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研究通讯2009年第2期

自从渐渐地不需要仰赖注音符号就可以读书阅报以来，父亲的书架，便是我开始进行探险的天地。那正是一九七○年代初期台湾离开联合国的时候，身为职业军人的他，放在那里最多的，或是国防部编印的《处变不惊庄敬自强史例》之类的书，都是白色封面的精装本；或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编印的《中央月刊》，花花绿绿的封面，每个月各不相同。这些书的基调，千篇一律，外加不认识的字实在太多了，读没多久，就觉得乏味之至。意外的是，胡适的《四十自述》与冯爱群编的《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居然与国民党党国体制的那堆宣传品夹杂在一起。前者是台南大东书局的版本（现在看来，当然是部盗版书），后者是台北学生书局出版的。两部书的出版时间与父亲题写在内页的收藏时间，都是一九六二年三月，恰是胡适去世后的一个月，台湾追悼胡适的情绪最为热烈的时候。显然，一介军人的父亲，也受到这波热烈的感染。这两部书的封面装祯，绝不出色，本来难能吸引幼童的目光，它们是无可选择之后的最后选择。不过，意外发现之后，它们成为《国语日报》与《王子杂志》等儿童读物之外，最能吸引自己的书本。

刚捧起《四十自述》的我，最初根本不知道胡适的本名「嗣穈」和他的二哥「嗣秬」、三哥「嗣秠」究竟该怎么念。胡适注记了「穈字音门」，可是，「嗣」、「秬」与「秠」呢？非知道不可的冲动，让我从摸索里学会了查《辞源》的本事。知道答案之后，自然越查越起劲，越读越过瘾。等到被允许单独出门去逛号称「书街」的台北重庆南路，在众多书店里寻觅胡适的书，是自己的「第一志愿」。那套得到胡适授权，由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四大卷《胡适文存》，是在那家书店里发现的，已不复记得，却永远忘不了，那是我第一次享受到找书觅书居然「美梦成真」的快乐滋味。只是，快乐之后，马上就是痛苦了。那不是家里买得起也愿意买给孩子的书；眷村和小学里都没有图书馆，这套书无从借起。可怜那时我也不晓得有公立图书馆可以满足自己的阅读好奇；只好有空就去书店里「站岗」，企图毕其全功。然而，胡适的文字再怎么浅显易懂，不可能是小学生站在书店里看得完，而且全部都看得懂的。只有再三翻读《四十自述》这两部书，聊以藉慰。小学毕业典礼上颁发的台北市「市长奖」奖品，会是一套《胡适文存》吗？一直是我的幻想。当然，这两样我都没拿到。

初中时代，国文课本选录了胡适的〈我的母亲〉，出自我早已读过的《四十自述》。然而，那三年却是绝对不容许人喘气找胡适来看的时候。等到一九八○年夏天高中联考结束，开始暑期打工，拿到工钱的第一件事，就是骑脚踏车去当时还位于台北光华商场旁的水平书局，买了一套与远东版内容一模一样却未署出版者的《胡适文存》。同样是远东出版的，《胡适文存》的售价为什么比梁实秋编的高中英汉辞典贵那么多，是我那时最大的好奇之一；无可奈何之下，只好买盗版的本子。同一时候，李敖突然「复出江湖」，他的《胡适研究》与《胡适评传》由远景出版公司新版上市，轰动一时。将《胡适文存》与这两部书合并而观，不仅引起我探寻李敖其人其书的「前史」的兴趣，他指责远东版《胡适文存》的错误和删节部分，更指示提醒了我，在旧书摊寻觅《文星》和《自由中国》之外，也得留心有没有「原版」的《胡适文存》。前面两种杂志与《文星丛刊》乃至于柏杨、钱穆、徐复观与殷海光，都找到了不少，后者则从来不见「庐山真面目」。沉迷于旧书摊（以及棒球场）的代价是沉重的，一定得补考才能升级的命运，让父亲气得说要把我辛苦找到的李敖和柏杨的书，统统都烧掉。还好，参加全国作文比赛拿名得奖的成绩和那堆胡适的书，成了「挡箭牌」，他老人家终究没有付诸行动，也逼得我把心非放回准备大学联考上不可。

始终挂念的「原版」《胡适文存》的本来内容，一直要到一九八六年当远流出版公司得到胡适纪念馆的授权，推出壮观的三十七册的《胡适作品集》之际，方始知晓。已经是大学生的我，读过胡适秘书胡颂平先生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十大册以及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忠栋先生的〈胡适从「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论〉一文，早就知道了《人权论集》的存在。所以，我更好奇的是，胡适在这部书里究竟是怎么批判国民党的？好不容易，辗转从张忠栋先生那里得到《人权论集》的影印本，总算满足了我的好奇；它更一度是我揣摩再三学习撰写政论文字的蓝本。

原来，李敖批判远东版《胡适文存》删节的，主要是胡适发表在《努力周报》的政论文字的部分，其中颇多对孙中山的「不敬」之语，甚至于对孙中山和陈炯明间的冲突纠纷，胡适更是站在肯定后者的立场上。当台湾对这段历史的诠释，以孙中山之「是」为「是」，以孙中山之「非」为「非」，称之曰「陈炯明叛变」的时候，要在台湾再度出版《胡适文存》，他当年的政论意见，绝对「不合时宜」，非删不可。只是，谁都料想不到，动手「阉割」《胡适文存》的，居然是胡适本人。直到远流版的《胡适作品集》，终于才「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而，胡适在《人权论集》里对国民党的批判，更为激烈，批判的矛头，更直接指向蒋介石。所以，在台湾总统还姓蒋的时代，远流即使可以「勇敢」地出版《胡适作品集》，却绝无再版《人权论集》的「勇气」。至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也只选录《人权论集》的〈序〉，却未可录其全文，自然都可以理解。我能读到《人权论集》的影印本，已经是桩「福气」了。

大江总是向东奔流的。从一九八○年代末期起，台湾政治上的一切禁忌，被怒不可遏的社会力「冲决网罗」，认识胡适全貌的可能性，也不例外。特别是，张忠栋先生在一九八七年将他的〈胡适从「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论〉及其它文章汇为《胡适五论》，以这部书的出版为标志，胡适独特的生命旅程，从此不再是重重谜雾笼罩的历史命题。张先生的这部《胡适五论》，以严谨的学术规范为基础，秉史家如椽之笔，直书无忌，尽可能精确地书写过往岁月的纪录，既揭穿党国威权体制一贯「英明伟大」的真相，也像是万马皆闇的时代里的正义之声。可以说，在「胡适研究」的「复兴」浪潮里，张先生的研究成果，实位居新起浪头的第一波。以胡适的生命史为对象，让人能够贪婪阅读各种文献，窥视其间无限风彩，并且得到跳脱出政治神话囚笼的思想刺激的时代，终于降临。诸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的影印出版，以及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三大册的简体字本的《胡适来往书信选》等相关文献资料，在台湾的大量出土与流通，阅读胡适，根本不再需要寻寻觅觅了。思想观念的禁区不复存在，研究胡适，可以自由自在地开展漫无边际的「知识探险」活动。当然，自由研究阅读胡适，与发扬实践胡适思想，是两回事。像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翘望以待的理想生活世界，仍是征途漫漫。

胡适做为「五四」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又归骨埋骸于台湾，在台湾传递「五四火种」的起跑者，他自是当之为愧。因此，胡适的各种著作，始终在台湾出版不辍，亦且盗版连连，正展现了胡适的吸引力。可是，现实政治却压制了人们对于胡适的认识与理解，「五四火种」在台湾的薪传空间，也逃脱不了党国体制「魔掌」的控制。我的「胡适阅读史」，从盗版书读到影印本，再读到经过授权的「合法版本」，而后又收集到来自中国的各种简体字本，既展现了胡适在台湾流传轨迹的一个面向，多少也是台湾转变的象征。

当下台湾处境里的读者，不必品尝寻觅胡适的辛苦历程。然而，人们可能面对的问题，不是去那里才能读到胡适，而是描说胡适爱情世界的书更为流行的时候，除了「消遣」之外，为什么要读胡适。举例来说，对「统独」、「蓝绿」等等让人好似困惑难决的问题，胡适那里自然找不到直截了当的答案。只是，在廿世纪的华人历史舞台上，占据一个枢纽位置并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碰到的困难抉择，绝对不比我们少。胡适的抉择，叫好拍掌的响应，固然声振一时；批判詈骂的声浪，也是响彻云霄。胡适面对时代潮流与现实环境做出的选择，为什么「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都有可供思考的借鉴意义；胡适做出抉择后的复杂心情及其历史结果，还值得细细的品味反省。在「爆料文化」主宰台湾的公共论坛，以「名嘴」的是非为是非不容讨论辩难的此际，胡适期望「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胡适主张不要「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应当犹具相当的启发意义。

在台湾已不再是被阉割的「五四火种」，还能传薪不已吗？重新阅读胡适，应该会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道路径罢。

（潘光哲编，《容忍与自由：胡适思想精选》，台北：南方家园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