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1/03/11 19:30-21:30
地点：紫藤庐
主讲人：潘光哲（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兼胡适纪念馆主任）
录音与逐字稿整理：刘佳奇 郭昭君
前言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到紫藤庐，提供自己对“五四”的些许思考，特别是在这个既下雨又寒冷而且还有海啸的日子，还看了到不少的朋友出席，令人感动。这样的场景，具体说明了，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是有不少有心之士关心我们的社会与文化，愿意共同分享彼此的关怀，可见台湾社会在走向文明社会的过程里，实在需要大家共同来关心，才能为我们的社会播下更多文明的种子。
“启蒙”与“救亡”的思想擂台，原来是主办单位给我的题目，我自己又加了一顶“帽子”：“关於『“五四”』的若干思考”，主要是希望我的演讲，在整个系列里多少可以扮演承先启後的角色。上星期是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教授主讲的“改良或革命”，下星期则是史界前辈张玉法张院士主讲关於民国初年政治的讨论，尤其是他对军阀时代的思考。“五四”作为其间的历史环节，不仅涵括许多丰富的历史特质，对“五四”的历史解释，到今天仍旧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因此，我加了一顶“帽子”，希望能集中焦点，但是在言说之间，或许会有“跑野马”的时候，也请大家多多原谅。
从殷海光的“五四”仪式说起：借“五四”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首先想请教大家，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机会访问过位於台北市温州街十八巷十六弄一之一号的“殷海光故居”？殷海光身为二十世纪下半叶台湾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知识人之一，他在那里的故居还能保留下来，并开放给公众参观，真是不容易的事。“殷海光故居”保存了许多值得我们回想的趣事。例如，据殷海光的女儿殷文丽回忆，有一天，殷海光居然在家里的院子劈里啪啦大放鞭炮。殷海光做为一个所谓“西化派”的知识人，他的生活里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家不过旧历年，就是一例。在殷文丽的记忆里，他们家不作兴这种传统中国仪式，过年放鞭炮这件事，在她的童年生活里，是不可想像的。可是，怎麽会有一天，除了父亲殷海光以外，还有好几个外国朋友一起，在他们家院子里居然大放鞭炮，吓了她一跳。她就问父亲，为什麽今天要放鞭炮？殷先生回答，因为今天是“五四”。殷文丽回忆，她从教科书里知道了“五四”这个名词，但是这个名词有什麽意义？为什麽要放鞭炮来庆祝？她那个时候完全不明白。
对殷海光来说，在“五四”当天放鞭炮做为纪念的一种方式，相当特别。至於殷海光纪念“五四”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在每年的五月四号，或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在他曾经参与过重要的政论杂志《自由中国》，殷海光总是会撰写发表有关於“五四”的文章。等到一九六○年《自由中国》走入历史後，殷海光失去了发表空间，但只要一有机会，譬如说香港那里办了一份《大学生活》杂志，殷海光也在那里发表“五四”的文章，特别是一九六九年的五月四日，距离殷海光生命结束也不过短短四个月，他依然发表了有关“五四”的文章。
在我看来，不管是放鞭炮庆祝，或是撰写与“五四”有关的文章，阐扬“五四”的意义，都可称之为殷海光的“五四仪式”。那麽，这项仪式的意义是什麽呢？殷海光是否藉由“五四”这个符号或是图腾，用以反省中国与台湾的现实，阐释抒发未来理想方向的期望？也就是说，殷海光借“五四”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一九六○年代的殷海光，不仅逐渐失去言论的舞台，甚至也逐渐失去教学的舞台，他身为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课表上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但是他却没有在讲台上教书的权利。殷海光自称“五四之子”，对他来说，“五四”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特别在“万马皆瘖”的情况下，殷海光仍然要阐释“五四”的丰富意义，藉以抒怀感时。这样的现象，很值得思考，对像殷海光这样的知识人而言，“五四”的意蕴究竟何在。
一九六九年，殷海光逝世；一九七九年，正值殷海光逝世十周年的时候，在台湾、在中国，“五四”的意义，在年轻一代的记忆和理解里，又有不同。一九七九年的台湾，像周阳山等新生代就编了很多“五四”的书；在中国大陆那里更有趣了，那正是所谓打倒“四人帮”思想方始“解放”的时代，他们也特别举办了纪念“五四”的活动。到了一九八九年，大家都知道“六四”作为大家都不能忘怀的日子，最後会酿成悲剧，其实还是跟“五四”有关的。到了一九九九年，因为现实环境的关系，虽然不再像七九、八九年那麽热闹，多少还是有相当的纪念仪式。举个例子，像台湾就出版了余英时等几位名家合写的书叫《五四新论》。余先生特别提出很有趣的“五四”解释，说“五四”既非“文艺复兴”，也非“启蒙运动”。要注意的是，人们往往会说“五四”是一场启蒙运动，而胡适先生说“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不要忘了，在“五四”的时期，北京大学一群学生（如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等）创办的杂志就叫《新潮》，它的英文名字则是Renaissance，也就是“文艺复兴”；因此将“五四”解释为“文艺复兴”，好像也是理有应然。不过，这样的观念，竟然被余先生颠覆了。到了二○○九年，“五四”在海峡两岸的光辉，好像不似从前，但是，至少在台北的胡适纪念馆，也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回归学术领域。
无论如何，“五四”好比是意义深远的历史符号，承载了相当丰富的意涵，对於它的历史认知，可以说是多元意象的。如同刚刚讲到的，可以把它解释为“启蒙运动”或是“文艺复兴”，不一而足。我们从整体史学的脉络来讲，在各式各样的“五四”诠释里，由中国思想界深受重视的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解释：“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到现在来讲，还是很值得思考的命题，也正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启蒙”VS.“救亡”的叙事：历史的意识型态化
大致来说，李泽厚对“五四”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变迁解释，尝试勾勒出两条主线：第一、“五四”包含“启蒙”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五四”的思想领袖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等，对中国现实政治、文明、社会等方面，提出许多批判和反省，这是“五四”的“启蒙”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今天会纪念“五四”，则是“救亡”的一面。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一群大学生集合起来，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在那年召开了巴黎和会，会中对中国问题提出了不平等的处置方案。原来从清末以来，德国一直占据中国的山东为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山东则被日本从德国手中抢了过来。战争结束後，德国作为战败国，应该放弃原来的殖民地。但是，在巴黎和会里，日本以战胜国的姿态，要求他们从德国手中得来的山东，从此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在巴黎和会这等国际会议里，很明显的，中国受到屈辱，不被视为与其他国家有同等的地位与权利。这些大学生上街抗议，就是要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绝对不利的处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救亡”的行动。
就“五四”本身的历史，与“五四”以後的历史而言，“启蒙”与“救亡”两条线索同时交缠并结。一方面，有许多人从事“启蒙”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又有许多人从事“救亡”的运动，甚至身兼二任。在一九一九年这个时间点上，那些上街头的学生领袖里，日後既是“启蒙”的领导者，也与“救亡”的行动关系密切。如傅斯年、罗家伦，他们後来的事业，主要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傅斯年到了台湾，担任台大校长，更是“五四”能传递到台湾的重要契机。罗家伦当过北京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的校长。当然，他们和现实政治，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傅斯年向来支持蒋介石：罗家伦日後更直接服务於国民政府，担任过考试院副院长等职务。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事业，主要还是在学术思想方面。“五四”的其他人物，好比说毛泽东，不是北大的学生，也有“启蒙”之志，本来在北大当图书馆馆员的毛，後来回到家乡湖南，跟许多朋友同学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并且办了杂志《湘江评论》，但他也发动打倒湖南当地军阀的行动。另一位与“五四”有关的瞿秋白，也不是出身北大的学生，後来去了苏联。更重要的是，共同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同一世代，傅斯年、罗家伦与毛泽东、瞿秋白日後走的道路，完全不同。毛泽东、瞿秋白参加了共产党，更都是中共的领导者。他们曾经也都想开展“启蒙”的工作，最後，当中国面临好似即将亡国的时代情境里，他们走上政治的道路，“救亡”成为他们努力的方向。很明显的，他们的选择，彰显出“救亡”压倒“启蒙”的特色。
可以说，李泽厚关心的，应该是希望“启蒙”理想能够持续。“启蒙”是要人走出愚昧，要让人认识自己，也认识自己在现实环境里的现实位置，往往带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色彩。可是，当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的时候，“启蒙”却被“救亡”这种集体主义的认知压倒，好像只要让中国不被灭亡，凡事皆可为，一切行为，都是正当的。“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结果，是可悲的，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国，会出现“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等等独特的现象，在李泽厚的解读里，是由於“启蒙”的不足，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不够深刻而导致的结果。例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比起中国历代的皇帝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李泽厚所以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以及“救亡压倒了启蒙”的观察，其意义所在，应该在於提醒人们思考，必须再走“启蒙”这条道路。然而，解释到底，这样一种“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式的命题，恐怕还是尝试着为现实而服务的思考。在中国历经了“四人帮”等等动乱和悲剧之後，人们会思索，是否必须再走“启蒙”的道路。李泽厚的历史解释，虽然非常清楚的勾勒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变化纲要，也有现实反映的意义。可是，摆回原来脉络来看，这样的历史解释，是不是“强奸历史”？也就是说，以“启蒙”与“救亡”的对立，来进行历史诠释，是否太简单了些？这样的历史解释，恐怕是以牺牲了历史丰富性、历史多样性为代价的。
“什麽样的启蒙／救亡”？“谁的启蒙／救亡”？
所以，对於“启蒙”与“救亡”的思考，我们是否应该要深入仔细的去追问，究竟是“谁的启蒙”？是什麽意义的“救亡”？
以“启蒙”方面举例来说，就在“五四”时期，有一股新兴思想潮流出现，即知识人发起的“到民间去”的运动。即“到民间去”的口号，表面上看似具有“启蒙”的色彩，表示知识人应该要走向老百姓，走向民间，要让他们接受现代科学与现代知识。可是，“到民间去”的另一面向，实际上不是如此单纯，当时的不少知识人认为，“到民间去”应该是要去了解普通农民、普通工人的喜怒哀乐，研究他们的所闻所思，要把他们喜怒哀乐所闻所思的具体意义，重新发掘出来，不要把帝王将相、知识阶级的观念和认识，当成是中国未来的唯一方向。在这段历程里，许多新的思潮与运动，随之问世，民俗学运动的兴起，就是一例，民俗学运动主张要精确调查在中国流传许久的民间信仰，不要理所当然地将它们视为迷信，而是要了解民间信仰到底在中国扮演什麽样的角色，具有什麽样的意义，对於民间信仰的认识，对於中国的未来，又有怎样的启发作用。举例而言，北大学生顾颉刚就是推动民俗学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苏州人，所以他回到家乡，到处蒐集苏州的童谣、民谣，要藉之说明，其实老百姓是有相当丰富的创造力的，这样丰富的创造力，也是中国文明复兴的一个契机。顾颉刚还跑去调查北京附近妙香山的庙会，跟着庙会“绕境”，沿途访问香客，要知道他们参加的动机，他们参加庙会得到的启发等等，顾颉刚还将调查所得，编了一本小册子。可以说，他们走向民间，重新去调查探讨中国民间社会传统的意义，就不是“启蒙”的行动，而是具有重新理解中国的意涵。
一九四九年之後，顾颉刚被认为是右派的知识人。那麽，左派的知识人推动的“启蒙”，也需要同样做进一步的深入讨论。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当时大学生那里，几乎是人手一册，被认为是建立新的世界观的最重要的凭藉，是一种“启蒙”读物（当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更对毛泽东及其《实践论》影响很大，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这里不详谈）。话讲回来，深入的解剖艾思奇的这部书，我们可以发现，他宣传的“大众哲学”，恐怕是非常僵硬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就这个意义来讲，所谓的“启蒙”，不过是党的意识型态教化过程而已。因此，所谓的“启蒙”，不论左派还是右派的，一旦追问“启蒙”的具体丰富的内容和它的来源，就可发现，绝对不是可以简单化约的。
另一方面，“启蒙”的内容，总是注意对一般老百姓的“启蒙”。在清末兴起的思想潮流，到今天仍然没有止歇的“改造国民论”，就是例证。柏杨的名著《丑陋的中国人》，流行一时，即为表徵之一。“改造国民论”的内容之一是，藉由揭发自己国民丑陋的面向，批判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呼吁要求他们如何成为现代公民。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改造国民的呼声不绝於耳，重要的思想家，对这方面都提出有趣的观察跟心得。好比说，孙中山会说中国国民是一盘散沙，想把散沙团结起来，就要宣传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可是，要爱谁的国呢？其实质意义，恐怕是要爱国民党统治的国，因此变成了意识形态。对於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改造的“启蒙”，反倒成为政党特定意识型态的灌输。如蒋介石在一九三○年代发起新生活运动，由政府大力提倡各式各样的生活规范，诸如走路要靠右边走、不要随地吐痰、衣服下摆不要从裤子里拉出来等等。胡适就批评说，这些内容，只不过是对现代国家国民素质最基本的要求，但是，要以国家之力推动，要求国民都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新生活运动的各式各样的规范，却可以说是把公民的自我要求，作为人的自觉能力，都给侵蚀掉了，因为愿意遵守那些规矩，不是来自於自我陶养，而是来自外力的，不是公民素质的自我提升，而是党的意识型态的灌输，跟着党国机器的鞭子挥舞而起步。那麽，这种“启蒙”是有意义的吗？
同样的，与“救亡”相关的许多行动，也未必带有健康正面的意义。刚刚讲到一九一九年五月四号学生上街头，掀起了学生运动。当然，我们可以把这场运动称之"movement"；然而，开玩笑地说，後来此起彼落的学生运动，其实恐怕不是"movement"，而只是"sport"，大家上街头走一走，运动运动一下而已。也就是说，学生运动可能变质，往我们不乐见的地方上走，特别是学生成为政党争权夺力最重要的“资本”，从“学生运动”变成“运动学生”。所以，在一九二○、三○年代各式各样的学生运动的背後，我们都可以看到国民党、共产党，或是大家可能已经忘记的青年党的影子，青年党以“国家主义”为号召，强调的就是“救亡”，一时之间，影响也很大。国民党、共产党，或青年党，有志一同，都要推动学生走上街头，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为目的，也藉此扩张自己的党的力量。共产党有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党有国家主义青年团，国民党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大家都以争取学生为目标，那麽，以政党力量在背後发动的学生运动，还是有正面意义的学生运动吗？
白先勇的《台北人》有一篇小说，主角是两位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教授，一个在美国教书，一个在台大教书。在美国教书的，碰上一九六○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时代，学生占据了校园乃至於校长室，好似不可一世。他看了不以为然，乾脆连课都不上了，教训学生的所做所为，说自己当年发动“五四”学生运动，可是一股爱国救亡的情怀，激进之至，居然放了一把火，连赵家楼都给烧掉了！美国学生的学生运动，则是所为何来？从白先勇的小说遥想当年的场景，从其中琢磨，我们可以省思，学生运动是否就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具有正面健康的意义？
就“救亡”的面向来说，“学生运动”可能变成“运动学生”，产生负面的作用；各种国际现象，对“救亡”而言，也有启示，却也会变质。好比说，一九三○年代，国际上独裁主义盛行一时，以老牌的民主国家美国为例，当时罗斯福当政，他为因应经济大恐慌，推动各式各样的“新政”政策。可是不要忘了，罗斯福的“新政”，却被大法官会议裁定是违宪之举，因为大法官认为，美国的立国精神是国家根本不要插手於经济事务。可是，即使大法官裁定“新政”政策违宪，罗斯福却绝不理会，照样推动他的计画。从这个角度来说，破坏了三权分立的罗斯福，被比喻一个独裁者。至於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法西斯领导者，也都是独裁者，却也在一时之间带动德国、义大利的复兴。独裁主义的潮流，席卷世界，来到中国来，就带有非常有趣的结果。好比说，有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之称的张君劢，是另外一个党“中国民主社会党”的领袖，他当时提倡修正的民主政治，因为“九一八事变”以後，日本帝国主义力量步步进逼中国，很明显地，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独裁，没有办法因应这样的环境，所以它主张，应该要学美国、德国，把民主跟独裁的好处，并为一炉，用这种方式来解救中国当时的危亡。
在文化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又有趣又好笑的主张。像一代文豪鲁迅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观点，“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理由很简单，方块字太难写，老外学ABCDE、日本人学あいうえお，只要学会了字母，什麽话都能说，什麽字都能写。可是方块字很难学，光是破音字就非常复杂，对鲁迅来说，方块字是推动愚民政策最有效的利器，因此，当中国好像要被日本灭亡，必须马上把老百姓团结起来的时候，他主张废除汉字，以此做为救亡的手段。这种“救亡”主张相当急进，却完全忽略了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与脉络。这样的主张，和鲁迅的生命经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本来学医的鲁迅之所以转到文学道路，因为他看到日俄战争时，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抓到中国人的奸细，但这些奸细也只是为了讨一口饭吃，所以帮日本人、俄国人送情报的小老百姓。这些奸细被抓到之後，将要被日本人、俄国人枪毙时，中国人对於自己的同胞，不但没有一点同情心，反而跑去看热闹，就像阿Q喜欢看犯人被砍头一样。这种国民愚昧的性格，让鲁迅感到非常非常难过，他之所以转向文学，他之所以转向文化文学，提出激进的主张，跟他的出身背景和经历，其实关系密切。
所以，重新反省认识关於“启蒙”与“救亡”的各种主张与议论的时候，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的历史细节跟历史本来样态，往往就在简单的历史叙述和解释里，被忽略掉了。知道这些历史细节，具有相当的意义，可以告诉我们，历史发展的另一个可能方向，但是却已经被错过了。那些被忽略，被忘记了的方向，反而具有更值得深思的意义。因此，以“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的思路来解释“五四”的历史，它的解释效度，必须被质疑，需要重新思考。
“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标语化”：当“先生”变成了“菩萨”
“启蒙”与“救亡”做为“五四”的历史遗产，除了必须再进一步思考之外，“五四”这个课题的内容，包罗广泛，还有许多值得我们继续反省认识的许多课题。“五四”的两大口号：“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最好的例证。“启蒙”的内容，总是涉及“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那麽，怎麽样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的民主和科学，相关的思考，就值得反省。当然，对於这个问题，各有各的想法，人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错综复杂。可是，整体来说，我们必须老老实实的承认，我们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认识，其实只停留在标语口号的层次，当德先生和赛先生只是口号标语的时候，将它们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的时候，那麽，德先生就会变成了德菩萨，赛先生就会变成了赛菩萨。
以民主来说，我们对於民主的认知和理解，一直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我们对它还有太多的误解。往往以为，我们采行建立了民主，从此就好像可以进入伊甸园了，其实恐怕不是。举例来说，怎麽解决传统中国政治的一大困境，就是民主可能有的作用。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喜欢讲“鸟生鱼汤”，就是尧舜禹汤，他们当然都是好皇帝，但是，他们的後代子孙却很有问题，夏朝的桀、商朝的纣王，都是非常暴虐的，周朝的文武周公，固然是非常好的统治者，但是王位传到周幽王，为了博宠妃一笑，就随便放烽火，等到真的有敌人打进来要求救的时候，却没有人要帮他了。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政治格局里，帝位代代相传，那些後继的统治者，却没有办法保证能跟开国君王一样贤明，那麽，老百姓该怎麽办？尧舜之後的纣桀，暴虐之至，除非揭竿起义，否则没办法赶他们下台。所以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朝代循环的场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励精图治，可是後来却是一代不如一代。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素质比较高的朝代，有清圣祖、清世宗、清高宗，可是後来还是出现咸丰皇帝，无法处理西方入侵的问题，最後连首都北京都丢了，只好出奔热河。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民主好像是个好东西，可以解决传统中国的政治困境。举个例子来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对中国就有很大的启发。大家都知道，华盛顿总统当了八年以後，就鞠躬下台，所以大家都很称赞他。本来，美国宪法没有总统任期的规定，所以後来的罗斯福，可以跟蒋介石一样，于右任（余又任），吴三连（吾三连）、赵元任（照原任）、赵丽莲（照历连），一直当到死而後已。当然，现在已经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华盛顿所立下的典范，被中国人知道之後，当时觉得这对解决中国政治的困境，真是个好例子，所以歌颂华盛顿是民主的楷模，认为以他为例，似乎可以解决中国传统政治的困境。
但是，在中国的情况，却是“橘逾淮而枳”。像是孙中山当过很多种大总统，诸如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他却没有当过正式的大总统。他当了临时大总统之後，将位置让给了袁世凯，所以大家都称赞孙中山，跟华盛顿一样伟大，因为他和华盛顿一样，不恋栈权力。华盛顿当了八年总统，主动表示不再连任，他的位子，让给亚当斯继承。可是，事实真是如此吗？从华盛顿自己的情况来讲，他担任两任总统下来，已经是发苍苍，视茫茫，齿牙动摇了，自觉已经无法继续担任总统。其次，华盛顿时代的内部党派纷争不断，以亚当斯和杰佛逊为主的两党，外加汉弥尔顿，彼此纷争不断，也让他心灰意冷。这些都是让华盛顿不愿意再恋栈这个位置的原因。撇开这些历史的细节不谈，我们就只看到华盛顿当了八年总统下台一鞠躬，人们理所当然地把孙中山比喻成华盛顿，歌颂华盛顿是民主的楷模，而且人们都希望中国能够出现华盛顿。一直到一九六○年老蒋准备“吾三连”时，人们还是在期待，中华民国会不会出现自己的华盛顿，立下民主的典范？当时就有议论，蒋中正虽然扬言要肩负起反共救国的任务，但是，他担任国民党总裁一样可以胜任，那为什麽不退下总统之位呢？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成为我们追求民主的典范，却不知道，总统之所以有任期限制，是一种民主的实践，与个人的道德禀性，毫无关系。
又如，“民主”在中国古亦有之的这种思想绵延不绝，一直到今天新儒家，仍尝试从中国传统思想导出民主的根源；中国当前更流行所谓“政治儒学”，也是一例。这种将民主看成是中国传统的观念，表面上言之成理，事实上绝非如此。举例来说，卢梭是民主思想史上一定不能忽略的人物，他提出的公意（general well），在晚清的认知和理解里，则看成是“公”的表现，於是就想找一找中国有没有类似的思想？找来找去，找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因为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里，批判传统的君主世袭制，他说，统治者之必要，是因为他要负责处理公共事务，没想到，统治者居然把天下变成他一家一姓的私有产业，以天下之大公，化为一人之私。因为黄宗羲提出“公”的观念，就被拿来跟卢梭公意的观念相比拟，所以说黄宗羲是中国的卢梭。这样的观念，在当时思想界非常流行，不管是主张改良的梁启超，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他们都从黄宗羲那里找到好像可以让中国走向民主道路的灵感。梁启超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时，让学生学习《明夷待访录》；孙中山搞革命时，也拿《明夷待访录》当成宣传品，当作革命宣传资料。可是，卢梭的公意观念与黄宗羲的“公”的观念，其实是两回事。把黄宗羲看成是中国的卢梭，其实完全是对卢梭的错误认识。
科学在中国也同样的问题。人们都说，传统中国的四大发明，傲视於世，但是为什麽近代的中国还是打不过别人的船坚炮利呢？还是被帝国主义的军队打的落荒而逃呢？所以人们会主张学习现代科学，甚至於同样要从中国传统里去寻找现代科学。例如，殷海光批判过担任过教育部长，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其昀，因为张其昀认为，原子弹发明的原理，其实一点都不奇妙，《易经》里说天为乾，地为坤，那麽，从阴阳乾坤那里，就可以找到原子弹的原理。殷海光称之为张其昀部长的原子迷，讽刺他异想天开，居然要从《易经》找到现代原子弹是怎麽发明的道理，这不是痴人说梦话吗？类似要在传统中国的典籍里寻找科学的观念，在近代以来，好似一股势不可挡的思想潮流，非常值得注意。近代以来，受到西方科学的刺激，墨子的意义被重新发现，就是例子。在战国时代，墨家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可以跟儒家相抗衡，但是在此之後，淹没了两千余年，在清末则被重新发现，因为里面言及好似可以视为“声光化电”的东西，如《墨子》记载了公输班，他发明可以在天上飞的机器等等。因此，近代墨学重行兴起，在近代墨子的诠释里，即是要在其间找寻科学原理，找寻《墨子》里相关的纪录有那些是可以跟现代科学相提并论的。可是，即使从《墨子》里找到了可以跟现代科学相提并论的东西，与科学如何在中国的生根发展，其实是两回事。
这样说来，中国对民主和科学的理解，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那麽，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反省，民主和科学，在中国会不会只是口号、标语，把它当成好比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一样来膜拜，以为我们只要追求它，就可以找到进入伊甸园的钥匙？事实上，现代民主和科学的内容，并非如此简单，它们的发展，实在是有许许多多出乎意料的问题。
同样再以殷海光为例。殷海光早期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不是民主的支持者，反而是法西斯分子，是听到蒋委员长的名字就会立正站好的学生。後来，他怎麽变成自由主义者，成为民主的支持者，其间当然有时代的因素，也历经了他个人对自由民主的进一步思考。在殷海光转变为自由主义者的历程里，重新理解自由民主时，才发现自由民主问题也很多。在一九六○年，美国的政治思想家塔尔蒙（Jacob L. Talmon）提出了极权主义民主（totalitarian democracy）的观念，以现代民主的方式，在民主选举的制度下，居然可以导致极权主义的结果。他的观念，让殷海光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想到，原来民主可能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他发现，极权主义民主这个观念实在太可怕了，用民主的方式选出大家都认为是救世主的领袖，希特勒、蒋介石，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那麽，我们对民主的认识与思考，是否就应该更深入一层？同样的，在当时的环境下，殷海光也认识自由主义史上了另一位重要的人物：海耶克。殷海光翻译了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对他的影响很大。当年殷海光翻译《到奴役之路》的时候，先将译稿在《自由中国》上连载，然後才出版单行本的。殷海光说，因为那本书在他手上的时间很短，他只好边译边写，并非全文照译，所以其中有很多错误的翻译。可是，藉由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让殷海光重新去反省社会主义以及民主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与意义时，也让他大吃一惊，得到很多的思想刺激。殷海光再继续深思研究，慢慢的知道，海耶克的观念的背後，其实有很深厚的理论基础。这样的理论基础，和我们所理解的启蒙运动，来自於法国欧陆的传统，大不相同，海耶克的观念来自於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传统，而这个传统，中国知识人知道的不多，这个思想传统里很重要的思想人物像是亚当．斯密等等，也是过去中国知识人忽略的思想家。在殷海光开始接触海耶克之後，他才发现，我们必须要重新认识西方，认识另一个我们不重视的思想传统。所以，对於民主和科学的了解，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需要细致的工作，是一个必须理解整个西方思想的大脉络的工程。如果说我们只把民主和科学当成口号，当成标语，当成菩萨来顶礼膜拜的时候，就不会注意民主和科学并不是没有问题的。要落实民主和科学，往往要有相当丰富的西方知识背景。因此，绝对不可能是我要民主，民主就来了；我要科学，科学就来了。而且还以为，当我们有了民主，有了科学之後，我们就能够凭藉着民主、科学，走向未来的光明大道。事实上，从台湾这二十年来的生活经验，大家都会深刻的反省到，即使选出了我们自己的总统，让政党轮替了N次，我们的现实社会当中，依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民主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万灵丹。即便是老牌的民主国家如美国，现在已经选出黑人总统了，表面上种族问题不再是问题了，但是为什麽仍然有白人组成的茶党（Tea Party），还在那里呼风唤雨，造成社会的不安？这样看来，这样的困境，不会是只中国或台湾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需要人类进行更细致深入的思考工作。
“观念的暴政”：历史的概念化并不等於历史的必然化
因此，“五四”以降推崇“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风气，固然很有意义，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解释，却不免过於简单化，所带来之恶劣效果，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观念的暴政”。说到民主，在毛泽东那里，可以有新民主主义跟旧民主主义之分，前者是无产阶级民主，後者是指资产阶级民主。毛提出来的主张，在一九三○、四○年代的时候，非常受到当时言论市场的欢迎。简单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即资产阶级才有资格、有权力享受民主，而无产阶级民主是人人都可以享受民主，而且要对那些反民主的人，进行干涉专政，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利。这样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里，当然自有思想渊源与脉络，由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论”开始，到列宁、毛泽东，一路相承，并在中国带来相当大的吸引力。可是，跟毛站在对立面的国民党，他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类似的思维呢？孙中山不是曾经有这样的主张吗？不赞成国民革命的，他就没有资格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孙中山还说，凡是资助民国者才能成为民国的国民，才能够享受作为民国国民一切的权力与权利，而反革命的，就不能拥有这样的权力与权利。两者相较，他们的思路是不是如出一辙？如果对“德先生”的解释，像毛泽东或中共那样，强调无产阶级民主专政这条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这种解释，只是历史的诠释，却绝对不是历史的必然。对民主的主张与思考，不仅没有真确的掌握和认识，还可以变成在现实里用以镇压剥夺人类基本权利的理论，这是否太危险了？
科学也有同样的问题。当科学成为大家顶礼膜拜的菩萨之後，任何假科学之名的理论，就变成不容质疑，被认为是真正的科学。如马克思主义就被认为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与以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大不相同，科学的社会主义，甚嚣尘上，其中表现的最淋漓尽致的，是後来在中国大陆的科学界、思想界占有最高位置的郭沫若开启的。郭沫若在一九三○年写的一本书：《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依据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阐释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类社会必然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後来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道路，中国也不例外，因为中国人也是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考察中国在什麽时候是原始社会，中国在什麽时候进入奴隶社会，在什麽时候进入封建社会，在什麽时候又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他都做了系统的解释。而他的解释，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大家都知道，一九二○、三○年代，经由殷墟的考古挖掘，挖掘出更多的甲骨文，你我对那些甲骨文，一字不识，专家如郭沫若，不但能认字识字，还能辨识出甲骨文里有奴隶的隶这个字，藉此证明商朝已经开始使用奴隶，所以商朝是奴隶社会。因此可以更进一步论证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人类其他社会，没有两样。可是，仅凭甲骨文里有隶这个字，以一个字为证据，就得出商朝是奴隶社会的结论，真的是科学研究的结论吗？更何况，郭沫若的历史诠释，目的在论证既然中国历史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原理相符合，因此表明中国社会的未来，必然走向科学的社会主义道路。他的研究，既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提供正当性，也要求我们应该信仰共产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别的社会主义都不是科学。这样说来，他的著作与解释，能够提供的反省思考动力，基本上等於零，因为那不过是意识形态嘛！
因此，这种概括性的历史诠释，固然可以帮助我们很方便很清楚的去理解历史，但是，证明历史的趋势必将走向某一条道路，这样的历史解释，其实是无效的。况且，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里，还有许许多多的社会趋势和力量，他们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对於历史发展的贡献，在这种公式化的历史解释里，都完完全全被忘记了。
再以美国历史的解释来说好了。美国人向来强调，美国历史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例外论的道路，他们的历史解释一直很强调这一点。何谓例外论？从世界大势来说，许多民主国家，一定有社会党、共产党这样的左派政党，他们的政局，一定是左右轮流执政。如英国，邱吉尔领导英国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大战一结束，邱吉尔却马上鞠躬下台，取而代之的是工党。在法国，社会党也当政了长久的一段时间，义大利、德国等等左派传统强的国家，更不用讲。可是，偏偏在美国的政治发展历史里，始终没有社会党当家做主的时候，一直由共和党、民主党轮流当权，现在的总统欧巴马是民主党，上一届总统小布希是共和党，老是这两党轮流作庄。美国的社会党不是没有总统候选人，但是永远没有办法掌握政权，永远没有办法成为白宫主人。既然美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情况，与别的国家不一样，美国人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解释时，总是很强调美国例外论。学者会找出各式各样的理由，来说明美国例外论为什麽会形成。例如，他们会说，美国向来有着所谓清教徒自食其力的传统，所以美国的劳工并不如欧陆或英国那样比较受到集体的生产制度的约束，也就是说，美国的劳工始终是单门独户，没有形成阶级，没有我们都是受薪劳工的阶级意识，所以也没有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反抗资本家的认识，因为劳工自己就是老板，就是资本家嘛。另外一方面，美国号称新大陆，任何人在北美大地上，机会多得很，只要肯努力，大概都能够获得自我实现、获得自我成功的可能，今天你是穷小子，但是历经一段时间的奋斗後，就可能头角峥嵘，就可能成为自我实现者（self-made man）。欧洲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正义、追求平等，在美国强调的平等，则是机会平等，不是齐头式的平等，所以重视个人，不重集体，因此社会主义的力量，始终不够强大。
但是，关於美国例外论的历史解释，真的是历史事实的全部吗？例如，美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所谓进步主义的时代，今天在中国乃至於台湾常常看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如使用瘦肉精等饮食方面的问题以及类似的贪污腐败造假的情况，当时比比皆是。在进步主义的年代，出现了扒粪运动，新闻记者发掘美国社会各式各样的黑幕，公诸於世，让人们了解社会问题之根源所在。从扒粪运动，人们逐渐知道了，美国也不是完全不存在阶级、剥削等等问题，美国并不是一个真正机会平等的国家。从扒粪运动揭露的事实里，可以发现，许多人会发迹，会成功，并不是处於一个空白的、真空的机会平等的境域，而是凭藉着各式各样的社会网络而方能成为self-made man的，他的“自我实现”，往往是利用特权垄断和独占资源的结果。决定以原子弹轰炸长崎和广岛的杜鲁门总统，被认为是self-made man，可是，在杜鲁门的早期政治生涯里，他跟自己家乡密苏里州那里像黑手党一样的政界大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另外一个被认为是self-made man的代表人物甘乃迪家族，出身於爱尔兰移民、天主教徒，甘乃迪家族本是美国白人的少数，最後居然能够诞生一位美国总统，第二代的爱德华．甘乃迪，虽然没当上总统或总统候选人，却一直担任麻州参议员，是政界的大佬，他们家族甚至於还成为美国的象徵。但是，老甘乃迪却是在禁酒时代靠卖私酒发大财，进而发迹，成功的培育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说，甘乃迪家族其实是依靠那种我们认为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体制而起家而发展的。因此，所谓的机会平等，是真正的机会平等吗？美国例外论的历史解释，未必是真理。
所以，某些很有启发性的历史解释，当然能让我们认识历史，是对历史某些现象的很好的概括，但却往往是以牺牲历史的真实，牺牲历史的细节为代价的。
“启蒙”与“救亡”的“深描细写”：“实相”与“虚像”之间
从这个角度来讲，重新反省“五四”的历史，思考“启蒙”与“救亡”的时候，就不应该简单的进行概括，而是要重新认识“启蒙”与“救亡”的这段历史里的方方面面，尽可能了解它本来的历史面貌。也就是说，应该对“启蒙”与“救亡”进行“深描细写”，重新描述“启蒙”和“救亡”的实质内容，让我们不要受到实相跟虚像之间的制约，而要能够进一步逼近历史真切的本来面目，进而丰富我们的历史认知能力，帮助我们培育对历史进行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才能让我们对改变现实世界的期待，真正可以得到宽广的反思空间。
举个例子，以胡适这样一位在“五四”时代，在近代中国民主与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里，都占据中心位置的人物来说，胡适的思想世界，就有再深思细究的必要。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倡健全个人的主义，胡适同时还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强调当时是“价值重估的时代”。这句话大概是研究“五四”时期胡适思想的学者都会引用的话。可是，“价值重估”其实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观点，回到原来的历史脉络，尼采可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虚无主义思想的大宗师，尼采提出的反上帝等等观念，影响很大，他也是後来存在主义重要的思想源头，一路影响下来，如海德格等等大哲学家，都受到他的影响。那麽，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的胡适，为什麽会引用尼采的这一观念，成为他解释“五四”时期的新思潮的依据，到目前为止，我还找不出答案。我个人虽然负责胡适纪念馆的行政工作，得天独厚，可以比大家看到更多胡适留下的原始资料，但是我始终找不出答案。一方面，由於胡适是美国的留学生，他对尼采的认识，可能来自美国，然而，尼采在美国当时有何影响，个人浅学，我到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好的 idea 来帮助我进行理解；另一方面，从胡适的藏书里，目前我也还没有找到他究竟收藏阅读了尼采的那些著作。所以，身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解释各式各样新思潮的意义，为什麽引用的是虚无主义者的尼采的观念呢？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答案。显然，胡适的思想世界的构成，就很有值得细细琢磨的空间。
同样的，对於“五四”各种遗产的理解，也有仔细研究的必要。正如同毛泽东讲的一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五四”的思想遗产。然而，当时的中国真的了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真实情况吗？讲实话，从当时报章杂志的报导来说，我们可以发现，那时中国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其实是“雾煞煞”，莫知其详。一九一七年这场革命的参与者，既有克伦斯基等民主派，还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以及所谓的孟什维克，今天我们因为有历史教科书了，对这些人的情况，大概还可以知道一二；可是，回到一九一七年当时的报刊报导，却未必如此。好比说《民国日报》对它的报导，居然报导说是俄国的过激党作乱，根本没有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的认识。
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好像是说因为俄国放了一炮，中国就从俄国那里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还诸原来历史本相，实非如此。以中国共产党创党的两大领袖之一，被认为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开山祖师爷李大钊来说好了，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李大钊，关於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恐怕都是来自日本，也就是说，让他知道马克思主义的老师，不是俄国人，而是日本人，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河上肇。晚清以来，中日思想交流不断，日本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越来越深，这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过程，值得好好研究。如在座的陶德民教授，专门研究过日本最重要的汉学家内藤湖南，陶教授的著作让我们知道，内藤湖南的影响很大，如满清政府非常重要的地方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的许多改革意见，其实是内藤湖南提供的。因此，从近代中日思想交流的文化脉络里来说，李大钊吸收的共产主义思想，会是 made in Japan，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日本一直是中国知识人可以得到新思想的最重要的基地。仔细研究李大钊介绍宣传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依据河上肇的解释。那麽，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因此带上了东洋色彩？我认为，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学者对这个课题做过很好的解释，理由很简单，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将河上肇的著作，包括他的名著《资本论入门》等等，跟李大钊引用河上肇的部分，好好的进行对比，藉以知晓李大钊究竟如何理解河上肇，他透过河上肇而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又是如何。因此，可以想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历史论断，其实太简单了，还有重新历史化的必要，重新认识这段历史的真相的必要。
同样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这样的课题，意义所在，也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发掘跟研究。如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很重要的内容之一。然而，仔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存在着不少问题。譬如说在文革当中被斗倒在地的刘少奇，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影响很大。刘少奇一度身为中共的第二号人物，他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因此曾经就被认为是很重要的经典。〈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主要意旨是讨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要怎样进行自我修养，展现出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风范。可是，一旦研究这本著作，就会发现，刘少奇的论说，哪里算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传统儒家式的观念。刘少奇要求共产党员必须修身安己，要从灵魂深处闹革命，好好锻链修养自己高尚的行为和品德，这样的共产党员才可以做为党的先锋，才能够为人民服务。这样的论调，基本上与传统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的观念，没有两样，可以说是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从刘少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恐怕和中国传统儒家的思惟，仍是关系密切。
因此，我们对“五四”的历史及其遗产，对“启蒙”与“救亡”的历史，还存在着许多需要仔细研究的空白，还有不少必须深入思考的盲点。所以我主张要对“五四”以及“启蒙”与“救亡”的历史，进行“深描细写”，希望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相，让我们从意识形态的束缚里解放出来。当然，进行“深描细写”，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深描细写”，就要对历史发展进行概括，甚至於高谈从历史找寻思考前景，其实只会使自己陷入蒙昧之中。
事实上，许多流行的似是而非的历史观念，还存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如马英九总统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是错误的历史观念。刚刚提过的顾颉刚，早在一九二○年代就告诉我们，这是错误的历史观念了。首先，炎帝跟黄帝是否确有其人，还是问题，所谓炎、黄，应该是不同的族群，根本不是相亲相爱的同胞，双方之间打仗抢地盘争资源，可是打的你死我活的。此後，由於非常复杂的因素，两者却被纠缠牵连在一起，甚至於让中国人莫名其妙地变成他们的共同子孙。再其次，所谓中国人是黄帝子孙的观念，也是有问题的。敝所前辈沈松侨教授发表过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我以我血荐轩辕〉，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沈松侨教授解释，黄帝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历经重新发明的过程，而始成为众所知晓的人物。沈教授的研究告诉我们，原先没有人知道黄帝长什麽样子，可是到今天陕西的黄帝庙里居然却挂了一幅非常可爱的黄帝像。那麽，所谓炎黄子孙的观念，其实也是一个虚伪经过加工的历史观念。
同样的，思考我们周遭的情况，也可以发现，某些观念也是大有问题的。凡是对台湾现状有所不满时，似乎都会回想那些古老的美好的日子，会说蒋经国的时代，社会秩序多麽的安定良好，好似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说那是个美好的时代，值得怀念。可是，想一想，事实是如此吗？我们大家都知道摩西的故事，摩西带领犹太人过红海，出埃及，历经苦难，当犹太人在西奈半岛上遇到麻烦，不像当年在埃及有好日子过的时候，居然开始埋怨起摩西了，突然怀念起他们做奴隶的时光了，好像在做奴隶的时候，他们是多麽的快乐。在蒋经国统治的时代，台湾还是处於威权体制之下，在威权体制之下，怎麽会是美好的时代呢？怎麽会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时代呢？当年紫藤芦是异议分子集结的场地，一定受到很多干扰，周渝先生在座，应该可以见证。我不知道当年的场景究竟是怎麽样，但是，既然是威权体制的时代，人们的处境，应该和做奴隶的犹太人，没有什麽不一样。奴隶再怎麽快乐，永远是奴隶；自由人再怎麽不快乐，还是自由人。难道我们愿意当快乐的奴隶，而不愿意做不快乐的自由人吗？
今天我们拥有自由跟民主了，可是，要维护自由民主，其实是非常困难，非常不容易的事。特别是错误的历史观念，对破坏自由民主，威力很大。为什麽我们会有一些错误的历史观念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对历史的细节，对历史真相的了解，实在太不够了，以至於那些党国意识型态的历史渣滓，还残存在我们的脑袋里？
不过，追求历史的真相和细节，也不是没有危险的。今天我们对於历史的认识，往往表现为“壹周刊式”的历史，那麽，这样的历史，对我们来说有什麽帮助？如当前对於胡适等人的研究，注意的不再是胡适的思想影响，不再是检讨胡适思想的得失功过，而是胡适交了几个女朋友，胡适闹了几次婚外情。知道名人的婚外情，当然是件很有趣的事，毕竟他也不是圣人嘛。但是，这种壹周刊化、八卦化的历史研究或历史智慧，是能够帮助我们建构追求未来更美好的社会的思想资源吗？
所以，我认为，要认识“五四”，要探讨“启蒙”和“救亡”这座思想擂台，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和反省的课题非常多；而反省和思考的起点，必须是要把历史还诸历史，必须是追求历史丰富的细节，追求历史多样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还是以传统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历史，这样的历史，其实对社会的进步，不会有任何的作用。这样的历史，反而只能成为污染我们的思想、污染我们生活世界的意识型态而已。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要做的工作很多，怎麽样以更开放的心灵，检讨各式各样的历史解释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样的历史思维活动，就是我们大家应该共同开展的事业。的确，历史可以这样写，可以那样写，不同的立场与视野，会写出不同的历史。以二二八事件来说，站在党国体制官方意识型态的人，会说这是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提了；在受害者家属看来，却一定要找出谁是真正的凶手，要把凶手放在历史的十字架上，进行审判。然而，即使我们可以原谅凶手，不进行现实的司法审判清算，却不能不进行历史清算的工程，因为这才是透过历史，开展再反省再思考的事业，是追求转型正义的必经之路。对今天的台湾来说，透过历史真相的追求，进而开展转型正义，依然是我们的未竟之业。使历史的本来面目及其细节，可以得到认识的机会，则是一个开端。
来宾问答
问：请问中国大陆那里对民国史的研究，跟我们的研究，有何差异？
答：对於两岸研究民国史的同异，可以举蒋介石这个人物，作为最好的例子。蒋介石是所谓伟大的民族救星或是所谓人民公敌？以意识形态进行评价，只是各说各话，只是意识形态战争。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位近代史研究的前辈学者杨天石先生，以揭开蒋介石的真相为题，写过专书，他的研究，可说是轰动海内外。在杨先生对蒋介石的诠释里，肯定他是有功也有过的人物，功七罪三。据说在某个场合，有人直接批评，蒋介石是地痞流氓，谁要敢说蒋介石有功，那个人就和蒋介石一样，也是地痞流氓。据说杨天石教授听了这番话，就当做没听到。理由很简单，对方是一个党棍子型的人物，那种以官方意识形态为标准的人物，有什麽好跟他争论的？因此，对於蒋的认知和了解，对民国史的研究，在海峡两岸各有意识形态。
可是，随着资料的慢慢开放，在台湾这里，我们可以对蒋能够有比较细致的认识了。然而，对於蒋这个人的理解，如果还怀持过去敬者恒敬之、恨者恒恨之的立场，我们就很难把他放在整个历史大脉络里来理解。举个例子来说，当一九二五年，孙中山跟人间 say goodbye 的时候，蒋介石的政治地位还很低，短短几年之内，他变成中华民国与国民党的领袖。可是，当年跟孙中山一块搞革命打天下的胡汉民与汪精卫都还在世，他们的资历比蒋更深，为什麽蒋介石能够脱颖而出？虽然我们如今都骂汪精卫是汉奸，但他不是天生就是汉奸，他在革命的过程里本有其功劳；而当汪精卫、胡汉民帮孙中山代笔写文章时，蒋介石还在日本念军校，天天得出操受训，还要洗马，因此，他在革命党的辈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绝对比不上胡与汪。他能够脱颖而出，必然自有一套。综合许多史料的纪录，可以发现，蒋介石自有其非常独特的政治谋略，往往拉A打B，他即可从中受益。如从李宗仁的回忆材料里，我们可以知道，蒋为了要拉拢李宗仁，就要求与李宗仁当结拜兄弟，李宗仁同意了，就和蒋换帖，两人成为结拜兄弟；冯玉祥也有同样的回忆，说蒋要和他成为结拜兄弟。根据陈公博的回忆，蒋为了要拉汪精卫打胡汉民，他也想要跟汪精卫结拜，汪精卫本来同意了，不过，汪精卫太太陈璧君却反对，她说：“你愿意当他的把兄，我可不愿意当他的把嫂”。陈璧君很有 political sense，她知道，蒋介石是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来进行政治结盟，这种做为，就像绿林好汉一样。我们现在看来，这当然是非常落伍的政治行为；可是，从中国社会的脉络来讲，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不就是这样集结起来的吗？“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蒋不是秀才，他靠传统政治谋略打天下。可是治天下呢？特别是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呢？就不能靠这种传统政治谋略了。那麽，蒋介石有没有现代的政治认识呢？他能够引用许多接受现代的政治人才与专家，即可想见，他应该是有的。中华民国行宪以後的第一任行政院长，不是张群，不是何应钦，而是翁文灏这个被大家所忘记的人物，翁文灏可是中国第一流的地质科学家之一，後来从政了，成为蒋重用的人物。可以想见，蒋懂得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训练的人，帮助他来治理国家，建设国家。来到台湾以後，蒋会请俞大维这位哈佛大学博士当国防部长，他同意胡适建立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就是现在的国科会）的意见，他聘请吴大猷负责科学指导委员会，都为台湾的科学发展建立了一定的基础；经济上，他则接受刘大中等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的意见，推动财政改革等等。可以说，蒋介石是懂得现代政治的，他愿意以人才建设现代国家。相较於老毛，老毛从来都不信任知识分子。今天大家去参观北京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那里是当年北大红楼的旧址，就可以发现，他们不展览别的东西，居然特别展览毛泽东当年当北大图书馆馆员时帮人家借还书的桌子。当罗家伦、傅斯年在北大头角峥嵘的时候，毛泽东在北大只是小小的图书馆馆员。後来，毛在回忆自己的革命历程时，酸溜溜地说，当年傅斯年、罗家伦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谁也没有注意到我这个小小的图书馆管理员。又如梁漱溟回忆（梁漱溟这个人物可能大家不太认识了，但是他在一九三○、四○年代，也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因为他提倡乡村建设，积极参与政治，影响很大），他跟毛第一次见面时，毛跟他讲的第一句话是：“梁先生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梁说：“我们见过面吗？”毛泽东说：“是呀，当年你到我岳父杨昌济家来，帮你开门的年轻人就是我。”从这些例子看来，毛在这些大知识分子面前，可能有种自卑情结，当年他是完全没有人记得的图书馆馆员，是帮梁漱溟开门的门僮。一朝掌权，毛对知识分子的自卑情结，转变为以知识分子为敌，日後毛发动反右、文革，受到最惨待遇的是谁？就是这些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不仅被迫改造，要向党交心，甚至於像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这种人物，即使对毛忠心耿耿，为阐释毛的历史解释，大费心力，最後却还是被迫自杀。两相比较，毛与蒋的差异，可略知一二。
在中国那里，他们对中华民国史的处理，是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型态框架之下，将中华民国视为一个一九一二到一九四九年存在於中国的一个历史朝代，没有别的意义；现在虽然慢慢有一些改变，但还是所知有限。目前中国民间甚至出现所谓“民国酷儿”的现象，认为民国的一切都是好的。这种观点，虽然与过去意识形态不一样，却还是有问题的，乃至可能是接受国民党的那一套意识形态解释的。过去国民党解释民国史，有一个观点，不知道现在教科书还有没有提到，即所谓“黄金十年”的解释，指的是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七年国民党统治之下，是民国的“黄金十年”，如果没有日本人入侵，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可是，“黄金十年”的解释，完全是随国民党意识形态起舞的。实际上，一九二八年以前的中国，虽是军阀时代，并不如一般所说的那麽糟糕，别的不讲，在军阀统治时代，知识分子要办杂志、办刊物，没有限制，相对来讲，言论尺度是比较宽松的，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可是，当国民党执政以後，各式各样的限制都出现了，报禁、书禁，层出不穷。胡适在上海办《新月》杂志，批评国民党、批评孙中山、蒋介石，就被查禁了。国民党还推动“党化教育”，要求学生必修“党义”，要求任何场合都要背颂孙中山遗嘱（当时称为总理遗嘱），学生必须学习孙中山的遗教（当时称为总理遗教），军阀统治时代，可都没有这些东西。胡适那时是上海公学的校长，在他主持之下的中国公学，开会不背总理遗嘱，学生不学总理遗教，结果胡适受到警告，最後抵挡不住来自党的压力，胡适离开了校长的位置。也就是说，“黄金十年”的历史本来面目，也是需要澄清的，“黄金十年”的观念，不见得是正确的。可是，非常有趣，“黄金十年”的观念居然在中国开始流行起来了。或许随着中国当前的发展，他们知道自己的历史认知是有问题的，大概“物极必反”，因此“黄金十年”的观念，与共产党解释的中华民国史完全不同，不仅是一种新的观念，让他们知道过去曾经有过那样的时代，还可以藉此来讽刺现状，所以开始流行起来了。可是，“黄金十年”的时代其实是一个畸形的时代，绝对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是个理想化的时代。因此，对中华民国史的解释，实在是我们需要再反省、再思考的议题。
问：请教关於新文化史研究取向的意见。
答：新文化史是现在世界史学界正“夯”的一个课题，台湾史学界当然也受到感染和影响，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很多。新文化史的作用，主要是能够扩张历史课题的视野，让过去许多不受重视的课题，不会注意到的许多方面，因此得到重视。新文化史观照具体社会生活的历史，让我们可以发现原来过去也有这样的现象，并探讨其意义。
然而，在我看来，新文化史还是史学研究，既然是史学研究，就不要忘了，必须立基在紮实的材料基础上，没有紮实的材料基础，到头来只是帮某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的研究添加注脚而已。我刚才提到“深描细写”，这就是人类学家先提出的主张。但是，我说要对历史进行“深描细写”，主要是希望是不是因此能够可以让我们的论述与解释，更能逼近於历史事实。回到刚刚李大钊的例子。对於河上肇如何影响李大钊的情况，我们做的非常不够，知道的不多。因此，在研究成果不足的情况之下，我们自然没有办法知道，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源头，究竟经过什麽样的变化。早先，日本可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中共成员到苏联去留学，如瞿秋白留学回来，带回了一九二○、三○年代，以列宁史达林的意识型态为纲领的马克思主义，那就与从日本为管道而知晓的马克思主义，大有不同。两者之间，是否发生冲突矛盾，可能就是非常有趣的课题。以郭沫若来讲，他早先以马克思主义诠释中国历史，依据的是恩格斯的观念；可是，郭沫若的後继者如侯外庐，对於中国历史的解释分析，固然根据马克思，却不是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等已经出版的著作，而是根据在一九四○年代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手稿。也就是说，侯外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源头，进行他的诠释研究。那麽，郭沫若与侯外庐对於中国历史的解释分析，实际上就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那些马克思主义者讲的马克思，究竟是马克思的马克思，还是恩格斯的马克思，或是列宁、史达林的马克思，甚至於开句玩笑话，说不定是牛克斯的马克思。因此，只有透过这种前後脉络的比较研究，我们才能够对於他们的历史解释，做出比较细致的分析，进而能够让我们了解，原来那些历史解释，并不是绝对真理，还存在着其他的历史解释，却被我们遗忘了。因此，“深描细写”的研究取向，当然与新文化史研究的思考取向一致，但必须以大量紮实的历史材料为基础。但是，就“深描细写”这种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来说，另有一点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深描细写”也有可能会变成《壹周刊》式的历史，也就是说，“深描细写”可以让我们知道某个个体人物非常丰富的生活细节，但若走火入魔，就会变成太过於注重这个人的生活细节，而忘了这个人的真正重要贡献。我们对历史人物进行“深描细写”，怎麽会是要知道他喜欢用左手挖鼻孔还是喜欢右手挖鼻孔？以胡适研究的成果为例，有人研究胡适，只注意胡适对自己的身体的观察与反应，专门研究胡适的痔疮症状对他有什麽影响。我怎麽也无法理解，胡适有痔疮，so what？这样的研究，究竟有什麽意义？这种“深描细写”的研究，如何能看出胡适这个人的地位，如何能解释检讨他对中国与台湾的影响？某位历史人物之所以应该被我们记得，值得被我们检讨，是因为他的思想确有其代表性，是因为他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上扮演了独特的角色，那麽，驱动着他行动的思想观念，其来源又是什麽，这些才是值得我们以“深描细写”进行研究的课题。新文化史注意物质条件的变化，注意人物对自我的身体观的变化，当然可以得出有趣的结果，但是，有趣以外，so what？只是增加聊天的话题而已。
我认为，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对於我们认识历史的细节，确有启发的意义；但是，它的启发意义，不是让我们只注意到洗澡水，却忘了里面还有一个BABY；甚至於在倒洗澡水的时候，也把BABY一起倒掉了，这似乎有点过头了。例如，一些以新文化史的取向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名家们，注意到法国大革命时，出现过工人的屠猫现象，出现过工人奇装异服的现象，真是匪夷所思，一般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人，不会注意这些现象。可是，新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学者，可以从中看出统治关系的变化。为什麽工人吃饱了没事干要去杀那些猫，不是因为他们有虐待狂，而是藉由这样的杀猫仪式，可以表示他们对老板的不满，抗议老板的所作所为，以这种方式，既宣泄了对统治关系的不满，而老板却找不到处罚他们的把柄，不能对他们怎麽样。工人阶级为什麽要穿奇装异服，这种特殊的行为，可能是表现出他们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也可能是在新的统治关系里，可以藉此展示自己独立自主的地位。我想，这种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可以由小见大，没有因为“深描细写”而忘记大时代的脉络，才是比较可取的。就像以新文化史的取向研究“五四”，研究的结果，却好像“五四”运动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不是只见小不见大吗？最近有位年轻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谈“五四”怎麽样在地方社会里被运动起来。中国这麽大，北京、上海发生的学生抗议的行为，怎麽样传播到一般的地方社会，藉此可以知道“五四”的波纹，如何一层一层传递到地方上；可是，一旦传播到地方社会时，又因为地方特殊的生态环境，而可能改变了运动的本来诉求，学生运动原来是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果在地方上变成学生群起抗议校长对学生的生活管理政策。这样的研究，才是具体深化“五四”研究的表现。但如果只述说学生如何抗议反对校长提出宿舍的宵禁政策，即使讲的再详细，却不注意“五四”的整体脉络，忘记“五四”的具体波纹效应，不能注意地方上的学生的行动可能是有意识模仿大都市学生的所作所为，只见树不见林，那就真是太可惜了。所以新文化史还是必须以紮实的材料为基础，以这种取向进行研究，可以做小题目，却不应该忘记了大时代的脉络。
问：请问黄帝如果是清朝时候制造出来的，那麽清朝为什麽要制造？如果黄帝是後来制造出来的，炎帝是不是也是後来制造出来的？
答：对不起，我的话没讲清楚，重行制造黄帝形象的，不是大清帝国的统治者，而主要是革命党，当时革命党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民报》就登出一张画像，还注明说这是中华第一始祖黄帝像。据学者考证，其实那张图是抄自日本人编绘的中国历代名人图；黄帝的真正长相，谁也不知道。革命党人要以黄帝为符号，动员号召人们进行革命，声称我们都是黄帝子孙，而满清统治者是满族，并不是黄帝子孙，所以革命党人革命有理，造反无罪。当然，在历史记载里，黄帝古已有之，《史记》就已有黄帝的记载。可是，司马迁写《史记》时，他见过黄帝吗？也没有，他是根据各式各样的载籍传说，把黄帝的故事变成历史，因此好像成为事实。此後，经过革命党的宣传，又经过教育体制与教科书，一代又一代，积累下来，黄帝子孙的观念，居然变成真理。在各式各样的传统中国古书里，也有炎帝的记载，但是炎帝是属於今天中国那一省那一地方的人，谁也不知道，但是，今天中国各地到处都在抢炎帝，说自己这里才是炎帝的出身地，为什麽？因为大家都将炎黄子孙的观念视为理所当然，说我们这里是炎帝的出身地，可以带来观光效应。在我们现实生活世界里，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蒋纬国就说蒋经国不是蒋中正的亲生儿子，这样的说法，一时之间，也曾经引起喧然大波。可是，话讲回来，蒋纬国讲的，就是真的吗？谁也不知道。况且，蒋纬国自己的出身，同样也是扑朔迷离。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蒋纬国的母亲本是日本人。当蒋介石跟他的好朋友戴季陶，追随孙中山，参与反袁世凯的革命失败以後，他们都流亡到日本，在日本的时候，蒋与戴同时都与一位日本女人相好，结果她怀孕了，因为戴季陶惧内“妻管严”，不敢承认，蒋介石天不怕地不怕，所以就认了这个儿子。蒋纬国长大後，知道这件事，跑去问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我到底是戴伯伯的儿子，还是我爸爸的儿子”？据说戴安国也不多说什麽，拿了一面镜子，又拿一张戴季陶的相片，问蒋纬国：“你看一看，你比较像你爸爸，还是比较像我爸爸？”这事是真是假？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除了一九四九年“下野”之外，他从一九四八年一直做到一九七五年。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蒋经国则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因此，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八八年，这四十年里，除了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五年间是严家淦当总统之外，中华民国的总统都姓蒋。那麽，追究蒋经国到底是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其实没有意义；根本不能改变“蒋总统”曾经统治我们长达三十几年的事实，也不能够改变我们在那样一个威权体制之下被统治的经验。
从这些例子来看，我们对传统历史人物的认识和理解，可能都有问题。他之所以被会创造出来，是可能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与因素之下，被某一些人，依据特殊的要求，而把他编造出来，把他重新勾勒出来。没想到，经历这样的过程，这些人物，成为我们今天大家都信以为真的人物，他的历史，不可怀疑。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的观念，变成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实时，我们是否要重新思考，这种观念是不是真的？特别是这个观念，可能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用的时候，我们还要遵信不疑吗？例如，“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个观念或论调，是中国官方的基本立场。可是，鸭绿江以东、黑龙江以北那一大片地方，为什麽就不是“中国自古以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呢？当年依据《马关条约》，所以台湾被割让给日本，《马关条约》是国际条约，众所公认；鸭绿江以东、黑龙江以北那片地方，割让给俄罗斯，则是依据《北京条约》、《天津条约》，那也都是大家公认的国际条约。既然都是依据国际条约而割让给别的国家的领土，为什麽只有“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必须“收复”，而鸭绿江以东、黑龙江以北那一片地方，就不必“收复”？同样的，什麽叫做“自古以来”？通常说，三国的孙权曾经派兵“夷州”，“夷州”即台湾古名，因此台湾从三国时代就是中国的领土了。可是，孙权派兵的“夷州”，到底是哪里？没有人能确证。反而，我们知道的历史事实是，清圣祖康熙皇帝派遣施琅消灭明郑，拿下台湾之後，当时在大清帝国内部，出现许多议论，认为台湾是化外之地，大清帝国统治鞭长莫及，纳为领土，反而增加帝国的困难，所以不要这块土地。施琅反对，认为台湾是海疆之舆，是大清帝国在东海地区非常重要的岛屿，不能不要，最後才决定把台湾纳为福建省的治下，台湾至此方始成为大清帝国的一部分。所以，所谓“自古以来”，其实一点都不“古”。我们重新思考那些流行的观念，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历史神话”。我们当然不会希望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面，始终存在着许多为现实政治而服务的历史。如果我们不走出“历史神话”的意识形态，不仅对我们没有帮助，而且非常危险。将“炎黄子孙”的观念视为理所当然，以民族主义的观念做为我们生活世界最重要的认同元素，恐怕只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就是如此。世界史上有太多太多的例子，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其实，我们过去的历史舞台上，已经出现过对这个问题的反省与思考了。像是《自由中国》在一九五○年代时，就已经提出超越民族主义的认同观念了。当时国民党政府高喊要反攻大陆，解救大陆苦难的同胞，为了要反攻大陆，解救他们，所以需要蒋介石领导，所以可以冻结宪法的规范，修改临时条款，让蒋介石一直当总统。《自由中国》反对这种主张，他们认为，中华民国既然被迫来到了台湾，就更应该要落实民主的宪法，以後有机会反攻大陆并成功的时候，这部民主的宪法一定可以成为改造中国的基本纲领，这才算是真正的解救大陆的苦难同胞。因此，应该要走的道路是实现民主宪政，应该要认同的是民主的宪法，在民主的宪法之下，我们身为国民，享有同样的权力与权利，尽同样的义务，彼此就会发生联带关系，我们当然就会爱这个国家。用现在的术语来说，他们主张的是“宪法爱国主义”的观念。如果我们不重新挖掘《自由中国》当年的思想主张，就会不知道台湾思想史上曾经有过这些前辈，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今天还是比较健康，比较有益处的，是可以超越民族主义的观念的。
今天我们在紫藤庐举行演讲，这里当年的主人周德伟，当年非常努力地介绍海耶克，也有同样的意义。周老先生为什麽要介绍海耶克，就是要破除当时流行的经济观念。过去台湾处於国家几乎包揽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而这种经济计划体系往往又是为党国乃至特权阶级服务，弊端当然不可胜数。蒋经国的儿子蒋孝勇，当过中兴电工总经理，当时中兴电工的业绩特别好，原因不在於蒋孝勇的本领高强，或是中兴电工的产品比大同公司的更好，而是因为他是蒋经国的儿子。许多行业，被特定人士独占垄断，毫无自由竞争的空间，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所带来的祸害，多麽可怕！现在诉诸素朴的平等观念，准备开始课徵奢侈税，要有钱人多交一点税，穷人少一点税，造成平等均富的社会，好像很有道理。但是，这种政策怎麽可能是中华民国的唯一独创发明，美国早就推行过了。结果，第一个倒楣的是佛罗里达的游艇公司，因为要课税，有钱人都不愿意订购游艇，佛罗里达不少人因此而失业。最後，税金可能没收到多少，反而先制造了一大堆社会问题。向买GUCCI、LV的人徵税，大概可以增加多少税收，固然可以用数字估算出来，它可能带动的社会影响，却不见得可以用数字计算出来。推动一项经济政策，不能只考虑数字效益，它可能连带发生的社会效应，实际上往往不是政府国家事先可以预料到的。为了增加几块钱的税收，却可能带来其他不可预料的悲惨後果，岂可不慎。海耶克与周老先生主张自由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正是基於如此的认识，可以说，他们当年的思想，到现在还有启发意义。
因此，如果不研究历史，不知道早就有人对现在流行的观念，进行过反击、反抗，有所批判，或是忘记有人曾经引介过更有意义与价值的观念，我们怎麽会知道未来的路要怎麽走？所以说，重新认识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迷思，也可以重新认识现实。如果我们全盘接受既存的历史观念，毫无反思，也不尽力追寻过去的历史真相，而只是戴着钢盔往前冲，最後倒楣的会是谁呢？讲实话，就是你跟我而已。如果说历史有什麽现实效果的话，这大概是一个现实效果吧。可惜的是，偏偏我们从历史学到的最大教训，就是我们什麽也没学到，真是令人遗憾之至。
今天讲的拉拉杂杂，也可能有所冒犯之处，请大家多多原谅，也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本作品亦刊载於传记文学第九十八卷第六期p.2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