诗里将“胡化”的影响仔细地搜索了一遍之后，却意外地发现：除了岑参作于西域的边塞诗以其异域情调和新奇风俗为盛唐诗开出绚丽多彩的一块领地以外，可资说明“胡化”对诗歌产生重大影响的例证很少。作者在经过对唐代中前期文化史的重新考察后指出，大唐建国以后，在前期的一百四十多年中，以其强大的国力为后盾，既在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积极地推动汉化的进程，以建设本土文明，又在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和战争中，坚持以中华礼教作为胡汉文化交流的主导，广泛而有节制地吸取外来文明，从而达到了全面开放的极盛时期。以往学界在阐述唐代社会胡化的问题时，只注意各种具体例证的搜寻，没有分析这些“胡化”的迹象在总体文化中所占比例大小和层次的深浅，从而造成了唐代社会在开元前后普遍胡化的笼统印象。而唐前期文明以华化为主导的倾向，正是初盛唐诗人描写境内胡俗的作品很少的基本原因。作者最后认为，只有分别研究安史之乱前后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才能找到盛唐之所以成为最开放时代的根源，并为我们今天处理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就儒家思想与唐代文学之关系而言，本世纪学界研究的重点是在一些重要的作家身上，人们比较喜欢分析王勃、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等著名文学家，和唐代的文学运动如新乐府运动、古文运动与儒家思想之关系，还喜欢探讨唐代的文学理论、创作倾向、审美趣味与儒家思想之关系。从宏观角度分析唐代文学与儒家思想之关系的成果虽然不太多，但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如葛晓音的《论唐宋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张明非的《儒家诗教说在唐代的兴衰》、邓小军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陈选公的《唐代文学的文化规定》等，均对儒家思想对唐代文学之深远影响作了细入的分析。

其中葛晓音文通过研究盛唐文儒的形成过程和开元礼乐雅颂大盛的局面，及其对天宝时代思潮的影响，使我们清楚地看出了初盛唐学术发展的走向，盛唐两代文人的思想和命运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人们更透彻的理解盛唐诗歌革新的思想中强调大雅颂声的深层背景；李华、萧颖士、贾至等人复古思想的实质和局限；元结、杜甫诗歌中雅颂与讽刺并存的原因。而文儒合成复又分化的过程，正与开元诗歌中统一的时代精神至天宝开始分裂的过程同步。所以，作者选择这一新的视角来观察盛唐诗歌演变的根源，当是很有意义的。

邓小军著会通文史哲，运用宏观与微观向结合、考证与分析向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作为唐代文化中最重要一部分的唐代文学。该书不是缕述纷纭复杂的唐代文学现象，而是探微抉奥，阐发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作者认为，隋唐两代四大文化主峰是河汾之学、贞观之治、杜甫诗歌、古文暨儒学运动，创造性地回应现实重大挑战，从而创造文化主峰推动文化发展。唐代文化之盛的主因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创造性发明、发展、利用；唐代文化精神是人性人道精神；唐代士人对佛教的态度是包容异质文化而不失掉自己。作者还强调指出，中国文化精神就是人性精神，唐代文化精神突出地体现了仁，因而唐代文学最富有人情味，最受人喜爱。不仅李杜诗、韩柳文等文学作品富于人情味，就连一部《贞观政要》也读起来亲切动人。唐诗是唐文化的主流所在，便成为唐文化人情味的优势所在，而人情味的根源就是仁。从该书中还可以看出：作者研究唐代文化、文学的心得体会归结到一点，便是：在唐代，中华民族乃是由于发扬光大了固有的优秀文化，自本自根地挺立自己，才能抉择当时的合理政治方向，奠立深厚的国基，形成强大的国力，创造辉煌的文化，同时又气象雄阔地兼容外来文化而摄取营养，从而壮大自己，使大唐文化光耀五洲。而唐代文化的这种精神，恰恰可以成为中国文化与近代文明相结合的逻辑前提，亦是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逻辑起点。

陈选公文则指出，唐代文学与唐代的“文德”政治有着必然联系并受其双重规定。唐代文学始终是在儒家文化规定下展开并完成的，故而从内部精神内涵到外部形式表现都呈现出充分的儒家文化的性格和特征。唐初文学精神高度理性自觉，已把克服不合乎“雅正”的文风变成了国家的意志和个人的责任。儒家文学的理性精神已经完成，要将它下降为一般文人的自觉意识和普遍文学现实，尚需一个过程。王勃、杨炯等人已有了这种理性的闪光，到陈子昂，到李白、杜甫，逐渐显示出儒家文学精神已实现了理性和感性的有机结合。最迟到中唐时期，文学在本质上、功能上、风格上以及现实品位上已全面实现了“儒家化”。中唐时，儒家文学规定已转化为文人们的自身素质，精神由理性状态转化为人格状态，“文学”成为这种人格状态的自然呈现。韩愈、白居易等人已使文学的“风雅比兴”在理性上的精致纯正和感性上的“法度森严”达到了完美融合，从而完成了唐代文学的一代“王法”。文学的辉煌恰是“文德”政治的应有结果，这一点大抵可视为唐代文学繁荣的主要答案。作者同时又指出，儒家文化规定并不是唐代文学所接受的唯一或全部的文化规定。唐代文学同时还吸收了佛家文化、道家文化及前朝文化甚至还有“四夷”文化。唐代君主对待异端文化的态度，是既允许其存在，又有所限制。限制规模，控制介入“政体”，尽可能用儒家文化“包容”，故而异端文化始终未能动摇儒家文化的统治和主导地位。相反，它们的存在和融入，使儒家文化得以不断丰富和更新，更具有生命力。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还探讨了世俗文化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肖文苑的《唐诗与娼妓》、孙菊园的《唐代文人和妓女的交往及其与诗歌的关系》、林继中的《“诗园”：豪门里的诗――“唐文化与文学”研究之二》、孙立峰的《唐代诗歌中的胡姬形象的文化意义》、何立智的《唐代民俗和民俗诗》、董乃斌的《唐人七夕诗文论略》、程蔷的《唐人巫术观的文学表现》、程蔷、董乃斌合著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等。

其中董乃斌文指出，世上没有人可以不与民俗生活发生关系，世上没有不包含民俗内容、不烙上民俗色彩的社会生活，应该说民俗生活才是诗人作家汲取创作素材的真正源泉。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极其丰富有趣的民俗史画卷。而由于作家内在条件的差异，他们在利用民俗生活素材时又形成了创作上的千姿百态。

程蔷、董乃斌著在断代历史民俗学和民俗学与文学史交叉研究的理论背景下，对唐代民俗状况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该书是从民俗传统对于作家修养养成的巨大作用的角度，重新审视作家和作品。所以它既属于历史民俗学，是对于唐代民俗的断代性研究；又是民俗学对于文学史研究的介入，是从民俗视角研究文学史，即民俗学与文学史研究两门学科交叉的一次有益尝试与实践。

唐代文学与佛教之关系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学界在探讨佛教与唐代文学之关系时，多侧重于佛教对敦煌文学的影响。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才开始对佛教与唐代一般文士和文学作品之关系进行探讨。其中又以孙昌武、陈允吉两位学者的成果最多。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孙昌武就开始对唐代佛教与文学之关系进行探讨，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并且结集为《唐代文学与佛教》、《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和《禅思与诗情》等论文集。

孙昌武在借鉴佛学研究界的有关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文学中的某些宏观性的问题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在唐代，佛教影响文学之广泛与深刻，非其它朝代可比，这主要表现为：一，文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唐代文人接受佛教义学，理解更为深入，他们往往更注重教义的探求。二、认识论。唐代佛教的许多宗派都注重对“境”的研究，这里包含着不少哲学上的认识论的问题，如认识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认识的可靠性和相对性；名言在认识中的作用；形象在认识中的地位等等。这都给文人们以启发。唐代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发展，借鉴和汲取了佛学在这方面的成果。三、创作题材和主题。唐代传奇小说中的许多故事、情节取自佛教故事，诗歌方面则以禅理入诗。四、文学体裁。在佛教的影响下，出现了象变文这样新的文学体裁。唐代寓言文学的发展，也受到佛典譬喻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潜移默化的方面，如唐代的议论文字，对佛典和儒人的论辩文字有所借鉴；而佛典的偈颂则促进了诗歌的通俗化和议论化。五、语言与修辞方法。佛典翻译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语法，进而影响到文学语言。佛典文字的恢闳的想像、巧妙的譬喻、大胆的夸张以及排比、重复等修辞方法，对中国文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这些认识的指导下，孙昌武对唐代诗文创作和文学理论与佛教之关系作了一些个案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唐代古文运动与佛教》、《唐五代的诗僧》、《论皎然“诗式”》、《唐代文人居士与维摩诘》、《唐代俗文学中的维摩诘》、《唐代巴蜀佛教与文学》等。

和孙昌武喜从宏观着眼、将佛教与唐代文学进行比照性研究不同，陈允吉则力图在深入钻研佛典、佛教史的基础上，澄清唐代文学研究中一些前人未能解决或含混不清或理解有误的个案问题。他的一系列探讨唐代文学与佛教之关系的论文，能够抓住唐代著名的作家、作品中的难点、疑点，从佛教的角度对之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切实推动唐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如《论王维诗中的禅宗思想》、《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王维与华严宗诗僧道光》、《王维与南北宗禅僧关系考略》、《略辨杜甫的佛学信仰》、《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李贺与〈楞伽经〉》、《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等。由于他具有可贵的钻研精神，和翔实的材料作基础，加上锐意创新的治学品格，所以这些论文大多在详细、深入考辨的基础上，发前人所未发，其结论往往不但使人耳目一新，而且令人信服。

除了孙昌武和陈允吉，另外一些学者也对唐代文学与佛教之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徐季子的《般若学与唐宋诗论――佛学与诗学初探》、黄新宪的《禅宗思想的民族化与中晚唐僧诗的繁荣》、周裕锴的《禅宗与唐诗》、郭绍林的《唐代佛教对诗歌活动的影响》、何林天的《唐诗的繁荣与佛学思想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毛水清的《唐诗与佛教》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唐代文学与道教之关系八十年代以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将道教与唐代文学结合起来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陈寅恪在《读〈莺莺传〉》中对“会真”二字的详细考证，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对《辛平公上仙》这篇道教色彩极浓的小说的本质的把握；程千帆《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对曹唐游仙诗所受道教神仙家思想的影响的探索。

但是这种可贵的探讨中断了三十多年，直到八十年代，才又有学者开始注意唐代文学与道教之关系。而在这些学者中，又以葛兆光和钟来因两位学者取得的成绩较大。

葛兆光的《道教与中国文化》是较早论及唐代文学与道教之关系的著作，他在该书中首先探讨了唐五代时期士大夫与道教的交往及士大夫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的变化，认为初盛唐是一个风流的时代，士大夫们对道教具有迷狂的信仰，而唐宋期由于士大夫们的信仰使得唐宋文化和道教出现了三种演变趋向：巫觋本色、向老庄佛禅靠拢的士大夫道教、鬼神与封建伦理的联姻。该书还着重论述了道教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他认为，道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不在于思想、题材和形式方面，而是在于艺术思维与艺术情感方面。“它带给中国文学艺术的，乃是一种追求绚丽神奇的审美情趣，一种色彩缤纷、瑰伟怪诞的意象群，一种近乎沉浸于幻觉之中的热烈想象力。”

如果说《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还只是在总论道教与中国古典文学之关系时论及唐代文学，那么，其专著《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及其系列论文《道教与唐诗》、《瑶台梦与桃花洞――论道教与晚唐五代文人词》、《道教与唐代诗歌语言》则是专门探讨道教对唐代文学之影响的。其专著《想像力的世界》是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唯一一部较为全面论述道教与唐代文学之关系的论著。此书实际上是作者对其《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最末一节的修改、加工和扩充，分别论述了道教与唐代小说、诗歌、词的关系。其《道教与唐诗》一文则对唐朝各个时期诗歌创作与道教之关系作了俯瞰式的描述，对唐朝各个阶段崇道的诗人作了简练的介绍。第一节指出道家给中国诗人自然淡泊朴素宁静为美的审美情趣与思维习惯；而道教却带来热烈迷狂的情绪，形成追求绚丽谲诡、驰骋想象的思维习惯。第二节认为唐诗富于想象，除庄、骚影响外，还与道教“存想思神”有关。第三节论述道教鼓吹长生及享乐，使诗人心灵骚动强烈。第四节，论述安史之乱粉碎了士的幻想，诗人心态也起了重要变化。第五节专论晚唐意识形态的变化。其《道教与唐代诗歌语言》一文则又是在《想像力的世界》一书对道教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论述中基础上的一个深入，分析的重点是道教对唐代诗歌语言的影响。他指出，由于受到道教语言“古奥”、“华丽”风格的影响，唐诗就显得有点“怪”，首先，受道教影响的一些诗人普遍爱好古拙的古体诗或古风而不太擅长写近体诗。其次，受道教影响的诗人在写一些有关道教的作品（如赠道士、咏道观）时，特别喜欢用一些色彩浓艳的神奇辞藻。再次，有一些诗人为了增加诗歌古奥的效果，还会采用道教颂赞、乐章的形式和辞语。总之，作者认为，“古奥华丽的语言、丰富神奇的想象，深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就是道教给予唐诗的影响。受了这种影响的诗人和诗歌，会显示出一种特别的风格。”

相对说来，钟来因则偏于对唐代一些作家作品与道教之关系的探讨。八十年代以后，他先后发表了《唐朝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杜甫的病、药及诗风》、《杜甫与道教》、《李商隐玉阳山恋爱诗解》、《再论杜甫与道教》等论文。他在受到陈贻焮《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一文的启发之后，从学习《道藏》开始，进而发现义山爱情诗的手法以及遣词、取典，都跟《道藏》有关。在《唐朝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一文中，他首先概述了中晚唐如痴如醉的崇道风气。这一风气使诗歌的发展趋向起了巨大变化：在内容上，多写爱情；在风格上，趋向绮丽隐晦。在论述李商隐在道观为何成为他写作爱情诗的黄金时期时，该文指出：首先晚唐道教鼓吹纵欲，社会风气急剧的变化，自然波及深山古观；其次，道教内外丹两大流派，都与房中术有关。道藏经典这些内容，必然影响到李商隐；第三，晚唐道观，有美丽年轻的女冠，有的还来自宫廷，她们能歌善舞，风流浪漫，这样，道观成为风流之地就毫不足怪了。在论及道教给义山爱情诗打上的烙印时，他又指出：（1）李集中充满了仙风道气的爱情诗，（2）义山大量运用隐比手法、比兴体制来写爱情生活中种种感受，致使这些诗呈现出谲怪、隐僻、晦涩、精深的风格；（3）义山深受道教好静虚无的影响，在坎坷的经历中，在恋爱悲剧中更易产生感伤、颓废的情绪，使他的诗涂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

八十年代以后，还有很多学者涉足了唐代文学与道教之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他们大多是对唐代的一些著名诗人，如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诗人崇信道教的问题，以及道教对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研究。其中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则有葛晓音的《从“方外十友”看道教对初唐山水诗的影响》、王友胜的《试论唐代文人的崇道之风与游仙之作》、王定璋的《道教文化与唐代诗歌》和黄世中的《唐诗与道教》等。

其中黄世中著论述了唐诗与道教的内在联系。从唐道士、女冠，崇道、反道诗人等角度阐明了道意对唐诗的影响，探索了诗心、诗意、诗境中所蕴藏的道韵，研讨了山水、恋情、酒意等诗中所交融的道意与审美情趣。该书指出，道教对唐诗审美趣味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使得唐人道蕴诗具有独特的惆怅美、傲岸美、静穆美和感伤美。总之，“唐人深蕴着道意的诗篇无不洋溢着一种对自由人生的追求，和对人的’异化‘的扬弃。而这正是其诗美之所在，体现了道蕴诗的的审美理想：追求肉体和精神的绝对自由。”

四、唐代文学与艺术之关系

唐代文学与音乐之关系在唐代文学与艺术之关系的探讨中，音乐最受人们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最多。而在唐代文学与音乐之关系方面取得成果较多的学者则主要有朱谦之、任半塘、王昆吾和葛晓音等。

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是我国近代第一部考察文学与音乐关系的专著，其中第六章专论唐代诗歌与音乐之关系。他指出，“唐代是新旧音乐交换接续的时代，一方面结束乐府体，一方面开辟词曲体，唯唐代本身也自有一种代表时代的音乐文学，就是那可以播于乐章歌曲的’绝句‘了。”书中还详细探讨了唐代绝句的唱法。

从五十年代开始，任半塘就一直致力于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他在五十年代中期所写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就曾计划对唐代结合音乐的词章与伎艺作一全面研究，完成包括敦煌曲研究、唐戏弄研究在内的十八部著作。在超乎常人的努力下，他的理想逐步得到了实现。他先后出版了《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唐戏弄》、《教坊记笺订》、《唐声诗》、《敦煌歌辞总集》、《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等著作。还有一部分设想由其博士生王小盾（又名王昆吾）付诸实施了。

《唐戏弄》是我国第一部对唐代戏曲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作者一反前人认为唐代无“戏”或宋元之戏剧与唐戏剧无关的观点，不计成败，穷搜史料，“专述唐五代戏剧，清理其条贯，著明其精神，以期对以往之戏剧史、文学史内，在此部分过分简略与武断处，作初步的补正。”作者指出，前代早已存在的歌舞戏，到了唐代以后，由于受到胡乐、胡舞和胡戏的刺激，并与当时传奇、小说、讲唱、咏语等多种文艺互相影响，不但代言问答形式普遍，而且出现了融合乐、歌、舞、演、白五事，共同推进故事、加强表情和提高效果的“全能戏”。我国戏剧之体制，至此实已完成。该书还在第八章“杂考”中分别论述了“唐诗与唐戏”、“唐传奇与唐戏”、“唐变文与唐诗”之关系，所以该书虽然是探讨唐代戏剧的专著，实际上已是一部较为全面探讨唐代音乐文学的著作。

《唐声诗》是作者用综合研究方法从“声”的角度，系统探讨唐代诗乐及唐人歌诗实况的一部专著，也是作者继《唐戏弄》后，为开辟唐代音乐文艺研究所作的又一重要贡献。作者在这部书中，一反过去唐诗研究中重在主文、不兼主声之嫌，和诸多文学史只讲唐代民谣、无视声诗体用之弊，从“辞、乐、歌、舞”四个方面研究唐及五代的五言、六言、七言等齐言歌辞，积极倡导唐代固有的声诗之学。作者认为，唐声诗和唐诗词研究的区别就在于体格上，它不同于长短句的歌辞，也有异于未能合乐、和舞的“徒诗”。其诗乐多与舞俱，故有歌声、乐声、舞声等三级之别。因此，上编对唐声诗的研究重在“辞、乐、歌、舞”四事，尤以“声”为主。论述的范围既取诗人文士之作，兼重民间乐舞歌辞，对以声为主的敦煌歌辞、敦煌乐谱、敦煌舞谱进行尤为精辟的探讨。下编则详细论述已著录的声诗格调，逐一辨别一百五十四个诗调间的异同。总之，该书对于研究唐代声诗确实起到了“初步承乏，用资启发”的目的，并可以弥补唐诗和唐代文艺学研究的罅隙。

任半塘在研究唐代诗歌与音乐之关系时，实际上是齐言诗歌与杂言诗歌并重的。他把对《教坊记》和“声诗”的研究作为唐代燕乐歌辞研究的突破口，分别从音乐角度和“格调”角度，抓住了从胡夷里巷之曲演变至后世文人词的衷心环节。同样，他在研究长短句歌辞时，也已注意到另一种歌辞，即齐言歌辞的存在，他对这些齐言歌辞的研究，旨在破除关于长短句词是由近体诗演变而来的传统谬说。

总的看来，任半塘的研究提出了以下一些富于创造性的观点：（1）歌辞的体式是由音乐和表演方式决定的。齐言、杂言两大类辞式，彼此间并无因果关系。“绝大部分之长短句格调，应为倚杂言之声而辞，不假他辞。”（2）作为音乐文学，歌辞是由音乐与文学两重因素构成的。仅以文学为立场而忽略音乐的研究，不成其为音乐文学研究；把两者的关系简单化，仅认为长短句词是近体诗向外来音乐的一种适应，也不成其为音乐文学研究。（3）宋代人关于长短句词调由填实和泛声而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唐代燕乐歌辞并非一字一声，也非一句一拍；“和声以声为主，和声原本在曲调之内，并不在曲调之外”；“和声非衬字之声”；“诗调有和声可考者，不过十余曲，无从想象为凡诗调皆赖和声以成曲”。因此，任半塘的唐代燕乐歌辞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借助词调的形成这一学术争议问题，全面展现了中古音乐与文学的复杂关系。

王昆吾的唐代音乐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则是其老师任半塘学术观点和研究计划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他的相关成果主要是：《五台山与唐代佛教音乐》、《唐代的道曲与道调》、《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汉唐音乐文化论集》、《唐代酒令艺术：关于敦煌舞谱、早期文人词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等。

《唐代酒令艺术》一书，旨在一个比较宽广的背景下，描写出由多种文化因素结晶而成的两个事物――“词”和敦煌令舞――的产生过程，勾画出唐代酒筵――这个由唐代市民、艺妓、诗人、将士、官吏和羽客僧人们所组成的小社会的轮廓，说明其中某些文化现象的实质。该书还从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唐代酒令艺术的文化背景：中古时代的“胡乐入华”、饮妓艺术的兴起、南北音乐交融和词调的产生。作者认为，隋唐五代胡乐、中原俗乐和南方音乐的文化交流可分为三个阶段：（1）盛唐以前：胡乐与中原音乐的融合，新俗乐的产生，是初盛唐酒令歌舞化和著辞歌舞产生的文化背景；（2）中唐：教坊音乐与民间音乐的融合，艺术小舞的产生，是中唐文人曲子辞创作风格产生的文化背景；（3）晚唐五代的酒令辞具有令格细致的特征，而这又是和当时酒筵音乐走上了歌唱化和南方化的倾向联系在一起的。过去人们所说的词律的形成问题，其实就是著辞令格规范化的问题。就此而言，当晚唐五代人为着酒筵著辞的丰富精美而选择出一批流行曲调的时候，他们也就完成了“词调”的建设工作。作者最后总结道：“从游戏伎艺角度看，它包括律令、骰盘、抛打等三类品种；从表演艺术角度看，它经历了送酒歌舞、著辞歌舞、抛打歌舞、下次据令舞等四个发展阶段；从文学角度看，它拥有送酒著辞、改令著辞等两批音律谐美的作品；从音乐角度看，它是胡乐、边地新声、中原俗乐、南方音乐相结合的产物。”

其《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一书，把宫廷祭祀乐歌以外的全部隋唐五代长短句歌辞，放在隋唐五代文化史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主要依据歌唱、吟诵、表演等艺术形式的发展探讨了它们的形成，试图建立关于隋唐五代音乐文学的系统认识。作者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或音乐史，其主体部分就是一部中国音乐文学史。所谓“燕乐”，就是宫廷祭祀音乐以外的全部音乐的总称。俗乐（包括教坊乐）是它的主流，宫廷宴飨音乐是它的组成部分，琴曲是它的一个器乐曲品种。而隋唐五代燕乐歌辞就是隋唐燕乐的文学表现。它可以分为谣歌辞和歌曲辞（曲子辞、大曲辞）两大类型。介于谣歌与歌曲之间的音乐艺术有琴歌与讲唱两种。琴歌虽是一种合乐之歌，但它大量采用了传统的歌乐相和的歌唱形式，同典型的曲子歌唱有别；讲唱除曲子歌唱外，应用了佛教的转读、呗赞，运用了民间谣歌歌调，范围比曲子歌唱更为广大。从演唱形式的角度看，隋唐五代歌唱包括曲子、大曲、著辞、琴歌、讲唱六种主要体裁。所以，作者进而分析了燕乐杂言歌辞在曲子、著辞、琴歌、谣歌、讲唱中的不同音乐性格和表演性格，描述了它在不同音乐体裁中的不同发展途径。

葛晓音研究唐代文学与音乐之关系的成果主要有：《初盛唐清乐从属关系质疑》、《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诗的兴盛》、《从古乐谱看乐调和曲辞的关系》等。

其《初盛唐清乐从属关系质疑》一文针对目前学界多谓隋唐燕乐包含清乐的流行观点，查证全部原始资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唐代清乐和燕乐的关系，是随着燕乐概念内涵的发展而变化的，并不是包含关系。清乐在唐代（至少在初盛唐）是独立于燕乐之外的一个乐种，其性质近雅，与燕乐的近俗构成对立关系，而古雅正是清乐衰落的根本原因。由于隋唐音乐早已失传，研究这一课题的实际意义与其说是体现在音乐史上，还不如说是体现在文学史上，因为只有辨明清乐的从属关系，才不至于将燕乐歌辞的范围定得太宽泛，使曲子辞和汉魏六朝古乐府混为一谈。

汉魏六朝的清商乐到盛唐已经衰落，而与清商乐相应的古乐府诗却出现了复兴的盛况，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该如何解释，葛晓音在《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诗的兴盛》一文中，从考察初盛唐清乐的发展和乐府诗的类别等角度入手，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局部的探讨。作者认为，从初唐到盛唐，清乐在宫廷中虽趋于式微，但在民间，尤其是江南依然流传下来，而且为士大夫用于日常娱乐，借以修养情性，这应是初盛唐古乐府诗兴盛的音乐背景。但是，作者在对初盛唐古乐府的体裁、类别及其发展的阶段性进行细入研究后，又发现：盛唐古乐府的兴盛也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与音乐的关系，并不像汉魏六朝乐府那样密切。清乐的盛衰对古乐府创作的影响与其说是体现在它的音乐性上，还不如说主要是反映了雅俗、新旧的文艺观念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的冲突和消长。乐府诗内容与题目的传承性固然与音乐有关，但它又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立的诗体。这种独立性也是它兴盛不完全依赖于清乐的重要原因。作者指出：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的兴盛，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矛盾现象，正如一切事物在盛衰变化中都有反复，初盛唐雅乐在衰落的总趋势中也曾有过两度复兴。古乐府的兴盛以此为背景，但又不依赖于宫廷清乐。盛唐古乐府以恢复汉魏乐府为主要目标的事实，及其反律化的倾向，体现了盛唐诗歌复古革新的基本精神。这既是对当时政治上一度高涨的崇雅黜俗、尚质去文的呼声的一种反响，又是对宫廷清乐尚存淫哇之声的一种批判。这就是盛唐清乐与古乐府之间的辩证关系。

葛晓音等《从古乐谱看乐调和曲辞的关系》在中日学者关于词乐关系和古谱译解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保存在日本的雅乐和唐代乐谱等资料，对唐代齐言曲辞和杂言曲辞与乐调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在声辞配合的规则、齐言和杂言曲辞的音乐根源、同调异体的成因这三大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声辞配合的规则”方面，作者否定了传统的“一句一拍”说，经过对敦煌古乐谱的深入分析和重新解读，总结出了乐调和曲辞配合的一些基本规则：（１）节奏安排和句逗相应，而且是以词组为基本单位，虽然不能说是一逗一拍，但在研究词乐关系时，曲拍和半逗的对应关系是应当首先考虑的；（２）应顾及半逗词组和句子之间可以用延长拍子来分割的事实；（３）拍号的位置或在句首的第一或第二字，或在半逗词组第一字，或在句末结束时。关于同调异体的成因，她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与同名异调曲的不同结构有关；二是与同名异调曲的调性不同有关；三是，同调异体与大曲各部分节奏的不同有关；四是，杂曲和大曲的同名曲有不同的曲谱。至少可以看出，同调异体的曲辞体式取决于同名异调的乐曲结构的差异这一事实。这显然是同调异体辞现象所由产生的最基本的音乐根源。

其他的相关著作主要有：乐维华的《唐诗与音乐轶闻》、朱易安的《唐诗与音乐》、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编《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等。其中朱易安著通过唐代一些与音乐相关的诗歌、诗人及有关史料，介绍了唐代的诗歌与音乐的特殊关系，揭示了唐代音乐空前的繁荣的原因和唐代音乐发展的源流，以及高度发达和多姿多彩的风貌，展示了唐代这一历史时期音乐的文化特征。该书还介绍了唐代声乐、舞乐以及唐代的音乐诗与文人的生活，对唐代的音乐标题诗、民歌俚曲、宫廷音乐等等都有广泛涉猎。

有关的专题论文还有：席臻贯的《唐诗中的唐乐与乐伎》、武复兴的《唐诗与音乐》、王启兴的《唐代诗人与音乐――唐诗繁荣和唐代艺术的关系初探之一》、王建辉的《从音乐角度探讨唐诗繁荣的原因》、王庭珍等的《唐诗与音乐》、李扬的《唐代音乐诗的文化解读》、李雄飞的《唐诗中的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等。其中王启兴文认为，唐代音乐的发达也是促进唐诗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众多用五、七言绝、律、古诗从不同角度描绘音乐的诗篇，对唐代音乐的进一步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作者还分析了唐诗与音乐之间密切的联系：一，唐代乐工用诗配乐，诗人为配乐而写作七言绝句，也说明唐代音乐和诗歌之间的互相促进而发展；二，唐代音乐的繁荣促进了唐诗描摹音乐艺术的丰富多采，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美学境界；三，唐代五言律绝中的声调名，显然是受音乐中平、侧二调的影响，进而借乐调名称来表示声调。

唐代文学与其他艺术之关系除了音乐，唐代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也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鉴于此，本世纪学界还探讨了舞蹈、绘画、书法甚至园林艺术与唐代文学之关系。

在唐代诗歌与舞蹈关系的研究方面，主要有朱帆的《唐诗和维吾尔族舞蹈》、冬青的《唐人诗歌中的乐舞资料》、曹大仓的《读唐诗窥唐舞》、武复兴的《从唐诗刊唐代长安绚丽的乐舞艺术――读唐诗札记》、张翥的《唐代舞诗艺术散论》、刘阳的《唐诗中所见外来乐舞及其流传――兼论唐人诗中的“何满子”》、张明非的《唐诗与舞蹈》等。其中张明非著通过唐代乐舞诗和有关史料，揭示了唐代舞蹈空前繁荣的原因，展示了舞蹈高度发达和多姿多彩的面貌，勾勒了不同时期舞蹈的文化特征。该书还介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及元稹等著名诗人的乐舞观，描述了唐代各类乐伎的命运和生活，探讨了乐舞诗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以及乐舞诗独特的表现手法和它拥有的艺术魅力。

在唐诗与绘画方面，成果很多。学界除了研究了王维诗中的“画意”、杜甫的题画诗和杜诗中的绘画美，还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唐代诗歌与绘画之间的交融和互相影响。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陈华昌的《唐代诗画艺术的交融》、王启兴的《唐代画诗沟通的几个美学问题》、《唐代诗人和绘画――从一个侧面探讨唐代诗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陶文鹏的的《传神肖貌诗画交融――论唐诗对唐代人物画的借鉴吸收》、《唐诗与绘画》等。其中王启兴后文通过对唐代绘画艺术空前繁荣和发展的探索，进而多方面具体考察了唐代诗人深爱绘画佳作这一精神文化活动的情况；同时对诗人题画、咏画诗的创作也有所论列。陶文鹏著旨在以唐诗为基点，论述唐诗与绘画的种种关系，以大量的题画诗、山水田园诗、人物素描诗、咏物诗和绘画代表作，阐述“绘画是不说话的诗歌，诗歌是看不见的绘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人们透过书中所列举的唐代诗歌，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宗教画与诗歌相互渗透、相得益彰之妙，品味我国古代诗歌艺术和绘画艺术传统悠久、风貌独特之趣。

在唐代诗歌与园林别业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成果。其中主要有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李浩的《唐代园林别业考论》、林继中的《唐诗与庄园文化》等。其中葛晓音著认为，王绩是唐代别业山水诗的先导，王绩特别善于在山水描写中缀以野兴幽情以表现隐士的高古闲雅，善于渲染高卧静室、面对松风泉影、服药弹琴的闲趣。该书还详细分析了盛唐山水诗多作于别业之中的原因和特色。作者认为，盛唐山水田园诗能从别业中产生，与当时的构筑崇尚风光、不加穿凿的审美趣尚有关系。由于当时著名权贵和普通官吏的别业都以“自然成野趣”为上，到处是高朗的天空，开阔的田野，澄清的陂塘，大片的丛林和幽静的山谷。山水田园风光融成一片，反映在诗歌中，自然就使山水与田园两大题材互相渗透，合为一体了。李浩著是一部对唐代园林别业进行全面考证，对唐代别业与文人的文学创作之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该书上编详细探讨了唐代园林别业的历史风貌、景象构成和意境创造，分析了唐代园林别业与文学创作、文人隐逸、士林风尚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就艺术发生的实际过程看来，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文学对别业园林的影响，即“诗以兴游”、“园借文传”；然后作者又反过来阐述了唐代园林别业对诗文创作的促进作用，即“吟咏之材”、“山水之喻”和“江山之助”。该书下编则按唐代的行政区划“道”，一一考证出当时全国各地的园林别业的名称和情况。林继中著从文人心态、诗歌创作和美学意蕴三个层面展开对唐诗与庄园文化各种关联的探讨，意在展示庄园文化对唐代文人特别是诗人心态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影响，并详细寻绎出诗歌创作中庄园文化的影响，最后作者将这种种关联归结为佛教禅宗与道家玄学思维催化下一种诗歌美学与意蕴的“韵外之致”。

就唐代文学与书法艺术之关系而言，则有于植元的《从书法看唐诗》、裴芹的《漫说唐代诗人和书法》、王元军的《唐人书法与文化》等。其中王元军著有一小节是专论“唐诗与书法”的，作者指出，我们不应该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字学典•书家部》中，共载录了唐代书家六百四十多人，而唐代著名诗人几乎全在其中。这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唐诗人几乎都是书家。当然，如果放在唐代，他们不一定是开宗立派的书家，只是善书家，但诗人与书法关系之密切不可分割，这是无可疑惑的。诗人书家的优势是，他们可以凭藉其特有的艺术激情使书法更具韵致。他们有书作流布于世，也有论书诗为世人所传诵，这些不仅为研究唐代书法艺术、书法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又反映了诗人们的审美观。作为唐代文坛影响力最大，传播最远、最广的诗歌，其中的论书诗又反过来影响了书法艺术创作。同时，唐代高水平的舞蹈又很容易感染想象力丰富的诗人，并使他们从中悟出书法与舞蹈之间内在的联系。

五、唐代文学的史料考证和研究资料的整理

本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唐代文学相关的史料考证和研究资料的整理，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唐代文学的史料考证在本世纪上半叶，对唐代文学相关的史料进行系统、深入考证的学者不太多，主要是岑仲勉。他从四十年代初开始对传世的唐代史料进行钩沉索隐，考证辨析，先后写出了《补翰林两记》、《登科记考订补》、《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等论文，先后出版了《唐史余沈》、《唐人行第录》和《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等对唐代文学研究极有助益的著作。

其《唐史余沈》虽然是作者的一部读史笔记，但其中论述、考证唐代文士生平和创作、文集流传情况也不少，所以对深入研究唐代文学也不无裨益。《唐人行第录》一书博采传世和新出土的唐五代资料，对唐人行第一一进行考订，且编排有索引，对阅读和研究唐代诗人的交游和生平和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有较大的帮助，故自问世以来，一直为唐史研究者和唐代文学研究者的案头常置之工具书。《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则是作者对《尚书省郎官石记》进行全面的复查、勘核、考订、注补的成果，其中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证定原题名之顺序，各归其本；二是，订正各司名下的任官事迹。其中多发人所未发，创获甚多。对研究唐代文学家的生平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五六十年代，学界对唐代文学的史料考证也不太重视。当时在这一方面用力较多、成果较丰者当推马茂元。从1964年开始，作者为了撰写《唐诗史》做准备，先行着手编著《唐才子传笺证》。试图借辛氏之书引出线索，旁征博采，辨析异同，将有关唐代诗人的传记材料，全面系统地加以考订，从而对唐诗风格流派之形成及其传统继承关系，进一步作深入的探讨。经过两年的努力，作者写出初稿约二分之一。但是这部稿子在文革之中全部佚失了，只剩下两个副产品――《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唐诗札丛》。这两个成果实际上都是对唐代文学家生平事迹的考订，前者主要是针对初盛唐作家的，后者也只剩下初唐部分。但马茂元的这种做法启发了文革之后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后来傅璇琮、周勋初等学者正是沿着马茂元的这个思路展开研究的。

文革之后，直到世纪末，是唐代文学资料考证的丰收期。就唐代诗人生平考订的成果而言，主要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谭优学的《唐诗人行年考》、王达津的《唐诗丛考》、卞孝萱的《唐代文史论丛》、周勋初的《文史探微》、陈耀东的《唐代文史考辨录》、吴在庆的《唐五代文史丛考》、陈尚君的《唐代文学丛考》等。

其中傅璇琮著对唐高宗至唐德宗前期28位著名诗人的事迹作了审慎翔实的考证和辨正，由于作者所考多为史书语焉不详或事迹错讹较多的的诗人，所以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另外，该书在作家作品考辨的同时，还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对所考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对当时诗坛的创作、评论及流派活动情况，间有论述，稍作探讨，指出了某些文学现象，提出了若干唐诗论题，具有促进唐代文学深入的意义。卞孝萱著收入其五十年代以后所撰论文二十余篇，以对中晚唐文史的考证为主，偏重于唐代小说与政治之关系的研究。吴在庆著的重点在晚唐五代文学史料的考辨，全书由名字考、生卒年考、籍贯考、登科记考、生平仕历考、诗文题目作者及失收诗文辨补、诗文人名及作年考辨等七个部分组成，由于晚唐五代史料缺失严重，作家作品的研究难度大，所以本书的出版，就为晚唐五代甚至整个唐五代文学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提供了较为坚实可信的史料基础。陈尚君著中既有对唐五代诗人生平问题的综考，如《唐诗人占籍考》、《唐代闽籍诗人考》、《“花间”词人事辑》等；又有对某个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证，如《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杜甫为郎离蜀考》、《杜甫离蜀后之行止原因新考》、《张碧生活时代考》、《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等。其中《唐诗人占籍考》尤具新意，文中根据现有研究成果，作了唐代诗人的地域分布及唐前后期变化的统计，对探索唐代文化地理和唐诗风貌与地域文化之关系极有参考价值。

另外，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版了一些与唐代文人生平研究有关的一些资料整理和考订的著作，如严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郁贤皓的《唐刺史考》、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王仲镛的《唐诗纪事校笺》、吴汝煜的《全唐诗人名考》、徐敏霞等校注的《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戴伟华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的《元和姓纂（附四校记）》、韩理洲的《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陶敏的《全唐诗人名考》、陈国灿、刘健明主编的《〈全唐文〉职官丛考》、张忱石点校的《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赵超编著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等。

相关的论文主要有：陈鳣的《唐才子传简端记》、张忱石的《〈全唐诗〉“无世次”作者事迹考索》、《徐松〈登科记考〉续补（上、下）》、陶敏的《〈全唐诗作者小传〉正补（一）》、郁贤皓的《〈全唐诗作者小传〉正补（二）》、胡可先的《〈登科记考〉匡补》、《〈登科记考〉匡补续编》、《〈登科记考〉匡补三编》、陈尚君的《石刻所见唐代诗人资料零札》、陶敏的《〈唐人行第录〉正补拾遗》、熊飞的《〈唐刺史考〉小补》、张瑞君的《〈唐代诗人丛考〉补正两则》、吴在庆的《唐五代作家生卒年考》等。

唐代文学典籍的整理和考证就唐代文献的重新整理和考辨方面的专著而言，本世纪除了重印了《全唐诗》、《全唐文》、《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前人汇辑的大型总集，还出版了万斯年的《唐代文献丛考》、元结等编选的《唐人选唐诗（十种）》、万曼的《唐集叙录》、任半塘的《唐声诗》、王重民等辑录的《全唐诗外编》、孙琴安的《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陈伯海、朱易安编《唐诗书录》、池田温的《唐代诏敕目录》、〖清〗李调元编、何光清点校的《全五代诗》、陈尚君编著的《全唐诗补编》、周绍良的《唐代墓志汇编》、孙兰风等编集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傅璇琮等编著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张伯伟的《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佟培基的《全唐诗重出误收考》等著作。

相关的论文则主要有：刘师培的《读全唐诗发微》、罗振玉的《宋錾文苑英华校记》、建猷的《跋明翻刻宋本唐百家诗零本》、闻一多的《全唐诗校读法举例》、胡怀琛的《全唐诗的编辑者及其前后》、段琼林的《宋錾文苑英华辩证校记》、朱希祖的《全唐诗之来源及其遗佚考》、李嘉言的《全唐诗辩证》、岑仲勉的《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孙望的《全唐诗补逸》、王仲镛的《〈唐诗纪事〉校读举例》、李长路的《论唐人绝句的总集与选集》、葛兆光的《唐代文章总集（《全唐文》）》、张步云的《唐代逸诗辑存》、佟培基的《季振宜与〈全唐诗〉》、《〈全唐诗〉无考卷续考》、华钟彦的《〈全唐诗〉校补举例》、吴企明的《〈全唐诗续补遗〉溯源志异》、《唐人选唐诗八集流传散佚考》、《从唐诗载录看〈诗渊〉的价值与弊病》、王欣夫的《唐集书录十四种》、何法周的《〈文苑英华〉、〈唐文粹〉的编选情况、相互关系及其他》、孙方的《唐诗的辑佚及其问题》、胡可先的《〈全唐诗外编〉杂考》、《〈全唐诗外编〉辩伪》、《〈全唐诗〉“无名氏”诗考索》、《唐代墓志汇编残志考》、梅新林的《略谈宋代的唐诗整理》、傅璇琮的《关于〈全唐诗〉的改编》、何法周、孙方的《吸收唐诗研究成果，修纂新的唐代诗歌总集，改编〈全唐诗〉的一些具体设想》、李岩的《唐代文献典籍构成类析》、陈尚君的《述〈全唐文〉成书经过》、程章灿的《唐代墓志所见隋唐经籍志辑考》、张固也的《〈唐代墓志所见隋唐经籍志辑考〉补正》、韩理洲的《新出土墓碑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等。

唐代文学研究工具书和研究资料汇编除了上面述及的对唐代文史典籍进行整理和考辨的成果，本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还推出了索引、引得、词典、百科全书等唐代文史研究方面工具书和研究资料汇编。

本世纪较早从事唐代文史研究工具书编纂工作的当数洪业领导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诸位先生，他们于三、四十年代先后编纂出几十部常用古籍的引得，其中《杜诗引得》、《唐诗纪事著者引得》、《艺文志二十种•食货志十五种综合引得》和《佛藏子目•道藏子目》与唐代文学研究关系较大，至今仍嘉惠学林。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工具书的重要，很多学者进入到这一领域，先后编撰出了不少大型、实用的唐代文史研究工具书。

其中索引类的著作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编著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张忱石编《全唐诗作者索引》、武秀珍等编纂的《万首唐人绝句索引》、孙公望编著的《唐宋名诗索引》、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编著的《全唐诗重篇索引》、张万起的《新旧唐书人名索引》、方积六的《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吴汝煜的《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陈抗等编著的《全唐诗索引》、〖日〗平冈武夫主编的《唐代研究指南》等。

辞典类的著作则有萧涤非主编的《唐诗鉴赏辞典》、范之麟、吴庚舜主编的《全唐诗典故辞典》、李文学编著的《唐诗典故辞典》、王洪主编的《唐诗百科大辞典》、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周祖譔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孙寿玮编纂的《唐诗字词大辞典》等。

资料汇编类著作则有周勋初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陈伯海主编的《唐诗论评类编》、《唐诗汇评》等。

值得注意的是，到世纪末，又出现了一些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电子检索工具和网络检索工具。其中较早问世的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开发编撰的“汉籍全文电子资料库”，又称“瀚典资料库”，其中有中华书局整理排印本《二十五史》的全文，既可浏览、输出，又可全功能检索，其主页地址是：http://www.sinica.edu.tw。另外，台湾元智大学和北京大学计算机中心合作研制的“唐宋文史资料库”中，已有《新唐书》可供检索，他们还拟将《全唐诗》、《唐代传记资料》也上到网上，供唐宋文史研究工作者查检，其网址为http://cls.admin.yzu.edu.tw/tasuhome.htm。

比台湾起步稍晚一些，大陆一些学者和单位也做了一些唐代典籍的电子化工作。较早问世的是由尹小林设计并制作的《全唐诗光盘检索系统》，该系统以电子光盘的形式为唐代文史研究者浏览全文、全面检索《全唐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尹小林还对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进行了全面的电子化整理，目前已经整理出来的与唐代文史研究有关的数据库主要有“二十五史”、“诸子”、“全上古秦汉三代魏晋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太平广记”、“乐府诗集”，正在整理的数据库主要有“全唐文”、“中国诗话集成”、“通典”，将要整理的数据库则有“唐代墓志汇编”、“历代笔记小说、笔记史料集成”、“全唐五代文”。他已经建立了“国学网站”，供唐代文史研究者上网浏览、检索和下载。其网址为：http://www.guoxue.com。

和尹小林以个人的精力进行典籍电子化整理不同，北京大学中文系则以学校充足的财力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为后盾，近两年来也一直致力于唐代文史典籍电子化的工作。他们已经推出的成果主要有“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该系统以中华书局排印本《全唐诗》为底本进行电子化处理，同时又附加了不少相关的典籍和研究资料。如在其中的“唐前诗集”中就包含有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史传资料中，包含有《新旧唐书》和《唐才子传》，另外，还有《乐府诗集》也隐含在其中，因而具有较大的使用价值。但是由于这么多资料全部隐含在“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中，没有单行别出，所以给需要检索和浏览这些附加资料的使用者带来了不少困难。其网址为：http://chinese.pku.edu.cn。

第二节 唐诗综合研究

本世纪有关唐诗综合研究的成果很多，本文下面主要从唐代诗歌“史”的研究、艺术综论、体式研究、题材研究、唐诗学的建立等方面，进行介绍。

一、唐代诗歌“史”的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唐代诗歌进行“史”的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唐诗概论、唐代诗歌史等著作中，而在“史”的研究中，又主要涉及到唐诗史的分期问题、繁荣原因等问题。

唐诗概论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就出现了一些对唐代诗歌进行较为全面、系统探讨的著作，如邵祖平的《唐诗通论》、费有容的《唐诗研究》、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等。

其中邵祖平文是本世纪较早对唐诗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著作。该文讨论了“唐诗拓展之由来”、“唐诗分类法之得失”、“唐诗分自然工力两大派”、“唐诗作者师法渊源之概测”、“唐诗情境事理之各面观”、“唐诗优绌之观察”、“唐诗之开宗派”、“初唐诗论”、“盛唐诗论”、“中唐诗论”、“晚唐诗论”等问题，且时有独见。如他指出：“唐之初盛，自然者比较居多，殆以当时功业为重，诗道不事竞胜，作者不主收获。故人心所向，声亦如之。至中晚唐士之无所见于后世者，必赖诗篇一为孤注，其志可悯，其事甚苦。然卒也，作家诞生甚众，故不可不谓非工力派。”他又说，“唐诗于情景事理无不具备，盛唐诸作家情景孕融，事理贯惬，气盛味长，格老骨苍，所至莫不神妙。中晚则流连寓植，均不得全。”他还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唐诗之优缺点：“唐诗之优处，为后人所可得而见者，其在词采之富，而不芜杂；风调之佳，而不轻靡；音韵之美，而不淫滞；格律之严，而不拘挛乎。”“唐诗之绌处，其类亦有四：一，诗料之通性太甚；二，酬唱之篇什太多；三，咏物之庸滥可厌；四，观感之态度一致是也。”由于从十九世纪下半叶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文坛和学界都是重宋诗而轻唐诗，所以，邵祖平文对唐诗深入、中肯而又精彩的分析，对于扭转当时文坛风气，引导学界重视研究唐诗，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苏雪林著也是本世纪上半叶少有的具有一定深度和新见的探讨唐诗发展史的著作。全书共20章，第一章“唐诗隆盛之原因”，将唐诗繁荣原因归为学术思潮之壮阔、政治社会背景之绚烂、文学格调创造之努力等三方面。第二章“唐诗变迁之概况”，讨论历来唐诗分期之说，将唐诗分为五期：一，继承齐梁古典作风之时期，以王绩、四杰、沈宋、陈子昂、张九龄为代表，二，浪漫主义文学隆盛之时期，李白、王孟、高岑、李颀、王昌龄、崔颢为代表；三，写实文学诞生之时期，以杜甫、大历才子、韩孟、元白、张王为代表；四，唯美文学发达之时期，以温李、杜牧为代表；五，唐诗衰颓之时期，重要诗人为韩偓、陆龟蒙、皮日休、司空图等。自第三章起分论各期作家，不乏新见。例如，论盛唐诗时，突出强调乐府诗创作之意义，颇具眼光；分析中唐诗时，从三种倾向区分盛唐向中唐之流变，遂使韩孟险怪派与元白功利派之新变得到较为清晰之描述。叙唐末诗坛，则将众多诗人划为通俗（出于白居易）、幽峭僻苦（出于贾岛）、清真雅正（出于张籍）、唯美（出于温李）、奇险（出于韩愈）五派，较为独到。

杨启高著分纲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影响六章进行论述。该书论唐诗之盛注重时代背景，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探其原因。溯唐诗渊源，则列正始、太康两派。论“四唐”之诗，重视著名诗人、流派风格；以盛唐、中唐为唐代诗风变迁关键之所在。

五六十年代，对唐诗进行全面、系统探究的著作较少，主要是王士菁的《唐代诗歌》，该书受当时左的思潮影响较深，主要从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角度论分析唐诗的特点和流变。

文革以后，则有詹锳的《唐诗》和刘开扬的《唐诗通论》、张步云的《唐代诗歌》、刘增遂的《唐诗论稿》、蒋长栋的《唐诗新论》、余恕诚的《唐诗风貌》等。

其中，刘开扬著是文革之后较早出版的唐诗概论性质的论著，该书的“总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唐诗发达诸因素”、“唐诗的品评和分期”、“唐诗的体裁和声律”，分论部分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等时期，介绍了有唐一代近百个诗人和创作，对于当时普及唐诗的基本知识，增加一般读者对唐代诗人的了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蒋长栋著试图从新的角度对唐诗进行综合探索，该书从“风骨论”、“兴寄论”、“写意论”、“缘情论”、“声律论”、“辞法论”、“章法论”、“兴象论”、“气象论”、“体式论”、“源起论”、“流别论”等角度，分析了唐诗的内容质素、艺术质素，以及由这些质素的组合和嬗变所构成的唐诗风貌及唐诗演变规律。余恕诚著则是这类著作中最具深度的。该书对唐诗总体风貌及各个时期、各个重要诗人与诗派、各种体裁风貌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和细致的辨析，尤其注意在诗歌风貌与社会生活之间，寻找中介，联系特定的文化背景、诗人生活与创作心态，探讨某种风貌的基因，而且这种探讨，是逐层深入，贴近创作，避免了机械排列外部因素、笼统归诸时代背景的简单浮泛之病。

唐诗史的编撰真正意义上的“唐诗史”出现在八十年代以后，其中较早问世的著作是罗宗强的《唐诗小史》。正如霍松林在此书的《序》中说：“这是一部关于唐诗发展的新史，在许多方面有新的特色，新的开拓，新的突破。”作者在描述不同时期唐诗发展的不同风貌时，交错阐述形成原因。在纵论唐诗的艺术成就时，该书较多地着眼于诗歌的内部规律，突出各个时期唐诗的独特艺术成就。正因为本书着眼于独特成就，所以唐诗发展过程中审美趣味的演变、艺术技巧的革新、各个流派、各位诗人的功过得失，也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了。作者还改变了一般以作家为章节的诗歌史写法，也不采取以文艺理论框架去套唐诗发展史实的方法，而是从唐诗发展的史实出发，给以史的考查和评价，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因此，作者不仅在书中提出了一些富有独创性的见解，而且在文学史的编写方法上，也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好几部唐代诗歌史，如许总的《唐诗史》、霍然的《隋唐五代诗歌史论》、杨世明的《唐诗史》等。其中许总著改变了传统的以政治盛衰为依据的“四唐”分期法，从诗歌体式、艺术渊源、时代精神、文化特性等多方面考虑，认为唐诗史的演进历程与存在方式表现为承袭期、自立期、高峰期、扭变期、繁盛期、衰微期等六大阶段的递嬗与交接状态。该书特别注重对唐诗史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规律性与偶然性、遗留态与评价态的辩证关系的的把握和展示，努力梳理出其宏远阔大又具体生动、既动态变迁又静态呈示、既总体定向又个体突现的复杂的多绪的进程。是文学史编撰方法、思路的一个新探索。

唐诗分期问题和唐诗发展规律除了上述唐诗概论和唐诗史中已经涉及到唐诗发展阶段和规律性问题的探讨，本世纪还有一些文章专门探讨了唐诗分期和唐诗发展规律问题。

本世纪论及唐诗发展分期问题的文章主要有：许惠芬的《唐诗“四唐”说考异》、黄泽浦的《“七五五年”在唐诗上之意义》、李嘉言的《唐诗分期问题》、王气中的《关于唐诗的分期问题》、余冠英的《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倪其心的《关于唐诗的分期》、詹杭伦的《方回在唐诗分期问题上的贡献》、袁行霈的《初唐诗歌下限新说》等。

这些文章大多对传统的“四唐”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中黄泽浦文和李嘉言文都很赞同胡适《白话文学史》中所提出的“二分法”，黄泽浦文从公元755年前后唐诗的时代背景的不同、唐诗内容、风格、章法的比较中，进一步指出，唐诗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两个时代，一为“李白时代”，一为“杜甫时代”。李白时代即为前期的唐诗，杜甫时代即为后期的唐诗，而作为两时代的分界线者则为“七五五年”――唐天宝十四年。李嘉言文则从政治、经济二方面论之，认为李白以前为浪漫主义时代，杜甫以后为写实主义时代，而这两个时代的诗歌创作又都与佛教的不同影响有关。余冠英文则按照诗歌作风的转变，把唐诗分为八个阶段：（1）唐初，（2）“四杰”至开元前，（3）开元初至安史之乱，（4）安史之乱爆发至大历初，（5）大历初至贞元，（6）贞元初至大和初，（7）大和初至大中初，（8）大中以后至唐末。倪其心文则提出了“三分”说，他认为，第一阶段从高祖至玄宗开元年间，诗歌拨乱反正，走向繁荣；（2）第二阶段从开元末至宪宗元和时期，诗歌掀起高潮，趋向创新；（3）第三阶段是穆宗长庆以后，到唐王朝覆灭，诗歌走向新形式创造道路。袁行霈文则主张将初唐诗歌的下限花到开元八年（公元720年），他指出：若从唐诗本身考察，公元713年这一年实在没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他认为最好把盛唐的开始定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在这一年以前，初唐的诗人如陈子昂、苏味道、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均已去世。而从开元九年开始，盛唐大诗人逐渐开始走上诗坛，崭露头角。

本世纪专论唐诗发展规律问题的论文则主要有：吴烈的《唐代诗歌的嬗变》、纪庸的《唐诗之“因”“革”》、金启华的《唐诗之体变》、马茂元、陈伯海的《隋唐五代诗歌概述》、葛晓音的《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赵昌平的《线点面综合效应及开放性演进――唐诗演进规律刍议》、《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许总的《唐诗体派论》等。

其中纪庸文指出，唐代的诗歌，因袭六朝的“变革”者居多，复返于汉、魏者少，强调唐诗是在对六朝文学继承基础上的变革，而非纯然复古。他说，唐代诗歌，自起初便和理论方面的复古主义背道而驰，形成理论、事实打成两橛的现象，主要也许因为关陇旧人多不喜且不善为诗，于是流风所及，在理论上也就不得不趋于折衷。文章还指出，足以代表倾向南朝作风的诗人，当然要数杜甫，他的诗仿效齐梁，论述乱离，称为“诗史”，他个人对于江左流风，也时致倾挹。另外，六朝诗所以会“清新”，主要是增加了“赋”的要素和形式上的音律两个因素，而唐人对这两点也是完全继承了的。总之，唐诗的来源，对于齐梁体，因多革少，是可以确定了的。赵昌平文认为，唐诗演进的形态是由诗体传统、时代、诗人及其心态这三种因素动态性的相互影响后构成的，他所要写的“唐诗史”是以时代的历史文化氛围为背景，以诗人的心态为中介，以诗体的传承演变为归结的多元化的动态的视角。他还从对初盛唐七古发展历程的分析中发现唐诗发展的一些规律性：（1）连续性，唐诗各体都有其前后相继、不可间断的发展系列；（2）螺旋上升性，后一时期的某一诗体形式的具体表现形式，虽是前一阶段的延续，然而同时，诗人又往往综合了更前阶段的某些艺术因素，对相邻阶段的此体诗歌进行改造；（3）多样性与参差性，在螺旋形上升的共同规律支配中，诗人又总是根据自身的经历、个性调节着持续与循环的比重，并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借取相邻的诗体形式或其他艺术部类的因素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4）时代性；（5）隐显性，或称峰谷性。诗史螺旋上升的历程，受量变到质变规律的制约，表现为隐现交迭的形式，两个高峰之间必有一个带有前阶段遗痕，显示新阶段征兆的过渡阶段。

二、唐诗艺术分析和题材探讨

唐诗艺术综论唐诗艺术成就之高，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唐诗缘何取得如此巨大的艺术成就，其中有哪些艺术手法、艺术技巧可以汲取？本世纪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在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唐诗艺术的综合探讨主要体现在一些唐诗概论著作中，如前述邵祖平的《唐诗通论》、费有容的《唐诗研究》、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等。

五六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对唐诗艺术进行分析的专题文章，如傅庚生的《说唐诗的醇美》、宛敏灏的《漫谈唐诗的比兴》、吴汝煜的《略说唐诗中的“兴”》、王启兴的《索物托情 情趣盎然――漫谈唐诗中“比”的运用》、李其钦的《略谈唐诗的图画美》、黄拔荆的《唐诗起结浅论》、祝建勋的《唐诗流水对初探》、林庚的《从唐诗的特色说起》、蒋孔阳的《唐诗的审美特征》、汤高才的《严羽的兴趣说与唐诗艺术》、孙连仲的《唐诗中传神的模糊语言》、〖美〗高友工、梅祖麟的《唐诗的意蕴、隐喻和典故》、师长泰的《唐诗艺术管窥》、陈伯海的《文学传统与唐诗的创新》、王钟陵的《唐诗中的时空观》、赵昌平的《意兴、意象、意脉――兼论唐诗研究中现代语言学批评的得失》、王辉斌的《别具匠心――唐诗的制题艺术》、周寅宾的《论唐诗意象的心理特征》、李晖的《论唐诗意境的新开拓》、《说唐诗的诗意结构》、林继中的《唐诗形式美》等。

着重探讨唐诗艺术的专著则有：王明居的《唐诗风格美新探》、陈铭的《唐诗美学论稿》、高友工、梅祖麟的《唐诗的魅力》、房日晰的《唐诗比较论》、李浩的《唐诗美学》、蒋长栋的《唐诗新论》等。

唐诗题材研究本世纪对唐诗题材进行专门探讨的专著和选本也有不少，如胡云翼的《唐代的战争文学》、孙俍工的《唐代的劳动文艺》、刘开荣的《唐人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张步云的《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杨桦选注的《唐人对外友好诗选》、彭庆生的《唐代乐舞书画诗选》、陈世钟的《唐代送别诗新注》、何立智的《唐代民俗和民俗诗》、颜进雄的《唐代游仙诗研究》、陶文鹏的《唐诗与绘画》、张明非的《唐诗与舞蹈》、朱易安的《唐诗与音乐》等。

对唐诗题材进行分析的专题论文则更多，如专论唐代宫怨诗和爱情诗的文章主要有：韩理洲的《唐代宫怨诗简说》、张浩逊的《也谈唐代宫怨诗的含蓄美》、《唐代宫怨诗综论》、苏者聪的《论唐代僧人诗和唐代佛教世俗化》、颜邦逸的《唐代爱情诗品议》、顾爱霞、高峰的《唐代宫怨诗新论》等。

专论唐代僧诗和游仙诗的文章主要有：程裕祯的《唐代的诗僧和僧诗》、徐庭筠的《唐五代诗僧及其诗歌》、佟宗颐的《唐代僧诗重出甄辨》、周先民的《自然•空灵•简淡•幽静――唐代僧诗的艺术风格管窥》等。

专论唐代题画诗和乐舞诗的文章主要有：席臻贯的《唐诗中的唐乐与乐伎》、张翥的《唐代舞诗艺术散论》、张金海的《唐代题画诗杂谈》、王世德的《唐朝题画诗注》、陈华昌的《唐代题画诗的美学意义》、张明非的《唐代乐舞诗的艺术成就》等。

专论唐代咏物诗和咏史诗的文章主要有：张政烺的《讲史与咏史诗》、周振甫的《谈咏物诗的描绘和寄托》、兰甲云的《简论唐代咏物诗发展轨迹》、梁秋的《唐代花鸟诗的美学特色初探》、张明非的《唐代咏琴诗探微》等。

专论唐代送别诗的文章则主要有：张明非的《论唐人送别诗的审美意象》、《论唐人送别诗的人情美》、姚郁杰的《读唐代赠别诗有感》、吴承学的《唐诗中的“留别”与“赠别”》等。

另一些文章则涉及到唐诗所表现的其他题材，如张步云的《唐代的儿童诗》、曹文江的《九奏中新声，八珍中异味――试论唐代寓言诗》、何绰如的《唐五代应制诗辨疑》、管士光的《唐代的哲理诗》、张浩逊的《论唐代的侠义诗――兼论唐代诗人的任侠精神》、董乃斌的《女儿节的情思――唐人七夕诗文论略》、李乃龙的《论唐代的艳情游仙诗》、〖美〗斯蒂芬•欧文《唐代别业诗的形成》等。

三、唐诗体式和格律研究

唐诗格律和语言研究概况唐代是近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唐诗本身的语言美、声律美也是唐诗迷人的魅力之一，所以历代唐诗研究者无不对唐诗的各种体式及其格律进行过分析和探究。本世纪学者则在传统的格律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现代音韵学、西方语言学的一些方法，对唐代近体诗成立的过程和唐诗各种体式的声韵、格律形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科学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本世纪较早对唐诗格律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学者是郭绍虞，他先后撰写了一系列探讨近体诗诗律形成问题的文章，主要解决了近体诗的声韵系统的“四声二元化”问题。五六十年代，林庚也对唐诗的格律和语言有过探讨，他先后撰写了《唐诗的格律》、《唐诗的语言》等文章，主要从中国古典诗歌的音乐性、声律美的角度，阐述了唐诗语言形式上的魅力，同时也对唐诗的韵律节奏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力图对当时新诗格律的建设有所贡献。本世纪在古典诗律学方面取得成就最大的学者则是王力，他的《汉语诗律学》从句式、语法、韵律等方面全面、系统的分析了中国诗歌的诗律，其中对唐代古近体诗歌格律的分析颇多己见，是本世纪唐代诗律研究方面的标志性成果。在王力之后，徐青也对古典诗律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除了出版了《古典诗律史》这样一部对中国古典诗律发展演变史进行描述的著作，还先后发表了几十篇探讨唐代古近体诗格律的文章，在唐诗分体声律的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基础工作。九十年代以后，香港学者邝健行也颇致力于唐代近体诗律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观察》、《吴体与齐梁体》等论文，出版了《诗赋与律调》这样一部对诗赋的律体、律调进行深入研究的专著。九十年代以后，论及唐代诗歌格律问题的学者还有何伟棠、杜晓勤、吴小平等。

本世纪的唐诗语言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其中,较早问世的成果是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该书汇集了唐宋金元明以来流行于诗词剧曲中的特殊语辞，详引例证，解释辞义与用法，兼谈其流变演化，对于研究唐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四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王力一直致力于中国汉语史的研究，其《汉语史稿》和《汉语语音史》，虽然不专论唐诗的语言问题，然对唐诗中的语法和音系多有论述，故而亦可视为唐诗语言研究的重大成果。

周祖谟的《唐五代韵书集存》是本世纪唐五代韵书汇辑与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著作。该书与以往同类书多用摹写本不同，凡是有照片的残本都用照片影印，凡原本污黯与摄制不够清楚的，另加摹本或摹刻本，是迄今收罗最为完备印制最为准确的唐五代韵书总集。根据体例性质和内容的相近，作者提出把这些韵书分为七类：陆法言《切韵传写本》、笺注本《切韵》、增训加字本《切韵》、王仁眗的《刊谬补缺切韵》、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唐韵》写本和五代本韵书，从而说明了《切韵》系韵书在唐五代发展的具体过程，对于唐诗研究者了解和研究唐诗中的用韵情况和音韵体系具有极大的帮助。另外，周祖谟还有《关于唐代方言中四声读法之一些资料》文，对理解唐人的“四声”概念也有助益。

〖美〗高友工、梅祖麟著、李世耀译的《唐诗的魅力》是运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研究唐诗的一个实践，该书共由三篇论文组成：《杜甫的〈秋兴〉――语言学批评的实践》、《唐诗的语意、隐喻和典故》、《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较重视语言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印证。在其中第三篇文章中，作者希望提出“一种以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的诗性结构的分析方法”，另外作者十分注重对唐诗的意象与词语的研究，他们摒弃了一些西方学者喜欢从汉字的象形性论汉字有单独构成意象能力的错误观念，而在传统诗论所说的句法、用字的具体语境中来谈唐诗的意象，因而所论较符合中国古典诗学本身的语言特征。但是，作者在具体的研究理论和操作方法上仍有用西方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硬套唐诗的弊病，故某些结论有主观之嫌。高友工另有《律诗的美学》一文，也是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分析中国古典律诗形式上独特的美学意蕴。

本世纪专门研究唐诗用韵问题的专著则是鲍明炜的《唐代诗文韵部研究》，该书按时代为序，将唐代各个重要作家诗文的用韵情况一一梳理、排列出来，从中可以看出诗人们的用韵特点及其对诗歌风格的影响，可惜目前只出版了初唐部分。

专门研究唐诗语言问题的专著则有蒋绍虞的《唐诗语言研究》，该书从格律、词汇、句法、修辞等方面唐诗的语言形式作了研究，旨在帮助读者读懂唐诗，推动唐诗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因为作者认为，到当时为止，除了在唐诗语词方面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其他方面似在王力《汉语诗律学》以后没有出现过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在蒋绍虞之后，唐诗语言研究又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九十年代出版了好几部研究唐诗语言方面的著作，如程湘清的《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孙寿玮的《唐诗字词大辞典》、〖日〗志村良治著、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曹广顺主编的《唐五代语言词典》、黄淬伯的《唐代关中方言音系》等。

唐代古体诗研究唐代古体诗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初盛唐时期曾发挥着近体诗所无法承载的抒情功能，所以颇受到唐诗研究者的注意。

本世纪较早对唐代古体诗格律特征进行研究的学者是王力，他在《汉语诗律学》中的第二章详细讨论了“古体诗”的用韵、五古的平仄、七古的平仄、古风的黏对及其出句末字的平仄、入律的古风、古风式的律诗、古体诗的对仗、古体诗的语法等问题，其中大多是以唐人作品为材料进行分析的，所以人们后来在研究唐代古体诗的格律问题时，多参考本书。

本世纪探讨唐代古体诗的专著不多，主要有王锡久的《唐代的七言古诗》。该书以时代为序深入探讨了唐代各个时期、各个重要作家的七古诗的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实际上是一部唐代七言古体诗的艺术流变史。作者在《序论》中指出，“从艺术创获上说，七绝与七古无疑是唐诗中最富有艺术生命力的两种诗体”，“唐代诗人往往是以覃精竭思地创作七言古诗来驰骋诗才，表现其磊落情怀的。由于七言古诗的体制特点所决定，唐人对它在艺术创造上表现出非常突出的追求新异的祈向。”作者认为，唐代七言古诗还具有和其他诗体迥然相异的题材特点，首先是它的体制宏大，便于铺陈叙写，担当了表现重大的社会主题，展现广阔的生活画面，描写多姿多彩的自然山水的主要任务；其次，七言古诗适宜于表现感慨淋漓、激壮苍凉的题材内容；再次，七言古诗还往往以绘形绘色地描写刻画各种各样的雄杰奇伟，乃至诡谲怪诞的事物和现象为其题材特色。此外，作者还探讨了唐代七言古诗在形式上的特点，描画了唐代七古艺术发展的基本线索。

研究唐代七言古诗的文章主要有赵昌平的《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史有为的《试论初唐七言古诗创造浑融意境的艺术经验》。其中赵昌平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探讨了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作者认为，造就盛唐七古“不可端倪，达于化境”、“诸体备陈，笼罩百代”的成就的，不仅是靠处于发展顶峰的盛唐时期诸大家的意匠神功，而且不可忽视以“四杰”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借赋体改造前代七古的开创之功，同时也有过渡的第二阶段李峤诸人对“四杰”歌行进一步改造之力。作者通过对唐诗前两个时期将近二百年间有代表性的七古诗作的句式、声调、诗歌意象、布局、取势等特点的分析，认为诗歌艺术作为文学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其演进，总是后一代诗人对前代诗人积累、创造的诗歌艺术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的结果。

七言歌行是唐代七言古诗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诗体，在初盛唐诗坛曾经产生许多名篇佳作，所以本世纪学界对之研究得较为深透。本世纪最早对唐代七言歌行的艺术成就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是陈延杰和林庚。

陈延杰在《论唐人七言歌行》中说，“唐人诗所可流传于世，百代不朽者，一为七绝，其次歌行。”作者将七言歌行分为十四个体式，然后分阶段论述歌行体在唐代的发展和演变。作者认为，“唐人歌行，入议论而好为拙怪，不拘常调者，始自阎朝隐。至任华又扩之，遂开卢仝刘叉一派”，“自韦元甫造木兰歌，于是开叙事诗一派。”

林庚早在四五十年代编著的《中国文学简史》中就以热情洋溢的笔调盛赞初盛唐为“歌行的盛行”、“七言诗的天下”、“七绝与七古的天下”。作者指出，“由于七言诗所带来的解放，于是初唐以来涌现了大量的长篇歌行，这些歌行的盛行表现了文学语言获得解放的愉快，虽然有时不免过于轻快，甚至成为感情的泛滥，却带着最年轻活泼的调子。”“七言初期的三三七的雏形，说明七言乃是三字节达于完善、成熟的形式，进入语言上全新的阶段。那无拘无碍的解放情操，通俗而奔放的纵情歌唱，乃是诗坛深入浅出的最好基础”，盛唐时期的七古“是经过初唐的七言歌行又洗炼提高而出现的，从陈子昂提倡风骨之后，七古就进一步代表了这个要求而纵情歌唱着。”作者这些充满诗人激情的评述，吸引着后来众多学者投入到对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研究之中。

八十年代以后，有关唐人歌行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较具深度者有王志民的《初唐诗人对发展七言歌行的贡献》、《唐人七言歌行论略》、郝朴宁的《“歌行诗”的形成过程――以初唐为透视点》、张晶的《初唐歌行略论》、王从仁的《初唐歌行体制溯源》、葛晓音的《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等。

其中王从仁文通过对现存魏晋至盛唐前期所有的七言诗的全面统计和系统的格律分析，考察了七言歌行的发展轨迹。作者指出，七言歌行的句式来源于七言古诗，每个单元的体制，则来源于音乐上的四句一解；其次，韵脚的频繁转递，源于六朝小赋；再次，在诗句的平仄调配上，则源于新起的律诗；又次，各单元的蝉联，则吸收了六朝民歌的顶真手法。这些因素熔铸一炉，锻炼出一种全新的体制，形成了独具风采的七言歌行。

葛晓音文则从字法、句式和篇法结构等方面对歌行体制体调的规范作了细致深入的研究，由此揭示了初盛唐歌行艺术风格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及特点。该文指出，初唐乐府歌行是在陈隋七言乐府歌行偶句对仗进展的基础上形成独特风貌的。其特征有二：首先是七言古诗乐府歌行化。初唐人不仅高密度地综合使用前代七言乐府中已有的各种字法和句式，而且还能使高密度地使用多种复沓排比句式的作法与篇意章法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其次是篇制宏伟，铺叙繁富，挥洒淋漓，将梁陈七言乐府宜于长篇赋写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前一特征又突出地表现在以“篇”诗和“行”诗为代表的七言歌行中。总之，初唐七言乐府歌行虽以其骈俪淫靡被明清诗话视为承袭梁陈“初制”，但确立了七言歌行基本的体制规范，而且以后世难以企及的声情宏畅流转之美，成为七言乐府歌行史上不可复返的一个阶段。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初唐歌行的这一特征与其内容重在情的咏叹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七言在这一阶段未能完全形成其自足独立的语言节奏有关。

相对说来，学界对唐代五言古诗的研究则冷清得多，相关的成果主要有张明非的《论初唐五言古诗的演变》、《从王维五古看唐代五古的嬗变》和莫砺锋的《论初盛唐的五言古诗》。其中张明非前文指出，初唐古诗的“律化”现象应该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作者将初唐五古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认为“其间，不仅仅是陈子昂，太宗君臣、王绩、’四杰‘以及薛稷等人，都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莫砺锋文也是试图通过对初盛唐时期五古的发展过程及其与汉魏六朝五言诗之间的沿革关系进行考察，重新评价唐代五古在诗歌史上的成就和价值。作者认为，初盛唐的五古当然是有汉魏六朝五言诗发展而来的，入唐以后，五言诗却朝着今体和古体两个方向分道扬镳，随着五言今体的形式和艺术的逐步完善，五古的形式和艺术也趋于完善。由于这两者是同步发展的，所以它们同时在杜甫手中臻于极盛。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唐代的五古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汉魏六朝五言诗的水平，并足以与唐代的其它诗体相媲美。作者还特地指出：由于五古的历史比其它几种五七言诗体更久远，积累更丰富，所以它更早发生了极盛之后难以为继的情形。所以，杜甫以后，唐代五古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

唐代绝句研究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就有学者撰文探讨唐代五绝和七绝的起源和艺术成就，如陈斠玄的《唐人五七绝诗之研究》、陈延杰的《论唐人七绝》、邵祖平的《七言绝句榷论》、钱畊莘的《唐代七截的体裁及其分类》等。

其中陈斠玄文认为，“无论五绝或七绝，均滥觞于汉魏，酝酿于六朝，而成立于隋唐”，他认为绝句成立的原因有两个：骈俪和声调，故而他又探讨了绝句的声律和章法、修辞，将五七绝进行了比较，对唐代绝句进行了品藻，作者最后指出：“绝句之长，一在音节之谐适，一在情思之委婉，徒有音节，则为空响；徒有情思，亦非佳作。以其篇只四句，尤应有弦外之音，味外之味焉。故绝句之作，难于古律。”陈延杰文也探讨了绝句的起源、体制、分类，将唐代七绝之作家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一一进行评述，他认为，“唐以绝句为乐府，而歌人多能解其意也；又可知唐人绝句非歌唱之，不足以得其妙焉。况高华清丽，流调宛转，其神韵之飘渺，尤非言语所可描写者哉！”

邵祖平文是本世纪上半叶对七绝所进行的最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全文共由十一部分组成：（1）小引，（2）七绝之正名，（3）七绝之拓始及其成立时期，（4）七绝之体裁及与乐府之关涉，（5）七绝诗盛行之由来，（6）七言绝句之分类，（7）七绝诗品示例，（8）七绝作家杂述，（9）七绝之作法，（10）七绝之解法，（11）结论。他说：“七言绝句自七言歌行及乐府来，绝对本在律诗之前，律诗当从绝句扩充而成，何有绝诗截取律诗之理？”作者认为，七绝起于南北朝时的古绝句，而成于武后之“看朱成碧思纷纷”诗，谓“此诗声调之美，情意可掬，盖七言绝句今体已完全成就之证，亦入乐府之始。”七绝成立于初唐，盛唐以后极为盛行，至今不衰，似有数因：（1）用韵极少，（2）入题不迂回，（3）不必运典，（4）不必对仗，（5）可用当时语，（6）可抓住现在，（7）写情甚深刻，（8）易于传诵。

从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唐人绝句研究十分冷清。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又对唐人绝句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首先是八十年代初出现了好几本对唐人七绝进行选注、评析的著作，如沈祖棻的《唐人七绝诗浅释》、刘永济的《唐人绝句精华》、刘学锴等的《唐代绝句赏析》、黄肃秋、陈新的《唐人绝句选》、孙琴安的《唐人七绝选》等，均各有其特色。其中刘永济著尤为独到。作者首先定了十条 “取的标准”，这显然要求读者要对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相当的了解，否则难以理会这十条标准的具体内容的范围。而且该书注简而释精，长于阐明诗意，在分析艺术、评论诗风、辩证歧说等方面，均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且多择取“宋元以后诗话家、诗选家论绝句之语”，所以学术性很强。

其次是出版了一部对唐代绝句发展史进行较为细致描画的专著，即周啸天的《唐绝句史》。该书在唐绝句的历史发展及艺术经验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如作者虽然颇为欣赏盛唐诸公，但对于历来毁誉不一的杜甫绝句，却极为重视，为之专辟一章。杜甫是全书中唯一立了专章的绝句作家。其中又详细分析了杜甫绝句突破传统的原因，从内容体裁题材到艺术风格的拓新及其在绝句史上的意义。在绝句艺术经验方面，除随时加以拈出外，又在盛唐绝句一章中设专节加以分析。其中第六条为“组诗体制，聚零为整”，强调组诗的整体意义。

再次，是产生了一些较具研究深度的论文，如李传国的《唐人七绝问取艺术试探》、陈贻焮 的《盛唐绝句刍议》、田耕宇的《晚唐律诗、绝句兴旺原因初探》、葛晓音的《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等。

其中陈贻焮文一反时人说诗重思想和现实意义、轻艺术成就和美学价值的做法，对盛唐时期各个作家的绝句创作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独特的美学价值进行了细入而独到的分析，并给予的高度肯定的评价。作者在文章中还探讨绝句的起源，他指出：一，梁陈七绝确如胡应麟所说主要采用《垓下》格；二，从宋齐之间的汤惠休到梁简文帝、萧子显，到北齐魏收、到陈江总，都有一、二、四句皆押同一平韵的七言绝句。唐以后的五七言绝句和竹枝词等民歌大多这么押韵，也比较便于吟咏和歌唱，足证这种音律上的自然趋势确乎是存在的；三，由于七绝体制短小，要想写好就得注意构思的精致。七绝每句比五绝多两个字，语调就容易显得流利婉转些；加之梁陈诗人多用来写宫体诗，颇重用辞设色；又深受江南民歌的影响；因此无形中变形成了一种幽雅清丽的风格。所有这些，无疑为唐人七绝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艺术借鉴。作者认为，在从梁陈七言绝句过渡到唐绝句的过程中，隋炀帝的几篇作品对唐绝格调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证明七绝体音律始备于隋末之说不谬。

葛晓音文也重点探讨了绝句的起源问题和形成过程，作者首先指出，在探讨绝句起源是应该将“绝句”这一称谓产生的时期与绝句这种形式产生于何时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谈。作者认为，“绝句”的初始定义是以古绝为主要对象的，“绝句”之称起于宋梁，它的出现并非诗歌律化的结果。魏晋五言古绝主要起源于汉代五言四句的歌谣和乐府，而对乐府的模仿引起了文人创作五言四句体诗歌的浓厚兴趣，这是促使南北朝五绝数量逐渐增多的基本原因。但是，在乐府和拟乐府之外的文人五绝自宋至梁也在逐渐增多，而且愈往后愈有超出乐府和拟乐府的势头。作者指出，在齐梁时期，五绝已经出现了古近之别，这种古近之别因来源不同可以从语言和表现形式上加以区分。如果从格调上溯古绝的源头，可至汉魏。而单纯从声律来看，南朝清商乐府也是古绝，只是部分乐府与非乐府绝句的律化都是从永明体开始的，与五言八句体的律化是同步的。人们所常说的“律绝产生于律诗之后”的说法显然不合事实。而前人所谓律绝源于六朝子夜体，则是混淆了声律和格调的差别。至于七绝的起源问题，作者的看法也与现代国内外学者的一般看法不同，她认为七绝的源头应该追溯到西晋的民谣，而非北朝乐府民歌。但它开始时是句句押韵，到形成隔句押韵的绝句，还经历了一个押韵的转变过程，而这个过程始于梁中叶，到隋代结束。作者由此解释了明清人所说的五绝调古、七绝调近的原因，认为五七绝起源和形成的不同途径，正是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源。五七绝在源起时显示的格调差异，在初唐形成一种定势。绝句发展到盛唐，虽然已形成五、七绝的基本体制和格调差别，在句式、篇法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无论是声律还是作法都没有定型。绝句的定型是在中晚唐到宋代完成的。然而它的巅峰期却是在盛唐。也就是说，绝句是在发展到最自由的阶段而进入最完美的境界的。当然在绝句走向自由之前，经历了一个必然的阶段。六朝、初唐文人对声律的讲究、对句式的探索，部分解决了绝句与生俱来的以及在律化过程中又产生的可续性问题，促使人们自觉地追求绝句篇章的完整性，以及“句绝而意不绝”的艺术效果。但盛唐文人没有把前人的创作积累变成可供遵循的规范，也没有继续寻找各种促使绝句体制特征定型的作法，而是从绝句的源头去寻找不受任何法式约束的创作活力，将乐府民歌自然流露、不作加工的原始状态，升华到自由抒写、法极无迹的更高层次。这是盛唐绝句具有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

唐代律诗研究五律和七律是唐代新起的艺术形式，而且在盛唐以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艺术功用，成为唐代诗歌体式中最为璀璨的艺术明珠。本世纪的唐诗研究者对之倾注了较大的心血，取得了成果也较多。

首先，本世纪产生了一些较有深度和影响的研究唐代律诗的专著。如王力的《汉语诗律学》、徐青的《古典诗律史》和赵谦的《唐七律艺术史》等。王力著全面系统地归纳分析了唐代五律、七律的各种格律形式，对一些拗救和变格也作了探讨，是后来学者研究唐代五律、七律格律时的重要参考。徐青著在王力研究的基础上，除了在《古典诗律史》中描述和探讨了唐代五七律的形成过程和形成原因，还对唐代五七律的黏对形式作了更为细入的探讨。他先后发表了几十篇分析唐代律诗格律形式的文章，其中《初唐诗律概要》、《初唐七言诗的格律》、《初唐五言诗的格律》、《盛唐诗歌的格律特点》、《七言近体诗的律联及其变式》、《唐诗律句、律联概要》、《唐代黏式律诗概要》等。赵谦著则试图将西方结构主义批评方法于中国传统的诗律分析、艺术评点结合起来，对唐代七律的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评述，其中对各个律诗创作大家的艺术特色的分析和艺术成就的评价尤为深入、细致，且不乏新见。

其次，本世纪学界对五律的形成和定型问题也进行了一定范围的讨论。传统看法认为，五律的成熟和定型是在初盛唐之交的沈、宋之手完成的，但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一些学者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了异议。

如，刘宝和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撰著了《律诗不完成于沈宋》一文，他通过对王绩现存诗歌格律的分析指出，王绩五言新体诗的合律程度不但明显高于当时其他诗人，而且其诗集中已经出现了完全合律的五言律诗，所以作者认为，律诗不完成于沈宋，而是完成于王绩之手。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并没有在学界产生多大的反响。

到九十年代，邝健行再次对“律诗完成于沈宋”的说法进行质疑，他在《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观察》中通过对《文境秘府论》中所保存的唐人论述诗歌声律材料的挖掘，发现元兢《诗髓脑》中所说的“换头术”正是律诗对黏的正确方式。作者认为，“换头的提出，标志着黏缀找到了正确的法则，也等于说律调自此完成，时间很可能在上元、仪凤之间，总之在高宗后期。”作者又通过对初唐五言新体诗格律的统计和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即在合律程度上，“沈佺期还好，宋之问的位置偏低，因为宋氏的作品，句联对黏不合格的地方还比较多。如果说制定律调的人合格的程度比同时其他人还要差，那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作者认为，“把沈、宋看成确立律调的人的看法，值得商榷。”

邝文发表后不久，杜晓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之考察》中指出，元兢虽然发现了“换头”术，却并没有马上被人们接受，对当时诗坛创作的影响也不大。沈宋二人不但将之付诸实践，奉之为“律”，而且通过自己在诗坛的号召力和影响，使得朝野之士纷纷仿效，严遵此“律”，乃至于在神龙、景龙中形成了“沈宋体”或“律诗”。再从沈、宋二人的现存作品来分析，其合律程度也明显高于他人（由于杜文与邝文统计和分析沈宋的作品范围不同，所以数据和结论也就有异）。当然，传统说法也有掠人之功归于沈、宋之弊。严格说来，沈、宋二人只是在前人律化经验的基础上，将元兢发现的“换头”术肯定下来，奉之为“律”，并加以推广，使得“律体”的声律模式基本定型了。

再次，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一些对唐代律诗创作艺术进行探讨的文章，如周勋初的《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赵昌平的《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程千帆等的《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偓》、孙琴安的《唐代七律诗的几个主要派别》、赵谦的《中唐后期七律论》、《初唐七律音韵风格的再考察》等。

其中孙琴安文通过对唐代近万首七言律诗的详细考察、辨析和归纳，认为唐代的七言律诗共有雄浑苍茫、高华富丽、浅易通俗等五个派别。并对这五个派别的基本风格特征、产生的原因、形成的过程，以及后来演变的线索，分别作了具体详尽的分析。除了从文学因素追寻查找原因外，作者也结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甚至诗人本身的气质、才赋等进行考察。并针对五十年代以后学界忽视研究晚唐诗的现象，对晚唐的许多七律名家所作的贡献，给了比较充分的肯定。

赵谦前文则指出，自贞元至大和“短短四十年，染指七律的诗人近70，七律达1600首之多，超过了前200年七律创作之总和。”文章就这一时期的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韩愈、贾岛、刘禹锡、柳宗元、李绅、杨巨源、牟融等诗人的七律逐一进行分析，指出他们各自的风格特色。其中对白居易七律创作的研究最细入，评价也最高：“由于他的出现，唐代七律创作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七律叙事功能的增强，二是七律的通俗化趋向”。

四、唐诗学的建立和唐诗学史的研究

实际上，从唐朝开始就已经有了唐诗的整理和研究，但是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有学者致力于梳理和建立唐诗学、研究唐诗学史。

在唐诗学的建立和研究方面，陈伯海的成就较大。八十年代后期，陈伯海撰著了《唐诗学引论》。该书是一部专门探讨唐诗的特质、渊源、流变、体式及唐诗学科建设的专著。全书分为六篇。《正本篇》着重探讨了唐诗的“风骨与兴寄”、“声律与辞章”、“兴象与韵味”、“唐诗的气象”诸问题，并认为上述诸要素构成了唐诗的质的定性。《清源篇》就唐诗的渊源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追溯。《别流篇》是对唐诗流变的研究，具体考察了唐诗自身发展、运行之中所经历的轨迹和呈现出来的多种风貌。《辨体篇》主要对唐诗的各种体式及其流衍变化进行美学上的考察和辨析，揭示了多样化的诗歌体式所产生的多样化的美学原则和美学功能。著者还根据唐诗学的进程，大致划分了五个时期：一，唐五代――酝酿期；二，宋金元――形成期；三，明代――发展期；四，清及民初――总结期；五，“五四”以后――创新期。

在这本书出版以后，陈伯海和朱易安一起，继续对唐诗学的建立作更细致的工作。他先后与朱易安合编了《唐诗书录》，主编《唐诗评论类编》、《唐诗汇评》。其中《类编》以“总论”、“外部关系论”、“流变论”、“各体论”、“题材作法论”、“流派并称论”、“作家论”、“典籍论”诸目编列历代评论，可以说是一部综合性的古代唐诗研究资料集成。《汇评》则是一部以诗系评的大型选集，收诗人498家，诗作5127首，外加附录。该书采辑的评论非常丰富，每位诗人有汇评，每首诗有汇评，一组诗后还有总评。李白、杜甫一类的名家自不必说，就是一些中小作家，也尽可能搜集到了一些优秀篇章的评论资料，书后还附录了《唐诗评论辑要》，实际上是《唐诗评论类编》的普及版。

朱易安除了和陈伯海合著了一些唐诗学著作，还独立发表了《略论唐诗学发展史的体系的建构》一文。该文探讨了唐诗学的存在基础、形成及其意义、研究体系和建构、与社会文化背景之关系、唐诗学与诗学方法等理论问题，对唐诗学的建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另外，黄炳辉近年来也颇致力于唐诗学的建立，他除了发表了一系列阐述他对唐诗学理解的文章，如《唐诗创作论》、《唐诗学历史回顾和走向预测》等，还出版了一部《唐诗学史述论》。他在《唐诗学历史的回顾和走向预测》一文中探讨了唐诗学史之史学性质、诗学性质，对唐诗学的发展走向进行了预测，提出要建立文化唐诗学。 

本文是《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第二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