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20日，一代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写了一封信给胡适。信里谈了很多，特别是言及关于这一年即将举行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院士选举的事，尤其发人兴味。董作宾殷切地表明，他自己愿意放弃膺选为考古学领域的院士的机会，反而劝说胡适投梁思永和郭沫若一票，因为前者在病中，应该借此“给他一点安慰”，至于后者呢，“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其实，不要等董作宾的建议，在胡适的心目里，郭沫若早就具备院士桂冠的资格了，反倒是梁思永“名落孙山”。试看胡适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记可知，他于当天发出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拟提名单”，洋洋洒洒，充分体现了他对于谁可以享有这分学术荣誉的认可程度：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至于在“人文地理”与“民族学”这两个领域里，胡适则“想不出人名”，无法肯定有哪位学人可以进入院士的行列。
依据第一届院士当选人后来更担任中研院院长的吴大猷回忆，这一次“破天荒”的院士选举过程，从1946年开始筹划，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四百人，至1947年由中研院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翌年再由评议会选出院士八十一人。当时的胡适是北京大学校长，也是中研院的评议员，自然可以北大校长的身份提名院士候选人，同时还可以在选举之际投票。董作宾的“请求”，自有其原因。
然而，究竟谁才得以享有院士的荣光，绝对不是胡适一个人说了就算。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同样也可以“研究机构”的身份提名院士候选人，因此史语所所务会议上也通过了一份史语所的“推荐院士候选人”名单：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
史学：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余嘉锡、柳诒征、徐中舒、陈受颐。
中国文学：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沈兼士。
考古及美术史：李济、董作宾、郭沫若、梁思永（以上考古）；徐鸿宝、梁思成（以上美术史）。
语言：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
民族：凌纯声。
和胡适的提名名单两相对比，出入之处颇堪玩味，像哲学大家冯友兰居然不在胡适的名单之列。本院翟志成教授便认为，这很可能象征着胡适对冯友兰的敌对态度。不过，胡适究竟未可一手包揽，冯友兰终究还是荣膺了此衔。更有意思的是，向来和胡适唱反调的郭沫若，非但名列候选人，而且最后还可以戴上这顶学术桂冠，其象征意义，更是令众人侧目。
异军突起于五四时代的郭沫若，本来是诗人，政治兴趣亦浓厚之至。早在1927年他便公开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一篇讨蒋檄文，把蒋视为“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政治立场鲜明，可见一斑。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后，身为远航的游子，无法直接加入“武器的批判”的阵营里去了，于是又转而拿起笔来将之当成“批判的武器”，在文化战场上开火。然而，作为诗人而崛起文坛的他，并没有继续深入向文艺领域进军，反倒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文献方面的问题。这样的转折颇为费人疑猜，也引起史家探究的兴趣。史界前辈余英时先生与逯耀东先生都曾论证指出，郭沫若之转治古史最重要的动机之一是他想要打倒胡适。观乎他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意有所指地嘲讽胡适，可谓确得其解。郭沫若的这部书，极力论证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符合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可视为另外一种表达政治意见的方式。但是，这部书的史料基础却也颇称扎实，是他“颇用心于甲骨文字与古金文字之学”的结果。同样，亦治甲骨之学的董作宾便曾评价述说道：
……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郭沫若与董作宾之间，对双方研治甲骨之学的成果，本即早已有所交流。当然，史语所同仁对郭沫若的成果，未必都持正面意见。首任所长傅斯年便批判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旧史不足征，惟新史料不妄，用是新旧史料之相冲突者，则推翻旧史料而抹杀之，顾不论其本不必合与无须抹杀也”；而以《甲骨学商史论丛》扬名的胡厚宣亦在致傅斯年报告己身打算撰述是书的信函里，同样批评郭沫若“以研究甲骨文字之人，而抹杀甲骨文中证据，此大不该也”，评价不高。
待郭沫若之名列入院士候选人的名单，在中研院评议会里讨论时，意见就更多了。当时傅斯年远在美国治病，所务由他向来欣赏的夏鼐代理，他很详尽地向傅斯年汇报了当时的场景。夏鼐在信里说，当时评议会里讨论各方推荐名单谁有资格列名为院士候选人时，各有所见。例如，胡适于哲学领域又多推荐了一位陈康，因为“陈氏希腊哲学造诣颇深”；周鲠生则认为李剑农“对于中国经济史及近代政治史皆有成绩”，故予以推荐；会中还“有人提出何以不列入熊十力、朱起凤、向达三先生。经胡适之先生解释后，亦无异议”。至于不是评议员的王叔岷则扬言谓“刘文典先生之《淮南子》及《庄子》，校勘考据皆甚糟糕，并云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荐为候选人”（但是，刘文典最后还是居于院士候选人之列）。然而，最引起争议的便是郭沫若了。在本来的推荐名单上有化学科之赵承嘏与萨本铁二人，惟“因其曾任伪大学行政职务，故加删除”等。不是评议员但是代理所务的夏鼐，代理傅斯年出席盛会，见此局面，“以为此事关系颇为重大，故起立发言”，声言曰：“……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以学术之贡献为标准，此外只有自绝于国人之汉奸，应取消资格。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会中意见分歧，最后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投票结果以十三票对八票，仍决定将郭氏列入……”
显然，郭沫若之终可当选中研院院士，实有赖于夏鼐的一席话，否则，他可是连院士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呢。
夏鼐本人对于这次的院士选举还有一些想法，在给傅斯年的私信与公开发表的文章里，都有长篇大论的说明，这里就不多谈了。
法国思想家Pierre Bourdieu对“知识场域”（intellectual field）的构成，有精彩的论述。在他那里，某个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知识场域，是由占据着不同知识位置（intellectual positions）的众多行动者（agents）所构成的。在这个“场域”里的每一个分子（elements）不但以某种明确的方式相互关联在一起，他们亦各有其明确独特的“重量”或是权威性，所以，这个“场域”其实也就是一种权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的“场域”。这个“场域”里的行动者，彼此相互竞争。竞争什么呢？那些可以界定什么是知识／思想既成体制（intellectually established）及文化正当性（culturally legitimate）的权利（right）。只是，在一个“场域”里，其实还可以看到许多的“次场域”（sub-field），它们在这个“大场域”里各有一片天地，而它的内部也有和在“大场域”一样的情境。Bourdieu更强调了各式各样的理念的位置或关系的属性：在一个“场域”里，正统／异端其实是相互界定的。这样看来，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本为学林盛事；然而，它绝对不会只是“学术”而已。学者之间，对于谁可以荣膺这顶知识场域的桂冠，各有想法，各有所见；更令人惊异的是，“政治立场”居然也可以成为“封杀”某人如郭沫若列居院士候选人的理由。“知识场域”里的权力关系，于此思过半矣。还好，有夏鼐的“临门一脚”外加那十三位中研院评议员的学术理性，政治／学术的“异端”，也可以找到他们的生存空间，乃至于扬名立世（当然，郭沫若大概对此荣衔“不屑一顾”罢？他并未出席第一届中研院院士会议）。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来看，中央研究院作为当时的学术界里的一方学术净土，还是自有其学术独立自主运作的空间的。
“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
1941年秋天，怀抱着“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心愿的王叔岷，来到了四川南溪县李庄的板栗坳。这里是地图上绝对找不到的地方。日本空军的炸弹，没有朝这儿丢下来的理由。漫天战火之际，飘泊万里，中研院（以史语所为主）的一群读书人，好不容易才寻觅到这方“桃花源”，终于可以暂时歇脚一下了。不及而立之年的王叔岷，是才向北大文科研究所报到的“新鲜人”。照当时的规矩，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可以选择到板栗坳来完成学业。王叔岷的学术道路，就在这片“庭前多好鸟”、“户外多修竹”的天地里开展了。
王叔岷是四川大学中文系1939年班的第一名毕业生，却没机会留在系里当助教。前途茫茫之际，经过老师徐中舒的点拨，他才决意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在川大校园里颇有才子之名的王叔岷，来到李庄，首先拜见了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并把自己的诗文呈请指导。傅斯年翻了一翻，便询问王叔岷的未来研究课题。王叔岷称想研究《庄子》。傅斯年笑了一笑，竟开始背诵起“昔者庄周梦为蝴蝶”这一章，一幅怡然自得的样子。忽然，傅斯年严肃地告诫王叔岷道，研究《庄子》要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他又翻了一翻王叔岷的诗文，定下了一条规矩：“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王叔岷只好唯唯诺诺而退。在名义上，王叔岷的导师是远在昆明的汤用彤，师生之间只能靠书信联络。王叔岷在信里向导师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汤的复函则告诫道，研究学问只有“痛下工夫”四个字而已。在傅、汤两位学术巨人的鞭策之下，王叔岷确实“痛下工夫”，1943年毕业，留在史语所任职，此后著作等身，在文史学界挣得了难能替代的一席之地。
像王叔岷这种初入学术天地的青年，得到傅、汤两位的点拨，似“狮子吼”，若“海潮音”，终于一步一脚印地取得了傲人的学术成绩。然而，傅斯年为王叔岷定下的规矩“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却就此成了史语所对新来报到的青年学者制定的需共同遵守的金科玉律。比如，比王叔岷晚一年从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但同样留任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的李孝定，于到任后的第一年或第二年，就向史语所《集刊》投了一篇稿子，不久就被退稿了。他回忆道，这是忽视了傅斯年“进所三年内不得撰文的明训”的必然结果。他痛苦地述说了自己的心境：“这是我生平所受最严重的打击，因此造的自卑感，压抑了我至少十五年。”当然，经此“打击”，李孝定并未灰心丧志，仍是努力不辍，日后在甲骨研究领域竟自成一家之言。
来到台湾，傅斯年“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的规矩一样有效。从台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后进入史语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许倬云，回忆自己刚来报到的情况：“按照旧规矩，进所新人，有一定的任务。同时，入所之初，学习为主，不得立刻写论文，急于发表。”于是，他在那一年内，即承所内前辈芮逸夫与陈盘庵先生之命，从先秦典籍中选取《周礼》与《左传》，连本文加注疏，一句一句，一行一行，仔细点读，为他在中国古史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傅斯年为青年学者定下“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的规矩，用心是良苦的。即如本院林毓生院士所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的学术工作者，如果不甘心在原地兜圈子，不屑于只是做些舞文弄墨的工作，而想在开拓与累积人类的知识板块上有积极的贡献，就不得不养成“比慢”的工作习惯，为学术原创性的积累，奋力以进。显然，要求青年学者“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正是傅斯年以前辈身份对后学的期待。
时过境迁，傅斯年定下的这项规矩，在当前的中研院有实现的可能吗？在俗称“八年条款”的压力下，新聘为助理研究员一级的青年学者，“不出版就完蛋”。面对现实的压力，有勇气笃践“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规矩的，大概不多。这等景况，能算是学术社群“进步”的象征吗？值得深思。
“白色恐怖”阴影下的中研院
在“中国研究”的圈子里，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的大名。从英国牛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并长期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的他，始终倡言，想要了解中国的现状，就得要认识中国的历史与传统。他之全力推动“中国研究”这个学术工业领域的发展，无疑深具学术与现实相结合的意义。正是在如此的现实背景之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费正清竟不免卷入了“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风暴。当美国参议院在1952年公布的《“太平洋学会”调查报告》里“控诉”太平洋学会（Inc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是共产党的大本营的时候，由于费正清与太平洋学会的密切关系，也由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职于重庆时与某些中共人士的交往等等“事实”，他遂被戴上了“红帽子”。如《时代》周刊就称费正清是“共产中国长久以来的辩护者”，而他想访问受美军占领的日本即被拒绝，甚至FBI对他的调查报告多达一千余页。
在太平洋此岸的台湾，费正清也不是受欢迎的人物。特别是他从美国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而提出的美国应该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他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强人威权体制的批判，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例如，“雷震案”爆发时，他在《纽约时报》发表的公开批评都让他被台湾的极右派人士戴上“亲匪媚共”、“中共文化特务”等等帽子。
在这种帮人戴上“红帽子”思维的影响下，凡是和费正清有所往来的人物，就统统上了“黑名单”，甚至于罗织成网，以“费正清集团”为名，欲入人于罪。像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正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补助，而在“右”派的“想象”里，费正清是福特基金会的“核心人物”，而他又是中共的“同路人”，所以，中央研究院里与费正清有关系的学界人物，必然是与他“隔海唱和”的“同伙”。如“立委”徐中齐于1967年10月4日提出质询，指称“费某与中央研究院勾结”：王世杰与郭廷以勾结费正清，应将接受福特补助的名单送“立法院”，调查他们目前的工作与费正清往来的情形，调查近代史研究所是否仍被费某控制住。
在“立委”的质询里，近史所所长郭廷以还被控以“掩护匪谍”的“罪名”，只因为他聘用曾被治安机关以“匪谍”嫌疑传讯的人员，也让因“思想”问题坐过牢的人士来所里担任按日计酬的临时抄录的工作人员。至于由近代史研究所保管之外的旧档案，将其编制目录，供学者研究参阅，并计划与国外大学合作搜集档案资料，进一步打算制成微卷，以供研究，也变成了“出卖国家机密”的“勾当”。有如排山倒海而来的“控诉”，让作为最高学术机构的中研院，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阴影里。
当过“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的王世杰，即便沉浮宦海多年，面对各式各样的“抹红”批判，终而兴起“不如归去”之念，而于1968年2月1日当面向“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表示想要“退休”，辞去院长一职。不过，他要到1970年4月方才遂其所愿。这时他已是年逾八十的老人了。
身处风暴核心的近史所所长郭廷以，也一样难过至极。当时身兼“救国团”主任等数项要职的李焕，是郭廷以过去的学生。他给这位当朝新贵的门生写了一封信，稍稍透露了自己被攻击的事情。李焕立即回信安慰老师，并谓他已向蒋经国报告郭廷以的处境。蒋说“不加理会为宜”。然而，郭廷以还是难能释怀，决定“乘桴浮于海”，放弃了他一手经营十余年的近代史研究所，于1969年秋天前往美国，一去不回，最后于1975年客死异乡。
1961年春天，肯尼迪就任总统后不久，曾向幕僚表示，他希望在任完成三个心愿：一是给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平反（J.Robert Oppenheimer）；二是给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戴维斯平反（John Davis）；三是给世界著名幽默大师卓别林平反（Charlie Chaplin）。因为这三名不同领域的超卓之士，都是“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都是冷战年代“白色恐怖”下的牺牲品。肯尼迪希望在“麦卡锡主义”的狰狞面目已完全被揭发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重新肯定这三位精英的贡献。遗憾的是，肯尼迪遇刺猝逝，未能落实他的三个心愿，而由继任的约翰逊总统代其完成。只是，迫害知识分子这一页丑陋的历史，是再怎样也洗刷不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