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一代甲骨大师董作宾写了一封信给胡适，信里谈了很多，特别是言及关於这一年即将举行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院士的事，尤其发人兴味。董作宾殷切地表明，他自己愿意放弃膺选为考古学领域的院士的机会，反而劝说胡适投梁思永和郭沫若一票，因爲前者在病中，应该藉此「给他一点安慰」，至於後者呢，「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其实，不要等董作宾的建议，在胡适的心目里，郭沫若早就具备院士桂冠的资格了，反倒是梁思永「名落孙山」。试看胡适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他於当天发出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拟提名单」，洋洋洒洒，充分展现了他对於谁可以享有这分学术荣誉的认知：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至於在「人文地理」与「民族学」这两个领域里，胡适则「想不出人名」，无法肯定有那位学人可以进入院士的行列。
依据第一届院士当选人，後来更担任中研院院长的吴大猷回忆，这一次「破天荒」的院士选举过程，从一九四六年开始筹划，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400余人，至一九四七年由中研院评议会审定候选人150人，翌年再由评议会选出院士81人。当时的胡适是北京大学校长，也是中研院的评议员，自然可以北大校长的身分提名院士候选人，同时还可以在选举之际投票。董作宾的「请求」，其来有自。
然而，究竟谁才得以享有院士的荣光，绝对不是胡适一个人说了就算。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同样也可以「研究机构」的身份提名院士候选人，因此史语所所务会议上也通过了一分史语所的「推荐院士候选人」名单：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
史学：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余嘉锡、柳诒徵、徐中舒、陈受颐。
中国文学：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沈兼士。
考古及美术史：李济、董作宾、郭沫若、梁思永（以上考古）。徐鸿宝、梁思成（以上美术史）。
语言：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
民族：凌纯声（参见：《傅斯年档案》，档号：IV：39；原件将柳诒徵误书为柳贻徵，迳改之）。
和胡适的提名名单两相对比，出入之处颇堪玩味。像是哲学大家冯友兰居然不在胡适的名单之列，本院翟志成教授便认为，这很可象徵着胡适对冯友兰的敌对态度，信然。不过，胡适究竟未可一手包揽，冯友兰终究还是荣膺此衔。更有意思的是，向来和胡适唱反调的郭沫若，非但名列候选人，而且最後还可以戴上这顶学术桂冠，其象徵意义，更是众所侧目。
异军突起於「五四」时代的郭沫若，本来是诗人，政治兴趣亦浓厚之至，特别是他向来和中共站在同一战线上，早在一九二七年便公开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一篇讨蒋檄文，把蒋视为「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政治立场鲜明之至。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後，身为远航的游子，无法直接加入「武器的批判」的阵营里去了，他於是转而拿起笔来当成「批判的武器」，在文化战场上开火。然而，做为诗人而崛起文坛的他，并没有继续深入向文艺领域进军，反倒开始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文献方面发展，这样的转折颇为费人疑猜，也引起史家探究的兴趣。史界前辈余英时先生与逯耀东先生都曾论证指出，郭沫若之转治古史最重要的动机之一是他要打倒胡适，观乎他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意有所指地嘲讽胡适，可谓确得其解。郭沫若的这部书，极力论证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符合马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可视为另外一种表达政治意见的方式，俨然即是一篇暗示中国必然走向社会主义/主产主义社会的政论文字。但是，这部书的史料基础却也颇称紮实，是他「颇用心於甲骨文字与古金文字之学」的结果，同样亦治甲骨之学的董作宾便曾评价述说道：
[…]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於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引自：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台北：大陆杂志社，1952〕，页8）。
郭沫若与董作宾之间，对双方研治甲骨之学的成果，本即早已有所交流，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於1933年出版後，他即致函是书之出版者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要求寄赠给董作宾三部（亦包括赠史语所者），董作宾亦尝函告郭沫若曰彼友亦欲购之（见：马良春、伊滕虎丸〔主编〕，《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页275-277；郭沫若的其他相关着作亦拟寄赠给董作宾，不详述），董作宾会写信给胡适推荐郭沫若为院士，其实是双方长久学术往来的结果。
当然，史语所同仁对郭沫若的成果，未必都持正面意见。像是首任所长傅斯年便批判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旧史不足徵，惟新史料不妄，用是新旧史料之相冲突者，则推翻旧史料而抹杀之，顾不论其本不必合与无须抹杀也」（傅斯年，〈中国上古史与考古学〉，《傅斯年档案》，档号I：807；原件将是书误称为《古代社会研究》）；而以《甲骨学商史论丛》扬名的胡厚宣亦在致傅斯年报告己身打算撰述是书的信函里，同样批评郭沫若「以研究甲骨文字之人，而抹杀甲骨文中证据，此大不该也」（〈胡福林致傅斯年（1942年5月18日）〉，《傅斯年档案》，档号III：833），评价不高。
待得郭沫若之名列院士候选人的名单里，在中研院评议会里讨论时，意见就更多了。当时傅斯年远在美国治病，所务由他向来欣赏的夏鼐代理，他很清楚详尽地向傅斯年汇报当时的场景。夏鼐在信里说，当时评议会里讨论在各方推荐名单里谁有资格列名为院士候选人，各有所见。像胡适於哲学领域又多推荐了一位陈康，因为「陈氏希腊哲学造诣颇深」；周鲠生则认为李剑农「对於中国经济史及近代政治史皆有成绩」，故予以推荐；会中还「有人提出何以不列入熊十力、朱起凤、向达三先生。经胡适之先生解释後，亦无异议」。至於不是评议员的王叔岷则扬言谓「刘文典先生之《淮南子》及《庄子》，校勘考据皆甚糟糕，并云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廌为候选人」（但是，刘文典最後还是居於院士候选人之列）。然而，最引起争议的便是郭沫若了。在本来的推荐名单上有化学科之赵承嘏与萨本铁二人，惟「因其曾任伪大学行政职务，故加删除」，又有人以为郭沫若先生同情共党，其罪更浮於赵、萨二先生，主张删除。不是评议员但是代理所务的夏鼐，代理傅斯年出席盛会，见此局面，「以为此事关系颇为重大，故起立发言」，声言曰：
[…]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以学术之贡献为标准，此外只有自绝於国人之汉奸，应取消资格。至於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会中意见分歧，最後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投票结果以十三票对八票，仍决定将郭氏列入…（〈夏鼐致傅斯年（1947年10月20日）〉，《傅斯年档案》，档号III：535）。
显然，郭沫若之终可当选中研院院士，实有赖於夏鼐的一席话，否则，他可是连院士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呢。
夏鼐本人对於这一次的院士选举还有好些想法，在给傅斯年的私信与公开发表的文章里（夏鼐，〈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观察》周刊，第5卷第14期〔1948年11月27日〕），都有长篇大论的抒发，这里就不多谈了。
法国思想家Pierre Bourdieu对「知识场域」（intellectual field）的构成，有精彩的论述。在他那里，某个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知识场域，是由占据着不同知识位置（intellectual positions）的众多行动者（agents）所构成的。在这个「场域」里的每一个分子（elements）不但以某种明确的方式相互关联在一起，它们亦各有其明确独特的「重量」或是权威性，所以，这个「场域」其实也就是一种权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的「场域」。这个「场域」里的行动者，彼此相互竞争，竞争什麽呢？那些可以界定什麽是知识/思想既成体制（intellectually established）及文化正当性（culturally legitimate）的权利（right）。只是，在一个「场域」里，其实还可以看到许多的「次场域」（sub-field），它们在这个「大场域」里各有一片天地，而它的内部也有和在「大场域」一样的情境。Bourdieu更强调了各式各样的理念的位置或关系的属性：在一个「场域」里，正统/异端其实是相互界定的。这样看来，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本为学林盛事；然而，它绝对不会只是「学术」而已。学者之间，对於谁可以荣膺这顶知识场域的桂冠，各有想法，各有所见；更令人惊异的是，「政治立场」居然也可以成为「封杀」某人如郭沫若列居院士候选人的理由，「知识场域」里的权力关系，於此思过半矣。还好，有夏鼐的「临门一脚」外加那十三位中研院评议员的学术理性，政治/学术的「异端」，也可以找到他们的生存空间，乃至於扬名立万（当然，郭沫若大概对此荣衔「不屑一顾」罢？他并未出席第一届中研院院士会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代史学大师（也是第一届中研院院士）陈寅恪的理想。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来看，中央研究院做为当时的学术界里的一方学术净土，还是自有其学术独立自主运作的空间。待得一九四九年之後，以郭沫若为院长的中国科学院，却显然不是这样学术传统的继承者。谁可以荣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场域的桂冠（及随之而来的高级生活待遇），只有以政治为标准；至於其中转折，那则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